刘同军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100144，北京)

谈话节目通常由主持人、嘉宾(有时还有现场观众)在演播现场围绕话题或个案展开即兴、双向、平等的交流。近30年来，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的影响力达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人们获得新知、了解社会、满足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借鉴国(境)外电视台的“脱口秀”节目形式，我国的各级电视台也纷纷推出自己的谈话节目，其中很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品牌栏目。谈话节目的内容不断丰富，粗略分为：“新闻信息类谈话节目”“人际关系类谈话节目”“综艺娱乐类谈话节目”“专题对象类谈话节目”等；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如“聊天式谈话”“访谈式谈话”“论辩式谈话”“综合式谈话”等。谈话节目往往成为新闻、电影电视剧、文艺娱乐节目等板块之外电视台提升收视率、扩大受众影响的有效途径。

通常人们都把1996年中央电视台开播的《实话实说》作为中国内地谈话类节目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在1993年中央电视台开办的《东方时空》中，其中的《东方之子》和同年东方电视台开办的《东方直播室》已经有谈话节目的性质。1996年以后，电视谈话类节目遍地开花，中央电视台有《实话实说》《艺术人生》《对话》《大家》等，湖北电视台的《往事》，江苏卫视的《人间》等等接踵而至，香港凤凰卫视更是“全台皆谈”，光中文台就有《鲁豫有约》《锵锵三人行》《问答神州》《名人面对面》等等。新时代的央视更是一“谈”到底，不断推陈出新，《对话》《朗读者》《决战2020》都有不俗的收视表现。央视新闻频道的大型扶贫视频访谈节目《决战2020》一开播就受到传媒学界的关注，不仅因为节目内容紧扣时政，节目的制作形式也可圈可点，最主要的突破在于，节目把由《朗读者》开启的新时代电视谈话节目引向了深入，也用实绩回应了对央视谈话节目的质疑，并提示我们进一步关注谈话节目长盛不衰的观众心理层面。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谈话类节目这样持续走红呢？见仁见智，许多研究者都发表了不少卓有创见的文章，笔者拟从接受学视角，对这种节目走红的传播策略、受众感受等进行分析。

1 文化传统的隐性契合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有众多影响深广的文化经典是以对话体的形式呈现的。像《论语》《庄子》《孟子》等先秦著作，就是对话体的经典。这种文体在后世也得到继承弘扬，成为一种既能再现场景、也能记载思想的文体。《论语·先进》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庄子·秋水》中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孟子·梁惠王》中孟子与齐宣王的“以牛易羊”的讨论，都是脍炙人口的“谈话”。后世也不乏这样精彩的“谈话”，如王阳明《传习录》中“游南镇”时的一番问答，可谓之精彩绝伦。禅宗中的大量“公案”，也往往以对话的形式表现精深的禅理。从接受学的角度看，这些经典中的“谈话”，往往因问题而起，对问题的解答、对仁者智者思想的表达是其旨归。其中的问题，接受者也可以视为自己的疑问，因而可以形成一定的“代入感”。而且，这种“谈话”形式的文体，还往往有一定的情景交待，具有一定的情节性，现场感比较强，较之纯粹的论述性的文本，具有比较强的亲和力。“谈话”这种文体在现当代还不时出现，可能是时代的变化，人们对这种文体不太重视了。如果将这些对话转换成视频，就与当代的谈话节目非常相近了。

邓晓芒先生曾经敏锐指出，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直到黑格尔，贯穿着一条“逻各斯主义”的传统，体现出对语言及其逻辑关系的高度重视(“逻各斯”一词的本义即是语言、话语)；相形之下，中国古代哲学却一开始就采取了蔑视和放弃语言本身的态度，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更不是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当作本体和客观规律。这一方面使中国哲学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因素停留在原始朴素的水平，无法上升到辩证逻辑的高度。[1]但是形象譬喻和交流对话恰恰是中国哲学表达方式特殊之处，无论出言玄远还是要言不烦，其表达的主题也只有在对话的语境中存在和显现，但凡立言，必有所指，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两种方式从根本上说和我们今天的谈话是息息相通的。

当然，电视谈话类节目和这些谈话文本毕竟不能简单比附，然而就二者实质形态而言，至少有两点是一致的：一是形式上，他们都是针对某个具体事件的宾主问答模式。二是得鱼忘荃、言以达意的功能上，我们看谈话节目并不是去记录谈话语音本身，而是探求获得语言的所指意义，这和古圣贤的表达也是重合的。这样的谈话体经典能够长盛不衰，至少说明，我们对这种对答形式的接受、认同，是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或者，谈话节目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是相契合的。

2 满足观众需求的话语方式

话语方式一般认为是指言语交际中人们用来表达思想的形式。稳妥的话语方式，让人如沐春风，不当的话语方式，势必让交流陷入被动，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话语方式所造成的这种差异，究其根本在于背后藏着社会历史和言说者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心理。在后现代哲学场域，人们发现即便是这些暗藏身后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心理，也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福柯曾说：“在说话的时候，看似是我们掌握着主动权，我们在主动地说些什么，但是因为人是在这个社会被各种权力和话语构建出来的，早已不是出生之时的天然的本真状态，而是社会各种制约、制度的产物。”[2]这也正是福柯的著名论断：“话语即权力。”如果追溯其哲学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后期所提出的本体论主体间性思想。从语言的本体性出发，海德格尔提出了“语言即思”的哲学命题。“语言即思”颠覆了传统的说话者和语言之间的“说与被说”关系，而把说话者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一种“应合者与说”的关系。“应合者与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主客体对立关系，而是一种说话者主体和对象主体(语言)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两者相互对话、相互理解。

但是，在当代媒介研究者眼中，“话语即权力”还呈现为另一种形态，即游离于书面语与日常语之间的中间形态。人们一般将话语分为书面语和日常语。这两种话语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一般来说，书面语较为规范、谨严，日常语较为零碎、随性；书面语较为文气，日常语较为通俗；书面语较为费解，日常语较为浅近；书面语较为凝练，日常语较为散乱；书面语句子长，日常语句子短，等等。两种话语方式存在于不同的语境中。谈话节目中的话语，某种程度上看，既不同于书面语，也不同于日常语。从规范、谨严方面来说，它更接近书面语；从浅近通俗方面来说，它更接近日常语。可以说，它是一种经过处理和提升的日常语，或者说是一种日常化的书面语。这种话语，是现场主持人和谈话嘉宾说出来的话语，带有现场说话所具有的表情、口气、语调等因素，与对书面语的朗读并不相同。由于是在一个比较正式的、面对受众的场合“说话”，所以，场上的所有人都要斟酌表达的正式性、严谨性、规范性、流畅性、有效性，并不能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随意、即兴地表达。实际上，谈话节目往往是经过周密准备的、有话语底稿的、甚至经过一定“彩排”的。谈话节目中的话语并没有日常话语中的那些“废话”和冗余成份，很干净利索，很明白晓畅，甚至还要注重话语的生动、形象，有一定的感染力。这就是说，谈话节目的话语，俨然成了处于书面语与日常语之间的一种话语方式。这种话语从接受的角度来说，既不像书面语那么费解，也不像日常语那么浅薄，因此能够产生耐人寻味的效果。比如，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主持人和嘉宾就某个重要时事进行问答，其话语既有别于政治评论的书卷气息，又不同于一般私下场合的无忌放言。谈话类电视节目是一种白居易所提倡的“务使妇孺能解”文学风格的复归，只不过，这种复归假借了现代传媒的先进手段。

3 形成有“看头”的表达空间

从电视节目制作传播角度来说，“有看头”意味着节目本身具有超过人们收看效果的心理预期。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单一的信息资讯表达。就同样的新闻，不同的人所观察的角度是不同的，所呈现的新闻现场也是不同的。如果两个新闻当事人来共同表达，人们很容易在他们的表达中发现被过滤掉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因为新闻当事人的有意无意规避，而成为新闻的暗河，只有谈话节目，让暗河闪烁出它应有的光芒。我们常说，横看成岭侧成峰，同一件事情，思考角度不同，看到的东西也不同。如果能在谈话中，从多个角度看问题，交换表达空间，就能将观众的思维拓宽，就会提供出和单一信息本身更丰富的表达空间，从而让谈话具有了新的意义和高度。

比如某节目某期谈的是知识付费这样一个话题，嘉宾来自不同领域，我们看到，与谈嘉宾分别从用户角度、内容生产者角度、创业者角度、投资角度、行业角度、认知方式角度、社会发展角度和消费者角度等等诸多方面去审视，不同的观众在同样的节目中得到的信息是不同的，从而让一个主题节目的表达空间实现了意义的多元化，这是此类谈话节目的一大特点。

仔细溯源、观察谈话类电视节目，我们大体会找出一个模型，即围绕一个问题，大家各抒己见，这当中，通常会找出意见完全相左的两位嘉宾，他们进行的对话实际上也是一次小型的辩论。如果调查中国电视四十年来印象深刻的电视节目，1980—1990年代的电视辩论赛绝对会是高票当选的一个，要问为什么？显然是因为它在电视上提供了一种难得一见的针锋相对的思想碰撞，虽然它只是年轻人的纸上谈兵。谈话类节目的出现把这种思想交锋正式带出校园带进了百姓生活，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了它的开拓意义。谈话节目不仅仅是简单的问答，还有深度的交流、交锋。这种交流、交锋，有点类似于剧作中的冲突，只不过这里的冲突不是以情节的形式，而是以话语、以坐而论道的形式出现。我们甚至可以从一些精彩的谈话中感受到思想的碰撞与冲突。也即是说，谈话节目虽然是线性展开的，但也并非平铺直叙的。这样，谈话节目就比一般强调真实性、客观性的新闻好看，也比过于专业的、讲求深度的知识性栏目生动。

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嘉宾都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即便他们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由于他们的视角和表达方式的不同，还是会形成不同的“角色”。实际上，在不少的谈话节目中，存在着隐性的争辩。这让整个谈话节目热闹起来。这种隐含争辩性质的谈话类节目的走红与电视观众的收视心理有关，每个人对同样的电视节目体会不尽相同，“因为人们(笔者注：这里指电视观众)通常拥有不止一个的社会位置，他们形成并维持不同的自我身份，这都能使他们以不同的、有时是矛盾的方式诠释任何既定的文本”。[3]人们可能在争辩性谈话节目中找到自己的立场，找到自己的“代言人”，或者，由某位嘉宾说出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心声，产生“深得我心”之感。当然，观众也可以以超然的态度，静观各方的“谈话”，思考他们的看法，判断哪位嘉宾的看法更合理，并由此启发各自的思考。

4 观众的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

从媒介互动的角度，谈话类节目为思想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现在，媒介互动已经不是一个时髦话题，是否能进行互动甚至成为一个媒体是否具有人气的最重要指标。这种互动功能首先得益于电视和观众的独特关系。“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电视使用一般被构造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使用电视的人具有一定的分离性与独特性，这是就客观事物，如电视和其他使用电视的人而言的。但在此同时，人们又是与电视和其他使用电视的人保持联系的，正是这种同时存在的分离和联系，人们的电视使用才有可能存在着一种内部的思维过程，也由于这一点，构成社会生活的任何一种活动中才可能存在着一种内部的思维过程。”[4]这种内部思维过程甚至被人形容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界上仅有两个地方——他们的住处以及他们的电视机的摆放处。”[5]这种认同使得电视上的谈话具有了互动的潜能，即充当嘉宾的对话者无疑具有这种内部思维过程，他和电视机前的部分观众思想背景是一个色调的。这里说的同一个色调并不否认个体思维的独特性，只是他的角色因为具有了这种内部思维过程而较容易获得电视观众的认同，换言之，他是电视机前部分观众的代言人。这一点，只要对谈话类节目的嘉宾稍作调查就能理解，因为这些嘉宾通常都是广有影响力的某种观点的代表，电视台绝不会请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嘉宾。这是传媒本性所决定的，也是谈话类节目不可逾越的底线。事实上，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电视谈话类节目的生存空间，为了能让话题广具人气且不乏思想深度，好的谈话类电视节目往往对选题、嘉宾慎之又慎，而且配备了专门的策划智囊团。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新闻1+1》等。

当然，这只是初级意义上的互动，或者叫做间接互动，因为谈话类节目的嘉宾充其量不过是个具有某派观点的观众的代表，通过他们之间或者他们与主持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并不能完全代表每个观众个体。尽管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嘉宾有越请越多的趋势，比如有的节目让现场的观众也广泛地参加到节目中来，但这种互动仍然改变不了有限的性质。但不管是有限还是无限，只要是互动就意味着思想交流。电视谈话类节目的思想交流和一般的思想交流不一样的地方还在于，交流者所陈述的观点通常都是即席的、应变的，电视谈话类节目也因之具有了更浓的真实色彩。事实上，任何一种陈述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福柯甚至名之以“事件”(event)。“不管它是多么平常、不管人们把它的后果相像多么微不足道、不管在它出现之后会被迅速地遗忘、不管人们设想它很少被理解或被识破，陈述都始终是一个无论是语言，还是意义都无法使之枯竭的事件。”[6]而这种谈话类节目中的陈述显然更具有“事件”的性质。

在观察中国内地谈话类电视节目形态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到电视主持人姿态的改变因素，在过去的非谈话类节目中，主持人通常会成为整个节目的中心，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似乎天然具有一种道德裁判的架势。而谈话类电视节目中，主持人这种姿态彻底被颠覆，他们要么退居到话题背后，要么和嘉宾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进行交流，观众与主持人的距离无疑大大缩小。从传播效果来说，这种平等交流的效果无疑比居高临下的姿态要好很多。从社会学角度，谈话类电视节目主持人转向平等地与嘉宾交流，这是主持人角色的一种调整与变革，其亲民色彩也是对民众社会身份的尊重，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5 话题的有趣性与社会关注度

社会关注度本质上说是探求话题的公共性。公共活动领域是每一个人都生活于其中、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领域，是由众多个人组成、不能不关心的公共领域。所谓公共性是借助公共资源完成的可共享利益的活动时所呈现的属性。它体现在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政策的制定与实行，基础设施及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教育、国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虽然公共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但其基本特征一直为公共性。而媒介天然具有聚焦公共性的特点，它不断助力形成公共关注热点，同时自身也被公共热点所塑造，具有一种能动和反动的双面特征。

谈话节目往往能就观众感兴趣的话题、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话题展开谈话。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海峡两岸》节目，就观众感兴趣、社会关注度极高的热点话题。每周中央电视台4频道四套节目就当周台海两岸发生的新闻进行谈话，既有大陆的专家，也有台湾的学者，嘉宾与主持人对台海局势进行评论，揭示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因素，发表具有较高站位的看法，从而满足观众对台海局势的关心和关注。中美关系一直是人们特别关注的话题。金灿荣、张召忠关于中美关系的谈话节目就受欢迎。当然，他们本身也有众多粉丝，加上谈话幽默风趣，其谈话节目影响很大。某种意义上讲，谈话节目是“话题为王”。话题的选择决定着谈话节目的成功与否。与之相关的是内容的生动性、深刻性、趣味性。

6 获取信息的另类渠道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时间与空间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当代哲学从物质与时空的关联中切割开一块，独立观察时间或空间本身，他们发现有时候在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物质世界，并非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的简单直接，空间和时间都有游离或溢出物质存在的可能。举个例子，汉字由一笔一划的方块字组成，但是一笔一划本身并不和汉字直接划等号，许多外国人也会写一笔一划，但他不会写汉字。也就是说，一笔一划所呈现的空间内容大于汉字的内容。实际上，语言表达就经常出现这样的例子，语言存在的价值是意义表达，而意义并非直线唯一的，不同的语言单位组合，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存在，往往在谈话中，语言单位本身会集中有多重意义，这也让语言表达本身具有了超越单一信息的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就语言表达的传播效果来说，口头语和书面语各有优劣。按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观察，在以语音为中心的时代，诗意的表达和雄辩的口才，会不断刺激、强化着大脑神经系统的某个部位，让你在某个议题上具有超乎寻常的敏锐性而具有捕捉言外之意的能力。这就是对话节目开辟的获取信息的另类渠道。

事实上，人们从媒介获得的信息大多是二手信息，即被采编人员加工后的产物，任何加工都意味着信息递减。但是谈话类节目因为谈话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而让观众具有了获取原始信息的快感。比如央视著名谈话类节目《艺术人生》曾经策划了一场86版电视剧《红楼梦》主创人员二十年后重聚首的座谈，嘉宾们谈兴很高，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被一一翻出。没有人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这些信息因之呈现出零散、无序的状态，但正是这种状态的信息，让观众们获得了平时阅读二手信息所没有的满足和喜悦。

不过，中国内地谈话类电视节目在文化价值认识上也存在偏差，其中比较明显的偏差就是误把节目的文化价值等同于文化名人的价值，似乎只要多请文化名人，谈话类节目的文化价值自然就高。结果，这些文化名人开始还能谈出点东西，后来谈多了、谈厌了就开始拉杂瞎侃，鸡毛蒜皮，八卦消息充斥整个谈话。使得整场节目直到结束，观众也不知所云，自然不知所获，这样反而降低了节目的文化价值。这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内地谈话类电视节目所应该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