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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新媒体治理格局

2021-11-28李松林

记者摇篮 2021年7期
关键词:用户量政务民众

□李松林

一、新媒体概述和发展现状

1.新媒体的起源和发展

新媒体的发展经历了精英媒体、大众媒体和个人媒体三个阶段,特别是现在技术赋权的自媒体展现了巨大的力量。以微信、抖音、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打破了传播者和接收者间的界限,使普通民众更广泛地参与社会治理。

2.新媒体在我国的发展

如今,我国社交新媒体的发展出现了井喷态势,新媒体传播主要依赖手机终端,因此通过手机用户数量和互联网普及率可窥见新媒体发展态势。依据CNNIC数据,截至2020年3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与2018年底相比增加了750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4.5%,较2018年底提升了4.9个百分点。我国社交新媒体的发展出现了井喷态势,根据Statis官网的数据,微信及WeChat活跃用户量在12.03亿以上,抖音及TikTok活跃用户量在8.01亿以上,QQ、新浪微博活跃用户量均在5亿以上。可以看到社交新媒体的发展给媒体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撑,同时用户量的增大也给新媒体的治理加大了难度。

二、我国新媒体治理的现状

1.泛娱乐化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手机网络等媒体终端使用十分普遍,大多数人依靠手机和电脑来参与社会建设,为了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保证公众有良好的参与环境,必须对现有问题进行分析。一些民众并不能很好地利用新媒体来提高社会参与的质量和效率。

在逐渐泛娱乐化的新媒体社交生态下,很多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不强,其参与的热情未被激发。在我国倡导运用互联网思维去应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矛盾新问题的背景下,新媒体治理也亟须整顿。

2.认知和能力困境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身权利义务的认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提及权利必然会伴随义务,而基层民众有权利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也有义务参与社会治理。而在现实中,一些人普遍将新媒体作为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其关注点并不在参与社会治理和政务,导致很多人缺乏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三、新媒体治理的需求

1.治理作用突显

在国内,政务媒体号大量入驻抖音等短视频社交平台,政务公众微信号也在充分发挥社会治理、网络监管、信息传达等作用。新媒体已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其宣传和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社交媒体正成为影响社会格局的新变量。

2.新媒体的不可控性

其一,新媒体的门槛低,发声者和接收者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经常导致双方间的认知偏差和不同受众之间的争论。

其二,新媒体具有多样性,其包含内容繁杂。除此之外,新媒体还具有交互性和隐蔽性,这些特点决定了新媒体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

3.新媒体在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

新媒体的发展使公共管理的科学性得到了提高,让民众充分参与进来一直是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的重要目标,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政府部门运用新媒体平台来发布政务消息,使得政务信息公开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使政务更加透明化、公开化。地方政府开通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实时传播政府部门最新信息,其中包含了政府的政策、项目、规划,使民众及时了解政府的规划及政策变动,让民众有心理准备,也起到了民众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让政务在阳光下运行,获得社会的信任,使政府的工作更易被民众理解,从而推进社会的有序运转。

四、对构建新媒体治理格局的建议

1.完善政府部门的新媒体治理机制

信息技术时代,通过信息双向互动,民众可以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对社会治理和政务服务进行及时高效反馈,政府也可以通过媒体及时了解民众对社会治理和政务服务的意见建议,媒体在引领社会共识预期、推动社会依法治理、形成社会治理机制等方面作用越来越大,为政府有效化解舆情、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平台和支撑。

比如,将新媒体有效嵌入农村基层治理,将新媒体和农民参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在多个主要新媒体平台建立乡村—城市—省—国家的治理结构。

2.以新法律治理新问题

近些年,我国已出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使解决新问题有法可依。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不能奢望以一部或几部法律解决所有问题,应适时出台新法律,修改或废止不合时宜的旧法律。

3.坚持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

政务新媒体亟待在机制层面实现自我整合,让各方需求得到更为细化的满足与更加长久的保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迭与服务理念的升级,唯有坚持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政务新媒体才能提供利企便民、亮点纷呈、人民满意的“指尖上的政务服务”,从而为治理升级激发更多新能量。既要达到统一服务标准,也要具备各自服务特色,以创新发展推动政务服务和治理理念的升级。

4.提高民众网络媒介素养

网络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传播规律有很大不同,网络公共空间就是一个观点市场,部分网民会隐匿自己的观点而随大溜。互联网传播中“沉默的螺旋”和“群体极化”互相推动,客观上成为公众人物观点极端化的助推机制。因此,培育具有主流社会认同感的网络舆论领袖和高素质的网民对于加强政府和网民之间的沟通交流、营造理性的社会舆论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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