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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的心学思想
——读《六经皆心学:宋濂哲学与浙东学术》

2021-11-28赵子贤

中国图书评论 2021年11期
关键词:方孝孺宋濂心学

□赵子贤

【导 读】元末明初之际的思想家宋濂在后世因文章而颇负盛名,但他思想的丰富性以及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未得到应有的彰显。宋濂是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六经皆心学:宋濂哲学与浙东学术》一书系统梳理和剖析了宋濂以心学为根基,融汇文学、史学,并以通达的态度在致用层面吸纳佛学和道学的学术思想,是儒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收获。

宋濂是元明之际重要的思想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元朝时他就已享誉一方,入明后宋濂更是因负责编纂《元史》等数个重大的文化事项而被誉为明初第一文臣。宋濂建构了以心为本体的思想体系,在继承浙学先贤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心学思想,对阳明心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宋明心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陆九渊、王阳明以及阳明后学几个问题域,近年来人们也开始进一步探究明代陈白沙、湛甘泉与阳明心学的密切关系。宋濂作为宋明心学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浙学从吕祖谦开始就重视文章,发展到元代中期,黄溍等人则以文名于世。《宋元学案》指出浙学理流而为文,同时将宋濂视为佞佛者。这些观点对后人影响深远。近年来已有研究者注重从多角度剖析宋濂的文学成就,但对其儒学思想缺乏深入探讨。刘玉敏的《六经皆心学:宋濂哲学与浙东学术》[1](以下简称“《六经皆心学》”)系统探析了宋濂以心学为根基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厘定其与浙学的关系。这一研究是在全面剖析宋濂,是对思想史上真正宋濂的还原,对进一步探明明初儒学的发展情形有重要的意义。

宋濂在自述中表明:“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称之,则又艴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之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2]他并不认可文人的身份界定,深知自己肩负着重振儒学的重任。宋濂学识通博、思想丰富,对明朝及后世影响深远。高足方孝孺指出:“斯文也,公之所为,虽可以传世,而不足以尽公之为人也。后有贤者考论国朝之所由兴,而追惟德业之盛,以歌咏太平之治于无穷,太史公之功,庶几可白于后世乎!”[3]方氏担心后人只注意到宋濂的文章成就,而忽略其对思想文化的重要贡献。这也可说明对宋濂思想整体探究的重要性。《六经皆心学》一书从宏观的视野探析了宋濂的儒学观,以此为根基,进一步探究其历史观、文学观、三教观。在此基础上,作者试图阐发宋濂对明清浙学的影响。

阳明心学是明代思想史上最耀眼的成就。学界受《宋元学案》中将心学视为独立起源的观点影响较深,更为关注陆九渊、朱熹对王阳明的影响。朱、陆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明代心学并非横空出世。明代早期的程朱学派在经历着显著变迁之下,亦假设其变迁有一指定之方向,即预期心学一派之崛起,此心学至王阳明而造其极。[4]陈荣捷先生非常敏锐,看到了明初儒学思想对阳明心学产生的重要性。《六经皆心学》没有局囿于固有观点,在爬梳原典的基础上,拈出宋濂思想的独创性。作者指出宋濂建构了以“心”为核心且体系完备的哲学本体论,最大的特色是将心学与经学相结合。心是本体,包蕴天下一切之理,理主宰气,进而化生万物。六经是对心中之理的记载,经心一体,学习六经是治心的正途。进而作者提出宋濂的工夫论是以持敬涵养、研读六经为核心。

从元代开始,理学家们虽然以朱子学为宗,但已经融入陆学,试图调和朱陆。随着朱子学统驭地位的确立,它已显现出过度注重传注、开始僵化的端倪。《六经皆心学》指出宋濂的心学思想是对浙学先贤吕祖谦、张九成的继承和发展,关于六经与心关系的思考对王阳明有重要影响。宋濂“六经皆心学”的观点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士人们有将理学视为谋取名利工具的倾向,对义理的阐发流于文字层面,更甚只知拾人牙慧。在此情形下,宋濂强调人们读书的旨归是要于心深处有所得,研读六经则是修心的正途。这一观点在当时有很强的影响力。方孝孺传承宋濂的观点,提出六经需要人们尽心,并从历史的维度进一步论述六经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对人类至高智慧的记载。六经的学习不能止步于涵养心性,而是在个人道德境界提升的基础上,要让“道”在更广大的范围和层面得以呈现。方孝孺强调对心的涵养最终要在践履层面予以落实。宋濂的心学思想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宋濂的心学思想在其历史观和文学观中一以贯之。作者指出宋濂具有自觉的历史使命感,以伦理道德为准则形成道德历史哲学,并提出“经史不异”的观点。史书中也蕴含着“圣人之心”,需要仔细研读,同时也看重家史即族谱的修订,能利于民间自治。明朝初立,面临是否承认元朝合法性的问题,杨维桢、王祎、胡翰等人都对正统思想进行了探讨。方孝孺进一步弘扬宋濂的道德历史观,以“居正”为核心提出“变统”说,从而严格地区别于正统。他试图通过史书记载中的礼法差别以反对“变统”。方孝孺将宋濂的道德历史观进一步具化,对后世杨慎、章潢等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朝统治者荒于文治,朱元璋则一改其对百姓管理的粗疏,推行严苛的律法来管制百姓。在此情形下,修订族谱有利于社会发展。方孝孺在宋濂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宗族思想。他提出以修订族谱为重要内容的系统宗族思想,并通过简化和调试积极地在现实生活中予以推行。修订族谱有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性。

文道关系是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论域。宋朝的文章家和道学家彼此敌对,文道分裂的情形比较严重,从宋末到元代的主流是反对文道的分离。虞集、王祎等人都提出“文与道一”的观点。《六经皆心学》提出宋濂的文学创作真正实现了文道合一,他重新界定“道”是圣贤、六经之道,“文”是六经之文,强调六经是为文的根本。浙学的文章观念中有重视六经的传统。宋濂的恩师黄溍提出:“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5]同门王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崇六经,将其视为文章的最高样态,是对永恒之道的记载。人们若效仿圣人之文,以载道为旨归,就能写出与圣人不会相差太多的文章。方孝孺在继承宋濂以“六经”为至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道”的遮蔽是文章衰败的根源。后世学者只能在语言层面下功夫,使得文学逐渐衰弱。古人文章醇正以阐明仁道为根基,而今人一味追求文辞华美,将文章视为封官晋爵的工具。宋濂的文道观和文学创作是对当时“文道胥失”现象的有力匡正。

宋濂深谙儒、释、道三家教义,著有大量关于佛学、道学的文章。晚明僧人辑录其关于释学的作品编为《护法录》以振兴佛教。《六经皆心学》指出宋濂以文辞弘扬佛法,强调教禅同源,试图会通各派别以减少内部纷争。他在尊重三教义理各异的基础上,从致用教化的维度推崇三教相通。明初朱元璋采取以儒家为主导,对佛教、道教积极扶持利用并严加管控的策略。唐代的密宗、宋代的理学使儒、佛在义理层面都拥有比较完善深邃的体系。在此情形下,宋濂能直面三教原典,以更通达的态度面对三教。《明儒学案》将方孝孺视为明代理学的开山,因宋濂重视佛学,所以突出方氏受家学影响,从而剥离宋、方二人学脉上的关联。黄宗羲的设计自有其苦心孤诣,但与事实不相符。方孝孺的儒学、文学、史学、政治思想均是对宋濂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六经皆心学》勾勒出从张九成建成体系,经杨简、钱时、宋濂发展,到王阳明、刘宗周等人集大成的浙江心学,他们因注重从儒家经典中阐发心学思想、经史文合一而区别于陆九渊的心学一派。作者通过对宋濂思想的阐发以呈现其在学脉中的重要性。在易代的特殊情境下,宋濂主要从史料记载、融儒入佛、佛教普及的维度弘扬佛法。他依旧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终诉求,不能因重视佛教而忽略宋濂儒学思想的重要性。程朱以理为本体,心为客体,强调理一分殊、格物致知;后学有割裂心理、注疏支离的流弊。陆九渊以心为本体,注重道德践履;后学有流于疏浅,空谈顿悟的弊端。宋濂重视六经,强调要于心有所得,以匡正朱陆后学的弊病。他将文学、史学都视为弘扬仁道的重要路径,通过撰写大量优美的文章和史料,将儒学思想蕴含其中。《六经皆心学》深入系统地探究了宋濂思想,对全面观照宋濂进而明晰明初儒学的发展情形有重要价值。

注释

[1]刘玉敏.六经皆心学:宋濂哲学与浙东学术[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此书为作者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成果。

[2](明)宋濂.宋濂全集[M].黄灵庚编辑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94.

[3](明)方孝孺.方孝孺全集[M].徐光大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454.

[4]陈荣捷.朱学论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5.

[5](元)黄溍.黄溍集[M].王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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