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杨

摘 要：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的徽州女性的身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文章分析了如何通过展览来塑造新时代背景下闺阁中、婚姻中、家庭中、社会中的徽州女性形象，将徽州女性美丽温婉又坚忍不拔、自强不息、仁爱孝悌的精神“立”在观众的心中。

关键词：徽州;女性;展览;人物塑造

提起徽州，徽商的形象可谓是家喻户晓，但提起徽商背后的徽州女性，形象却是模糊不清的。她们多被徽商的盛名遮盖而被掩埋在历史中，一座座贞节牌坊为她们留下无数悲惨凄凉的故事。实际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妇女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其留下来的有形文化遗产少之又少，这就直接导致妇女在历史叙事中的沉默以及在展览中的缺席”①。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博物馆的女性题材展览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推出女性主题展览，如南京博物院的“温婉—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大展”、浙江省博物馆的“流芳未歇—明清时期女性画家作品展”等，已然成为展陈主题中的新亮点。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的徽州女性的身份塑造亦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她们虽然和大多数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女性一样，习惯于第二性的身份，依附于男性而存在，但在特殊地理环境导致的宗族势力的强大和男性权力的真空的生活背景下，徽州女性忍受着更加严峻的禁锢和压迫，却依然没有熄灭寻求自我、寻求出路的希望之火。她们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为徽商行商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她们崇文重教、诗礼传家，为徽州地区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昌盛贡献出自己的努力;她们仁爱孝悌，追求家庭的和谐美满，为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优秀地方文化成为重要宣传目标的今天，塑造新时代背景下的“徽州女性形象”作为展览主题，是符合文化创新、文化繁荣的发展需求的，这是“适应时代转型大潮下对女性的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为女性办展是博物馆对时代文化需要的有力回应”②。

2021年安徽博物院推出的“新安江上桃花红：明清时期徽州女性文物展”，正是在打破人们传统观念的同时，亦是力图塑造出徽州女性这种美丽温婉又坚忍不拔的新形象，把她们身上自强不息、仁爱孝悌的精神精髓，“立”在观众的心中（图1）。这对于博物馆策划女性主题展览亦是一个新的启发和挑战。如何以当代女性的新的心态和精神，挖掘展品背后的女性元素和女性故事，传播女性文化，力求消除性别歧视和偏见，鼓励并引导建设男女平等的和谐空间，是展览策划中的重点。展览从内容框架的构建上分为“灼灼其华：闺阁·才媛”“桃李争妍：女红·妆饰”“宜室宜家：婚姻·家庭”“下自成蹊：社会·典范”四个部分，从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来说，也是从闺阁中的徽州女性、婚姻中的徽州女性、家庭中的徽州女性和社会中的徽州女性四个方面对徽州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进行了复原。

1 闺阁中的徽州女性形象

明清时期以朱子理学为核心的宗族制度下，徽州女性婚前的生活空间多被局限于闺阁之中。闺阁生活的再现也是女子形象塑造中的重要一环。深闺中的她们，除了对镜贴花、练习女红，写诗作画亦成为她们排解苦闷、寄托情感、愉悦性情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闺阁传统也推动了徽州才媛文化的生成。在这一部分，为了更加全面、具体地展示其闺阁生活，除了展览中所传统使用的文物展示之外，还增加了对徽州女性教育背景的介绍、闺阁文化的养成（图2～图4）。

1.1 以文物塑形

在展览中通过遴选闺阁内所使用的家具、妆奁、生活器物来展示明清时期徽州女子温婉的性格特征和雅致的审美追求。由于明清时期徽州女子闺房多位于二楼，空间一般是正厅的二分之一，设计上兼具私密性和装饰性。家具体量一般较小，花纹装饰更为柔美，样式更加繁复，色彩也较为鲜艳。在展品的选择上，也多选择一些极具女性特色的展品进行体现，例如朱漆雕花的窗栏板、黑漆嵌螺钿麒麟送子纹首饰盒等，展示徽州地区女性生活器物的美观性和实用性兼具的特色，也侧面体现出明清徽州经济发展的繁盛与工艺技术的进步。在形式设计方面，为了表现文物背后徽州女性独特的生活情趣与审美倾向，在展板色彩的选择上以清新雅致的粉红和粉绿来衬托徽州闺阁期间的女子青涩与柔美。

1.2 以文化背景塑形

让观众以客观的态度来审视徽州女性，徽州独特人文背景和当时的闺阁文化都是不能不说的重要内容。闺门乃万化之源，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非常重视女性教育，在家法族规中亦多有“训女”“肃闺门”等内容。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徽州宗族的女子教育多基于“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封建思想，强调培养其顺从的性格。③在展览中，我们介绍徽州女性在闺阁中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她们在诗词书画中的创作和艺术成就，展示她们的聪慧灵动。引入徽州女性所阅读的《朱子家礼》《闺范图说》《坤道范围》等书籍进行展示，在表现徽州女性自幼就受到沉重的封建伦理思想束缚的同时，也客观上展示了徽州才媛形成的教育背景和基础。这部分的展示也使观众更加深入了解到徽州女性性格和才艺的形成过程：她们的学习内容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德育为主，艺能、文化教育为辅。德育多通过相关书籍、祭礼、家训和宗法条规等来进行，艺能教育则包括纺织女红和整治酒食两种，而一些特殊的艺能教育，包括琴棋书画、舞蹈音乐等，在徽州地区只有少数中上层女性家庭才能拥有。

1.3 以场景塑形

以极具徽州地域文化特色的徽派木雕家具，复原明清时期的闺阁场景，营造氛围的同时，通过对文物的解读，也让观众从场景感受徽州女性活动空间上被禁锢，生活中“婉娩听从”的生活状况。徽州女性的活动空间极其狭窄，闺房生活占据了她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因此，在闺房场景的复原中，彩画的内容、色彩、纹饰多数与女性相关，也是展览中的重要表现元素。架子床、化妆桌、柜橱等彩画雕刻，“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床板、洗手架上的戏文典故、故事传说，“一方面美化了环境，给单调的女性生活增添一些色彩，陶冶其情操，另一方面也将传统的道德教育溶于生活之中”④。

2 婚姻中的徽州女性形象

明清以来，根据徽州俗例，男子年满十六就要出门做生意。歙县南乡更是流传“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俗谚，说的就是徽州人的早婚现象—不少人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商，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虽然徽州极其重视婚礼，但这种短暂的喜庆也缓解不了女性常达几十年的思念之苦。展览中对比徽州女性在隆重婚姻中初为人妇的喜悦之情和婚礼过后面临的几年或者几十年的相思之苦，一喜一悲，表现从闺阁到婚姻，身份改变后的徽商妇，婉娩顺从的性格使得她们逆来顺受，对婚姻状况的默默接受，对丈夫经商的大力支持以及在婚俗中对爱情和家庭团圆的美好憧憬。

2.1 徽州婚俗中的女性形象

以婚礼文书、婚礼器物、婚礼场景营造的三方面展示（图5），展示徽州婚俗的同时，也塑造了初为人妇的徽州女子在婚姻中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婚后即将面临的繁重家务的默默忍受。

2.2 诗词谱牒中的徽商妇形象

徽商妇的形象是徽州女性形象中的典型代表。徽州向有“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之說。胡适也曾说：“离乡撇井，四出经商，对我们徽州人来说，实是经济上的必需，家人、父子、夫妇数年不见也是常事。”留守的徽州妇女是明清时期徽州突出的社会现象。身为徽商妇的徽州女性，多生活在对丈夫的无尽思念与等待中。为打发单调寂寞的孤苦生活，她们往往以“抛铜钱”“解九连环”等方式纾解心中苦闷。在这部分，除了展示徽州竹枝词、徽州文书以及宗族谱牒中的女性形象，为了增加展示的生动性和观众的共情感，在这部分还着重对纪岁珠、九连环两个故事进行了具体描述，如展示了《歙县志·列女》中记载的鲍文龄妻汪氏孙女采姑“九连环”的故事：“龙游兰姑鲍氏女，守节卅年多凄苦。镜里乌云变白发，解尽连环九九数。长夜漫漫何时尽？复朝苦海抛青蚨。寻寻觅觅九折肱，熬尽寒冬历炎暑。”为了烘托采姑在丈夫、独子去世后日夜煎熬的孤苦岁月，设置独立展柜，以月夜、枯灯、桌上的九连环、散落的铜钱等展品展示（图6），营造出徽商妇经历的孤苦寂寞的夜晚氛围，刻画出徽州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哀伤和苦闷。

3 家庭中的徽州女性形象

明清时期，徽州男子长期外出经商，为了维持家庭稳定，多会在离家前婚娶，这也导致女性婚姻生活的不幸。“家之维系，惟母是赖”。徽州女性是婚姻的留守者、子女的教育者、公婆的孝养者，更是整个家庭的维持者。她们通过嫁妆、聘金、劳动为徽商提供原始积累资本，帮助丈夫创业守业;她们主持家政、勤劳节俭;孝老育幼、劳累无休。上层家庭的女性要兼顾长幼衣食之需、亲朋来往之礼、家中人员管理，以及教育子女读书识字之责;中下层家庭的妇女更是承担起家内一切劳务，包括抚育子女、奉养公婆、饮食烹饪、采茶耕种等。她们的努力，为明清徽州的家学传承、家庭和谐及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为明清徽州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1 慈母形象

在徽州，男子在外游学经商，教育子女的重担几乎完全落在女性身上。“在徽州社会，母亲在教子成人中所起的作用甚至比父亲还大”⑤。除了以汪嫈教子等突出事迹的介绍，也通过徽州女性对孩童的衣、饰、鞋、帽等制作的重视，表现她们对子女的爱、祝福和希望;每逢孩子的“催生”“洗染”“满月”“百日”“周岁”等庆典，都要绣以相应的祈福图案相赠，展览对儿童服饰中的八卦纹、虎脸图案等进行突出展示，不言自明，令徽州女性的慈母形象栩栩如生。

3.2 孝女形象

“百事孝为先”，孝文化是徽州传统优秀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敬老、爱幼、教养、感恩等主题内容在徽州女祠、牌坊或谱牒中十分常见，在展览中却是难以以实物进行体现。为塑造徽州女性的孝女形象，展览中选择徽州女性家务劳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烹饪器物作为展示主体（图7）。在奉行孝文化的徽州，女子在父母的饮食准备中格外仔细、亲力亲为，不仅讲求食材新鲜、烹饪得当，食器食盒也要精致美观。精致的器具展示，不仅体现了女性的仁爱孝悌的精神，也足见她们别样的生活情趣和徽州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4 社会中的徽州女性形象

由于男性角色的缺席，明清时期的徽州女性迫于现实生活需要不得不参与本应由男子综理的社会事务中去，常常需要既“主内”又“主外”，对徽州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徽州女性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也获得了相应提升，部分女性写入族谱，进入祠堂，受到政府表彰。她们勤俭持重的优良品质和仁爱孝悌的家风家德，从古至今，都称得上为女性之典范。

塑造封建社会下女性的社会形象本身就属于一个创新点和难点，在现有的女性主题展览中，女性的形象可能存在于华丽的服饰中、精致的器物中、雅致的书画中，却极少在社会生活的地位中进行体现，她们的社会形象是一片空白。但是实际上，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男性角色的缺失，客观上导致徽州女性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家庭的财产处分权、主盟权甚至继承权等经济权利上都享有一席之地。她们也积极发扬仁爱精神，以德行惠乡里，开蒙学、设私塾、助义学、扶危贫等，对社会充满关怀之情。“她们除了主持家政、伺奉舅姑、相夫教子外，还积极地直接或间接参与地方社会事务，对社会做出了贡献，这也是徽商妇有别于其他妇女的一个重要特征”⑥。因此，在这部分的女性形象塑造中，通过她们的经济活动、宗族活动和慈善活动多方面的事迹的再现，力求去弥补女性形象的缺失，塑造出更加完整的女性真实身份。例如，在展示经济活动中的女性时，通过对主盟母文书的介绍，表现徽州女性在当时经济活动的参与度。她们在田产、房屋等的买卖文书中充当了主盟人、立契人、中见人等身份，表明女性已经开始突破家庭限制，扮演了社会性的角色。展览也介绍了宗族活动中的女性，部分徽州女性为了让丈夫或祖先永享祭祀，或置办祀田，或修订族谱、捐产捐资建设祠堂，或死后将财产捐给家族，以利息作为祭祀祭扫费用，在宗族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增强观众的感受，这部分介绍了胡重娘的事迹，她在修建祠堂、带领全村人民兴修水利等方面的伟大事迹，无一不表现出徽州女性作为“巾帼英雄”的生动形象。家境较好的徽州女性也会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包括修筑书院、修建桥梁、道路、助饱助赈、抚孤恤贫等，她们的行为为家庭和宗族赢得了荣誉。这些内容用古籍、谱牒、图片结合代表人物的介绍进行展示，塑造出更加真实、形象、丰满的人物形象（图8）。

综上所述，“新安江上桃花红：明清时期徽州女性文物展”展现给观众的，不是理想中那个只会华冠丽服、吟诗作画的女性，相反，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交织着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的女性故事，展示的是她们希望与挫折、自由与限制、美丽与孤独的混合体;在打破传统的女性主题展览模式的同时，也打破了人们传统思想中对女性的固有成见。展览宗旨以形象塑造为主，并不局限于文物本身，通过古籍记载以及实物留存，传播和展现徽州女性姿容、德行、女红、诗词书画之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例如，在女性的成长中着重展示女性教育的重要性，在女红的介绍中展现徽绣非遗传承之美，在家庭生活中介绍了徽州的“孝文化”和女性教育子女之道，在社会生活中更是着重表现了女性参与社会生活、追求仁爱和谐的精神，从物（文物）的展示到人（徽州女性）的塑造再到社会发展和徽州文化精神，传承、提炼、创新并展示给安徽省的观众。她们身上种种勤俭、贤良、重教、诚信，以经营小家为基础为国家建设奉献出自己的力量等的优良品质，亦有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发展和运用。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以男性历史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博物馆中，女性有着更为强烈的身份诉求：博物馆作为一个面向全体公众的公共领域，对新时代背景下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主义和优秀女性精神的弘扬，也有益于突破性别偏见，为女性争取更多更好的平等自由的空间，有益于两性之间和谐相处，以更好地提高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