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安时期的文学风格大多被后人概括为具有“建安风骨”与“慷慨之气”，以曹植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集团在作品中也蕴含这种时代精神。曹植的公宴诗虽多为其建安初期作品，但是在内容及艺术风格上也体现出了建安风骨与慷慨磊落之气，分析曹植公宴诗对研究曹植与建安文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曹植;公宴诗;建安风骨;文学价值

建安公宴诗大多作于建安十六年，饱受战乱之苦的文人可以不再疲惫奔波而享受当下短暂的安定生活，在宴会主人的邀请下参加聚会，在觥筹交错中“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这些公宴诗看似与建安时期“慷慨多气”相悖，但通过分析文本及时代背景可知公宴诗也反映了文人的慷慨之气。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诗人通过描写宴会的欢乐、景物的清丽来感慨情志，宴会的欢乐与作者自身不得志相碰撞形成慷慨悲凉之风，从描写外在景物转为重视个人内在价值，同样展现出“建安风骨”的精神风貌。公宴诗在建安时期作为诗歌题材而确立，在内容与艺术风格上既继承了前期诗歌所体现出的礼乐制度，也推动了后来山水诗及文学自觉的进一步发展。

一、公宴诗的缘起

许慎《说文解字》关于“公”的解释是“背厶为公，自营为厶”[1]49;“宴”的解释为“宴，安也，享宴也。此字当为宴飨正字，亦作”[1]993。南朝梁萧统编纂的《昭明文选》将公宴诗专设为一类。关于“公宴诗”的概念，《文选》六臣吕延济注曹植《公宴诗》曰：“公宴者，臣下在公家侍宴也。此宴在邺宫，与兄（曹）丕宴饮。”[2]369张铣注王粲《公宴诗》曰：“此侍曹操宴，时操未为天子，故云公宴。”[2]370《文选》中列“公宴”一类，也是根据曹植、王粲等人诗作的题目而命名的。公宴诗的内容多为贵族文人聚会宴饮时助兴所作的诗歌。关于公宴诗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诗经》，认为“宴”既可以指正式场合的宴会，也可指亲朋之间以娱乐为主的宴饮。《诗经》中涉及宴饮的诗作有30余首，描写的多为祭祀之后的飨礼、亲朋之间的聚会，以及天子宴请群臣的场景，如《小雅》中的《鹿鸣》《常棣》，《大雅》中的《行苇》《既醉》及《秦风》中的《车邻》等。君臣之间的宴享除了“鼓瑟鼓琴”的助乐形式外，还要有“以诗言志”的助兴环节，如《毛诗传笺》曰：“《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3]这表明周天子想借着宴会表达宗族间的脉脉温情，同时也想求得诸侯对天子的忠心。由此可知，《诗经》中的的宴饮诗是当时礼乐制度下的产物。

到了建安时期，关于公宴诗的创作群体更为广泛，上至帝王诸侯、下至文人士大夫，都投身于公宴诗的创作中。建安时期的公宴诗是曹魏集团在邺下时期举行宴会时创作的诗歌，其中以曹植为代表。“建安宴饮诗创作热潮的出现与建安九年曹氏集团夺取邺城后邺下时局和士人生活的相对安定有关。”[4]建安九年，曹操击破袁绍残余，将邺城作为曹氏统治的中心。建安十五年曹操在邺城筑北宫、凿玄武池、建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战后相对安定的生活，加上宫台池苑的修建，大大刺激了曹植等贵族文人创作诗歌的热情。《三国志·曹植传》记载：“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5]作为贵族文人，交游、宴饮聚会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在宴会上为了助兴，文人们会自发形成创作群体，诗歌创作多为同题诗，即用同一题目为主题进行创作，如曹植与王粲等人都有《公宴诗》。“一时间，在同一场合、面对同一景致，嘉宾为了显露才华，便会出现多首酬和主人的宴饮诗歌。”[6]其在语言上区别于先前的四言诗，情感也更为丰富。《文心雕龙·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7]66战乱后的安定使曹植等人不再受颠沛流离之苦，他们可以重新以贵族文人的身份饮酒赋诗，将那种经历过战乱后的感慨与自古有建功立业的渴望融入到宴饮作品中，“可以说，是酒酣耳热激起的‘慷慨和‘公宴场合激起的立功情怀，使建安宴饮诗具有特别悲壮的色彩。”[8]这些所谓风月宴饮之作，体现出的是建安时期特有的风骨精神，是建安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曹植公宴诗中的建安风骨

《文心雕龙·风骨》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7]513建安时期以曹魏集团为中心，直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公宴诗作为建安文学“彬彬之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体现出建安风骨。“三曹”与建安时期文人所作宴饮诗保存下来的有39首，其中曹植创作的宴饮诗有14首，包括：《公宴诗》《赠丁翼》《侍太子坐詩》《斗鸡诗》《情诗》《芙蓉池诗》《名都篇》《当来日大难》《正会诗》《当车已驾行》《稗舞歌·大魏篇》《妾薄命行》《箜篌引》《送应氏诗二首（其二）》。这些作品虽被认为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作，但也体现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风骨，表现出特有的精神风貌。

（一）强烈的个性表现

曹植的公宴诗与宴会游乐相关，诗中极尽宴会场上的欢愉，在创作中既继承了汉乐府刻画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清丽悲远的情调，充满着强烈的生命力和情感色彩。曹植的《公宴诗》作于建安十六年，当时社会相对稳定，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公宴诗中通篇有种明朗轻快之感。诗中描写的是以清夜游西园为缘起，宴会主人与客人一同欣赏夜景，公宴文人趁着夜色酬唱而作公宴诗。以自然景物的静反衬宴饮之欢乐，在极尽欢愉之后看到静谧、清新自然的景色，在诗句中能感受到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沉醉：天上月色明亮、星光璀璨;地上秋兰、山坡、朱华、绿池相互映照;近处的鱼儿自在游动;远处的鸟儿尽情鸣叫;“被”字写出秋兰之繁茂、“冒”则写出了芙蓉的清丽。罗宗强先生评价说：“不假雕饰，而华辞丽藻，络绎间出，情之所至，文亦随之，虽色彩缤纷，而一出自然。”[9]全诗由远及近、由上到下构成了这一幅冷清自然的景象。在静谧的夜中袭来一阵风，“神飙接丹毂”，感受到了风与车毂之间强有力的碰撞，展现出来那种力量之感，最后“飘放志意，千秋长若斯”则是把对当下美好时光的留恋不加掩饰地抒发出来了。

曹植的公宴诗除了写宴饮时的欢乐外，还时常发表慷慨悲壮之语，《野田黄雀行·其二》借描写曾经宴会的欢乐反衬盛时不再的苍凉悲慨。陈庆元认为：“此诗为曹植后期作品。当时连连受封瘠土，衣食不继，曹植即便有举办宴会的条件，但是要做到诗中所写的那样丰盛、气派似乎不太可能。所以此诗前半部分的欢宴描写显然只是曹植记忆中的一些场景。”[10]诗中前半部分宴会场上的烹羊宰牛、饮酒作乐不过是短暂的欢愉，“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中“华屋”与“山丘”的强烈对比，前文极尽华丽的语言描写欢乐场景，借乐景抒发盛世不再、人生短暂的哀叹，但最后落脚点却是“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的达观态度，虽然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也要积极乐观地去面对这个自然规律，展现出建安时期文人雅好慷慨的精神风貌。曹植创作的文章与其自身经历有关，一方面在短暂安定的生活中，借着饮酒作乐的忘却痛苦，另一方面文人忧患意识却不断提醒着曹植，在纵情享受宴饮与感叹人生苦短之间慨叹，在饱受流离之苦与述怀壮志之间展现出的慷慨任气，真可谓是“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二）关注个体生命价值

处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里，建安文学总体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文心雕龙·乐府》：“或述酣宴，或伤羁旅，志不出于荡，辞不离于哀思。”[7]102曹植处于时代与个人的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因而会反思个人内在的价值。

曹植的诗歌创作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虽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下，但是曹植一直有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在宴饮中常展现出他的慷慨激昂，个性高扬。邺下聚会的文人们在宴饮赋诗的交往中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并将这种感情通过诗文表达出来。如《赠丁翼》中，曹植先描写了与友人在宴会上的场景，饮酒欢宴也要有诗乐助兴，“秦筝”“齐瑟”悦耳动听，佳肴美酒觥筹交错，一派热闹景象。接着作者又将朋友比做珍珠，再叙对友人的劝勉，希望朋友能积善储德，做一个讲道义的君子。曹植将自己对友情的重视与对朋友美好的祝愿展现在字里行间，用词精准简练却又不失风采，正所谓“为情造文”也。《送应氏二首（其二）》中也描写了对友人的惜别之情，对分别后各自处境的忧虑与对友人的期望。此诗是曹植正随曹操西征马超，在洛阳设宴送别应兄弟所作，感叹战争导致社会动乱、人生短暂，面对天灾人祸，一方面哀叹欢情易逝、生命短暂，另一方面寄兴于酒中展现积极进取的态度。虽然山高路远要与友人各在一方，但最后仍然寄予希望，同时以鸟自喻，希望可以展翅高飞积极建功立业。曹植虽然处于时代动乱与亲友分离的双重悲剧中，但仍然积极实现理想抱负，展现出他的慷慨激昂之情。

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经历了世事沉浮的曹植知道自己的理想抱负难以实现，同时也担忧战乱和兄弟间的相互残害，曹植“在肯定和享受眼前良辰美酒的同时，内心深处难以掩饰对个人处境和未来的忧虑”[11]。作于后期的《当来日大难》，开篇展现了厨房准备宴饮的繁忙和饮酒时的欢快，但是不难看出此时描写的宴会场景不似从前那般华丽欢乐，只是客观叙述其聚散，其落脚点是想表达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今日同堂，出门异乡”，眼下相聚的短暂和未来再难相会形成强烈反差。后期曹植所作的公宴诗不再有前期那种慷慨激昂、建功立业的进取之心，在多次被贬、衣食不饱的情况下，反映在诗作中往往多了一层深沉悲慨与不得志的无奈。

自黄巾大起义以来，战争频仍、社会动乱，人们无不渴望享受和平稳定的生活。曹魏集团攻下邺城后，曹植等人能享受这片刻的安定，但在饮酒作乐之余也意识到眼下的享乐不过是转瞬即逝，内心渴望建立功业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在欢乐的场景中却体现出作者悲凉慷慨之意。“这种悲忧的感情，与昂扬欢乐之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深沉激荡的情感浪潮，具有强烈的力度美，恰好地形成‘建安风骨风貌”[12]。

三、公宴诗的文学价值及意义

（一）曹植公宴诗中的仪礼

中国的礼乐制度与贵族宴会享乐是有紧密关系的，如《小雅·南有嘉鱼》“嘉宾式燕以乐”，《小雅·鹿鸣》“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东汉末年是一个战争动乱的年代，但如果出现相对安定的生活时，出身于贵族或上层官吏的文人士族就会参加歌舞饮酒之会，但是他们不会因为享受一时之欢乐而摒弃礼仪规范，在公宴诗的创作中仍然注重礼乐规范。

曹植所作的《稗舞歌·大魏篇》表现出的是主宾们在符合礼仪规范之下的宴饮之乐。这首诗的内容主要描写了曹丕即将称帝时举办的宴会活动，从群臣拜贺到宴会欢乐，每一项仪式都是具体的礼仪章程，“式燕不违礼，君臣歌《鹿鸣》”，魏天子在宴饮群臣时演奏《小雅·鹿鸣》是符合君臣上下应有的和谐关系与礼乐制度，演奏雅正之乐是对礼的继承，也是显示宴会的隆重。公宴诗自《诗经》开始，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宗族间的脉脉温情，作为受邀参加宴会的宾客来说，在宴会上不仅要重视礼仪，还要在宴会上对举办宴会的主人颂之以赞美之辞。以四言为创作格式的《正会诗》也显示其宴会的庄严，“正会”即“元会”，指的是皇帝于元旦朝会群臣，主宾在这良辰吉日里相聚欢宴，对“皇室荣贵”的歌颂也可以看出这一类公宴诗注重的是宗族或是公卿之间的脉脉温情。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13]建安文人在宴饮欢愉之时互相作诗赠答，展现出重“亲亲”之道。这些宴饮的文人在日常生活严格恪守，强调尊卑有序，君君臣臣，通过私下宴会饮酒作乐，主宾之间相互作诗酬唱、把酒言欢，既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君臣上下尊卑间的疏离，还可以维护宗族、亲友间的脉脉温情，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亲亲”之道在当时社会的发展。

（二）公宴诗作为题材出现

萧统将公宴诗作为一个类目收录进《昭明文选》中，包括建安时期曹植、王粲、刘桢、应的4首公宴诗。叶燮《原诗》说道：“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此变之始也。”[14]公宴诗虽然在先秦时期就有出现，但被列为一种独立题材却是在建安时期。木斋先生在《论建安游宴诗的兴起》中提出：“建安十六年，是五言诗开始走向成立的时间界碑。游宴诗是五言诗由探索期向成立期转型的温床，是真正意义上的五言诗写作的最早的题材，同时，游宴诗也开启了其他题材的写作。”[15]曹植的公宴诗通过客观景物抒发内在感情，以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清新自然的风格，对后世公宴诗及描写山水自然的诗作都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曹植公宴诗在语言内容上开始追求情与景的融合。《公宴诗》中的“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将不起眼的小景物放大并着重描写，仅一个“冒”字，将景物的灵动传神展现地淋漓盡致。陆机的《拟青青陵上柏诗》“飞阁缨虹带，层台冒云冠”、颜延年的《拜陵庙作诗》“松风遵路急，山烟冒垅生”都是对曹植诗作的化用。这种反映作者欣赏自然、描写自然的公宴诗，饱含着作者浓郁的感情色彩，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从“以文写情”到“以情写文”，进而将公宴诗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承接春秋时期鲁国叔孙豹提倡的“三不朽”，曹丕在《典论·论文》肯定文章的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6]，进一步提高了文章创作的价值。建安十五年，曹操在邺城修筑宫殿，刺激了大批文人的创作激情，并且曹植又是大力提倡五言诗创作的文人，因此以游宴聚会为主题的五言诗作兴盛一时。鲁迅指出：“曹丕的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如近代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7]的确如此，魏初时期曹操等人的作品体现出来的清峻通脱、曹丕总结的“诗赋欲丽”及曹植大力提倡有別于四言诗的五言文体，这些都体现出了建安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大发展的时代，而曹植公宴诗的创作，既是建安时期文学自觉的助推器，也是文学自觉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18]曹植在创作公宴诗时就已经“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在公宴诗的创作中，既有对自然景物的细致刻画，也关注自身情感的表达。曹植作为建安时期重要的文人作家，其创作的公宴诗也体现出当时的建安风貌，个性情感的高扬、以乐景表达欢乐之情和借乐景抒发哀情。建安文人的慷慨之情与建安时期的世积乱离相结合，使得他从注重外在景象转到关注个体内在价值，这种悲伤的感情与欢乐的宴会或清新的自然相碰撞，激荡出来的慷慨之情正是建安风骨的体现。曹植作品一方面体现出来了文学自觉，一方面又遵守礼乐之道，在两者的融合下展现出曹植公宴诗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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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寇颖超，辽宁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