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移平

（1.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江西财经大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

佛塔的起源、发展和传播是印度佛教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它所包含的历史、宗教、建筑、艺术、古文字等价值亦为各领域学者所关注，印度佛塔的研究与欧美佛教研究，以及印度考古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1974年，狄雍（De Jong）在《欧美佛学研究简史》中将欧美佛教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公元前300年-公元1877年；中期阶段，公元1877-1942年；[1]（P23）晚期阶段，公元1943-1973年。[2]印度考古学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1784年，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加尔各答组建亚洲协会（Asiatick Society），开始了印度考古和历史的探索；1861年，印度考古调查部正式成立，亚历山大·坎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任考古调查总监；1902年，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任考古调查局局长，印度考古迎来了新的开始；1944年，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任考古调查局局长，开启二战后印度考古的全面复苏与现代化发展。[3]

结合印度佛教研究与考古学发展的各阶段特点，试将印度佛塔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古物收集阶段，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第二阶段，考古调查阶段，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晚期；第三阶段，学科形成阶段，20世纪早期至中期；第四阶段，多元融合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一、古物收集阶段：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

欧洲人对佛教的了解，可追溯至公元前327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河流域时期。西方现代佛教研究始于法国学者欧仁·布奴夫（Eugene Burnouf），[4]虽然在此之前已有学者对佛教进行了一定研究。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印度佛塔被欧洲殖民者重新发现，数以百计的探险家、传教士、医生、人类学家、地理考察者以及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军人游走在印度古迹遗址之间，他们热衷于遗址挖掘和古物收集。随后他们对佛塔及其相关遗迹、遗址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研究，这在印度古代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南亚最早的佛教建筑、雕刻和铭文，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当时人们对这类文物古迹的认知十分有限。

欧洲人早期对印度古迹遗址的关注主要来自16-18世纪欧洲旅行者和水手们的报告，[5]（P17）这类报告的内容大都集中在西印度和南印度，其中德干（Deccan）高原的石窟引起了广泛关注，如象岛（Elephanta）石窟、坎赫里（Kanheri）石窟、艾洛拉（Ellora）石窟等，而印度东南沿海的贾甘纳特神庙（Jagannath）（白塔）和科纳拉克（Konarak）太阳神庙（黑塔）也有记录，这些报告有的简单，有的较为详细，但都不重视历史的描述。[6]（P8）

1784年，琼斯在加尔各答组建了亚洲协会（Asiatic Society），这为英国研究东方语言、文化和宗教奠定了制度基础，该协会的目的是“探索亚洲的历史、古物、艺术、科学和文学”。[7]1788年，协会期刊《亚洲研究》（Asiatic Researches）首次出版，众多古物学者和业余爱好者持续的田野调查和成果发表，促进了公众对印度文物古迹的了解，不过琼斯引导下的古物研究并非纯粹的考古，真正使考古从古物和文献中解放出来的是詹姆斯·普林赛普（James Prinsep）。1833年，普林赛普担任亚洲协会秘书，1834-1837年，普林赛普破译了婆罗谜文和佉卢文，并顺利地解读了阿育王铭文，这为佛塔的调查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8]

第一位对印度佛塔进行记录和研究的是科林·麦肯兹（Colin Mackenzie），他在阿玛拉瓦蒂（Amaravati）佛塔遗址的古物调查标志着英国对印度佛教古迹研究的开始。1783年，麦肯兹来到印度，并在马德拉斯（Madras）军队担任工程师和测量员，对寺庙和南印度古物的调查和描绘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麦肯兹收集了大量关于印度历史、民族志、宗教和古物的资料，尤其是印度南部地区。麦肯兹是第一个调查和记录印度南部众多宗教寺庙和古迹遗址的欧洲人，他为后来的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留下了极有用的记录。[9]1798年，麦肯兹在克里希纳（Krishna）河下游南岸发现了阿玛拉瓦蒂佛塔遗址，不过当时他对该遗址只进行了简单的调查和记录，直到20年后麦肯兹被任命为印度测量局局长，他才对该佛塔遗址进行了深入调查。[10]（P4-5）

19世纪早期，印度各地的佛教古迹遗址相继被发现和发掘。如1800年，毗舍离（Vaisali）当地医生发掘了一座佛塔，不过未有所获。[11]同年韦尔斯利（Wellesley）侯爵任命弗朗西斯·布坎南（Francis Buchanan）调查迈索尔（Mysore），这是当时政府迈出的积极一步。1807年，布坎南受雇于今天的比哈尔（Bihar）邦和北方（Uttar）邦部分地区开展古物和古迹调查。[12]1819年，英国军官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上尉在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打猎时意外发现阿旃陀（Ajanta）石窟，并在牧童的带领下找到了第10窟的入口。[13]（P3）1822年，威廉·厄斯金（William Erskine）在孟买文学协会（Bombay Literary Society）宣读了一篇关于阿旃陀石窟的论文。[14]（P3）1816年，英国将军亨利·泰勒（Henry Taylor）发现桑奇（Sanchi）遗址，此时桑奇大塔、二塔和三塔均保存完好。1819年，爱德华·费尔（Edward Fell）根据1817年的勘探，撰写了第一篇关于桑奇遗迹的报告。[15]1822年，约翰逊（Johnson）上尉对桑奇遗迹进行了大量发掘，并在大塔西南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16]1834—1835年，坎宁汉和弗雷德里克·麦西（Frederick Maisey）在鹿野苑挖掘达美克（Dhamek）佛塔。[17]（P10-11）

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查尔斯·马森（Charles Masson）、让-巴蒂斯特·文图拉（Jean-Baptiste Ventura）等探险家在印度西北犍陀罗地区同样也挖掘了许多佛塔，他们不但获得大量珍贵的佛教文物和雕刻，而且还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钱币和铭文。1809年，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在前往喀布尔（Kabul）的路上发现马尼基亚拉（Manikyala）塔，并进行了首次报道。[18]1830年，文图拉第一次打开了马尼基亚拉佛塔，他的发现引起了广泛关注。[19]1833-1834年，文图拉和克劳德·考特（Claude Court）在印度河（Indus）和杰勒姆河（Jhelam）周边发掘了大量佛塔。[20]

伯恩斯于1821年来到印度，他曾沿着印度河进行了1000英里的探险，其主要目的是绘制印度河（Indus）到拉合尔（Lahore）的通航图，伯恩斯考察和记录了喀布尔附近的马尼基亚拉佛塔和印度西北的许多佛塔，不过当时他以为这些佛塔是皇家陵墓。[21]（P17-22）1826-1838年，马森游历了旁遮普（Punjab）、信德（Sind）、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和阿富汗（Afghanistan）等广大地区，并进行了许多探险活动，他把这些旅行写成了三卷本《俾路支、阿富汗和旁遮普的旅程记录》，并在其中记录和绘制了大量佛塔。[22]（P3-5）马森在古物研究方面的声誉得益于他在印度西北的佛塔发掘，如1835年，马森和梅塞兹·霍尼格伯格（Messrs Honigberger）就在喀布尔和杰拉拉巴德（Jelalabad）等地挖掘了大量佛塔。

古物收集阶段的佛塔调查和挖掘并非专业的考古发掘，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它们或可称为古物搜集或探险，因其大部分行为均属破坏性的寻宝活动，其目的是寻找埋藏在佛塔中的舍利或其它宝物，它们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政府官员或其他个人对古物的兴趣和爱好，如麦肯兹挖掘阿玛拉瓦蒂佛塔遗址是为了获得雕塑，用来装饰英国官员建造的另一座建筑。麦肯兹当时并不清楚阿玛拉瓦蒂遗址的建筑性质，但他推测这是印度教不同宗派的礼拜建筑；史密斯在发现阿旃陀石窟时就对壁画进行了破坏，他用猎刀在菩萨像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费尔虽然注意到桑奇遗址的佛像，但他并不清楚这些雕像的性质，他甚至把许多佛像误认为耆那（Jain）教和印度教的神祇；约翰逊出于寻宝的目的，对桑奇遗址进行了大量挖掘，他从桑奇大塔的外墙一直挖至佛塔核心，使得大塔外壁和阿育王时期的砖塔塔心受到很大破坏；文图拉挖掘马尼基亚拉佛塔的方法则是从塔顶正中向下开凿竖井；伯恩斯和马森在犍陀罗地区挖掘佛塔时发现了大量希腊钱币和其它贵重物品，以至他们误认为挖掘的佛塔可能是希腊皇家陵墓。佛塔的肆意挖掘，导致古迹遗址的严重破坏，挖出的古物有的被私人收藏，有的在博物馆展出，还有的在运输途中遗失，如坎宁汉在印度收集的大量钱币就曾在斯里兰卡海岸失事。

二、考古调查阶段：19世纪中期至晚期

为了更好地实行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欧洲殖民主义者认识到，必须深入研究亚洲的历史、宗教和文化。欧洲学者为了配合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和扩张政策，开始致力于印度历史、宗教、地理、语言、文化等研究，佛教研究开始被视为一项重要的任务。19世纪早期，西方学者对佛教了解很少，因为自12世纪开始佛教便已在印度衰落。19世纪中期，这种思想开始转变，它得益于佛教研究的长足进展，以及普林赛普对婆罗谜文和佉卢文的破译，佛塔逐渐被视为有效的学术研究对象，研究佛塔的方法也开始转变。

考古学的发展为印度佛塔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1836年，克里斯蒂安·汤姆森（Christian Thomsen）的“三期论”作为史前考古研究的年代学方法正式确立。[23]19世纪考古学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地层学的发展，创造出一种不求助于文字记载的年代学方法，是考古学区别于古物学的主要标志。对古物的兴趣并不一定导致考古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考古学是在与古物无关的对过去的兴趣上发展起来的。[24]（P40-41）1861年，印度考古调查部正式成立，坎宁汉任考古调查总监，这标志着印度考古制度化的开始。[25]坎宁汉关注的是佛教考古，他主要根据法显和玄奘的旅行游记，确定佛教古迹遗址的位置和方位。1836年，雷慕沙（Remusat）翻译出版了法文版《佛国记》，1853年，儒莲（Julien）翻译出版了法文版《大唐西域记》，坎宁汉敏锐地感觉到它们的重要性。1851年，坎宁汉开始桑奇佛塔的发掘，这是他把佛教考古作为工作重心的标志。坎宁汉的《比尔萨（Bhilsa）佛塔》（1854），详细地记录了1851年他和麦西在中印度比尔萨周边的桑奇、索纳里（Sondri）、萨达哈拉（Satdhdra）、博伊普尔（Bhojpur）等地发掘的近30座佛塔，这是较早根据考古发掘对印度佛塔进行研究的作品。[26]（P6-8）坎宁汉对北印度的佛教遗址进行了全面地调查和发掘，这都体现在他早年的考古报告《1862-1865年完成的四份报告》中。

1871年，印度考古调查局成立，坎宁汉任考古调查局局长。在坎宁汉的指导下，考古调查局对印度佛教遗址进行了大量地调查和发掘，这为深入研究印度历史和佛教奠定了基础，如1874年发掘的巴尔胡特（Bharhut）佛塔，就为印度早期佛教文化和艺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从坎宁汉出版的考古报告及其他作品可知，佛塔研究是他的主要成果之一。坎宁汉的考古发掘并非有计划的安排，它们大都带有试探性，其发掘方法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所以给佛塔造成了很大破坏。自1885年坎宁汉退休后，印度佛塔仍被不断发掘，不过这些工作大都在考古调查局的指导下进行，其发掘方式也更为规范。

与坎宁汉同期在印度进行考古调查的还有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不过他更专注于建筑历史的研究。弗格森系统梳理了印度和东方建筑发展的历史，并综合考虑了种族、宗教、地理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自1829-1847年，弗格森对印度建筑进行了广泛调查，他首次把类型学用于印度建筑研究中，并结合有明确纪年的建筑，通过类比分析，确定研究对象的年代及其演变，[27]如从建筑学的角度对石窟的建筑形制、年代特征和发展规律进行探讨。弗格森的《蛇与树崇拜》（1868）对桑奇佛塔和阿玛拉瓦蒂佛塔的雕刻艺术进行了详细对比，这是研究印度早期佛塔雕刻的重要作品。

坎宁汉的考古调查范围以北印度为主，而詹姆斯·伯吉斯（James Burgess）则主要集中在西印度和南印度。1886年，伯吉斯担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在任期间他把勘探、保护和碑铭三个不同领域的工作合为一体。自1869-1903年，伯吉斯在西印度和南印度进行了大量考古调查，这为印度建筑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伯吉斯并未使得印度考古蓬勃发展，因为他的兴趣主要是建筑研究，不同于坎宁汉的考古发掘。伯吉斯热衷于精确的建筑测量，考古发掘几乎被他完全所忽视。[28]伯吉斯的《印度石窟寺研究》（1880）、《阿玛拉瓦蒂和贾盖亚帕特（Jaggayyapet）佛塔》（1882）、《达博伊（Dabhoi）古物》（1888）等充分体现了他在建筑、艺术、碑铭等方面综合研究的特点。

19世纪晚期，印度许多重要的早期佛塔相继被发掘。如1874年，坎宁汉和约瑟夫·贝格拉（Joseph Beglar）开始发掘中印度的巴尔胡特佛塔；1882年，潘迪特·英德拉吉（Pandit Indraji）发掘了西印度的索帕拉（Sopara）佛塔。而在南印度，克里希纳河下游的发现尤为突出，如1882年，伯吉斯发掘了阿玛拉瓦蒂佛塔和贾盖亚帕特佛塔；1892年，亚历山大·雷亚（Alexander Rea）发掘了巴蒂普鲁卢（Bhattiprolu）佛塔；1894年，他还发掘了甘塔萨拉（Ghantasala）佛塔。

在印度考古调查部成立之前，与佛塔相关的调查、发掘、碑铭、钱币等研究，大都发表在《亚洲研究》（Asiatic Researches）上。自考古调查部成立以来，专业性刊物和著作不断出现，如1871年，坎宁汉出版了《1862-1865年四份报告》；1877年，他还出版了《印度铭文语料库》。1872年，伯吉斯创办《印度古物》；1888年，他还创办了《印度碑铭》。1874年，印度考古调查局创办《新帝国系列》；1887年，欧根·赫尔兹施（Eugen Hultzsch）开始创办《印度碑铭年度报告》；1890年，他还创办了《南印度铭文》。20世纪以后，考古调查局的主要刊物为《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始于1902年），《印度考古调查回忆录》（始于1919年），以及《古代印度》（始于1946年）。1954年，考古调查局创办了《印度考古调查综述》，该刊取代了之前的《印度考古调查年度报告》。这些刊物从调查、测绘、历史、建筑、艺术、钱币、碑铭等方面展示了印度佛塔研究的最新成果。

由于詹姆斯·托德（James Tod）、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查尔斯·马森（Charles Masson）、文图拉、詹姆斯·普林赛普等早期探险家和古物研究者的影响，该时期涌现了一大批钱币和碑铭学者，如爱德华·拉卜森（Edward Rapson）、约翰·弗利特（John fleet）、格奥尔格·布勒（Georg Bühler）、海因里希·埃格林（Heinrich Eggeling）、本杰明·赖斯（Benjamin Rice）和巴格万·英德拉吉（Bhagvan Indraji）等，他们希望借助佛塔中出土的钱币和碑铭，为印度历史和王朝的认识与判定提供参考。詹姆斯·普林赛普和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的《印度古物、历史、钱币和古文字的论文》（1858）对文图拉将军在马尼基亚拉（Manikyala）佛塔发现的钱币和文物进行了全面研究，[29]（P11-14）坎宁汉结合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所积累的资料，对古印度钱币和铭文进行了系统整理。应该说早期佛塔为学者提供了珍贵的铭文材料，佛塔中出土的钱币和碑铭在印度历史年代的判定中起着关键作用。

最早对佛塔雕刻的艺术风格进行研究的是詹姆斯·弗格森，他在《蛇与树崇拜》（1868）中，通过对桑奇和阿玛拉瓦蒂佛塔雕刻，以及坎赫里（Kanheri）、纳西克（Nasik）、阿旃陀等石窟雕刻艺术风格的比较分析，为建筑年代的判定提供了参考。[30]（P219-226）为探明印度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寻找佛教艺术和佛教文学以及东西方艺术的关系，阿尔伯特·格伦韦德尔在印度佛教艺术研究中突破了以地区为单位的艺术史研究模式，这是全面研究印度佛教艺术的首部著作。[31]（P1-27）佛塔雕刻的叙事场景与佛教文本的故事情节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可作为相关故事题材流行的证据，因此佛塔也是文献学者研究的对象，谢尔盖·奥登堡（Sergey Oldenburg）、伊万·米纳耶夫（Ivan Minayeff）、里斯·戴维斯（Rhys Davids）等学者，通过图像与文本的比对，精准地确定了文本年代，以及与叙事场景相同或最接近的文本。佛塔雕刻的叙事场景也被文献学者作为研究古代社会经济状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材料，如理查德·菲克（Richard Fick）对佛陀时代印度东北部的社会组织，里斯·戴维斯对古印度的经济状况，以及爱德华·拉卜森对早期佛教文献中的经济概况等的研究。

19世纪中期至晚期，欧洲考古学的思维和研究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学者对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解释，不过印度考古学仍以传统的调查和发掘为主，其研究目的和发掘方法均具较大局限性。早期佛塔的研究主要为印度历史或佛教文献提供证据，如对雕刻、钱币、碑铭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印度历史和文化，或弥补文献在佛教研究中的不足。

三、学科形成阶段：20世纪早期至中期

20世纪早期见证了考古学系统发掘的进展，佛塔不再是旅行探险家或古物爱好者感兴趣的目标，而是日益成为专业学者的研究对象。自1902-1928年，马歇尔担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他不但把欧洲现代考古学方法引入印度，而且还对文物古迹进行编目和保护。[32]（P91-92）马歇尔在塔克西拉（Taxila）、桑奇、比塔（Bhita）、巴连弗邑（Pataliputra）、舍卫城（Sravasti）、毗舍离、王舍城（Rajagriha）、萨尔纳特（Sarnath）、那烂陀（Nalanda）等遗址的发掘为印度佛教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1944-1948年，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担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他强调考古的科学分析和精心规划，他对塔克西拉、哈拉帕（Harappa）、阿里卡梅杜（Arikamedu）等遗址的发掘，充分体现了考古规划的重要性，惠勒还率先采用系统发掘法和精确的地层记录法。[33]

20世纪早期至中期为印度佛塔研究的重要阶段，大量早期佛塔及其遗址相继被发掘，如达摩拉吉卡（Dharmarajika）佛塔（现处巴基斯坦境内），1913年发掘；沙里汉达姆（Salihundam）佛塔，1919年发掘；阿鲁卢（Alluru）、古曼蒂都卢（Gummadidurru）和纳加朱纳康达（Nagarjunakonda）佛塔，1926年发掘；毗舍离和阿玛拉瓦蒂佛塔，1958年发掘；德夫尼莫里（Devnimori）佛塔，1960年发掘；巴蒂普鲁卢（Bhattiprolu）和包尼（Pauni）佛塔，1969年发掘。佛塔的发掘为印度佛教、考古、历史、建筑、碑铭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佛塔研究逐渐融入钱币学、碑铭学、建筑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领域，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佛塔的认识和理解，佛塔因此成为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和早期佛教的重要对象。

爱华德·哈维（Edward Havell）、文森特·史密斯、勾库达斯·德（Gokuldas De）、本杰明·罗兰（Benjamin Rowland）、沃尔特·斯宾克（Walter Spink）、菲利普·斯特恩（Philippe Stern）等学者，分别从艺术、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对佛塔雕刻进行了深入探讨。如爱华德·哈维从哲学与美学的角度对佛塔雕刻的阐述。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对佛塔雕刻的艺术思想和目的进行了全面探讨，库马拉斯瓦米认为印度艺术根植于印度历史、宗教和文化，只有了解印度的思想观念，才能真正理解印度雕刻。斯特拉·克拉姆里施（Stella Kramrisch）以风格调查为基础，对印度雕刻的结构展开了研究。

佛塔一直被视为印度早期建筑的典范，哈利比斯卢·沙卡（Haribishnu Sarkar）在早期佛教建筑的研究中，第一次将民族学、文献学和考古学资料相结合，他指出，佛教思想与寺院建筑有着紧密的联系。[34]苏希拉·潘特（Sushila Pant）的《印度佛塔建筑的起源与发展》（1976）基于建筑学视角，从佛塔的概念背景、建筑背景、结构组成、起源理论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吠陀（Veda）时期至公元7世纪印度佛塔的起源、发展和演变。[35]（P5-18）佩西·布朗（Percy Brown）、德巴拉·密特拉（Debala Mitra）、萨第什·格罗佛（Satish Grover）等，把佛塔作为印度建筑框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元素，以此揭示印度建筑的年代和区域特征。

佛塔崇拜是学者探讨的重要主题。纳利纳克萨·杜特和苏库马尔·杜特（Sukumar Dutt）在对印度佛教寺院的研究中指出，佛塔崇拜不是由传统的寺院佛教所支持，而是由居家信众支持。安德烈·巴罗（Andre Bareau）以律藏为中心，对佛塔崇拜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部派佛教时期就已经存在佛塔信仰，礼拜佛塔是律藏的重要内容，佛塔崇拜并非仅限于大乘佛教。[36]平川彰在《大乘佛教的起源与佛塔崇拜的关系》（1963）中将佛塔崇拜实践与佛教信众联系起来，他认为，大乘佛教起源于以佛塔信仰为中心的在家居士团体。[37]高田修对佛塔的大乘起源说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根据考古发现，早期佛塔与大乘佛教并无关联。下田正弘对平川彰的观点也提出了异议，他指出，佛塔崇拜在原始佛教时期就已出现，并广泛流行于在家居士和出家僧侣之中，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僧团之外的在家佛塔崇拜群体。[38]（P143-153）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佛塔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试图结合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等材料，以便确定佛塔的某些建筑原则，如亚瑟·霍卡特（Arthur Hocart）、珍·普祖鲁斯基（Jean Przyluski）、吉斯伯特·科巴兹（Gisbert Combaz）、阿尔伯特·朗斯特（Albert Longhurst）等学者，他们从佛塔的起源、平头与佛塔的关系、亚洲佛塔的演变、佛塔的历史等方面展开了研究。穆斯将佛塔建筑组成比作不同的宗教符号，如宇宙山、宇宙柱或因陀罗（Indra）的宫殿，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佛塔是举行葬礼的纪念性建筑。[39]朗斯特认为华盖（或伞盖）是政治权力的象征，而佛塔伞盖则是佛教权威的象征。[40]（P1）

1978年7月，海德堡大学南亚研究所组织召开了一次关于佛塔的国际研讨会，会议的目的是调查佛塔研究的最新进展，研究不仅限于艺术史和历史学视角，它还包括建筑学、文献学、民族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佛塔的象征意义是本次研讨的主题，会议出版了论文集《佛塔的宗教、历史和建筑意义》（1980），其中包括约翰·埃尔文（John Irwin）的《早期佛塔轴的象征性注释》，古斯塔夫·罗斯的《佛塔的象征》，阿达尔贝特·盖尔（Adalbert Gail）的《锡兰佛塔尖顶的宇宙象征》和海因里希·弗兰茨（Heinrich Franz）的《犍陀罗地区和中亚的佛塔与塔庙》等。[41]在海德堡大学国际研讨会的推动下，各国学者纷纷将注意力集中在佛塔的演变及其象征性研究上。埃尔文对阿育王柱和佛塔的象征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充分利用考古学证据，全面阐述了佛塔与宇宙轴的关系。埃尔文认为，窣堵坡是一座建筑的缩影，起源于前佛教时期，印度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等都继承了轴柱的宗教内涵，而更古老的宇宙宗教的窣堵坡崇拜同样也包含了轴柱的概念。[42]安德鲁·斯诺德格拉斯（Adrian Snodgrass）基于建筑学视角，通过广泛地调查和文献学与考古学证据的收集，对佛塔轴柱、覆钵、平头、尖顶等建筑组成，以及佛塔平面的象征意义和宗教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43]（P4-8）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中期，是考古学形成和系统化阶段，以地层学为基础的发掘方法和立足于器物类型学的断代法同时得以发展，规范的发掘方法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更好地确定出土文物的年代，并且更好地进行解释，不过传统的研究方法仍占主要地位，学科藩篱普遍存在，壁垒明显。

四、多元融合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二战以前的欧美佛教研究主要由精通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等语言的学者完成，他们利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以佛教经典为重点研究对象，极少注意文本背后的政治和文化因素，对于佛教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内在互动性也基本没有触及。70年代以后，美国学术传统开始把社会史和人类学作为重要的研究手段，他们越来越关注佛教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而此时流行的新考古学也使得它成为了解当代社会变化的重要学科。

20世纪晚期，印度考古调查部门发掘了许多重要的佛塔及其遗址，如昌达瓦兰（Chandavaram）塔，1972年发掘；杜利卡塔（Dhulikatta）塔，1974年发掘；杜帕都（Dupadu）塔，1976年发掘；卡林贾帕坦（Calingapatnam）塔，1977年发掘；阿杜卢（Adrru）塔，1985年发掘；尼拉康达珀尔（Nelakondapall）塔，1986年发掘；托特康达（Thotlakonda）塔，1987年发掘；卡纳伽那霍利（Kanaganahalli）塔，1996年发掘。21世纪则有阿鲁卢（Alluru）塔，发掘时间为2007年。此时的佛塔研究已充分结合考古学进展，并将关注点扩大到佛塔崇拜和实践，或探索佛教遗址更广泛的宗教和社会背景。它们从早期的宗教历史探讨、艺术风格分析、碑刻铭文解读等，转变为历史、政治、经济，或城市、建筑、景观等研究视角的多元融合。

8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以文本、教义、语言为导向的研究中，转向长期被忽视的仪式和实践。学者充分利用图像、景观、建筑、象征、人种、殡葬等方面的考古和研究材料，深入探讨宗教仪式背后的各种活动。格雷戈里·斯格彭（Gregory Schopen）批评现代学者对佛教的研究高度依赖文献，他提出应优先考虑考古学证据，对于文本重建佛教或其他宗教历史的作用，斯格彭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他极力倡导宗教考古学。斯格彭认为，考古遗迹和铭文为早期佛教僧团的活动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证据，而完全依赖文本，从根本上说是有缺陷的。他指出，对早期佛典文献的过度依赖，掩盖了早期佛教的真实面貌。斯格彭的《遗骨、石头和佛教僧侣：印度佛教寺院考古学、碑铭学和文献学论文集》（1997）代表了佛教新史学的基础。[44]（P9-10）

凯文·特雷纳（Kevin Trainor）通过对佛教遗物、仪式和表现特征的探讨，重新定位了南亚佛教的研究实践。特雷纳关注的是有形的物体，特别是佛陀的遗骨，以及它们在斯里兰卡佛教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早期学者过分强调文本，从而忽略了考古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和发现。[45]拉尔斯·福格林（Lars Fogelin）通过对早期佛教建筑仪式与表现特征的分析，揭示了建筑在宗教意识形态处理中的作用。福格林认为，仪式和建筑的差异体现了僧侣和信众的不同追求。僧人有意识地控制佛塔外形，其目的是通过神圣庄严的仪式空间保持他们对信众的权威，信众礼拜的佛塔建筑群，在规划设计上有效地限制了仪式领导者的权力，营造出了更加平等的群体礼拜形式。该研究为宗教考古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46]

考古学者早期大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主要佛塔的垂直发掘上，较少对周边遗迹或整座寺院进行横向发掘和广泛调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学者们已不再局限于单座佛塔的发掘，而是把遗物、遗迹和遗址置于整个环境的综合调查中。如茱莉亚·肖（Julia Shaw）对印度中部佛教寺院环境的考古调查，尤其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桑奇山的宗教景观和社会变化。詹森·霍克斯（Jason Hawkes）以巴尔胡特佛塔为对象，他强调重新评价巴尔胡特佛塔雕刻及其考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更大范围的遗址和遗存调查，可根据环境对佛塔雕刻进行全面释读；其次，如果佛塔是遗址的重要组成，那么佛塔雕刻也可为遗址的早期活动提供有用信息。[47]拉尔斯·福格林（Lars Fogelin）在早期佛教考古的研究中，以印度南部托特拉康达（Thotlakonda）佛教遗址及其周边环境为考古对象，在广泛考察僧侣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对仪式空间、物质文化、佛教景观以及寺院的社会角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结果既对宗教社会背景有了更全面地了解，又为宗教考古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48]（P7）

佛塔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年代判定、建筑结构、雕刻艺术等方面，当前学者已开始探索佛塔所在地更广泛的宗教和社会背景。阿基拉·希马达的《早期佛教建筑文脉：阿玛拉瓦蒂大佛塔（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2013），充分结合早期的发掘记录，以及最新的发现和研究，为阿玛拉瓦蒂佛塔提供了全面的建筑年表，希马达还通过考古、碑铭、钱币以及相关的文本证据考察了德干东南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他通过分析表明，佛塔的兴建并非萨塔瓦哈纳（Satavahana）单个王朝的成就，而是该地区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50年长期城市化发展的结果。[49]（P197-200）寺院与社会的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凯思琳·莫里森（Kathleen Morrison）认为，要了解佛教机构如何融入社会政治经济组织，有必要了解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及佛教寺院和政府组织怎样参与这种模式。[50]

多元融合是当前佛塔研究的主要趋势，詹森·霍克斯和阿基拉·希马达认为应从考古学、艺术史和历史学的角度对佛塔进行解读，他们在《南亚佛塔》（2009）中汇集了刘欣如先生、希玛苏·雷斯、珍妮弗·豪斯、迈克·威利斯（Michael Willis）、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库尔特·贝伦特（Kurt Behrendt）等众多专家学者的论文，学者们从殖民时期印度佛塔的发现、佛塔的宗教内涵、佛塔的环境背景，传统的复兴，以及佛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的探索等方面对印度佛塔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探讨，反映了近年来佛塔研究由早期的文献学主流朝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标志着佛塔、佛教和南亚历史现有学术研究范式的转移。[51]（30-39）

结语

印度丰富的建筑遗产植根于其本土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自18世纪末印度佛塔及其相关遗迹被欧洲殖民官员重新发现以来，它就被历史、考古、宗教、建筑、艺术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所定义，并赋予了各种新的内涵。考古学的发展为印度佛塔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也促进了佛教研究的繁荣，自1798年麦肯兹对阿玛拉瓦蒂佛塔遗址的调查开始，印度佛塔的研究经历了古物收集、考古调查、学科形成、多元融合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体现了研究目的和思维方法的重大转变，这是伴随着时代变化而导致的学术范式转移。当前佛塔研究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而是充分结合历史、考古、宗教、建筑、艺术等各学科的特点，从景观、仪式、制度，或社会史、民族学、人类学等不同视角，在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开展多元融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