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玥

(辽宁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沈阳 110036)

一、学界对《共产党宣言》解读的四个视角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170多年来，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宣言》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正是在于它“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1]226，具有真理性和普遍的适用性；同时它还坚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5，因而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使《宣言》即便历经了170年的沧桑巨变，仍然散发着真理的光辉。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宣言》的研究视角不断拓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就《宣言》的具体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致思路径：

一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视角研究《宣言》。王南湜认为，《宣言》开启了系统性的资本主义科学批判的道路，它通过呈现一种客观的历史描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从而达到对资本主义灭亡之必然性的宣判[3]。张双利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批判和原则性批判共同构成《宣言》的核心内容[4]。牛先锋强调，《宣言》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批判成为如今建构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典范[5]。

二是从无产阶级政党角度研究《宣言》。丁俊萍认为，《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性的革命使命，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6]。张世飞提出，《宣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目标和斗争策略，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7]的问题。黄蓉生认为，《宣言》公开阐明了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8]。仰义方认为，《宣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党纲，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9]。

三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角度研究《宣言》。高放认为，不仅要坚持和捍卫《宣言》的六条基本原则，更要与时俱进地理解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10]。周新城认为，掌握《宣言》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11]。胡振良认为，《宣言》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继承与发展的关系[12]。任晓伟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建构中鲜明地贯彻了《宣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彰显了《宣言》的理论价值[13]。朱文琦表示，《宣言》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14]。

四是从经济发展角度研究《宣言》。顾钰民认为，《宣言》揭示了所有制关系变化的客观规律，对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新变化具有指导意义[15]。舒展认为，《宣言》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的二重性为人类面临共同的命运指明了方向[16]。柳红霞认为，《宣言》前瞻性地预见了全球化的发展，为认识全球化开拓了新视角和新思路[17]。双传学认为，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这种必然性和渐进性之间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18]。

从上述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宣言》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宝库，作出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19]。以往对《宣言》研究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无产阶级使命及其政党建设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这几个角度进行探讨的，其中虽然不乏经济发展的相关议题，但更多的是从所有制层面抑或经济全球化层面的解读，缺乏对《宣言》中关于因工业革命引起机器大工业生产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的现实思考。而经济形态变化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依据。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共产主义原理》《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就已初步揭示了大工业引发的经济社会变化，为《宣言》阐述市场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资本论》《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等著作中再次对市场经济思想予以深化和补充。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对我们研究《宣言》中的市场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共产党宣言》关于市场经济与制度变迁的论述，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制度依据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市场经济被公认为“是与资产阶级的崛起一起产生并成熟的体制，其本意就是资本主义经济”[20]，似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要解蔽这一错误观念，就必须弄清市场经济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这个关键性问题。

首先，《宣言》科学地阐释了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孕育产生，并推动封建统治走向灭亡。为了说明市场经济的起源，《宣言》考察了市场经济的历史生成过程，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2]34。从市场经济的演进历史来看，早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前，“就已出现了市场生活方式的迹象”[21]23。但此时的市场还是零星、偶然、自发的交易，传统惯例和权威(教会、政府)仍是被用于处置稀缺性问题的主要手段。随着分工的发展，因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破坏了“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1]194。这种破坏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导致了个人之间的交换成为可能。经济发展的货币化导致各种货币的需求流并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动力机制。逐渐地，商品“不仅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且是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1]194，并且越来越任凭偶然性来摆布。这些反对固定的经济秩序的力量共同打破了封建自然经济秩序的框架，“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2]32，从而撼动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根基，推动封建制度走向衰亡。

其次，《宣言》进一步揭示了代替封建经济管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一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神圣光环，使人们变成了出钱便可招雇的雇佣劳动者[2]34。作为社会底层“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2]38。依靠雇佣劳动的生产普遍化后，商品生产也就成为社会生产的普遍形式。二是自由竞争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规律作用的结果。从“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2]39到“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2]39，甚至是“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2]40，无一不说明“自由竞争”已经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角落。三是商品交换使得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一种纯粹的金钱关系。在利己主义的充斥下“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且“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34。

最后，《宣言》还说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与具体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当生产关系无法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资本主义的灭亡趋势。在这一点上，《宣言》直接延续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路，指明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的地方，“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2]36-37。此时的市场经济已不是简单的贸易，已演变成了通过国家力量推动的商业扩张，资产阶级现代国家政权开始以“总资本家”的身份维护其阶级利益了。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2]33所发挥的作用并非简单地承担国家机器的公共服务职能，而是在更大程度上通过“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22]和政治制度为资本的自由发展、为更大限度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保驾护航。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那个曾经创造出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资产阶级魔法师，“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37。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像一场社会的瘟疫(生产相对过剩的瘟疫)不仅毁灭掉了大量的制成产品，而且也造成了生产力的毁灭。由于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从而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停滞与贫穷，资本过剩与失业工人过剩“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3]377。所以说，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预示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与社会主义结合具有合理性。

中国共产党人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24]。从毛泽东主持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教科书，提出“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学校”，到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25]373。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和独特创造。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我国“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替代市场的局面，历经‘市场利用论’、‘市场基础论’和‘市场决定论’三个阶段的演进”[26]，逐渐实现了从不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效运行的问题。也就是要发挥好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两方面优势，“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7]。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切实保障“市场机制有效”运作。这就需要在现代经济体制下明确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分工， 让市场这只手充分施展，使各经济主体之间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在微观领域实现高效率、最优化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要让政府这只手收放自如，实现“宏观调控有度”。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27]，使市场自发的产生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还要保障政府不缺位、不越位，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在新的历史时期， 党中央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和短板弱项，进行务实有效的改革，对市场主体“扩权”使其拥有更大的经济自由，用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当然，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具活力、更有韧劲，只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下功夫还不够，还要把总体稳步渐进和局部大胆突破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部分有机地衔接起来，把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有机统一起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上新台阶。

三、《共产党宣言》关于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双向互动的阐释，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写道：“扩大了市场而给予工业以第一推动”[23]98，而“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机械生产的优越性降低了产品的价格……由于价格低廉，就争得了一个与价格低廉相称的更广阔的市场”[23]102。一旦通过机械辅助的手段取得了成功，一切工业部门也必然随之效仿起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23]102。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详实再现了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的双向互动，进而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图景。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竭尽全力与自然界保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与贫困和死神不懈斗争。新航路的开辟，特别是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开发、美洲的殖民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2]32。日益扩大的市场和与日俱增的需求，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工业变革。因而，行会被工场手工业所代替，“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2]32。工业革命使商品生产真正实现了普遍化，商品货币关系开始渗透到一切社会经济领域。更新的生产革命，使商品的生产费用越降越低，从而“无情地排挤掉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28]，使商品生产成为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这样也造成传统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在现代社会中只能通过市场这个媒介才能有效地联系起来。所以，市场成为现代人类活动的中心，市场机制成为调节生产最有力的分工组织形式。

《宣言》认为，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为工业革命的持续性推进提供了多方面的机制和条件。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促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35，使得“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2]38影响了包括雇佣工人在内的所有商品的命运。竞争机制、市场机制成为牵引发明创造、技术革新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前进中的障碍。工业革命向世人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2]34。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以及各种交通、通讯工具的使用，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6。这是前市场经济那种非货币化的、静态的社会所不可想象的。技术要素的革新赋予商品以机械的、物理化学的、完全超越人体维度的能力，使人们能够利用各种原理和设备，完成了人手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这些改变使市场成为更直接、更有效地引导、调节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而且，作为划时代变革的工业革命的发明是一种集群式突破，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作为历史事件的结束，相反它只是持续加速至今变化过程的开端[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就是工业化。短短70年，我国从白手起家到赶超世界，从落后时代到赶超时代再到引领时代，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建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可谓举世瞩目。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工业化战略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国家指令性计划作为调配资源手段的封闭型的重工业化优先发展”[30]模式，经历数次政策调整后，中国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构想。这一突破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取消了行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实行政企分开、优化投资管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在更大的程度上保障了工业的发展。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31]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今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坚持“四化并举”。特别是要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契机，促进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与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多种技术相互融合的先机，利用市场机制，推动技术经济范式、生产方式与产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系统性革新。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要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大企业“龙头带”，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的发展格局。要从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入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要发挥政府职能加强政策层面的投入和支持，落实好纡困惠企的相关政策。要引导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充分释放企业创新的潜力和创造力，努力实现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升级。最终完成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四、《共产党宣言》关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选择，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供了立场确证

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写道：“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1]23210-16世纪，“日常生活并不以追逐利益作为指导原则，事实上，教会还大力抨击这种观念。”[21]15到了18世纪，人类生存问题不再仰赖习俗或权威来解决，而是依靠因市场聚集起来的追逐利润的人的行动来解决。尽管类似“资本主义”这类的词汇到了19世纪晚期才得到广泛使用，但支持这种体系的“得利”观念已深植人心。正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所言：“利益被升格为普遍原则”[23]94。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分化以及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揭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2]34。随着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人的生活条件并未因工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所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2]43。工人变成了赤贫者，并且贫困要比人口和财富的增长速度还要快。“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2]38，他们连同全部设备一道被包括在墙垣之内，成为机器的附属品，不仅要受到机器、监工、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还要受到“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2]39的层层剥削。反观现代的资产者成为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成为一支支产业大军的首领。法律、道德、宗教则成为资产者压制和奴役无产阶级的工具，隐藏在这背后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2]40。

《宣言》强调，为捍卫自己的利益，“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2]40，在这些工人阶级政党中，共产党就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44。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也随之不断增加，进而结成了更加庞大的集体。起先，“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只为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而后他们开始“建立经常性的团体”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反抗做着积极的准备，这种抗争并未取得显著的成效，反而使对他们的剥削更加严苛；后来，他们组织成为阶级，进而形成了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2]40，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意义就在于为整个无产阶级谋利益。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冠以无产阶级名义的政党都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宣言》第三部分批判的反动社会主义政党为例，封建的社会主义，他们为了激起同情，“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2]54；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摇摆，其主张的实质内容却是“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2]56-57；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更是沦为了“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2]59。只有共产党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44，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2]42。这也正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关键所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宣言》中关于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选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立场确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把人民至上作为价值取向。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穷是错误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后决不会穷”[32]。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33]。同时，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25]23。江泽民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34]248，“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34]99。胡锦涛指出，“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掌权用权，都要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办人民群众所需，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3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突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人民立场，这也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指出：“‘治国有常， 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 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 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36]如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民立场，才能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五、《共产党宣言》关于世界市场的思想阐述，为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理论遵循

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预见了大工业发展将打破地域间的壁垒，使市场经济不再拘泥于某个范围狭小的国度，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恰如《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述：“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23]687

《宣言》进一步指出，大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新式交通工具的采用为市场经济的世界性拓展开辟了道路。大工业的应用极大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的相继问世，加速资本、劳动力、商品等要素在世界各地的流通，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中来。在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海岸、顺着江河蔓延开来，即使是像奥地利、波西米亚、莫拉维亚这些被崇山峻岭阻隔的内陆地区也在铁路面前被击得粉碎。在美洲和东印度，航海业和陆路交通交错形成的巨大的联络网极大地缩短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空间距离，“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37]。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的世界市场的两重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一方面，他们肯定了世界市场在国际分工协作和人类文明方面的进步意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2]35。过去那种旧的、仅仅依靠本国产品来满足需要的状态逐渐地被那种新的、需要通过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求的形式所代替。就工业生产本身来说，工厂所加工的产品、所使用的原材料已经不再是本地的那个狭小的区域内的，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同样地，工业的制成品也不止供给本国国民消费，同时也会远销海外。可见，市场作为世界市场的存在，提升了商品来源的全面性，也使市场经济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35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被世界市场的拓展所打破，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地方的区域的历史也变成了世界历史。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下的世界市场的剥削性质。这种剥削性质集中体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主导和支配关系。资产阶级通过廉价商品这枚重炮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使其他人类文明被迫卷入资本主义文明当中来。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的世界市场，因为它在资本、技术以及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占的优势地位，持续地剥削着处于分工体系底端的国家和地区。从而造成了“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36的格局。总之，资产阶级所不遗余力建造的世界市场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是世界市场的主要获利者。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世界市场已经将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积极参与并融入世界市场当中来。然而，当这些后发国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所蕴含着的强权逻辑的规避和改变后，那些曾一度鼓吹和倡导自由贸易、想方设法打开封闭或半开化国家大门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38]。这种逆全球化并不是对《宣言》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主导的世界市场的真正超越。恰恰相反，强权逻辑的世界市场和如今的逆全球化是同一逻辑中对立的两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双重标准，即当自由贸易对己有利时，就经常借此批评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家；当自由贸易对己不利时，他们的选择则相反。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强权逻辑又一次为全球化的发展增添了难度，本该在世界贸易规则下解决的问题，却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强权政治逻辑所利用，成为逆全球化的借口。但不容否认的是，全球化仍然是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发展，都不可能悬置于全球化之外。

当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推动建设高水平开放的经济体。具体来说，要强调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世界市场不可或缺的理念，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以自身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决心。二是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三是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中国高质量发展所需的生产能力体系、要素供给体系和消费市场体系。四是要构建全面的全球化风险防控体系，建好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防火墙”，确保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性和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从而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上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适应国际规则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综上所述，《宣言》不仅属于它产生的那个时代，它同样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正确把握《宣言》中的市场经济思想对我们理解《宣言》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十分重要。正如习近平所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39]从封建时代的萌芽，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再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宣言》揭示了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结合是具体的历史的，市场经济并非天然地依附于某种固定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要注重市场经济发展与工业革命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跨越；要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40]的高度统一，妥善处理好利益分配问题，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打造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不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向新高度、走向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