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卫军

1981年，财政部选送了新中国首批四位会计学研究生（汤云为、李爽、葛明和李勇）赴美实习，开辟了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道路，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培养急缺的现代化会计专业人才。而那四位学员飞越太平洋，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是安永的前身——厄尼斯特·惠尼（Ernst & Whinney）。

作为“四大”同行，当我沿着这段线索继续搜寻这一早期的财政部注册会计师人才培养计划（以下以主持人名义简称为“杨纪琬计划”）最初的执行细节时，一位业内友人提醒我关注一个来自美国的重要人物的名字：David T. Ma， C.P.A.， Partner，Ernst & Whinney。看起来他是一位华人注册会计师——1980年 代，中国人在“四大” 担任合伙人着实不易。也许他有过人的专业技能，对中国学生怀有同胞之情，所以为“杨纪琬计划”在美国的落地和延续，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然而，当更多史料连点成线，最终如画卷般在眼前展开时，这位合伙人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不仅是一位阅尽大江大海、值得尊敬的会计专业人士，而且为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大局不遗余力地牵线搭桥。更鲜为人知的是，他与抗日救亡、国共合作、改革开放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与情怀。他的中文姓名是：马大恢，我的浙江老乡。

马大恢先生1918年生于浙江温州的名门望族。他父亲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书画家马公愚先生。以“书画传家三百年，一脉相承到如今”著称的百里坊马氏家族，依然是温州今天的文化标签之一。

在温州中学读书的时候，马大恢就非常活跃，不仅研究自然科学，还和年龄相仿的堂叔、日后成为革命诗人的马骅，以及后来的著名学者赵瑞蕻等人共同发起了野火读书会，一起阅读进步书籍，传播爱国思想。在30年代与马大恢一同组织学生运动、编辑进步刊物的高中同学胡景瑊，参加了浙南游击纵队，解放后成了温州第一任市长。

中学毕业后，马大恢考取了中央政治学校，但他并不喜欢那里的氛围。头一学年没完，他即不告而别、离校出走。他重考了一次，被南开大学录取，很快成为南开进步学生运动的领袖。

据南开大学校史记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不断骚扰学校，携枪带炮到南开大学演习。暑假前，日本特务公然到学校要把学生自治会理事马大恢抓走”。马大恢被迫离校。

为躲避铁蹄枪炮，清华联合北大、南开师生转移至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临大），即西南联大的前身。马大恢也赶至长沙继续学业。但临大在长沙正常办学仅一学期，就传来南京沦陷的消息。许多学生决定投笔从戎，奔赴前线。临大常委会支持学生参加抗战，为他们保留学籍。在1938年这批近300名临大学生的从军热潮中，马大恢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后来编入从淞沪会战撤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图2 1947年马大恢赴美前，于上海拍的全家福（后排左三为马大恢）（图片来源：中国侨网chinaqw.com）

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军长胡宗南。

就在这个大学生组成的战地团队里，马大恢结识了来自清华大学的熊向晖，——由周恩来借青年服务团报名之机落在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子”

胡宗南在传见服务团时，特别关注那些出身名门、举止得体、言谈不俗、政治修养高的年轻人，尤其欣赏熊向晖、马大恢、申振民等人的才华，先后送他们去读军校，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让他们从文弱书生成为行伍军人。军校毕业后，他们都作为亲信留在了胡宗南身边。熊向晖做了胡宗南的随行副官和机要秘书，马大恢则成了胡宗南的侍卫队分队长。

1946年6月7日，正值军调部谈判期间，周恩来因过分疲惫在航行过程中睡着了，记有熊向晖地址的笔记本从上衣口袋中滑落于马歇尔的专机上，为避免意外，熊向晖紧急避居上海。经周恩来首肯，他十几天吃住都在马大恢家里，因为周恩来相信马大恢父亲马公愚在上海地位高，外人不敢轻易打扰。1947年3月，熊向晖向中共中央提供了胡宗南部闪击延安的关键军事情报，使得毛主席和在延安的共产党军事领导力量得以提前转移到黄河南岸。熊向晖在回忆录中曾记下周恩来引述毛主席的话，“熊向晖一个人顶得几个师”，这句话实在不足以形容他的重要性。

同一年，国民党推出精英留学美国计划，培养抗战期间无法出国深造的优秀青年。胡宗南推荐熊向晖、马大恢等17名亲信参加。1947年，马大恢和熊向晖先后搭轮船前往大洋彼岸，漂洋过海，开始了艰难波折的留美生涯。

从1947到1953年，马大恢在美国没有浪费一天时间。作为因祖国内战而滞留美国、在当地举目无亲的留学生，他的当务之急就是靠自立自强生存下来。他埋头读书，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拿下了政治学专业硕士、工商管理专业硕士。为了能够找到工作，他又在布鲁克林法学院攻读了法学课程，在纽约州立大学攻读了会计课程，最后拿下纽约州执业律师资格和注册会计师资格。

完成学业后，马大恢进入纽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S. D. Leidesdorf &Company，从学徒、经理一直做到了合伙人。

当马大恢在美国艰难落脚的时候，国内政治形势已翻天覆地。留学没两年，国民党就败逃台湾。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他的朋友熊向晖等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接到以中共中央名义转来的口头指示，转道香港，陆续回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熊向晖又回到周恩来身边工作，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在整理这段史料时，我看到一份1961年1月5日胡宗南写给马大恢的亲笔回信。胡在信中称呼自己曾经的下属为“大恢弟”并写道，看到马大恢在美国学有所成，工作顺利，并已成家立业，育有儿女，感到非常欣慰，期望他取得更大成就，“声誉日高，影响益著”。我们没有看到马大恢致胡宗南的信函内容，但彼时，马大恢在纽约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已有七八年光景，想必已做到经理级别，或者做到了合伙人。至少马大恢在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站稳了事业立足点，而且打开了职业上升通道。

1978年夏天，马大恢所在的事务所与安永的前身 Ernst & Ernst宣布合并。当年在“八大”中排名末位的Ernst在这次合并后，显著提升了行业地位。又过了一年，Ernst & Ernst 与Whinney， Murray & Co.等三个所合并，成立了 Ernst & Whinney，马大恢亦成为了这家合并后的国际大所的合伙人。

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Ernst & Whinney被批准在北京设立中国分公司。马大恢成了中美建交后，第一个美国公司驻华办事处的合伙人/总代表。阔别33载后，马大恢终于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办公地址选在北京饭店的一间客房（1635房）。

当时，马大恢和中国政府最要紧的联络线有两条。第一条来自他早年在南开学生运动中相识的姚依林。此时，姚依林已是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引进智力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财政部和当时的对外经济联络部希望各大会计师事务所帮助解决对外开放后的企业管理和财会技术难题。中美公司的会计制度不同，中国公司的账簿国外投资者根本看不懂，而中国也没有能看懂美国公司账簿的管理者，因此必须加紧培养懂得西方财会制度的专业人才。

马大恢的第二条联络线，当然来自他曾经的伙伴熊向晖。外交使命告一段落后，熊向晖于1978年出任统战部副部长，帮助中央联络和邀请海外科研和专业人才归国；1982年又顺应改革开放大势，在荣毅仁的再三邀请下，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投入到引进外资的战略任务中，以帮助国家尽快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上来。

与姚依林和熊向晖阔别后的重新交往，燃起了马大恢报效祖国的拳拳之情。他用双管齐下的办法填补国内人才空白：一方面选派年轻人到美国的事务所受训，同时派人到北京培训中国会计师。这为“杨纪琬计划”注入了强大的执行力。本文开篇提到的赴美培训的第一批会计人才，都是经过马大恢亲自推选的。“知识教育不要太专，要广泛一些，要开阔知识面，要注重（对学生）思考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培养。”1981年4月，马大恢作为清华校友在清华大学建校70周年的大会上，与方毅副总理、教育部长蒋南翔以及高士其、周培源、钱学森等著名人士同坐主席台，并向清华大学提出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育观。

图3 新中国成立前夕，熊向晖与马大恢（右一）和申振民（左一）在美国合影。

图4 1961年元月，胡宗南手书写给马大恢的回信（图片来源：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在马大恢的专业协助下，可口可乐公司、雷诺公司、美洲银行、英国Thorn EMI公司等跨国企纷纷于1982年来华考察或建立了在华投资的业务关系；美国TWR公司1983年与中国汽车总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及济南汽车配件公司洽谈成功总值100万美元的合作项目，涉及设备进口、技术转让及技术人员培训；美国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1984年和中国民航总局上海航空工业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其中包括购买两架最新型的大型客机，在上海装配美国飞机并进行技术合作和研究，以及派遣航空工程人员赴美进修。

特别是在1984年6月，美国前国务卿万斯率领美国高级商务代表团101人访华，马大恢被聘为该代表团特别顾问参加谈判。该代表团在上海期间，与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及轻工业部达成各种协议60多个。代表团抵达北京后，时任总理赵紫阳先生接见了全体成员，向其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情况和前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晚宴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向美国代表团介绍了该公司的业务。

最让我钦佩不已的是，自1980年开始，马大恢不遗余力地对国际社会宣讲中国的未来，树立投资信心。他抓住一切时机，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外商投资者应当关注的热点行业，号召国外企业和投资者尽快进入中国市场发展。

图5 1938年马大恢（后排站立左起第四位）在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时期的合影

据新加坡《南洋商报》1981年10月23日报道，马大恢以中国贸易经济问题专家的身份，应（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邀请畅谈有关对华投资和在华经商的洞见。他说，“中国在1979-1980年所提出的经济调整时期，相信可以在1985年完成。到那时候，国内人民的生活将会大为提高，购买力也会大大加强。在1985年以后，中国的经济便会急速增长”。马大恢还介绍说，“在经济调整期间，中国希望完成三大目标。第一是发展农业，因为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因此有必要提高农业的发展来稳定人民的生活。第二是要以迅速的步伐来发展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第三是发展汽油、石油和煤矿业。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将寄望于石油工业，特别是海上石油业的发展”。在提到中国国内的情形时，他指出，“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闭门政策之后，不久前开始对外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希望快速地发展工业，因此从外国引进了许多制造材料和机器，甚至于整套工厂配备，花了大笔外汇，以致外汇缺乏。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经验和知识的贫乏，使得许多从外国买来的机器无法运用。这就是中国要实行经济调整和专业人才培养战略的原因”。他铿锵有力地说道，“中国近年来所进行的改革，基本上是好的，是进步的。这两年来，在鼓励工人和农民增产的奖励下，人民的生活已经逐渐改善，中国的经济面貌也将因此而改观”。

这些话语，即使今天听来，也是掷地有声。读者，请你停下思绪，再听听马大恢在四十年前讲的下面这句话：

“中国所实行的开放政策在未来好多年内不会有所改变，加上中国人的诚恳忠实，因此外国人在中国投资或经商是有保障的。”

无论是改变个人的坎坷命运，还是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都需要诚恳、忠实——这恐怕是经历过抗战救国到“四大”合伙人大跨度人生轨迹的马大恢对于自力自强、专业报国的毕生感悟。

马大恢携夫人在北京居住了10多年后返回美国。但渐渐地，一生轰轰烈烈的往事在马大恢脑海中变得如梦如烟——他晚年不幸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缠绵病榻多年后，于2000年病逝于美国，终年82岁。马大恢回到美国后，熊向晖时常打电话关怀问候。2005年，红色特工、新中国外交官熊向晖在北京去世。

行笔至此，在北京西山的办公室，我再次端详起这张绝版黑白老照片——1938年，年方二十的马大恢与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同学们意气风发的珍贵合影。他们能用整个青春和满腔热血回答中国应当怎样救亡图存的时代叩问，所以才能展露出如此豪迈的笑容。

即使他们后来天各一方，成为“四大”合伙人的马大恢也从未丢失赤子之心，让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这个全球网络，增添了一个强大耀目的中国节点。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他在为自己的祖国尽力争取更好的发展境遇和强大起来的机会，向心存疑虑的国际社会，回答了中国为何值得长期投资的问题。作为在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第一代专业华裔合伙人，他以身作则，为下一代合伙人创造发展空间，用心传承业务硕果，播撒下未来的种子，回答了“四大”的中国合伙人应当因何而存在的问题。

当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合伙人感到困惑和失落的时候，不妨再仔细看看这张照片，你可能会感觉自己也挺直了腰杆，仿佛就站在他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