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思伟

引 言

日本外交史研究，首先应重点解决该领域基本问题的选择与界定。社会转型和发展时期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重大历史事件，断代与分期之阶段划分即属其例。其中，作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上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世界性事件，也是战后外交史研究老问题的日美同盟，就与芦田均外交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生成性关系，芦田外交就是这种首应界定的基本问题之一，甚至是战后日本外交史最为基础、关键及核心的课题之一。

芦田均是日本著名职业外交家及保守派革新型政治家，外交生涯长达近半个世纪，跨越明治、大正及昭和时代，从1947年6月1日至1948年10月15日，1年又4个半月之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同盟国集团对日占领中期，出任片山内阁外相及其后亲自组阁并兼任外相，最早做出对美英为主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决策。迄今为止，日本及国际学界，尚无一部全面、完整、深入的芦田外交研究专著问世。除某些论述盟总内部对日政治主导权之争、日本政治斗争之文，如菅原通济《吉田茂——芦田均抗争秘话》(《中央公论》1974年第8期)；延至个人简历综述，如《战后日本内阁首相简介之五：芦田均》(《日本学刊》1986年第2期)；再有学位论文，如植田麻记子《占领初期芦田均国际形势认识：从“芦田修正”到“芦田书简”》(《国际政治》2008年春季号)，《从芦田均看“自由主义”的展开：战后日本政治与外交之一双轨性考察》(庆应义塾大学2011年法学博士论文)，三户英治《芦田均的外交安全保障论》(《六甲台论集 法学政治学编》2005年第52卷第1期)，芳贺绥《开眼看世界大势——芦田均》(《威风凛凛的领袖们 学习昭和人物史》清流出版2008年版)，楠绫子《芦田均》(增田弘编著《日本战后首相之外交思想：从吉田茂至小泉纯一郎》，密涅瓦书房2016年版)；乃至参与整理出版芦田战前、战时日记，立论却多有不足的矢嶋光诸文，以及汇文成册的《芦田均与日本外交：从国联外交到日美同盟》(吉川弘文馆2019年版)，等等之外，专题研究论文、专著洵不多觏，一般史书几乎未设专章予以论述，以致芦田外交鲜为人知，甚至成了日本历史上渐被遗忘的外交家，“提起芦田，现在了解他的人已经不多了”，“芦田执政时期的旧事已变成遥远的回忆”。[1]131

一、辞书界芦田均身份定位与不足

辞书关于芦田均及其外交的编目与释义，普遍极为不足，对芦田外交种种历史性举措、重大事件、基本史实等，甚至几乎忽略不计。

日本部分辞典，如鲇泽信太郎等编、诚文堂新光社1956年第3版《日本史辞典》，栗嶋狭衣编、历史图书社1975年版《日本史人名辞典》等，并未专设芦田均词目。大型综合性参考工具书类，东京广播系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先后与吉布尼(Frank B.Gibney)为首的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日美共同编译版、国际中文版，(1)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编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ition)全20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又称《大英百科全书》。亦与中译本《简明科林斯百科辞典》《大美百科全书》《麦克米伦百科全书》《拉鲁斯百科全书》《世界百科全书》《康普顿百科全书·社会与社会科学卷》等国际大百科全书类同，对日本历史人物吉田茂、东久迩稔彦、东条英机等或列词目，惟却失收芦田均专条。(2)陈建华等编译《简明科林斯百科辞典》上下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该书系据《袖珍科林斯百科全书》(Collins Gem Encyclopedia)英国科林斯兄弟公司1980年版编译而成；同书编委会编《大美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全30卷(外文出版社、光复书局，1994)；艾伦·艾萨克斯主编，郭建中等译《麦克米伦百科全书》(The Macmillan Encyclopedia：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法国拉鲁斯出版公司著，同书编译委员会译《拉鲁斯百科全书》中文版全10卷(华夏出版社，2004)；美国《世界百科全书》编委会编，同书编译委员会编译《世界百科全书》(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国际中文版全20卷(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6)；戴尔·古德主编，徐奕春等编译《康普顿百科全书·社会与社会科学卷》(商务印书馆，2006)。欧美语词类及兼收各国重要历史人物等各科知识的辞书《牛津当代百科大辞典》(3)《牛津当代百科大辞典 英汉·英英·彩色·图解》(The New Oxford Illustrate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它是在台湾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中文繁体字版《牛津当代大辞典》基础上，编辑修订而成的中文简体字版。《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4)斯图尔特·B.弗莱克斯纳主编，同书编译组编译《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322页：“Togo Shigenori，东乡茂德(1882—1950，日本政治领袖、外交家)”同样收有东乡茂德等词目，惟却失收芦田均专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著的《中国百科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著的《辞海》，以及中国台湾版《世界百科全书》等大中型辞书亦复如此。(5)同辞典编委会编《中国百科大辞典》全10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辞海编委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同局编辑部编《世界百科全书》第8册《亚洲 Ⅰ 日本·韩国卷》(“光复”书局，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著的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情形稍异。其1994年版《总索引》卷英文字母排序L栏内，与《外国历史》卷正文前所附词目分类目录亚洲历史之日本历史部分，以及正文后另附词目汉字笔画索引、英文INDEX OF ARTICLES部分一样，皆未见芦田均词目，但在同卷正文最后另附按照英文26字母排序的索引部分，L栏内却列有芦田均词目：“芦田均(Azshida Hitoshi， 1887～1959)，787f。”然而，循此查找，正文第787页并未单列与索引部分相对应的芦田均词目，而是在该页“日本社会党”词目诠释中，叙述该党1945年11月2日成立后的发展时，附带地简单提及芦田其人其事：“1948年3月，社会党参加了以民主党为首的芦田均内阁。1948年10月芦田内阁总辞职后，该党一直是在野党。”该书修订后的第2版对此也是大同小异，只是鉴于社会党1993年8月参与组成八党派联合政府、1994年6月与自民党、先驱新党联合执政，社会党再度由委员长村山富市任总理大臣组阁之事，遂将末句“该党一直是在野党”中的“一直是”改换为“长期为”，略微更动区区3字，其余字符一仍其旧。(6)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外国历史》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7、787页)；同书总编委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1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页)。不过，《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已于2015年1月24日由国务院立项，正式启动编纂工作。(7)《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0期第19页：“中国科学院宣布，《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的网络版将在明年首次上线。第3版首期目标为30多万个条目，每条约1000字，内容涉及103个学科，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两倍。”2017年9月8日，第3版总编辑委员会成立，网络版将先行上线运行，纸质版拟待各学科卷成熟完善后出版，现已进入全面组稿阶段。有鉴于此，增撰独立的芦田均、芦田外交、同盟国对日早期议和等条目之重要性、必要性、迫切性，不言自明。至于中国专门辞书《当代百科知识大词典》《中日关系辞典》《简明日本百科全书》《二十世纪国际问题词典》《西方七国知识辞典》《中日关系全书》《世界外交大辞典》等，亦皆失收芦田均词目或几乎只字未提芦田外交。(8)曲钦岳主编《当代百科知识大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夏林根、董志正主编《中日关系辞典》(大连出版社，1991)；同书编委会编《简明日本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沈学善主编《二十世纪国际问题词典》(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鄂人主编《西方七国知识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关捷、谭汝谦、李家巍主编《中日关系全书》(辽海出版社，1999)；同辞典编委会常务组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深受国内外大型百科全书编纂情形影响，中国大陆出版的语词类及兼收百科知识的辞书，普遍失收芦田均专条。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亦仅收录池田勇人等的词目。(9)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第2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940页：“Ikeda Hayato：池田勇人(1899—1965，日本首相、自由民主党总裁)。”《实用汉英分类百科词典》，在“世界一些国家著名人物/亚洲各国著名人物/东亚各国人物/日本”栏下，按照人名、英译名、生卒年代，将二战后直至1994年日本两位天皇裕仁、明仁，以及19位首相名单依次排列，未详言及人物简介、生平履历、历史评价等重要部分。[2]

单独列出芦田均词目的辞书文献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兹将各书立目所述具体生平简历略去，只列出词目标题之后、释文正文之前，所附简短身份属性之概括性、定性语词：

1.仅称为众议员、政党总裁、首相或总理大臣等，而未直接点明政治家、外交家或外交官等身份

“众议院议员、法学博士”(下中弥三郎编《新撰大人名辞典》第7卷，平凡社1938年版第12页)。

“前首相、民主党总裁”(铃木泰二编《グランド现代百科事典》第1卷，学习研究社1983年版第223页)。

“曾任日本民主党总裁、自由民主党顾问、内阁总理大臣”(熊复主编《世界政党辞典》，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页)。

“日本前首相兼外相”(石磊、鲁毅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日本内阁前首相、法学博士”(安国政等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25页)。

“第47届首相、日本民主党总裁”(日外アソシエーツ编《政治家人名事典》，日外アソシエーツ1990年版第15页)。

“日本内阁首相、民主党总裁、改进党、自民党顾问”(杨元恪等主编《世界政治家大辞典》，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3页)。

“日本第四十七届内阁总理大臣”(朱庭光主编《当代国际知识大辞典》，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页)。

2.仅称为政治家等而不计外交家或外交官等身份

“现代政治家”(山吉长监修《最新人名辞典》，むさし书房1959年版第10页)。

“日本政治家、法学博士”(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9页)。

“政治家、日本民主党总裁”(新井政义编《现代日本人物事典》，旺文社1986年版第33页)。

“战后占领期的政治家”(教育社编《新订日本重要人物辞典》，教育社1988年版第27页)。

“日本内阁首相、政治家、民主党总裁、改进党、自民党顾问”(同辞典编委会编《各国首脑人物大辞典》，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页)。

“日本政治活动家”(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学术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编，黑龙江大学等合译《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人物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6页)。

“大正、昭和时期的官僚、政治家”(京大日本史辞典编纂会编《新编日本史辞典》，创元社1995年版第20页)。

“日本政治家、首相兼外相”(杨玉文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页)。

3.在政治家之后续加外交官、外交史家等词

“政治家、法学博士、外交史家”(フランク·ギブニー编《ブリタニカ国际大百科事典》，小项目事典第1卷，TBS·ブリタニカ公司1972年版第67页)。

“政治家、外交官”(新村出编《广辞苑》，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35页)。

“昭和期的政治家、外交官、首相、法学博士”(山崎金造编《世界与日本新选人名辞典》，永冈书店1982年版第24页)。

“政治家、外交官、前首相、法学博士”(日外アソシエーツ编《人物レファレンス事典》Ⅲ《现代编》上，日外アソシエーツ1983年版第47页)。

“现代政治家、外交官”(教学研究社编辑部编《世界人名事典》，教学研究社1986年版第7页)。

“政治家、外交官、首相、外相”(梅棹忠夫等监修《日本》，讲谈社1986年版第1028页)。

“政治家、外交官、法学博士、前首相”(王长新、金峰玉主编《日本学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46页)。

“政治家、外务官僚、外相、首相”(松村明等著、邵延丰中文版主编《新世纪日汉双解大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4.在外交官之后续加政治家、外交史家等词

“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日本历史教育研究所编《日本史事典》，旺文社1978年版第17页)。

“外交官出身的昭和期的政治家”(桑原武夫等编《世界传记大事典1〈日本·朝鲜·中国编〉》，ほるぷ出版1978年版第39页)。

“外交官、政治家、首相”(每日新闻社编《最新昭和史事典》，每日新闻社1986年版第17 页)。

“外交官、政治家、法学博士”(《日本人名大事典·现代》，平凡社1990年版第16页)。

“外务省官僚出身的政治家”(下中弘编《日本史大事典》第1卷，平凡社1992年版第141页)。

“大正、昭和时期的外交官、政治家”(稻桥兼吉等编《日本人名事典》，むさし书房1996年版第16页)。

“昭和时期的外交官、政治家”(同辞典编委会编《日本史广辞典》，山川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外交官、外交史家、政治家、首相”(猪口孝等编《国际政治事典》，弘文堂2005年版第20页)。

5.仅称为外交官等而不计政治家、外交家等身份

“前首相、外交官、法学博士”(昭和出版研究所编《日本百科大事典》第1卷，小学馆1962 年版第143页)。

“外交官、民主党总裁、外相、首相”(芳贺绥等著、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页注释2，芦田均人物注解)。

“外务官僚、法学博士、外交评论家、外相、首相”(宪政资料编纂会编《历代阁僚与国会

议员名簿》，ライフ1978年版第193—194页)。

“外交官、法学博士、前内阁首相”(于清高等编《现代日本名人录》下册，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日本首相、法学博士、外交官”(同辞典编委会编《外国人名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

“日本外交官、曾任内阁首相”(姜士林、鲁仁、刘政主编《世界政府辞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外交官、外交史学家、外交评论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同辞典编委会编《日本外交史辞典》，山川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原外交官、内阁总理大臣”(伊藤隆、季武嘉也编《近现代日本人物史料情报辞典》，吉川弘文馆2004年版第6页)。

6.在外交家之后续加政治家、外交史家等词

“外交家、政治家、学者、评论家”(神川彦松：“芦田均逝世悼词”，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季刊《国际政治》1959年第2期《集体安全保障研究》，1959年10月15日发行，第148页)。

“外交家、政治家、首相”(大江健三郎著、陈言译《冲绳札记》，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5页注释1，译注)。

上述词目编撰者们似曾互相参照，既各有侧重，又每每雷同，以致大多流于泛指或有失主次。一般都无外乎述及早年在外务省供职，1931年因不满九一八事变时的外交政策而辞职，加入政友会，次年起连续多次当选为众议员，1933年至1940年任英文《日本时报》社长，“在外交政策上对军部持批判态度”，二战结束后参与创建自由党，任币原内阁厚生相，1947年脱离自由党，另建民主党，任总裁及片山内阁副首相兼外相，1948年3月重组三党联合内阁，任首相兼外相，推行引入外资政策，10月因昭电事件被迫总辞职，旋被捕，1952年初判无罪，有外交史著作等几点，但却给人以一种不良印象和不准确、不正确判断，即似乎九一八事变肇始的抗日战争期，芦田等所谓稳健派是反战的、并不负有战争罪，而完全无视其九一八事变伊始，即积极有效地配合军部侵华、极力巩固日本战时侵华权益的一面：倡议缔结远东太平洋洛迦诺公约，参预收购中东路创意，出任众议院预算委员、《日本时报》社长、情报部要员，等等，都致使其终难洗脱应负且大负特负之战争责任。更遑论其战后修宪，即推出“为达前项目的”之阴谋颠覆新宪法第九条宗旨的“芦田修正”，继而主政，便确立对美英为主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政策，基本促成美国彻底转变对日占领政策，远东重心由中国一变而为日本。再而，下野后首倡修改新宪法、再军备等之划时代重大影响事件，其辞书条目释文中，更是几乎一概未提。

至于除神川彦松等外皆未强调芦田的外交家身份，也反映出日本历史辞典中普遍存在的另一共同现象：对其政界、外交界历史名人的词目说明上，无一例外地只有政治家、外交官而无外交家的冠名称谓。或许，这出于仿照国际辞书界编撰体例上，叙述而非评论、客观而非主观等的历行惯例和一般通则，亦如中国权威辞书《世界外交大辞典》一样，对于著名外交家乔治·凯南，也只有“美国外交官”一种称谓而已。[3]991然而，历史研究之所以被称为科学，就在于其最低层次上，即追求历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详尽，日本辞书这一表述的缺失与错位，亦似对其历史上众多世界级外交名家、著名外交家群体思想与实践的集体不尊重或集体无意识。如果认为将非职业外交官出身但却产生重大外交影响的首相们界定为外交家，从而对是否也将外相、首相们一并定位为外交家而颇感困惑的话，那么至少应对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币原喜重郎、吉田茂、芦田均等二战前后所谓“成就最大”的外相、首相们定位为外交家。如果连他们都不配被称为外交家，那又与日本其他外相、首相及外交官们有何重大区别，同时代的亚洲乃至世界上还有多少名实相符的外交家可言。如果认为战前旧宪法及天皇最高决策权之下，很难说有外务省与内阁外交决策权及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家出现的话，那么战后新宪法颁布并施行之后就根本不同了，适值被占领期该宪法颁行前后的币原、吉田、芦田3人，特别是与天皇主导下执意推行宫廷外交相抗衡、相斗争的芦田外交的历史意义，更是不言而喻了。

二、日本政界相关认知与不足

尽管日本学界所涉芦田外交个别事件的研究成果，也在外务省所修半官方权威辞书《日本外交史辞典》中反映出来：“芦田备忘录：1947年片山内阁外相芦田均制订的早期议和意见书，分为7月28日致盟总外交局长艾其森、民政局长惠特尼以及9月致返美的第8集团军司令两种。前者包括和约全部内容，日本参加和约，自发履行和约规定，尽早加盟联合国，议和后增强警察力量，归还给日本历史、文化、经济方面渊源极深的相关领土，赔偿问题不应妨碍日本经济自立，缓和对日经济活动限制等9项内容。尽管该意见书被拒，但英文抄件迅速报送美国政府。后者希望将对象限定为对外安全保障及维持国内治安，在美苏关系不稳定情况下根据特别协定继续使美军驻留日本，同时增强日本警察力量，等等。”[4]然而，就其两种备忘录表述上详前略后而言，与上节所述辞书普遍现象相似，日本半官方、官方及政要等，亦未注重芦田外交在其外交史上之地位、作用及深远影响。

1957年，吉田茂出版《十年回忆》，就“日美共同防御体制的由来”称，早“在片山内阁时期已有此计划”，但“关于媾和后的保障日本安全的方式，当时(引者按：指杜勒斯1950年6月首次访日之时)美国的想法似乎也没有成熟。”[5]71，75，8意即该计划成效有限。实则恰恰相反，正是片山内阁对美结盟意愿在先，才有了诱促美国不惜弱化、放弃对华同盟、转而对日结盟之恶果后生。吉田虽亦述及芦田与官房长官西尾末广洽商，最早确立议和后依靠美国保障安全的政策，而于1947年9月13日，由停战联络横滨事务局长铃木九万向即将返国的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艾克尔伯格(Robert L.Eichelberger)提交意见书之事，却未充分评价芦田外交肇始其端、早开先河的意义与影响，仅仅对其沿袭芦田外交路线之事一带而过：“我的第二次内阁是在1948年10月成立的，我们认为日本的方针只有大体上遵循上述片山内阁时代的路线，所以内阁虽然更替，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个方针有变更的必要。关于这个问题，在1951年1月杜勒斯特使来访之前，虽然有过一些酝酿，但实际上并无进展。”[5]75-76并仅复述铃木所传意见书内容称：“首先表明了日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国内骚乱镇压下去；然后说：‘当此国际的不稳局势日益加甚之际，我们认为保障日本独立的最好办法，就是一方面同美国缔结特别协定，以防备第三国的侵略，一方面从陆海两方加强国内的警察力量。日本国民希望至少在联合国能够按照宪章的规定实际发挥其机能以前，由美国来保障日本的安全。’这个文件的理想是：美国应保持其驻在日本周围的兵力，一旦有事时，日本应提供可供美军使用的国内基地。所以虽非积极希望美军驻扎日本，但其方向却和后来形成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基础的想法完全一致。”吉田回避细究其赞同、褒扬心理，仅称：“我个人对于保障日本安全的基本想法是这样：即使国内的治安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但是对外的安全决非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能保障的，因此，只有依靠适当的外力；一般人认为正确的办法是仰赖联合国来保障安全，但是实际上，究竟能得到联合国多大支持还是疑问，还没有确实的把握；如果这样，则只有同某一个特定国家缔结防御协定，来保障我国的安全，而且这个特定国家也只有自停战以来一直是占领和管理日本的主要负责者——美国”。[5]76-77

职业外交官加濑俊一著、日本经济新闻社1965年版《日本外交的决定性瞬间：置身外交舞台》，以及文艺春秋1974年版《日本外交的主角们》，皆未述及芦田。前书忆述“密苏里号”舰受降仪式及旧金山和会，后书仅列币原喜重郎、广田弘毅、有田八郎、米内光政、松冈洋右、东乡茂德、重光葵、吉田茂、近卫文麿9人。片山哲、西尾末广之福村出版1967年版《回顾与展望》、每日新闻社1968年版《西尾末广政治备忘录》，亦未述及芦田外交。

战后史见证人，经济政策通、国际通、外交通之前外相、首相宫泽喜一，在《东京—华盛顿会谈秘录》中4次写到芦田，却未提及芦田外交。尽管1949—1954年日美谈判躬与其事的宫泽声明，“不过，这本小册子所包括的事实毕竟是作者亲自参与过的，在写作中究竟能排除多少主观成分，恐怕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奉吉田首相密命赴美的藏相池田勇人，1950年5月3日会见公使兼陆军部顾问约瑟夫·道奇时称，美方若不便提出缔结和约后美军仍须驻日的希望，则可由日方请求美军驻日一事，仍难免武断地认为：“总之，5月3日的备忘录，是日本第一次向美国表示意见，企图以在媾和后承认美军驻扎来促进和约的缔结。日美安全条约的基础就这样奠定了，它对和约在翌年9月缔结，起了很大促进作用。”(10)参见宫泽喜一著、谷耀清译《东京—华盛顿会谈秘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14、122页，以及序言、正文第29—30、32页)。

前外相、首相岸信介也错误地认为，片面议和、出租基地、请求美军驻日结盟皆出自吉田决断：“我历来认为，真正的政治在于作出‘决断’。在选准问题，付诸实施时，必须敢作决断，挺身而出。在这个意义上，战后历届总理中，首先作出决断的是吉田，他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当时不少人主张全面媾和，吉田力排众议，认为多数媾和就行了，从而确保了日本政治独立。其次就是我了，我把日美安全条约修改成为对等的条约。”“第三个决断就是修改宪法，不知由谁来作了。”(11)“岸信介—细川隆一郎时事对谈”(《全貌》1980年第7期)；岸信介、矢次一夫、伊藤隆鼎谈，周斌译《官场政界六十年：岸信介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3—194页)。其间，山田实编、东京山田书院1954年初版、1962年6版《日本外交百年小史》，与仓富钦市等编、北九州市九州日日新闻社1975年版非卖品《日本外交百年史》，两书内容基本相同，后者仅增添1章即三木武夫内阁时期的内容，且为外务省监修，但皆未言及芦田外交。

驻俄使馆时代以来的故交、前陆相荒木贞夫，力赞芦田的俄国通素养及其对日本外交的重大影响，却对芦田主政期外交事项未置一词。[6]曾蒙芦田1947年6月7日由停战联络大阪事务局长擢任外务省情报部长、11月24日转任贸易厅涉外部长的小滝彬，生前并未著文论及芦田外交；1960年9月，小滝彬传记刊行会发行的非卖品《小滝彬传》，对于传主情报部长、涉外部长任内的业绩，以及对芦田外交有何影响，外务省情报部为何撤废等问题，皆未给予应有说明。同样，芦田旧属、被占领期外交参与者、见证人山田久就、大野胜巳，在回忆录《浑人外交官》(金刚出版公司1966年版)、日本经济新闻社1978年版《霞关外交：其传统与人们》中，亦未提及芦田及其外交。而芦田外交核心人物、职业外交官曾祢益、西村熊雄、松井明等人之论，亦参错不一。

曾祢益1947年5月任片山内阁官房次长兼联络调整中央事务局长官，1948年3月留任芦田内阁联络调整中央事务局长官，回忆录中却仅1处提及芦田外交，是在述及占领后期吉田外交重点经济立国时，顺带提及的，且错误地论称芦田首相期向盟总探询，而非片山内阁外相期就已穿越盟总，直接向华府探行由美国防卫日本了：“此即，应大书特书的，是对杜勒斯劝告吉田首相拥有自卫力量，吉田先生毅然拒绝之事。”“这样，根据此后的议和条约(终告)独立，日本的防卫(亦)非(依靠)占领军，作为一种安全保障合作的形式，美军担负成为现实。此事决非只是吉田先生的观点，在芦田首相时代，芦田首相自己就此种方向，向麦克阿瑟司令部征询、探查议和及议和后的安全保障问题也是事实，如此考虑，虽然作为日本总理，若是有国际眼光者自是当然，但我想，关于此点，吉田首相踢飞杜勒斯压力的确是大功绩。”[7]163此外，1948年7月24、25日，芦田日记称：“横滨的铃木局长提出，想在艾克尔伯格回国后辞职，不过，我与曾祢君商定，望其留任。”“11时左右，铃木九万君夫妻前来，一同进餐。”[8]158，159然而，曾祢回忆录中，却未述及芦田外交期铃木、艾克尔伯格秘史，只是写到，战前调任芳泽谦吉外相秘书官，而于1932年5月15日傍晚回国，在巴黎“火车正要开出之际，从前来送行的前辈铃木九万氏处听闻，犬养首相被军人暴徒杀害之五一五事件发生”[7]58一事。

1947年12月10日，西村熊雄继同年10月28日代理外务省条约局长的鹤冈千仞之后出任条约局长，但他仍只是引述吉田回忆录及数件政府档案，述及两次芦田备忘录、芦田与中澳外长会谈等事，对比吉田、芦田差异仅称：“芦田总理，每次会谈都亲自详细记录会谈内容，甚至在末尾写下感想及对对话者的人物评论，下发给事务当局。吉田总理，没有这么做。若有同席者，同席者就记下来做成会谈纪录。没有同席者的情况下，会后问他‘怎么样了’，便只是或春风满面、笑逐颜开，或闷闷不乐、板着脸地说出几句感想。”(12)参见西村熊雄《日本外交史》第27卷《旧金山和约》(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52页注释1)。西村甚竟认为片面议和决策始自占领后期的吉田内阁。[9]

1982 年，为纪念《旧金山和约》生效30周年，外务省出版《日本外交30年：战后轨迹与展望》，仅在序论“战后外交重开足迹”中将芦田内阁一笔带过，不提芦田外交，反而以松井明“缅怀吉田总理”、斋藤镇男“外交政策形成的基础”两大专题阐述吉田外交，有违史实地强调吉田开始致力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议和之论：“在日本国内，战败苦痛与新生日本气息相互交错，自铃木内阁历经东久迩、币原、第一次吉田、片山、芦田、第二次吉田内阁，形势瞬息万变，大致从1948年10月吉田第二次组阁时起，特别以同盟国集团中的美国为中心，致力于对日议和问题。”[10]

曾为新生代主要代表，而在政坛举足轻重的小泽一郎，其评论亦富有代表性、典型性及广泛影响力。他认为，“日本有植根于长期传统中的智慧”，并评论肩负“明确使命感”的前辈称：“日本近现代120年历史中，我列举4位引人注目的领导人，这就是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原敬和吉田茂。”认为大久保对明治维新贡献极大，缔造了近代中央集权国家，伊藤建立内阁制，制定明治宪法，树立国家独立目标，原敬确立政党地位，率领最初真正的政党内阁致力于一战后的内政外交，吉田则建立了亲英美派官僚集团之权力基础。[11]

曾为芦田旧属及得力支持者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新旧世纪之交的日本，更具有无人超越、无可替代的影响力、支配力，(13)参见井泽丰一郎编《中曾根山庄》，世界文化社2015年版第307页：“1997年，中曾根氏膺受大勋位菊花大绶章。像他这样生前得受(如此最高殊荣勋)章的例子非常少。”第339页：“成为唯一一位生前大勋位保持者也是理所当然吧。”然而终其一生，在所问世的数本论著中，对于芦田外交不赞一辞，则尤令人殊难理解。

1986年2月10日，中曾根在东京平河町砂防会馆大厅召开的推进自民党税制改革全国会议上，发表首相致辞：“在政治家那里，背负在时代潮流中、必须挑战这种历史性宿命。例如——日俄战争后，下定决心，缔结为了和平的日俄议和条约(朴茨茅斯条约)的小村寿太郎全权(外相。舆论对于尽管打赢了战争、但却无领土、无赔款之事抗拒不接受，而发生群集袭击报社等纵火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与美国单独议和的吉田茂首相，修订日美安保条约的岸信介首相诸位。私人个人什么的怎么样也都可以，但国家、国民方面才是重要的。立于这种信念，所以，希望务必做成事。希望拼上身家性命奋战，完全彻底地尽到作为政治家的责任。”“虽然预定的时间是10分钟，但由于切切诉诸真情及认真回答质疑，以至历时约40分钟。”后来，中曾根将此发言收入《日本的总理学》一书，置于第6章“领袖的事业”之“确定消费税方向的售后税”一节。[12]该节前后，同一章内，也有“从大局出发不拘小节”“政治家立于历史法庭的被告席上”“先进更要求勇气与脊梁”“调整力是领袖的重要条件”等节。然而，其上述发言及该书各章内容，却均未论及芦田。

1992年，中曾根出版回忆录，特别强调政治家的素养及战后日本首相两种类型称：“然而，政治家与一般官僚不同。他们必须敏感地捕捉到政治风向的变化以及国际环境的改变，并基于自己的使命感做出反应，积极准备各类相关资料，经过一段迂回之后再实现自己的抱负。政治家所肩负的正是这样一种工作。”“日本的首相大致可划分为两组，一组是以吉田、池田、田中、大平为代表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首相；另一组是以鸠山、岸、佐藤、三木为代表的，更多关注日本的独立和国家个性的首相。我或许也属于鸠山首相这一系列。不过，佐藤首相所完成和确立的冲绳归还大业和非核三原则，无疑堪称永载战后日本历史的伟业。”而仍然不提芦田，依然大评特评吉田：“从占领期起到独立之后不久，我都一直在彻底地攻击吉田首相。因此作为在野党，为了要向占领军说明日本的民意，除了在国会上攻击执行占领军政策的吉田内阁之外，没有其他有效的方式。”“然而我内心还是很尊敬吉田首相的，与在野党的政治家同僚相比，他具有国际性的视野，虽然他耍手腕、傲慢莽撞，仍不失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但在政界，特别是在占领时期的政界，虽然主要目标基本相同，而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方法上，各个政党、各个政治家分工不同。特别对于在野党来说重要的工作是，激励国民精神、订立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避免对现实轻易妥协。占领时期，执政党自然要变成一个为自己辩解的党，而具有健全机能的在野党的重要任务就是对政府机构的指责、监督及提示民族精神。”[13]113

2000年，中曾根《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由PHP研究所出版，第3章“首相的决断——大学里的对话”第1节“成为首相的前提条件”称：“但要成为首相，至少需要10到15年的努力，这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就是自身内心的修炼和对内外政策的掌握，还有培养人际关系，创造环境。”“所谓内心的修炼，是指观察前辈的种种行为方式，了解政党和政党政治家为何物，以及学习如何统领官僚、笼络党内人心、压制反对派和如何处理与外国的关系等。这种种问题先从向前辈学习入手，然后再逐渐在自己的脑中整理和保留下来。这样的阶段每个人都要经过。我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在传授我政治家的行为方式方面作用最大的有松村谦三和河野一郎两位前辈。”“而教我首相的行为方式的是鸠山一郎和佐藤荣作两位前辈。鸠山一郎是很有长远眼光的人，进行了日苏谈判，还要求修改宪法，”“我会见过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并和他们进行过交谈，在话别之际，让我觉得‘啊，这个人不错’，因而有一种心灵契合的亲切感而依依惜别的人，在世界政治家中只有3个人，这就是里根、戈尔巴乔夫和鸠山一郎。”[14]67，68-69，70全书及中译本附文“中曾根康弘论‘9·11’之后日本的国家战略”仍未论及芦田，附文开篇即称：“所谓‘现代’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战后政治的大潮流中，‘现代’是属于哪种潮流，又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极端地来说，这涉及到自民党所应当具有的根本理念。现在政界所欠缺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吉田茂强化了日美安保条约下的合作，创造了一个价值和利益的共同体。从价值观来说，它可以使日本顺应自由和民主主义的世界潮流，从利益共同体的角度说，给日本提供了获得美国庞大市场和科技的机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吉田茂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将这一点灵活运用，是后世的我们的任务。考虑到过去这样的历史，安保条约的核心就是必须依存于美国，其代价是为美国提供一定的军事基地，这是日本为了和平必须做出的忍耐。”[14]261-262，271

2004年，中曾根《自省录》仍未论及芦田外交，仅3处提及芦田，却也认为他比不上吉田。后记称：“我迄今也写了多本书。本书则是以其总决算内容为目标而执笔的。是庞大记录《内阁史》与精细话谈《天地有情》各种特征兼备的结果，有了成为‘中曾根版·战后昭和史’‘领导者论’之感。”第2章“人物月旦：战后日本政治家们”第1节“保留在记忆里的政治家们”全文称：“我通过作为政治家的活动，比较接触的是很多同时代的政治家，试列举保留在记忆里的人吧。”“吉田茂(1878—1967)、鸠山一郎(1883—1959)、松村谦三(1883—1971)、石桥湛山(1884—1973)、河野一郎(1898—1965)、三木武吉(1884—1956)、大野伴睦(1890—1964)、岸信介(1896—1987)、佐藤荣作(1901—1975)、田中角荣(1918—1993)、三木武夫(1907—1988)、以及大平正芳(1910—1980)。”“既然称‘人物月旦’，就意味着得要有独特性一面，这也只不过是限于我的看法。有趣的是，作为是名为‘人物月旦’之‘历史法庭’被告的政治家的我成了检察官，也可能对其他被告们加以论断。”

第2章第2节“吉田茂——英国训练、教育、贵族趣味者”称：“对于吉田茂先生，我现在与年轻时候的评价不同。当时，也仍然认为(他)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一言以蔽之，吉田先生这位总理大臣，是占领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非常好的搭档角色。有对这个角色充分把握的一面。”“当时，我虽是在野党，但也认为，我们在野党一侧的芦田均、三木武夫、苫米地义三、重光葵等诸多前辈，无论怎么奔马刨地般地挣扎，也都比不上吉田先生。”“甚至也让人看到了在麦克阿瑟司令部也有时怒鸣，这是不是真正地这么做了不知道，但却漂亮地制造出了这种传说的印象。”“所以，在国民眼中，留下吉田先生对麦克阿瑟不是那么卑屈，进入盟总这一瞬间努力苦劳的国士印象。另一方面，是狡猾之人、在各种局势下借助麦克阿瑟的虎威之事，也是清晰明了的。”“然而我想，吉田先生，是在与麦克阿瑟的对手戏中，共同演出的好搭档。出色地将所分配的职务运用自如。到现在，有这种评价也是事实。”“再次思考吉田政治，可以重新理解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拼命努力形成国民国家，这中间决算惹起了‘大东亚战争’，产生了悲喜交加的重大结果。‘大东亚战争’失败后，新日本(建设)全面展开，打下基础、构成其骨架的一部分的是麦克阿瑟。作为其辅助、搭档角色，吉田首相则进行了拼命的努力。”[15]

2004年7月18日至2014年1月4日，日本电视转播中曾根康弘、渡边恒雄、石原慎太郎、寺岛实郎一年一度“真话激论！中曾根山庄”对谈实况，翌年编辑成书《中曾根山庄》，仍未论及芦田。只是成书时，就所谈“逮捕总理大臣”事项，附加注释云：“迄今尚无现职总理大臣被逮捕的例子。不过，逮捕首相经历者迄今有两次。1948年(昭和23)昭和电工事件之芦田均氏，1976年(昭和51)洛克希德事件之田中角荣氏。”[16]

2009年3月，在砂防会馆中曾根康弘事务所，7博士中岛琢磨、服部龙二、昇亚美子、若月秀和、道下德成、楠绫子、濑川高央，以战后日本外交为题，采访中曾根。其后大约两周1次，共计29次，2012年10月25日，《中曾根康弘谈战后日本外交》发行。全书27章，仍未专列芦田外交章节，虽多处涉及芦田，但主要集中在民主党创党及旧金山议和前后，共议修改宪法及日美安保条约不平等条款环节，而在每每概论战后日本外交大局、大势时，却仍看不到论及芦田外交史实及其作用、影响。

例如，第2章“战争甫息与吉田外交”第3节“复员回内务省”开篇即称：“回到内务省是在(1945年)10月1日左右。复员的人们相当多。由于成立了调查部这一部署，我被任命为调查部部员。”昇亚美子提问：“其后，您担任与艾克尔伯格中将率领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进行联系的联络官，那是什么样的职务呢？”答称：“盟总传令，对征用、接收的物品查封、盖印。在麦克阿瑟司令部，实际上，推行占领政策的是第8集团军艾克尔伯格中将。其司令部在横滨。我被任命为这一联络官，时常去横滨。对方是第8集团军经济部长R.J.巴乐德大校，是位仪表堂堂的幽默家。”第8节“对战前议会政治家的评价”，就1947年春支持芦田任民主党总裁的缘由称：“认为币原喜重郎高龄。币原时代也已过去。这么一来，我预测到，接下来是芦田吧。”“斋藤隆夫政治性领域狭隘。我遂持有作为通达国际、引领占领下的日本前行的政治家，他比不上芦田这种印象。”第13节“和约与安保条约”，中岛琢磨提问：“若根据外务省公开的《关于缔结和约之调查记录》，吉田首相曾在某一时期，表示自己不出席旧金山和会之意。关于这一点，您了解吗？”答称：“我想，吉田先生莫非是要表明自己的民族主义吗？不想做像出席和会低头认错那样的举动。总之，吉田先生的确怀有日本武士这种气概，不过，我不认为他这是在认认真真、正儿八经地说的。虽然是向周围泄露了自己的心情，而真心话，则是在这么想的吧——与美国议和、使日本能上和平安定的轨道这件事，除自己以外无人(做得到)，芦田、币原都不行。”[17]

第3章“革新型保守主义”末节(第12节)“芦田均之评价”，也并非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置于1947—1948年芦田外交期，而是放在1951年旧金山议和之后论述。而且，该节开篇，即是昇亚美子提问“如何评价芦田均这位政治家？”而非“如何评价芦田均这位外交家？”甚或“如何评价芦田均这位政治家、外交家？”

总之，中曾根之所以仍未谈及芦田外交，既反映出采访者、对谈者对芦田外交缺乏研究及关注的一面，也表明，1940年高等文官行政科考试合格、1941年东大法学部行政科毕业并入职内务省的中曾根本人，其成长经历，本就有异于1911年高等文官外交科之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合格、1912年东大法学部法学科法国法学专业毕业并入职外务省的芦田，反而与1906、1941年东大法学部政治科毕业的吉田茂、宫泽喜一颇多相似，其对国际法及外交学专业缺乏训练，对芦田外交内幕并不知情，对芦田外交史实并不熟悉，对芦田在日本外交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缺乏应有认识，等等，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芦田内阁辞职前后，中曾根的确关注内政外交问题：“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秋)，我去了位于热海伊豆山的晚晴草堂，拜访了悠哉自在的德富苏峰先生。”“先生著有《近代日本国民史》，对明治、大正、昭和的日本思想界有很大影响。我想询问一下学识渊博的先生对战后日本之见解。”“先生还特别指出日本的前进方向要看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他告诫道：‘当前要和美国携起手来。请记住即使日本再给美国出什么样的难题，我们也无法摆脱美国。(中略)只是美国缺少各种智慧，我们日本有必要教给他们。’”[13]78-79这表明，在美国可能放弃败局已定的南京政府，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却又犹豫不决的重大关头，遂敢于越过麦克阿瑟总部而直接展开对美高端外交，争取美国军、院、国会等各界接受《第二次芦田备忘录》对日结盟，从而给予日本以明确的“前进方向”，已成为芦田等日本决策层及主流社会的普遍共识，尽管中曾根当时并不了解芦田外交内幕。然而，中曾根生前，不可能不读过吉田回忆录关于片山内阁规划日美安保条约蓝图的论述，也不可能不读过恰值第二次中曾根内阁期出版发行的战争末期及战后部分的7卷本芦田日记，三度组阁之主政期，更不可能不对日美同盟追根溯源，如此复杂、矛盾现象，仍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三、日本学界相关研究与不足

日本学界，长期以来也不重视芦田外交问题。除岩本博民著、青谷商店出版部1982年版《孤高之人·芦田均》，宫野澄著、文艺春秋1987年版《最后的自由主义者·芦田均》，富田信男著、行研出版局1992年版《芦田政权二二三日》等政治类个别著作之外，在外交类及相关著述中，猪木正道等编、创文社1955年版《现代史事典》，高桥幸八郎等编、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日本近现代史纲要》，井上清著、岩波书店1981—1982年版3卷本《日本历史》(下迄1960年代)，入江通雅著、嵯峨野书院1983年增补版《战后日本外交史》，大畑笃四郎著、成文堂1986年版《日本外交史》，佐佐木隆尔著、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占领·复兴期的日美关系》，等等，皆未论及芦田及其外交。不过《日本外交史》情形稍异：“这本著作所叙述内容的时间跨度从近代明治维新到战后20世纪70年代末，对世界近代以来日本国门被打开、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迈入近代国家行列、侵略周边国家、进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及战后接受美国的占领和改造、重新进入国际社会、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建立、战后与中国的关系等内容都做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书后“日本历届首相和外相年表”，也列有芦田任外相及首相兼外相字样，[18]然而，通览全书12章内容特别是最后两章战后部分，第11章“旧金山体制的建立”、第12章“战后日本外交轨迹”，却并未看到芦田及其外交事项。

提及芦田或芦田外交的日文论著的情形又是如何？“国民的外交”研究会编《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史》及户川猪佐武著、学艺书林1973年版《昭和外交五十年》，提到芦田组阁，但皆未论及芦田外交。前书甚至错误地认为，“事实上议和”不是始于1948年10月7日NSC 13/2号文件出台，而是始于1950年5月3日池田密使代传吉田旨意之事：“这一托带口信，不仅决定了事实上议和之形式，也决定了至今日本及日本国民的命运。”[19]菊池久著《战后总理大臣研究》第1章“战败被占领时代”末节(第5节)“因权力抗争和贪污疑案倒台的芦田均”，开篇断言：“几无可观业绩，一边终日埋首于阁内内讧，一边汲汲以求盟总深情支持延长内阁寿命。这是献给片山内阁的评价，对后继者芦田均内阁的评价亦可谓相同。”[20]

今井久夫在1980年11月至1982年1月《月刊笔》杂志上，连载《宰相之妻》系列文章。《新桥的美女寿美子》文中写到：“芦田本人担任了副总理资格的外务大臣”，以及“他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既巧妙、又顺利，从而诞生了芦田内阁”，但认为“芦田为人冷淡、不善于交际”，而未述及芦田外交史实及评论问题。今井尽管论述战败前夕，芦田进见近卫文麿称：“起初，近卫想亲自飞往莫斯科，通过苏联与美国讲和。但是，过去曾在土耳其对俄国革命进行过详细观察的芦田，认为通过苏联搞和谈活动非常靠不住。他认为，倘若如此，说不定什么时候日本会被苏联出卖掉。因而，不如干脆打着白旗去美军前沿阵地，与美军司令进行谈判，然后通过美军部队司令官直接与华盛顿讲和。这样做，见效会更快些。”“于是，芦田把上述想法告诉了近卫。但公卿贵族出身的近卫，却没有这种胆识。战争结束后，近卫被定为战犯。为此，他喝了氰化钾毒剂而自杀身亡。近卫既然有自杀的勇气，当时他为什么不按芦田的意见，选择与华盛顿直接进行谈判的道路呢？”但却未能将此事，与被占领期芦田九晤艾克尔伯格等外交准备、外交实践相联系分析。战时即为美军前线司令的艾克尔伯格，对战后日本外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井写到寿美子于一战后巴黎和会等耳濡目染，见过大场面、大世面，与夫婿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每次驻在国大臣举行招待宴会，或本国大使举行晚餐会时，只要芦田夫妇一出席，寿美子便成为会场上的中心人物。寿美子简直受到了宛如女王般的待遇。”“在国外生活期间，寿美子经常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她想，这样做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妻子的义务。”[1]135，136，142，144却未写到二战后的她，作为参与者、见证人，与夫君一同在日本外交史上永载史册，在历史的瞬间却产生深远影响的另一重大事件：1947年9月10日，艾克尔伯格日记即称芦田夫人前来品茗。以艾克尔伯格为主人公的儿岛襄著、文艺春秋1978年版3卷本《占领日本》，亦未写及此事。当时，芦田出京演说，在外交被禁及联华派巨擘麦克阿瑟占领下，即使身在东京亦不便频繁亲往横滨。2天后，以铃木九万“极密且是铃木个人意见”的形式，递交与艾克尔伯格的《第二次芦田备忘录》随即出台。

户川猪佐武著7卷本昭和宰相传记，从犬养毅、近卫文麿、东条英机、岸信介、佐藤荣作写到田中角荣，但未对芦田单独立传，只是第4卷《吉田茂与日本复兴选择》(讲谈社1982年版)，稍涉芦田之事。北冈伸一则认为，芦田远不如吉田高瞻远瞩。北冈全文共分5节：“向清泽表示对(历史)感兴趣的3位战后首相”，“币原关于把握事实的坚强意志”，“将现代定位于历史之中的芦田”，“思想驰骋于遥远未来的吉田”，“承担重任的职业外交官出身的3人”。内称：“芦田第5号书简中‘渺茫、无常’等的表现，与第2号书简中‘倦怠、烦闷’、第3号书简中‘厌腻’同样，尽管是致亲友，但也只是文人的语言而非政治家的语言。在此，令人感到虚脱感，与在另外3封书简所看到的紧张感形成鲜明对照。总之，令人感到，似乎芦田稍微欠缺担负起战后动荡时期政治家所必需的坚强、执拗的性格。”“然而他们”，“关于从日本国宪法到议和、安保之战后日本根本规范的制定，扮演了决定性的重要角色。在此没有详论的余地，不过，此际，他们尽管被战败及占领这种残酷的现实所限制，但也绝非一味地追随于此，而是基于各自不同的经验、思想及独立自主的决断，承担这一重任的。”“可以认为，虽然他们能够成为首相、承担如此重任有诸多理由，但其中之一，则似乎是他们对历史感兴趣。币原对过去的事实一点也不动摇地固守，进而极力把握现实。芦田能够根据阅读历史加以思考，从而对现在进行更好地理解。吉田还一边思考50年后、回顾50年前，同时又一边思考何为政治责任，而极力推动、转变现实。持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知识，持有将现在定位于历史之中这一明确的意识，故而，在国民茫然自失之时，能够不只是一味追随骤变的环境，而是将日本应有的姿态进行较为机动灵活地思考吧。”[21]而作为1995年11月18、19两天，日本第3届近现代史讨论会“战后日本：出发点与21世纪展望”讲演及评论的编集《战后日本史与现代课题》，述及芦田战时反扩大化作战及战后改宪活动，[22]却未置言芦田外交决策及其历史定位问题。

御厨贵监修《熟懂日本“总理大臣”》一书，第3章“昭和后期五五年体制发端”第5节“盟总及不稳定的联合政权下煞费苦心的首相 第47任内阁总理大臣 芦田均”题下，共设3个小标题：“‘芦田修正’使得为自卫而保持军备成为可能”“以微差(票数)战胜吉田茂掌握政权”“‘昭电疑案’致使遭受决定性致命打击”。内称：“芦田均首相任内，因不稳定的联合内阁(内部)倾轧及污职事件，而被迫早早解散内阁，(给后世)留下似乎未能实行重大改革之记忆。实际上，却采取了像导入外资，等等，而对战后日本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只是由于这些几乎都是在盟总主导下进行，故而，芦田(给后世所留)印象淡薄，当时，芦田内阁即被揶揄为‘唯命是从内阁’。”“此事，在芦田所撰《芦田均日记》中也可看到，他似乎看清了本质是‘在占领军统治下的政府，即便任谁担负政局，也(都只能是)，除了按照同盟国占领政策(划)线施政外别无他途’，自己遂没有积极地行动。”“然而，成为首相前的芦田，却是贯彻自己意志的人物。例如，在外务省时代，反对日本(举兵)进入‘满洲’而辞职，希望靠自己的双手改变日本，遂作为候选人参加大选。而且，在第一次吉田茂内阁时期，担任众议院帝国宪法修正案委员会委员长之际，务使宪法第九条内容不是完全放弃战争，只是放弃侵略战争，而不顾吉田反对，强行修改。根据这一后被称为‘芦田修正’的修改，日本为自卫而保持军备成为了可能。”通观全文，尽管言及“芦田内阁按照盟总设想，相继(审议)通过了国家行政组织法、教育委员会法、地方财政法、检察审查会法等法案”，[23]但仍只字未提芦田就议和及安全课题，做出的对美英为主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决策。与此稍异，纐缬厚著《我们的战争责任》，提及芦田外相谒见昭和天皇，但未指明芦田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决策原点，反而述称：“天皇提议战后日本的防卫依存于美国的构想，据此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裕仁天皇提出的日美安保体制”。[24]

其间，鉴于美国国务院1972年起陆续解密并刊行战后外交档案，日本学界也呼吁起步跟进，外务省遂于1976年5月、7月及1977年6月，首度解密占领期外交文书，1978、1982年再度解密，2000年5月29日、12月20日第15次、16次解密。2002年，外务省刊行全4冊《日本外交文书·关于缔结和约之调查记录》，2006年重刊而为全6冊新版同名文书，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长在每册书前的序言中，特就昭和战前期内容尚未出齐、尚止于1937年的情况下，先行出版被占领期部分作了说明：“受到对于昭和战后期的高度关心及对该时期研究进展的影响，而着手编纂战后期日本外交文书。”不过，这6册新书仍然出现了不适当和不应该出现的前后倒置现象：1951年9月旧金山议和部分多达5册，而将收录了包括芦田外交等部分在内的1945年10月至1951年9月外务省针对即将到来的和谈缔约而进行的各种准备性研究、陈述书，以及与同盟国折冲等的相关文书，附录于后，归为末册，即第6册《旧金山和约准备对策》，给人以好像只是旧金山议和之前的准备而已、并不重要等错位印象和价值误导。即便该阶段文书数量相对较少，但其重要性并不以数量多寡来做决定，该套书修订再版之际，或宜按照占领初期、中期、后期之时间先后顺序，将6册或多册位次依次重新调整过来，以便在共同促进历史研究上，也能够与继学者呼吁“鸠山一郎及芦田均日记虽已证实的确存在，但实际上仍处于未公开状态，不仅自由党成立问题甚至战后政治史研究均有待于这些日记早日公开”，[25]而于芦田百年诞辰之际，先行刊印的进藤荣一、下河边元春编，岩波书店1986年版7卷本《芦田均日记》，暨丸善书店2000年版缩微胶卷《片山—芦田政权阁议文书》，以及业已完成的芦田均资料数字化工程等相对称、相媲美。然而，尽管相隔26年，芦田全部战前战时日记始由福永文夫、下河边元春编，柏书房2012年版5卷本《芦田均日记 (1905—1945年)》续行刊印，日记部分终于补齐出版，但新版芦田日记编者，却比26年前芦田日记编者进藤荣一的识评大步倒退，令人遗憾的还有，芦田均书信集等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迄未刊行：“芦田的个人文书，2648余件作为‘芦田均关系文书’被寄存于宪政资料室。虽然日记、亲笔原稿、宪法改正、再军备关系、书翰等，质量上也颇为充实，但战前的书简和文件等一部分却仍未公开。其中，战后(部分为战争期间)的日记和些许文件，被翻印入进藤荣一、下河边元春编《芦田均日记》全7卷(岩波书店，昭和60—61年)中。”[26]

伴随外交档案解密，战后史、冷战史、占领史、议和外交、安全保障及日美结盟等研究热点纷呈，研究视角和方法也由传统政治外交、日美关系延展至社会史、区域史等领域。西村熊雄著、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旧金山和约》，细谷千博著、中央公论社1984年版《旧金山议和之路》，渡边昭夫编、有斐阁1985年版《战后日本对外政策》，五百旗头真著、中央公论社1985年版2卷本《美国对日占领政策：战后日本的设计图》，渡边昭夫、宫里政玄编、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旧金山议和》，神谷不二著、新潮社1989年版《战后史中的日美关系》，三浦阳一著、大月书店1996年版《吉田茂与旧金山议和》，五十岚武士著、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对日议和与冷战》，添谷芳秀著、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9年版《入门讲义战后日本外交史》等专著，也都论及芦田或其外交。

其中，《旧金山议和》一书，第2章“议和问题与日本的选择”第3节“芦田均与外务省──1947—1948年”、第4节“吉田茂与外务省——1948—1951年”表明，该章作者渡边昭夫将芦田外交与吉田外交相提并论，并视为占领期外交两座高峰。然而遗憾的是，该书仍认为“旧金山议和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出发点”，甚至借口中文资料匮乏难寻，而实则掩饰轻视中国在议和中的重要作用。前言写道：“关于作为同仁共同工作成果的本书在结构上的特征问题，没有必要特别多地说明。除了完成和约的国际环境以英美关系为基轴、概况作为第1章(细谷论文)之外，所余11章内容按照议和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参加者对应分配。将最大的当事者日本分为3章，接着将条约的主要起草者美英两国分为3章。后面3章则以大洋洲两国和亚洲两国为对象，这些国家虽然本来并不是完全代表亚洲太平洋各国(例如并不包含加拿大)，但也可能是值得加深对动辄容易忽略的对日议和的当事者情形之印象的存在。最后2章论述的是关于中国(话虽如此，但遗憾的是该部分因史料限制而对北京方面不能充分说明)和苏联这一退出‘部分议和’对象之外的可以说是潜在的参加者。”第11章“中国与对日议和——以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为中心”，由石井明撰写，以1949年10月1日至1952年4月28日为重点，而对1947—1948年中日早期议和外交仅用两段略述，且所引主要资料出自中文史料丛编而非直接查阅原档原件。[27]这与林代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战后中日关系史》，吴学文等著、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中日关系(1945—1994)》等战后中日关系史书颇相类似，反映出中外学界在对日议和外交史研究上，相对轻视战后初期同盟国对日早期议和部分，更不重视中日早期议和乃至1945—1949年中华民国对日关系4年又1个半月的历史，以及该时期日美同盟形成与中美同盟离失相对应、相对称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后日本与中国台湾当局非正规、非正常状态下的议和，反而成为论述日本被占领期中日关系及战后中日议和的热点。

芦田主政期的对华关系，实为一大重点。上田美和说明“芦田是对‘战争失败’的悔恨”，但在论证芦田与王世杰会谈大表“悔恨”上，却未尽申明事理：“说芦田没有表明对侵略亚洲的悔恨吗？仅从笔者的管见来看，几乎没看到，仅仅是确认(有)如下史料的程度。芦田外相偕同片山哲首相、西尾末广官房长官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会谈(1947年10月25日)备忘录。对于王外交部长所述‘中国人尽管憎恶战争中日本人的暴虐，但现在已予忘掉而来对待日本’，芦田回应称，‘回顾过去十数年间我方对于中国的举措，看到蒋主席公正明达、洋溢着高贵精神的训令，作为日本人，不胜愧怍。’”“这是被中华民国一方的发言所促使的应答，不是超出外交辞令范围的话，难以解释为他积极表明悔恨(之意)。”(14)上田美和《自由主义者的悔恨与冷战认识：芦田均与安倍能成》，载伊藤信哉、萩原稔编著《近代日本对外认识 Ⅰ》(彩流社2015年版第316页正文、第346页注释61注文)。同注文注有出处：“芦田均(片山·西尾)《中华民国王外交部长会谈备忘录》，外交史料馆所藏外交记录《对日和平条约关系》，大岳秀夫编·解说：《战后日本防卫问题资料集》第1卷，三一书房1991年版，第307页。”上田并未申明芦田主政期采取的对美英为主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等善后之策，更未论及芦田不仅不对侵华、侵亚“悔恨”，反而再度利用中国内战、美苏冷战等新旧局势卷土重来，更遑论芦田阴谋离间中美同盟等种种举措了。

《大公报》东京特派员、记者高临渡报道称：“记者曾于(1947年)6月2日访问芦田，以新阁今后之内外政策为询。”“关于对外部分，记者因芦田系日本有名之国际问题专家，现又居外相之职，故特以国际现势之归趋及日本之态度为询。芦田或避不作答，或否认既存之事实，或发为空洞之讲论，处处流露是日本老外交官之伎俩。当记者询以日本对讲和会议之希望时，芦田提出四点：(一)领土问题，(二)赔偿问题，(三)贸易，(四)物资输入协定。记者请其对一二两项作具体说明，氏仅概括解释：赔偿方面，希联合国注重实际，不尚空言，否则即使定立繁重之赔偿条款，日本无支付能力，亦属枉然。领土方面，日本希望与联合国商讨九州南端诸岛与北海道北端诸岛之归还问题，因该诸岛原属日本领土。芦田谈及此点，面上微露笑容，一如胸有成竹者然。”(15)《大公报》(天津)，1947年6月24日，第3版，高临渡：“日本新内阁之性格及其政策──芦田均西尾末广访问记”，6月6日寄稿。引者按：文中“联合国”系误译，应为“同盟国”。其间，中国舆论界大批特批两天前始被曝光的吉田茂琉球“美日共管论”，却对芦田向高临渡所谓“九州南端诸岛归还日本论”失察。6月5日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芦田继称，日本周边渊源极深的琉球群岛等应归还日本。

芦田所作与王世杰会谈记录，则仍频频使用“支那”一词：“(昭和)22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往访‘支那’公馆，”“王部长详细谈了本年7月华盛顿政府发出会议邀请函、‘支那’对其答复为持有保留的事实，”“与历来大多数‘支那’人相比，王世杰是一位冷淡且寡言型的政治家。”[28]26日晚，王世杰对来访的美国国务院驻日代表、盟总外交局长、麦克阿瑟政治顾问西博尔德，就芦田的真实面目作了说明：“西博尔德先生问，作为访日的结果，王博士是否已能形成或许是切要的结论。王博士答称，在他看来，以片山首相为首的现内阁，努力在日本人中间普及民主，这是真挚的，诚实的，而且，他高兴地听到，在对日管制中的(诸多)新的根据。他说，昨天上午，按照他的要求，片山先生和芦田博士曾到中国代表团进行短暂访问(芦田则是不请自来)，他最为焦虑而望(片山能)以一开诚布公的回答得以判定的，即是，在这位首相看来，占领军一旦撤离，日本政府是否将会承受得住来自右翼和左翼团体的压力。片山先生未能径直回答这一问题，而请芦田博士作答。在王博士看来，芦田博士的回答既不令人信服，也不坦诚相见。王博士认为，这一问题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一必须立即回答(的问题)，并且，(根据其)这一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判定，(签订议和)条约以后，对日管制的类型(属何)。”(16)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ct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 (Sebald)， Secret， (Tokyo)October 26， 194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ume VI，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547.

芦田内阁发轫之初，更在中日关系上动作频出，大力支持“台独之父”黄纪南等。1948年2月28日，廖文毅在香港成立战后岛外首个“台独”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秘书长黄纪男后来回忆“在日本的台独活动”称：“我于1948年4月初抵日后不久，便前往日本国会拜访仓石忠雄氏，主要目的是要请他帮我引见当时执政的日本首相芦田均。仓石忠雄慨然应允了我的请求，并且还邀我至他家中便饭。”“见过仓石忠雄的一星期后，我便与他同至芦田均位于国会的办公室拜会。”“我拜见芦田均时，仍然对他详述‘二二八事变’发生的情况，以及国民党政权自日本战败后统治台湾的种种劣迹恶政，他非常严肃关心的仔细倾听，而后我又重申台湾应该独立，并冀望日本对于此事能予支持之意。他回答我说：‘我以日本首相的身份，实在很同情台湾人的遭遇。不过，今天的日本是一个战败国，我们一言一行全在麦克阿瑟将军的管辖之下，一切需要听命于他，我个人及日本政府要帮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建议你还是直接去见麦克阿瑟吧！’这次会面约进行50分钟，我对会面结果不免有些怅然，不过总算尽了一份心力。”[29]部分如愿以偿地得到芦田等支持的黄纪南，遂向麦克阿瑟寻求协助，麦克阿瑟指点他暂时离开东京，到大阪、京都活动以避开南京政府的监视等。

此外，专注于战后日本形成特别是占领期政策变化研究的五百旗头真所撰《美国对日占领政策：战后日本的设计图》一书，大量运用美国档案，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直至《波茨坦公告》发布，2处提及战时芦田事项，成为研究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起源的名著，惟惜未能延及战后对日占领期政策实施、调整及转变阶段。1987年、1989年，他编辑的《资料集成·对日占领》《对日占领第2部分 美国及同盟国政策1945—1952》，由美国国会信息服务公司及丸善公司制成缩微胶片发行。1997年，新作《占领期：首相们的新日本》由读卖新闻社出版。1998年12月1日，于外交史料馆讲堂举行“占领期我国对外关系”讲演会。1999年6月，《外交史料馆报》第13号全文刊载其讲演内容，同期附有学界泰斗细谷千博1999年2月5日口述文章《五百旗头教授讲演记录读后感》。然而，当今日本外交史学界首屈一指的名家五百旗头真，对芦田外交误读、误解、误判尤为典型，面目全非，不知所云。

其《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第1章“被占领期的日本‘外交’”称：“如果日本政府不能通过对总司令部的‘外交’而不断取得支持和理解，不要说实现自己的政策，甚至连自己的政权都不能维持。在美国占领时期的历届内阁中，日本对盟军总司令部的‘外交’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与总司令部没能建立合作关系并因此轻易地招致了政权的崩溃，如东久迩首相。鸠山一郎也因为在盟军总司令部中缺少关系，1946年5月在即将成为首相前因民政局的政治清洗(开除公职)被剥夺机会，招致厄运发生。其二，与总司令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有深交，如币原和吉田。这二人在战前都做过外交官，习惯与各国领导人谈判。他们大概都认为，虽说是在美国占领时期，但作为一国首相或大臣与盟军总司令部内幕僚级别的人员进行谈判有损日本的名誉。”“与其他日本人不同，他们对美国没有畏缩，具备与美国进行对等谈判的素养，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忽视的优势。其三，与民政局建立紧密关系，如片山、芦田、西尾、楢桥渡等人。民政局在总司令部内部不仅是担任政治方面的部门，还因为由深得麦克阿瑟信任的惠特尼担任局长而在美国占领前期对日本政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而且，具有实力的副局长凯迪斯抱有强烈的改革意识，他对于主张中庸联合政权的社会党的片山和西尾以及民主党的芦田来说，无异于来自上面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其四，存在许多以经济科学局为代表的、与不同领域的日本部门建立的关系”。“1948年2月片山内阁总辞职后，凯迪斯与西尾合作，背离舆论和民意，于3月强行成立了同样是三党联合的芦田内阁。”“凯迪斯等为了控制政局，让西尾、芦田等日本方面的合作者接受自己的指示，使合作者依附于自己、失去独立性、成为外部压力的工具。”“但是，吉田的‘外交’谈判对象及合作性质皆与上述合作不尽相同。从麦克阿瑟方面看，并非偏重币原和吉田，在片山和芦田担任首相时他也分别表示了热烈欢迎并积极支持。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历届首相进行了全方位外交，然而吉田和币原以外的其他首相没有在关键时刻频繁要求与麦克阿瑟会面。吉田不仅比任何人都更频繁地与麦克阿瑟会面，而且试图直接或间接地引导麦克阿瑟为日本的国家利益工作。”“另外，吉田还不忘在媾和与安保问题方面对麦克阿瑟加紧工作，让他成为‘吉田构想’的良好理解者与代言人。”[30]

五百旗头真此论并非原创，而是沿袭由来已久、单纯依据与麦克阿瑟交往次数多寡之习惯性、简单化思维，只不过是在旧有认知轨道上滑得更远而已：“本来，麦克阿瑟并不怎么与日本人进行私人交往。据《麦克阿瑟的日本》一书记载，与麦克阿瑟单独‘二人对谈’2次以上的日本人，在整个被占领期间只有16人。与麦克阿瑟5年之中会谈76次的吉田茂是个特例，其余15人则最多不过3次。据该书称，这15个人除天皇、重光、近卫、东久迩、币原之外，还有松平恒雄、片山哲、松冈驹吉(众议院议长)、大池真(众议院事务总长)、芦田均、一万田尚登(日银总裁)、三木武夫、佐藤尚武(前驻苏大使、参议院议长)、南原繁(东大校长)，以及田中耕太郎(最高裁判所长官)。”(17)三宅正树、秦郁彦、藤村道生、义井博编《昭和史上的军部与政治》第5卷《战后世界与日本再军备》(第一法规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0—21页、第39页注释11)；周刊新潮编辑部编《麦克阿瑟的日本》(新潮社1970年版第246页)。保阪正康1990年6月采访旧金山和会时吉田的私人秘书、三女儿麻生和子称：“被占领时期、旧金山和会、日本独立的恢复，吉田在这样的时代里充当着日本的‘舵手’，”“吉田将作为为了复兴战败的日本而倾注了心血的首相而留存在人们记忆中。同时，他也将作为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合国(引者按：应为同盟国)交涉而名垂史册。”“麻生反复说道，对于被占领下的日本来说，‘幸运的是他和麦克阿瑟的关系还比较融洽。’”“(吉田对和子说：)‘他(麦克阿瑟)脑子非常好，能很快理解我的话，回答也比较恰当。’”“麦克阿瑟和吉田之间的信赖感逐渐加深，不久成为好友，或许也是因为两人能够进行心领神会的对话的缘故。或者是因为两人的‘心理频道’能够沟通。历数战后首相，能够在‘心理频道’上和麦克阿瑟沟通的，确实只有吉田茂一个人。他不怵麦克阿瑟，并能坦陈自己的意见，强调日本的国家利益。而除了吉田以外的首相，东久迩宫、币原喜重郎、片山哲、芦田均等，均做不到这一点。”[31]

楠绫子亦论称：“当时，同盟国对日感情依然严厉，倾听日本政府希望的余地本就很少。再加上，芦田选错了接触对象。与和麦克阿瑟直接交涉习以为常的币原、吉田不同，芦田多与民政局惠特尼、凯迪斯局次长等盟总校官级交往。然而，不是别的，正是关于议和问题，向占领日本最高责任者麦克阿瑟洽询则是高明之策吧。在受推进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之盟总中坚新政们优厚庇护、建立与他们之间过于密切关系的芦田及其周围，有过高估计民政局影响力的倾向。结局是，芦田未能正确读懂其华盛顿本国政府以1948年为分界线，开始将对日政策立足点由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转向政治经济及社会安定的动向。”楠绫子随后话锋一转：“但是，在该时期的外务省，产生了成为此后日美安保条约基础的想法值得注意。”继而述及1947年9月，芦田以下外务省首脑通过横滨停战联络局，将《第二次芦田备忘录》转托临时回国的第8集团军司令艾克尔伯格密呈华府，断言：“在直视冷战下联合国不能发挥机能，日本除托附美国保障安全外别无他法，为确保最为基本的生存这一现实思考之安保问题上，芦田与吉田有共同见解。”既未强调占领初期吉田举措滞后、占领后期方继承芦田外交路线的一面，亦未揭示芦田与美国占领政策、冷战格局互动联动愈演愈烈的一面，反误认为，占领后期，在野的“芦田(首倡日本再军备之论，)描绘出了冷战下的国际政治，某种程度上作为主动性角色参加之日本像。”(18)佐道明广、小宫一夫、服部龙二编《由人物读解现代日本外交史：从近卫文麿到小泉纯一郎》，吉川弘文馆2008年版第148—149、150、152页，楠绫子撰第2章“议和与安保：从占领期至高速增长时代”第2节“芦田均：从新宪法旗手至再军备旗手”。第1节“吉田茂：战后日本外交基本路线的设定”亦为楠绫子撰著。然而，并非没有异论。五百旗头真、三宅正树、保阪正康、楠绫子等，是否注意到政治记者出身、“作为政治评论第一人而活跃于电视、报刊”的学者内田健三之论不得而知，尽管内田并未论及芦田外交，并未肯定芦田应对“乱世政治”同样游刃有余的一面：“叫做什么历史审判的政治评价，有时候对特定人物则(失之于)不当而苛酷。反之，伴随历史的推移，也有超乎本来面貌而被美化、被过高评价为是大人物、是英雄的人物。若说前者为芦田、后者为吉田，会是说得过分了吗？笔者对吉田是战后宰相中响当当的第一名，尤其是伟大的外交家、政治家而予以高度评价，以下介绍这一侧面观察。所以说，不参与、不袒护所谓吉田是好人、芦田是坏人之胡乱的评价，或者称芦田是唯命是从者、吉田是与占领(军)政权平等交涉、激烈交锋的人物这一偏见。”“芦田，是在整个战时、战后期间，日本拥有最高才智的人。虽然权谋术数也是政治家(当须具备的)必要的条件之一，然而，芦田难道不是过于纯粹的理念型，不堪忍受占领支配下的联合政权这种乱世的政治吗？”“芦田的本领，莫如说，(可以)从作为首相前、(昭和)21年制宪议会之特别委员长大显身手，特别是在宪法第九条第二项加上‘为达前项目的’的重大修正，以及数年后以吉田首相为对手而展开白热化的自卫权论争中，看到(其)作为议会政治家的真正本领。芦田在(昭和)34年6月，后辈岸首相60年日美安保改约骚乱正大时，悄然离世。”(19)内田健三《战后宰相论》(文艺春秋1994年版，著者略历、正文第102、103—104页)。

五百旗头真等之所以没有对芦田外交的作用、影响和意义给予应有评价，也在于一开始，就犯了与麦克阿瑟1947年6月4日初晤芦田一样先入为主的错误，没有读懂、理解、诠释芦田话语的真正涵义。既然芦田向麦克阿瑟声称“作为就任外相的礼节性拜访”，但却何以临别设辞，并不继续自称“作为外相”甚或“副总理”，而不惜降尊纡贵、自贬身价，谦称所谓“我作为停战联络事务局总裁，打算在与盟军最高司令紧密联系之下，于政府的各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呢？[32]尽管五百旗头真也注意到芦田早在1945年秋就已联同重光葵建议外务省尽早展开议和对策研究，同年11月21日遂设立和约问题研究干事会等之历史作用，杜鲁门政府早在1946年秋即已着手拟订对日和约，麦克阿瑟也早在1947年3月17日就公开呼吁对日议和迫切在即，然而，何以芦田初访麦克阿瑟时，既不主动谈及议和、安保及所谓琉球等“领土主权”问题，麦氏也不主动开口询及呢？五百旗头真既未阐释芦田等并不接受麦克阿瑟1947年5月23日向片山哲谈称日本应为中立国之“远东瑞士论”，也没有认识到芦田多与民政局校官级交往实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一面，相反地，认为天皇口信的作用远超芦田外交，对芦田与艾其森、惠特尼交涉及《第一次芦田备忘录》被退还评论称：“如果芦田认真地沉下心打算‘重开外交’的话，最好与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直接会晤，请求他的合作。实际上，币原在芦田来商议之前(引者按：应为之时)(就)对他提出如此建议。但是，芦田认为还是首先与实际业务层次的相关人员协商为好，所以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总之，芦田陆续与实际业务人员接触后，遭到了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拒绝。”“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要求参与而遭到拒绝是最应该避免的事情。因此，芦田将这份文件托付于即将返美的第8军司令艾克尔伯格，并在9月13日紧急准备了另一份文件。在这份新文件中提出如下对策：一旦因美苏关系恶化而难以期待由联合国主导来保障日本的安全时，根据日美之间的特别协定‘将日本的防卫委托美国’。此时提出日美安保条约的方案值得注意。虽然可以将‘芦田备忘录’看作《日美安保条约》的起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艾克尔伯格没有将‘芦田备忘录’交给美国政府的重要部门，只限于用作自己的参考。这样，芦田做出的努力终于不了了之。”[30)46然而，五百旗头真2008年初版的《日美关系史》，却与上述说法自相矛盾。该书第6章撰写者柴山太、楠绫子断言，《第二次芦田备忘录》确由艾氏代转美方了。该章“日美战争与占领日本(1941—1952年)”第5节“冷战与议和”第1部分“美国的冷战战略和形形色色的对日议和方针”称：“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构想。1947年9月，片山内阁外相芦田意识到冷战已真正开始后，认为联合国因盟国对立已难以保障日本安全，因此主张通过日美条约对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并将此想法通过美第8军司令艾克尔伯格上将转达给了美国国内。不过麦克阿瑟司令部唯我独尊的性格使其对日本政府的外交活动心怀芥蒂，另外当时美国政府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应对该主张。不过，日本的这一方针被1948年以后的吉田内阁继承了下来。”[33]1949年6月6日的芦田日记，也明确写到文件确由艾氏转呈华府了：“10时离家，与寿美子一起去横滨。”“顺道去铃木九万氏府第。铃木君提及前年秋与艾克尔伯格所谈的那件事(在政府机关的机密文件之中)，并说，当时，将军说，其结局，也许不到议和之际，(它)是不会被拿起来(提出)的吧。”[34]

五百旗头真将被占领期议和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46年1月分析《波茨坦公告》与盟国的对日管理政策，总结整理它们与媾和之间的关系。”“1946年1月外务省的研究分析指出，”“媾和条约将会把占领后逐步形成的‘既成事实’在事后进行形式上的追认。”“当发现‘既成事实主义’出人意料地对自己有利(时)，日本逐渐显示出了自信。币原、吉田两届内阁制定了在国际上通行的宪法，在盟军总部与日本政府之间建立了跨越国家的合作网络，外来的统治者开始成为日方各种利益的代言人。”“第二阶段，是1946年3月宪法修改方案发表后的时期。外务省的媾和研究被迫进行了观念转换。他们在传统意义上研究如何将恢复主权国家的条件降到最低限度及看到宪法第九条出台后，开始要求‘日本的永久中立国化’和‘由远东委员会各国主导的集体安保’。在这一时期，日本还没有放弃对以盟国为中心实现和平抱有希望，探讨了独立后在国际社会谋求日本安全的可能性。”“第三阶段，是随着冷战的开始日本被迫从战后的和平梦想中惊醒的阶段，”“日本方面极其重视的、成为重开外交活动契机的尽快媾和工作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内部凯南等人的反对。凯南批评博顿等的媾和方案带有处理旧敌国的色彩，缺乏将日本作为冷战下的友好国家使其复兴的观点。还有一个原因是，苏联在要求四大国全体一致(各国均有否决权)的外交部长会议上主张优先审议对日媾和事项，与主张以多数表决为准的美、英等国发生了对立。冷战的开始，改变了日本的媾和与安保的坐标。”“第四阶段，在邻国激烈进行朝鲜战争的冷战条件下，日本在吉田首相的直接指挥下，努力将旧金山媾和研究转化为成果。”[30)44-45，47，48从而就“被占领期‘外交’的意义”，充分肯定占领初期币原、吉田两届内阁事实上议和政策，对于占领中期芦田外交期，断言早期议和外交无实质性进展，否认美日双方达成的事实上片面议和、全面结盟共识，而未明了艾克尔伯格返美述职，以及美国陆军部副、正部长德雷柏、罗亚尔及凯南赴日背后，芦田对美国各界所做工作迭相推进之成效，基本促成美国对日政策逆转、远东冷战格局趋于形成。的确，吉田深悉盟总内部长期存在敌日、联日两大派系间的对立，体现在对盟总外交对应上，直接争取麦克阿瑟的理解与支持，对主张日本潜在基地论的威洛比等保持密切联系，对主张日本潜在威胁论的惠特尼等极力挑战与对抗。吉田外交二重对应方式每获称颂，岸信介说：“吉田先生运用其巧妙的外交手腕，时而与占领军妥协，时而又与之对抗，终于赢得了独立。”[35]曾任第一次吉田内阁藏相秘书官的宫泽喜一也认为，吉田外交“是一种利用对方矛盾的古典作法”：“当时最令日本官僚费心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占领军这个绝对权力者为己所用。使权力者内部发生对立，乘隙而入，这虽是一种利用对方矛盾的古典作法，但也能收到一定的效果。”[36)9然而，宫泽同时也质疑吉田的眼界、气度与智慧：“美军占领初期的对日方针，是彻底除掉日本的战争力量。”“以1947年的‘2·1罢工’为契机，该方针出现了转变征兆。‘2·1罢工’指‘官公劳’(按指官厅和公共机关的工会组织)、民间工会提出打倒吉田内阁口号，并定于2月1日上午零时举行罢工。麦克阿瑟在罢工之前下达了禁令。”“但是，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是与国际社会隔绝的封闭社会。当时，美苏关系已经恶化到了美国务院政策企划室主任乔治·凯南提倡采取遏制政策的程度。美国不久即改变了占领方针。而我们并未立即意识到这一点。”[36)61946年2月1日至1947年10月27日任外务省条约局长的萩原彻后来亦追忆称：“1946—1947年，支配国际气氛的特征为大国间关系紧张，而非两极的疏远。我们尚未进入冷战时期。”(20)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385页)。第385页注1：萩原彻回忆出处：迈克尔·M.吉津(Michael M.Yoshitsu)《日本与旧金山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而芦田则并不真正信任惠特尼等人。1948年7月6日，艾克尔伯格迫于麦克阿瑟压力被迫辞职。华盛顿时间20日，美国陆军部宣布沃克将军将继艾克尔伯格出任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东京时间21日，铃木九万急访艾克尔伯格，并称随后再次转托艾氏代传密函，向美国政府传达。艾克尔伯格当晚日记即称，其离任使铃木明显感到震惊，认为铃木所说盟总里没有赢得日本人民信任的人即是惠特尼。显然，五百旗头真之论并未切中要害，一中鹄的，反而迭陷误区，似是而非，堪称败笔，给人以看似芦田外交平淡无奇，甚至畏葸不前、阘懦无能、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之感，实则恰恰相反，殊为皮相之见，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2019年12月1日，矢嶋光出版《芦田均与日本外交：从国联外交到日美同盟》。是以2014年大阪大学法学博士论文《战后日本再军备论理念及起源：“新外交”论者芦田均战前、战时、战后》为原型。全书共分6章：“作为外交官之出发”“向政党政治家转身”“与外务省的协动与对抗”“在崩坏的秩序中”“以日本外交的再生为目标”“走向再军备论者之途”。芦田任外相及首相兼外相期，仅置于第5章末节(第2节)“冷战表面化与《芦田备忘录》”部分。全书内容简介称：“新宪法制定不久的战后日本与吉田茂的轻武装论对立、倡导再军备论的芦田均，从外交官时代的经验形成了怎样的国际政治观呢？也留意于其战败为止对苏外交论变化和外务省政策，以及与币原喜重郎、重光葵等人脉的谱系，同时，追寻芦田的政治足迹，而对其再军备论进行内在性分析。考察战后日本外交路线形成与对立的各种现象。”(21)矢嶋光《芦田均与日本外交：从国联外交到日美同盟》(吉川弘文馆2019年版第315—316页后记、封底)。亦有上田美和、熊本史雄等撰文延誉，(22)上田美和：“书评 矢嶋光著《芦田均与日本外交：从国联外交到日美同盟》”(《ヒストリア》(大阪)2020年第282期，第63—70页)。熊本史雄：“书评 矢嶋光著《芦田均与日本外交：从国联外交到日美同盟》”(《历史评论》(东京)2021年第849期，第90—94页)。但全书研究本体、主体与重心并不在芦田外交期，仍难称为是一部全面、完整、深入的芦田外交研究专著。

矢著从芦田战时倡导“国民外交”论出发，阐释芦田战后推行“国民外交”之新外交论，却与荒敬所论片山内阁打出“应举国一致组成瞩望和会之日本全权代表团”方针，及其所基于的“把外交作为供于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乃是旧日本的恶疾，惟有超党派主义外交才是国民外交的真髓”理由，(23)荒敬：“社会党的议和政策及其形成过程”，载日本现代史研究会编《战后体制的形成》(大月书店1988年版第157页)。第179页注释4：细川隆元：“政局·新党·议和”(《社会思潮》1948年第2卷第1期)。并无二致，没有真正明了芦田1932年回国从政，挑战近代天皇制体制及旧外交的深远意义。

矢著书评撰写者上田美和，亦曾撰文分析芦田与安倍能成的自由主义观，但却与安倍一样，对于芦田改革宫内府等缺乏应有认识。安倍作为芦田一高时代以来的挚友，币原内阁期，与芦田分任文相、厚生相，第一次吉田内阁期，与芦田分任宪法修正案特别委员会贵族院委员长、众议院委员长，芦田内阁期，也向芦田推荐好友田岛道治出任宫内府长官，但他却在芦田去世前一年讥评称：“我想，芦田虽是头脑明敏、有学问、通常也有风趣的男子，但仍然急于功名、强硬行事，后来岂不是遭到恶果了吗？”(24)上田美和：“自由主义者的悔恨与冷战认识：芦田均与安倍能成”，载伊藤信哉、萩原稔编著《近代日本对外认识 Ⅰ》，第343页注释24注文。同注文注有出处：“安倍能成：《安倍能成 战后自传》，日本图书中心2003年版第145页。底本是1958年载于《周刊新潮》单行本化之新潮社1959年版《战后自传》”。而与芦田战时以来的挚友石山贤吉，赞赏“智能型总裁”及追求“正义与信念”的芦田之论大相径庭：“世间称芦田氏是强行首相。诚然，芦田氏是强行首相。然而，芦田氏的强行却并非始于今日。芦田氏作为外交官奉职欧洲时，日本掀起‘满洲事变’。芦田氏遂抛却其地位，急速返回日本，为将自己的信念诉之于日本国民，而被提名为众议院议员候选人。”“这就是强行的开始。”“如此，芦田氏的身边机变一转。当时，片山内阁下台，芦田氏大展志向的时机到来。芦田氏拼上作为政治家的命运，被提名为总理大臣候选人”，“故此，称芦田氏为强行首相，正说对了。”[37]

矢著则与上田所引安倍之论，以及上田所著、吉川弘文馆2016年版《自由主义能沮遏战争吗：芦田均、清泽洌、石桥湛山》同样，在就芦田反思日本战时内外失策根源上，皆缺乏应有的深度分析，未能揭示芦田主政期，即极力抵制昭和天皇主导下的宫廷外交，而暗自筹谋天皇退位，推进废止天皇制运动，推行新外交及现代化进程等终极目标的一面。本来，芦田1948年夏日记即云：“6月14日下午3时，在宫内府(召开)皇室经济会议，只有松本治一郎君就宫廷预算加以反对。返途并排步行于走廊时，松本君(与我)谈话有云，‘庞大预算造出为好。因为，这就会成为废止天皇制运动的大好理由。’”“7月8日下午3时过，宫内府长官田岛君前来”，“两人尤其认真商谈的事是(天皇)退位问题”，“万一实现，两人就必须下决心共同担负责任。”[8)129，152而因遽遭吉田茂政治暗算之昭电事件被迫辞职，一直在野悲抑莫名的芦田，在10年后方最终被判无罪的当天，友好为其举行的祝贺盛宴上，即简短致辞。在场的鹤见祐辅，1年后追悼并感叹芦田痛惜政治理想未得实现云：“没有任何急言激语痕迹。同君胸中一定有万斛义愤。”“然而同君的这一演说中，只是一句流露出无限感慨。此即：‘我28年余的漫长的议员生活中，真正能够讲说所思所想的事情，只是4年。’”[38)47

矢著另一核心观点，所谓芦田战时崇奉“普遍的国际协调论”，亦未切中肯綮，未能从明治外交传统这一日本近代外交传统着眼，揭示近代重点对美英协调乃至结盟进行大陆扩张的本质，及其对芦田外交观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反而“过誉芦田对美欧国际协调观一面，而失究、避忌其片面协调论对日本扩大战争进程、侵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乃至诱促美欧对日绥靖恶性循环等之不良影响。”[39)39结果，未能找到一条连动并贯通被占领期前后日本外交的基轴与主线，未能拿出一把如何才能打开芦田外交研究大门的钥匙。毕竟，“在思想渊源上，吉田、芦田外交是近代以来日本对美协调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外交的主流来看，不难发现，自陆奥外交、币原外交直至吉田、芦田外交，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即是‘内心感情绝对亲英美’。”“占领期日本外交传统的复归问题，值得进一步认识和分析。”[40)50吉田即就此“日本外交的没落和复原”总结称：“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之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该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的惰性，而是遵循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上的正确路线。”[41]

矢著强调：“片山内阁成立当天，外务省决定了起草和约前，转告日方希望实现更为有利的议和的方针”，但其芦田外交期的论述，除解析芦田对比铃木九万、萩原彻两议案而采纳前者，“成为(第二次芦田)备忘录原型的，是铃木议案”，[42]以及提供1947年10月31日亨利·劳伦斯来访史料外，几无新意。甚至即便对劳伦斯来访及其报告“遣返日本人；和约；煤炭生产；外相芦田可能面临辞职压力”等之史料解读，亦失之于误读、误解、误判：芦田“就任外相后，(在)与盟总外交局的会谈席上称：‘只限于有关日本(一方)，条约，无疑地，最后只不过是被告知一下，而日本则不怀有任何异议，仅在上面签字而已吧。’对此，同局亨利·劳伦斯(W.Henry Lawrence Jr.)，记录称：‘完全看不到芦田像是在抱有条约可能成为交涉型的事理这种幻想。’因此，起草和约前，转告日方希望至为重要这一外务省的方针，对芦田而言也是得到了充分理解，可以说，这与他自己以前开始的思考正相同。”(25)矢嶋光《芦田均与日本外交：从国联外交到日美同盟》(吉川弘文馆2019年版第205—206页)。第219页注释3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31， 1947， ‘Repatriation of Japan; Treaty of Peace; Coal Production; Possible Pressure on Foreign Minister Ashida to Resign; Political Career of Mr.Takizo Matsumoto’， Tokyo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6， 1947， 894.00/11-647，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5-1949， Record Group 59， National Archives Ⅱ， College Park， Maryland.”重蹈了对芦田日记所谓被占领下只能按照占领政策划线施政错误认知的覆辙，未能发现职业外交官出身的芦田言不由衷、全然外交辞令的一面，缺乏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同情之理解”，仍像五百旗头真等人一样，未能从74年甚或76年前，芦田专为麦克阿瑟盟军总部所布设下的一道道陷阱、一重重迷魂阵中走脱出来。毕竟，一旦1年后芦田辞职在野，且劳伦斯离日他往，二人谈话旨趣便迥然有别了。芦田1948年10月30日日记即云：“傍晚7时客来。与怀亚特先生和夫人，亨利·劳伦斯先生(因履新新加坡而离京)，布朗先生和他的新娘麦肯纳女士，松本滝藏夫人，百合子10人桌前并排，进餐日本饭菜。畅谈至近10时。有说有笑、欢快热闹，没想到能够毫无隔阂地交谈。”[8]234

学界研究不足，致使大众网络影视对芦田的评介愈发失真失实。维基百科刊布的“芦田均”词目之“芦田内阁开始工作”栏内，讥评芦田与麦克阿瑟、美国政府交涉不足称：“当时的政府有眼前多种棘手的重要课题——粮食问题的解决、通货膨胀的克服、生产的增强、失业的解决——，而忙煞于其应付和处理。一方面，在芦田内阁(时期)，制定了成为战后日本基础的多种法律。此即基于新宪法的刑事诉讼法的全面改正，警察组织的根本改革(旧警察法的制定)，国家行政组织法及基于此的所谓中小企业厅、煤炭厅、建设省、海上保安厅、水产厅、经济调查厅之各行政厅的设置法，教育委员会法，日本学术会议法，警官职务执行法，行政代执行法，地方财政法，检察审查会法，轻犯罪法，风俗业经营法等。然而，却几乎看不到芦田自身作为总理大臣，就那样的课题而积极努力的迹象。”“芦田当时这样写道：‘据我所见，作为占领军治下的政府，即便谁担当政局，除了沿着同盟国占领政策的(划)线推行政治外，皆别无他途。’虽然这是(另)一面的真理，但可以说，这却与同样在占领政策的框子里，也能和麦克阿瑟、(甚至)屡屡(和)美国政府直接交锋而尽力实现自己政策的吉田茂首相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26)维基百科，2015年2月3日搜索。

1993年，渡边昭夫、五百旗头真监修，日本放送协会制作的4卷8集纪实片《战后日本外交是如何形成的》热播。4卷是《吉田茂与对日议和》《鸠山一郎与日苏复交》《岸信介与日美安保改约》《佐藤荣作与冲绳返还》，每卷分上下两集，每集30分钟，惟却失设芦田专卷专集，缺失了芦田对美英为主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决策，以及早期议和等战后日本外交形成的关键一环。而日剧《败中求胜：创基战后的男子吉田茂》，更将褒吉贬芦的大众化印象，塑造、演绎得家喻户晓，登峰造极，完全漠视芦田传奇性政治外交生涯，反却大大渲染其戏剧性、悲剧性政治宿命：“本剧描写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期间，总理吉田茂领导一个不知明日温饱的战败国再度独立，并走向复兴的故事。吉田茂，他带领化为焦土的国家，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一个人作为最高领导人与麦克阿瑟谈判，争取日本利益。”“战后被问到重振国家的时候，吉田信心十足地说：‘输了战争，赢了外交的历史。’带着绝对不放弃、不屈服的精神，他成为日本总舵手，引导日本走向复兴，敢毫无畏惧地与联合国(引者按：应为同盟国)总司令对峙，结果两人达成了让日本‘再生’的一致意见。”(27)百度百科，2017年9月30日搜索：《負けて、勝つ ～戦後を創った男·吉田茂～》剧情简介。共5集，日本放送协会2012年9月8日至10月6日周四21：00—22：13播出，柴田绅一、楠绫子负责时代考证，古关彰一负责宪法考证，小田部雄次负责宫中考证，米仓リエナ负责英语台本考证。

诚然，学术问题有历经数年、数十年解决的，也有历久而仍未洞明的。人们习于观成而疏于虑始。然而，“鉴物于肇不于成”，“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废”，“治学术思想史须在源头处着力。”(28)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4页：“钱先生又特别提醒我：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在源头处着力，不能以断代为限。”反观日本及国际学界，吉田外交研究异常繁盛，芦田外交研究乏人问津，原因概或莫不如此。东京大学即不似战前那样成为日本国际法及外交史研究的引航者，日本战前如芦田本人所著鸿篇巨制比比皆是，洋洋大观，战后反却少之又少了。

总之，外交史研究的中心是外交政策的制定、实施及演变过程。外交有外交政策与实践之别，外交家也有外交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之异。当外交获得成功、外交实践者赢得声誉之时，外交提案者、决策者、先行者却往往多被忘记。日本学界论及芦田外交，指出依靠联合国保障安全论只是占领初期的产物，到占领中期片山内阁成立不久的1947年9月12日即被否定，转而奉行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政策：“片山哲内阁认为，‘在对日问题上，如果苏联不合作，即使只有西方国家，也要采取适当的措施。’”[43]日本学界亦以和约起草者美英两国的动向为中心，以亚太国家及日本政府等的反应和对策为主要着眼点，关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认同其主要标志始于1948年10月7日NSC 13/2号文件的制定，至于“日本国内舆论、在野党及政府以外的动向研究相对薄弱”(44]， “一般对芦田内阁评价极低”(45]， “片山、芦田两届中道政权的改良性质、内政及外交结果研究不足”(46]，“如在前章中管窥所见，关于议和条约的成立，吉田茂的存在与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似有必要将聚光灯照向另外一位人物。由于吉田的存在与影响过大，所以，被遮蔽在其背后、往往被人看不见的，难道不是1947—1948年尽管短时期却担任外相及首相的芦田均的作用吗？”[47]尤其是，芦田何时开始酝酿并利用艾克尔伯格等人，以反制麦克阿瑟等美国联华派及远东委员会，而秘密展开离间外交、越顶外交的，何时最早形成对美英为主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构想，其东亚战略及对美政策转变过程具体怎样，昭和天皇主导下的宫廷外交与芦田外交有何异同，都没有给予详细明晰的实证性研究，以致日美同盟的起源研究等并不完整，芦田推行的被占领下情报战、谍报战、心理战、宣传战、舆论战，更是鲜为人知，湮没不彰，某些研究领域极为不足甚至颇多错讹。日本被占领中期外交史，正像史学研究通常遇到的现象那样，“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曾经完全根据其时代的纪录作出考查以发现那个时期事件的真实情况。”[48]“很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外交政策出台的过程依旧不为人知。”(29)杨奎松在2009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冷战与中苏关系：外交、经济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见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0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页)。

四、中美英等学界相关研究与不足

1962年，吉田茂回忆录英译本在美国面世。吉田原书中，对其外交自我粉饰，含混其辞，回避占领初期一味囿于与麦克阿瑟总部交涉的片面性、狭隘性等短视史实，尽管亦提及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艾克尔伯格之名，给人以似乎他早自占领伊始，就已发现并注重艾氏特殊利用价值及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印象，实则他只是到占领后期，方恍然大悟，如梦初醒，遂大步占领中期芦田外交手法后尘，1950年4月，即命藏相池田勇人作为首相特使赴美，表面上考察美国财政、经济，暗自则为转达吉田片面议和及对美出租军事基地口信。由此，直至旧金山议和，等等，竟致掠人之美，贪人之功。而1971年马丁·温斯坦《日本战后防卫政策 1946—1968》，1979年约翰·道尔《帝国与复兴：吉田茂与日本经验 1878—1954》，1987年美日学者合著《占领日本研究》，1989年霍华德·舍恩伯格《战后复兴：美国人与日本再造 1945—1952》等书的问世，皆直接、间接地受到英译本吉田回忆录的影响。

以《占领日本研究》为例。该书仍未脱出占领初期吉田外交狭隘性、滞后性思维认识，依然单纯从盟总与日本政府间的关系就事论事，而照纳吉田说辞，大谈特谈“不仅仅盟总局课层次意见分歧。虽屡屡可见局课长见解和态度定下下属与日方之间接触的氛围基调，但在各方面亦因个人而存在相当大差异。吉田茂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总司令部内存在一些集团以及其间的对立，并说，像在哪个方面存在差异呢？吉田遂对占领初期‘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们、‘穿军服的文职人员们’、对日本民主化怀抱热情的‘新政们’予以强烈批判，却说威洛比将军、艾克尔伯格将军等之‘军人’，则对此较为‘切合实际’，说他们认识社会不安之危险和秩序之必要性。”(30)库尔特·斯坦纳：“占领与民法法典之修订”。载坂本义和、罗伯特·E.沃德编《占领日本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442—443、455页)。第455页注释56：“吉田认为，日本人中有‘利权追求者’与‘进步派’乃至‘过激派’，这些人与总司令部内的‘左翼分子’密切关联，这些日本人‘特别有害’。见吉田茂《回忆录》，Houghton Mifflin，1962，pp.38-39， 43-46， 53-55， 287。又，吉田对日本一侧的批判，见pp.59-61， 151”。引者按：库尔特·斯坦纳(Kurt Steiner)，时为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该书另一编者罗伯特·E.沃德(Robert E.Ward)，同为斯坦福大学教授。如此引文出处、行文观点乃至字词句式，完全蹈袭1979年约翰·道尔出版的吉田茂研究一书的论述内容。(31)约翰·W.道尔著，大窪愿二译《吉田茂及其时代》下卷(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43页)。引者按：原书名为：John W.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1878-1954，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994年，舍恩伯格专著日译本《占领 1945—1952： 缔造战后日本的8位美国人》问世，并未指出原著重蹈其所引前述马丁·温斯坦《日本战后防卫政策 1946—1968》之既有错误，而仍照译称：“被禁止设置在美代表部的战后日本政府高官，以及支持日本政府的所谓银行家、产业家们，探索应向美国国内尚未看到的同志倾诉、以抢先于改革指向的最高司令的方法。窗口之一是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陆军中将。由此，他便和日本游说团亲密(交往)，1947年以后与麦克阿瑟敌对起来。截至1948年夏作为第8集团军司令的艾克尔伯格，由于在横滨有司令部，故能远离总司令部(进行)某种程度地自由行动，也能与陆军部取得直接联系。对占领军进行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几乎皆抱反感的吉田首相，而且还有芦田均外相、停战联络横滨事务局局长铃木九万，和艾克尔伯格亲密(交往)，不停地利用他的建议与支援。”(32)霍华德·B.舍恩伯格著，宫﨑章译《占领 1945—1952： 缔造战后日本的8位美国人》(时事通讯社1994年版第178—179、374页)。第374页注释30：“Martin E.Weinstein， Japan’s Postwar Defense Policy， 1946-196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18-25.For Eichelberger’s association with the Japan Lobby， see notes 36 and 37 below.”引者按：原书名为：Howard B.Schonberger， Aftermath of War： Americans and the Remaking of Japan， 1945-1952，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该书将缔造战后日本的美国人，列为格鲁、麦克阿瑟、毕恩来、基伦、克恩、德雷柏、道奇、杜勒斯共8位。其实，最应列出的还有艾克尔伯格，他甚至可谓第一人，其作用，缘起于其军职及与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等渊源颇深之身份的特殊性，以及战后初期冷战氛围下美国国安会决策机制、海外军事占领体制缺陷、军人权势集团干政、全民安全国家构建等特殊环境下，艾氏及五角大楼等军方联日派势力恶性膨胀，导致艾氏野心膨胀及其作用无可替代性。毕竟，被占领伊始，芦田、铃木等，就是最早首先从艾氏及美国第8集团军首脑层打开缺口，攻心为上，并由此引发一系列连环影响的。

尤有甚者，前驻日大使、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的著述被推为名家名著，影响较大，也提及芦田，但他却认为：“结盟还是中立的问题是美国强加给日本人的。1951年美国决定在没有苏联和中国参加的情况下单独同日本签订了和约。与签订和约相配合，日美之间又签订了一个安全条约，允许美国在一个独立的日本保留其军事基地，并对日本的防务承担义务。从美国的观点看，这两个决定都是不可避免的。占领时期已经过久，再继续下去倒会使已经取得的成就遭受损害。但是，签订一个包括各方在内的和平条约看来又不可能。邀请中国参加是困难的，因为美国同它的盟国之间在哪个中国政权是真正代表中国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美国承认国民党而英国和其他一些盟国则承认北京的人民共和国，当时美国同后者在朝鲜进行战争。很显然，莫斯科和北京都不会同意美国所认为的必不可少的和平条件，尤其不会接受美国在日本保有军事基地。但是，无论是从支持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地位来说，还是为了保卫毫无防御力量而又危险地处于暴露地位的日本来说，美国人认为这些基地都是极其重要的。”“日本的保守派政治领导人理解并赞同这种理由。芦田均首相首先主张继续保持同美国的防务关系，继任首相的吉田茂也支持这一政策。甚至比较温和的社会党人也同意需要有一个‘单独和平条约’，并在这个问题上同该党左翼发生了分裂。然而，其余反对派团体则激烈反对。”[49]赖肖尔等强调芦田首相首先主张继续保持同美国的防务关系，认识到芦田在日本现代外交史上的开创意义，却未说明芦田此前外相时代就已提出对美英为主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问题，甚至无视日本单方主动请求美国结盟这一恰恰相反的史实，而错误地认为结盟或中立问题是美国强加于日本的。如果说苏联学者日美安保条约及结盟之论几乎众口一词，一致认为“这个条约是美国在武装占领日本期间强迫日本接受的(1951年9月8日正式签订)”(50)20，而多从政治宣传与舆论攻击出发，大失学术水准及科学研究严谨意义的话，美国却也有人如此认为，且是外交大员及学者双重身份者，诚不免匪夷所思了。

美国学界研究不足，典型反映在被誉为西方日本史研究集大成者、6卷本《剑桥日本史》的系列编撰中。1989年，第6卷英文版《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ume 6： The Twentieth Century)》出版，6位日本学者三谷太一郎、福井治弘、秦郁彦、中村隆英、香西泰、平良浩治(福井、平良供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以及1位澳大利亚学者分章参撰，但仍未真正达到“本卷将为当代以及未来的研究者设立20世纪日本历史研究的非常高的学术标准。”(33)彼得·杜斯主编，三谷太一郎等著，王翔译《剑桥日本史：第6卷 20世纪》(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封底所引《跨学科史》对其赞语。究其原因，除了步武前人，深受日本及国际学界研究滞后影响外，主要在于，该卷主编及他人研究方向皆非日本外交史等知识结构的限制：“彼得·杜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日本历史终身教授，胡佛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研究方向有现代日本政治、经济等。著有《现代日本》《日本的封建主义》等6本著作，并主持编著过3套大型丛书。”(34)彼得·杜斯主编，三谷太一郎等著，王翔译《剑桥日本史：第6卷 20世纪》(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主编简介。该书章节安排、结构设计等布局谋篇上，即可见一斑。

目录分“绪论”(第1章)及后文4编共14章。第1编“国内政治”含括第2—4章：“政党内阁的建立(1898—1932)”、“日本的政治与动员(1931—1945)”、“战后政治(1945—1973)”。第2编“对外关系”含括第5—7章：“日本殖民帝国(1895—1945)”、“在亚洲大陆的扩张(1905—1941)”、“太平洋战争”。第3编“经济发展”含括第8—10章：“工业化与技术变革(1885—1920)”、“萧条、复苏与战争(1920—1945)”、“战后日本经济(1945—1973)”。第4编“社会与文化变迁”含括第11—14章：“农村社会转型(1900—1950)”、“日本的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与劳资关系(1905—1955)”、“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01—1931)”、“20世纪日本对西方的反抗：政治和文化的批判”。对于奠定战后日本社会发展基本路线之关键性、决定性时段的被占领期，政治、外交部分，仅置于第4章共分两节的首节“政治调整：占领及其直接后果”1处行文，并未成为中译本即长达800页、79.4万字的全书重点，相较于日本国内素有占领史、占领外交等专有名词的研究重心，尤不成比例。由此，长达50页词汇索引中，芦田均、芦田外交等词付之阙如便不难理解了。

彼得·杜斯说明云：“给予政治和外交史的篇幅与它们的丰富内容相比要少，从而关于细节的报告也少。但是，由于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这些主题的优秀著作，读者们要填写记录中明显的空白将不会有什么麻烦。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加困难的是找到关于其他主题的简洁描述，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史方面。因此，内容编排上可能的错误反而会对他们有利。”(35)彼得·杜斯主编，三谷太一郎等著，王翔译《剑桥日本史：第6卷 20世纪》(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第6卷前言。然而，既然英文著作日本被占领期外交研究多存不足，那么，他的这种说法便大可质疑。外交内容相对较少，所下论断却多有失误，如此现象更不难理解了。

具体而言，尽管数处提及吉田，但对吉田“败于战争、胜于外交”之论无动于衷，不仅失载芦田外交诱促美国远东战略大转变、远东重心由中国一变而为日本所造成的地区及全球性深远影响，且此种不良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尤为世人看得愈发分明，反而判定日本无外交、被动接受《日美安保条约》、不想追求大国地位等。彼得·杜斯所撰第1章“绪论”，即不惜笔墨，一味强调此乃败势下的被动无奈：“随着1945年的战败，日本领导人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新的世界，在新的形势下，外交上自主行动的可能性已经不被承认。战后的‘东亚新秩序’完全不同于战前领导人所曾期望的那种秩序。首先，日本军事能力的毁灭及其殖民帝国的放弃，严重降低了它的国际地位并缩小了它的行动范围。其次，中国的虚弱曾经引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大陆政策’的推行，如今这一情况已经结束。再次，日本军队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无情和残酷政策，更不用说它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长期殖民统治，让大多数亚洲人民对日本怀有敌对情绪。最后，在战前卷入这一地区政治事务的主要西欧大国，最为显著的是英国，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它们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而新的非欧洲的三强国家——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主导了地区的政治。这种新的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政策选择存在可能性的范围，从根本上降低了日本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充当自由中介人的能力，即便日本领导人曾经对此满怀期望也无济于事。”“不管怎样，战后的日本领导人已经不再想象日本是一个强国，也不再期望日本在世界政治事务中扮演主要的角色。确实，在战后十年的时间里，日本的领导人正在努力改正自己的行为，以使人们忘记日本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扩张主义力量的名声。”“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府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有意识地采取了一种‘低姿态’，使其外交政策的重心及其经济和安全放在与美国的联系上。事实上，除了与美国保持一致以外，日本真的没有外交政策可言。”“明治时代的领导人曾经奋力战斗，以挣脱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但1951年的吉田茂却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日美安保条约》。”[51]

1999年，日本研究名家约翰·道尔出版名著《拥抱战败》，引起很大反响。日译本由三浦阳一、高杉忠明、田代泰子翻译，岩波书店2001年出版。中国《读书》杂志亦刊发评论专辑称：“(2008年)9月，《拥抱战败》中译本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三联书店联合召开了座谈会，本刊编辑部约请参加座谈的部分学者在发言的基础上就相关重要专题写成文章，刊登如下，供读者参阅。”[52]然而，青年时代师从秦郁彦研究日本史的道尔，此著在学术意义上，很难说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其早年吉田茂研究水准。他写道：“日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及此后美国主导占领的出版物，不胜枚举。它们当中有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优秀的学术研究，也有各式各样的畅销文集，内容有当时发表的文章、占领期间向报社的投稿、详尽的年表、照片、电影简介、流行歌词、关于战争犯罪与黑市的特集、战后畅销书榜单与摘要，等等。正如本书注释所示，我十分倚重这些日文的出版资料，而对某些特定的论题来说，我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将日本学者的某些发现呈现给英语世界的读者。”[53]虽谦抑有加，甚至多处写到芦田，但对其外交终未作出深入研究和全面评价。

2002年，安德鲁·戈登出版《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戈登教授是哈佛大学日本史专家，身为美国人，可以说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上述日本历史的争议。”[54]然而，从第13章“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新出发点及延续的旧结构”等内容来看，论述了二战前后的稳健派，但未提及该派核心成员及灵魂人物之一的芦田及其外交。

2007年，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及史学家赖肖尔的高徒罗兹·墨菲，根据40余年教学经验，在1992年版《亚洲史》基础上，出版的插图第4版《东亚：一部新历史》，仍未述及芦田。第22章《1945年后的日本》第1节“日本的复苏”“经济和社会发展”，用1整段赞评吉田，至于所谓吉田“反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更是有失准确：“日本战后早期恢复和民主政体建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1946年4月就任首相的吉田茂(1878—1967)。和许多日本人一样，吉田茂对占领当局的许多改革都很不满，但是他却像一位尽职尽责的公务员一样履行他的责任。战前，吉田茂也曾反对日本与德国走得太近，主张要与英美发展关系。但时势比人强，后来日本所走的道路恰恰与他的主张相反。他反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来又支持尽快与盟国进行和平谈判。为此，吉田茂被逮捕入狱。吉田茂的经历，当然使他成为比较容易被美国人接受的战后日本的新领袖。吉田茂曾经在东京大学接受精英教育，毕业后进入外交机构(拥有东京大学的学位是进入外交界的必要条件)，之后担任了日本驻英国大使，因此，他对英美人士是十分熟悉的。吉田茂在国内是一位保守派，强烈支持日本的非军事化，尽可能使日本避免卷入冷战的任何一场军事冲突中。”(36)罗兹·墨菲著，林震译《东亚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陈奉林2012年4月于外交学院所撰序言“开拓东方历史研究的新视野”第1页，正文第562页。

卡梅尔·惠特尼著、王泳生编译之《麦克阿瑟》，未提芦田，反却是特地印有微笑着的、占据当页1/3篇幅的吉田茂半身照，像左侧余白处，赫然有句云：“日本战后首任民选首相吉田茂”。像下引用了1951年4月麦克阿瑟被解职时，吉田就“麦克阿瑟所推行的改革对战后日本的历史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而向日本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动情赞美的3行话语。[55]然而，1946年的记者报道，对此早有明确阐述：“原文载纽约时报，10月28日上海大陆报曾转载此文”：“最值得注意的是头脑简单的日本人在4月的大选中已经证实他有民主国家人民选举的能力”，“在这次投票中最主要的他们选出了一个人鸠山——自由党首领，可是盟军最高统帅麦帅未予法律上的许可与承认。”(37)《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11月15日，第3版：“对日占领依然是‘一笔赌注’”，Lendesey Parrott著文、张世杰译。毋庸赘言，日本战后首位民选领袖并非吉田，而是鸠山一郎。只不过鸠山当选后旋遭整肃，转而向吉田私相授受党魁宝座，吉田遂得专美于前而已。而战败前夕，即创议建党，联拥鸠山而有创党元勋首功的芦田，反遭吉田打压、排挤，此后旋即退党，另创第二大保守党民主党。

2015年，布雷特·L.沃克出版《简明日本史》，未提芦田，而只是论述吉田称：“盟军最高司令部之所以青睐吉田茂，是因为他明确期望在经济和军事上结成美日同盟。在之后被称为‘吉田纲领’的政策下，吉田首相将沿着西方自由主义路线的经济恢复作为第一要务，而在军事上则依靠美国的保护，这也成为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从本质上而言，日本不必支付巨额国防账单就得以重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并驱逐无条件投降的幽灵，吉田茂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在1952年4月正式结束了战争，与美国商议确立了日本的安全措施。”[56]

美国学界日本通史及专史研究不足，也反映在世界通史、世界近现代史撰著环节中。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及梁赤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如此，《现代世界史》亦复如是：第22章“冷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第1节“冷战展开的十年，1945—1955年”第4部分“日本的复兴”，未提芦田，书后所附“延伸阅读：建议与书目”日本部分中，所列明的亦不过是赖肖尔与詹森的合著及约翰·道尔前著等，两次提及的要人仍是天皇裕仁：“最好的关于当代日本的入门书是：E.O.Reischauer and M.B.Jansen， The Japanese Today： Change and Continuity (rev.1995)。分析日本战败后初期及占领时期的变化的著作包括：J.W.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Ⅱ (1999)，该书深入考察了美国对日本的占领；D.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In Search of Modern Japan (1998)一书纵贯1926年至1989年的日本历史，是一部着重研究日本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的出色的社会史著作。”(38)R.R.帕尔默著，乔·科尔顿、劳埃德·克莱默修订，何兆武等译《现代世界史》上下卷插图第10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版第733—735、983页)。

英国学者马丁·吉尔伯特，1997、1998、1999年出版3卷本《二十世纪世界史》，称“这部历史是这样一部历史：国家的冲突和它们的结盟、帝国的挣扎和它们的垮台、民族斗争和民族的聚合，这一切成为本书的叙述中心，正如它们成为本世纪的中心一样。”然而，这部巨著并未提及日美同盟的形成与芦田外交的关系，参考书目也未引用日文著作。或许囿于日本史上吉田外交的巨大影响这一传统叙述习惯，他注意到的，仍只是占领后期吉田对美结盟的作用而叙述1949年道：“日本重新找回的自信在日本与苏联就一项和平条约进行谈判期间有所表露，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他在战前为日本驻伦敦大使——声明说，如果俄国的提议太不利于日本，日本将随时离开谈判。尽管吉田茂很快就撤回了声明，但他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一个独立的日本特色思想的回归。”(39)马丁·吉尔伯特著，周启朋等译《二十世纪世界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卷上册导言部分第4页、第2卷下册第926页。

法国学者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1978年出版第7版《外交史(1919—1978年)》，论述了1947年至1948年美苏冷战及两大集团形成，并在下卷第2章“冷战和地区性纠纷(1948—1953年)”第10节“对日和约”部分，就“美国对日政策”过于夸张地指出：“显而易见，美国从1947年开始，已经不再依靠国民党中国，而是集中注意力，和日本建立良好关系。这就需要结束对日占领，因此也就需要签订对日和约，不论苏联是否参加。”然而，通篇仍然不提芦田及其外交，而两处述及旧金山议和中的吉田：“1951年初，美国国务院顾问，共和党人福斯特·杜勒斯，在东京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并且和日本首相吉田茂进行了重要会谈。”“1951年12月24日，吉田茂政府决定遵循美国的政策，和蒋介石举行关于签订双边条约的谈判，它不承认共产党中国，后者已经变成了日本的潜在的敌人。”(40)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著，李仓人等译《外交史(1919—1978年)》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157页)。引者按：原文“美国从1947年开始，已经不再依靠国民党中国”有误。

德国学者赫曼·金德等所撰《世界史百科》，写到了吉田、裕仁、鸠山一郎、池田勇人等，却仍未提芦田。末章第20章“1945年起的当代史”第12节“中国、日本(1945—1965年)”之“日本(1945—1965年)”部分，甚至论称：“1949—1954年吉田茂第二次组阁：东西对立迫使美国争取日本为盟国。”[57]此种“美国争取日本结盟论”，大有似受前述赖肖尔“美国强迫日本结盟论”影响，从而将双方结盟过程中，日方积极、主动地努力争取，美方最后方才同意、接纳的关系完全颠倒了。

挪威学者盖尔·伦德斯塔德所著《战后国际关系史》，错误地认为“很多日本人支持”麦克阿瑟的“远东瑞士”日本观，而与书中并未论及的芦田、吉田等主流社会，一再积极主动地对美请求结盟及片面议和史实截然相反。从其参考赖肖尔及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等的文献可以看出，深受赖肖尔“美国强迫日本结盟论”影响，且入江昭美日关系史研究重心仅在二战结束之前而非战后。与“堪称战后史、冷战国际史领域内第一流的通行教材，迄今为止，在关于1945年至今的全球史领域内的所有教材中，就覆盖面之广、线索之清晰、叙述之简练而论，再也找不到第二本”之誉，不成比例。第11章“东亚的崛起”即称：“麦克阿瑟想要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这就可以使日本——他称之为东方的瑞士——既没有军事力量，美国也无须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他的想法为很多日本人所支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华盛顿并不同意将军的看法，也不同意日本人的意见。特别是国防部坚持签订和平条约必须附有安全协定，以保证美国在日本的基本权力。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军队从日本转移到了朝鲜，要求日本建立起半军事性自卫队的压力陡然上升。”“尽管1951—1952年签订的和平条约正式标志着日本重返世界舞台，但这个国家仍然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苏联和它的同盟，包括中国，并没有参与签订这个条约。当参议员坚持日本应承认台湾当局时，美国的影响进一步增强，这是使条约生效的代价。日本人又一次只能屈服，尽管很多日本人担心，如果切断与中国大陆的联系，日本经济会变得非常脆弱。”(41)盖尔·伦德斯塔德著，张云雷译《战后国际关系史》(第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译后记、正文第170页。第179页文献：“有关美国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可参看：Edwin O.Reischauer， The Japanese (Cambridge， 1978); Charles E.Neu， The Troubled Encoun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New York， 1975); Akira Iriye and Warren I.Cohen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 (Lexington， 1989).W.G.Beasley，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Since 1850 (London， 1995) 细致地梳理了日本近代史”。

苏联学界千篇一律，已如前述，A.C.阿尼金等编多卷本《外交史》，亦可再添一例。该书未提芦田外交，反而依然坚持错误的过时的观点，即美国强迫日本接受片面和约、军事盟约及吉田对美结盟云云：“美国外交力图强迫日本接受它的条约，即美国帝国主义势力在占领制度废除后仍能继续利用日本为其侵略目的服务。对这样的条件，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同意的。于是，美国就采取了缔结单独和约的方针。”“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府，竟然违背民族利益，同意了这一方针。吉田在30年代历任外务次官、驻罗马和伦敦大使，与实业界和官僚集团关系密切。战时他没有任职，这一点是麦克阿瑟总部起用他的决定因素。这位年迈的首相身上，集中体现了日本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的亲美方针。他为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基础——‘与美国合作’提供‘理论’根据，并加以实际验证，因而名声不佳。”[58]

至于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7年之前的芦田，从中国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角度而言，尤不失其较大学术研究价值。2006年夏，王振邦等即对接受访谈的罗志田谈称：“你刚才提到，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天翻地覆的重要转折点；同样的，8年(全面)抗战，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也极其深远。可是，两岸史学界对于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虽然做过一点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夷考其实，大抵都是以考订史实为主的‘史释’之作，而几乎看不到一部规制恢弘、统摄全局的‘史著’之作。”(42)原载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第6辑，2007年8月出版。转引自罗志田《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64页)。更遑论普遍性重吉轻芦之立论措意了。

中国大陆学界，不仅与欧美相似，因受日本国内芦田外交研究弱势的影响而跟风缓行，多未关注芦田及其外交，反而广受“日本战后无外交及外交思想”等偏见的误导。入江昭1966年提出“无思想的日本外交论”，认为“日本外交缺乏一般性的抽象的思想，这乃是贯穿整个近代日本史的一大特色”，坚称明治初期以后的近代日本，外交上体现出的只是政府的现实主义与民间的理想主义相互对立的类型。[59]前外相、首相大平正芳也认为日本“战后无外交”，强调国民经历前所未有的战败冲击引起认识混乱，而和政治家们忙于生存和生活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昭和20年代为吃饭奔波，30年代为某种程度改善衣着和住房忙碌，40年代丰衣足食却关注住房等生活环境的不足；政府主张并沿袭对美协调之一边倒既定路线，赖以专心致志于恢复和发展经济，没有值得称为外交的自主政策，外务省高官们也承认战后外交一贯被动并堕落到无所作为的地步，自民党部分干部也在同样反省。[60]伊藤隆也认为，“从战争期间到占领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外交。在这种情况下，同许多日本政治家一样，岸信介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外国政治家素无交往，完全是一个不知名的人物。”[61]松本一男亦称，“因为缺乏耐性，日本的政策就缺乏一贯性和长期设想。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人们常说：‘日本在外交政策上没有一贯主张，而是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原因就在于此。”[62]

由此，冯昭奎《21世纪的日本：战略的贫困》断言：“面对一个变化中的世界，日本尽管有一个指导眼前政策制定的基本战略思想，但可以说至今尚未真正形成一套明确的、完整而统一的对外战略。其主要原因是：①日本政界尚处在不断地分化重组过程中，党派并非是以明确的政治主张来画线的，尽管总的倾向是趋于保守，但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远未形成；(该书246页注释1：一位日中友协人士说得很深刻：“日本没有什么战略，有的只是‘选举对策’。”)②日本尚未形成一个能拥有权威的‘战略政治家型’的政治领导人或领导集团；(该书246页注释2：中曾根说：“日本应形成以政策为中心的政治集团。”“现在的政治家光注意眼前的经济景气，没有战略，没有‘战略政治家’。”中曾根自诩为战略政治家，“在他之后没出现过一个。小泽一郎曾被认为是，但实际上不是”。)③日本的周边环境乃至整个世界继续处在变化不定的状态之中，迫使日本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改自己本来就不大成形的战略。”[63]

中国大陆学者所撰日本外交史、美日关系史、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史等论著，虽有异于日本通史书，如冯玮3处写到芦田政党活动，却只字未提芦田外交情形，[64]但仍大多止于强调一种或两种芦田备忘录而非其整体外交，即便这两种备忘录也多是突出前者而轻略后者：或称《芦田意见书》《芦田书简》，[65]或称“‘芦田缔和意见书’：又称‘芦田备忘录’。反映日本片山内阁媾和设想的文件，由外相芦田均在外务省秘密起草，并于1947年7月26日递交美国驻日大使艾奇逊和盟军司令部。”“同年9月13日，芦田又通过美第8军司令艾克尔伯格向美国政府提交意见书，但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不再要求增强日本警力，强调要依靠美军力量。”[3)1228该词目撰写者与前述日本外务省所编《日本外交史辞典》芦田备忘录条目的撰者颇为相似，都是偏重于7月26日备忘录而详列其9条主要内容，反而将修改后的成为芦田外交主要方面的9月13日备忘录视为不太重要而仅以数个字符一句带过，不免主次颠倒、轻重混淆。受此影响，尚书《美日同盟关系走向》一书，在“战后日本政要对日本发展军事大国所持的主要态度及所起的作用”一节中，也照例简略后者，匆匆数语道：“片山哲内阁与芦田均内阁：因芦田均在片山内阁任过外务大臣，因此二者的防卫政策基本接近。1947年9月13日，时任片山内阁外务大臣的芦田均在向美国提交的文件中，提出了日美安全条约方案，其基本内容为：一旦美苏关系恶化难以期待由联合国主导来保障日本的安全时，根据日美之间的特别协定‘将日本的防卫委托美国’。”[66]王新生《战后日本史》一书，在论述“旧金山媾和”“通向媾和之路”一节中，也就芦田备忘录只提前者，对后者一句带过：“1947年5月，日本政府决定向媾和有关国家表明自己的意见，因而在外务大臣芦田均指导下，形成了史称‘芦田均备忘录’的文件，其中主要内容有日本参加公正的和会、以国际法原则及《波茨坦宣言》为基础完成媾和、日本自行履约、日本早日加入联合国、日本增加警察力量、在日本经济自立和保持相当水平的基础上进行赔偿、对日本的经济活动不加限制等。其后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盟军总部传递上述备忘录精神，但在有关安全保障问题上逐渐从依靠联合国转向依靠美国。”[67]总之，芦田备忘录前后两次，后者才是奠定芦田历史地位更重要者，一般为史书所言及芦田备忘录者乃指此次。如果包括占领后期他向西博尔德递交之1950年7月21日、28日两书简及1951年1月14日英文备忘录在内，可谓3、4次甚或5次之多，然而较其外相期前二备忘录而言，此时已属在野身份，而且，致西博尔德3次备忘录所起作用、影响皆较为次，一般也不为史书所重。

大陆学界研究不足，也集中反映于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等教材编著中，依然忽略对美英为主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决策者芦田，而仅仅论述旧金山和会，吉田茂所签两约，及其与中国台湾当局签约，为旧金山体制的形成与确立起到重要作用等。[68-69]

中国台湾地区，重吉轻芦之风由来有自。施嘉明编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小册子《战后日本政治外交简史：战败至越战》亦复如此，任德山编著《图说日本史》更甚其事。任著第12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专设“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筹谋”一条，其文字解说之上所配图像，并非日本代表团首脑或团员芦田等的合照，却偏偏“图示为日本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吉田茂”，此时的吉田，亦可谓风华正茂，然而，该图选用的却是其晚年扶策而立的全身铜铸塑像。第14章“二战后的初期改革与重建”，则又集中7处，对吉田专条解说，诸如，“可以称之为日本战后最具影响力的政坛人物。他主张日本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恢复元气；在政治上，日本应当紧随美国，让美军来保卫日本”，“在外交方面，吉田的态度是依附于美国，借助其力量维护日本安定”等。此外，该章还有重光葵、鸠山一郎的照片及专条介绍，也曾一句提及片山哲，[70]却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芦田。

结 语

芦田外交研究，应以新的视角和方法，以其外交思想形成、发展、影响为主题，以中美日三角关系合作、冲突、调整为主线，着重探讨其对美英为主片面议和及对美结盟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其开启日本现代外交进程之独创性、开拓性作用与影响。史料运用上，尤宜依据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日本新刊外交文书、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文献，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民政府档案、中国台湾新刊蒋介石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美国要员文件缩微胶卷、AMD历史与文化珍稀史料数据库、Gale数据库、ProQuest History Vault 数据库等美英外交原始档案，同时辅以私人日记、通信、回忆录、新闻电讯、报刊报导与评论等多元史料，以便建立在尽可能翔实完备的资料基础之上，力求论据充分并有说服力，增强关于芦田外交原创性研究、原发型思维分析的深度与广度，再现其国民心态、大众传媒、国际动向、时代脉络等战败改组、国家重建之社会原生态场景。

芦田外交研究，亦应重点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制定、实施及转变，与日本对美等同盟国集团议和及安保政策的制定、实施及转变相结合，阐述盟军占领、宫廷改革、政党纷争、美苏冷战、中国内战等内外环境下，芦田个人理念、性格特征、核心决策作用等实践前提和基本成因，及其与昭和天皇、吉田茂、片山哲、重光葵、币原喜重郎、三井财阀、美方要员等之关系，同时兼及芦田周围政军界、财界、思想界、学术界、知识界、新闻界等日本及同盟国要人间的渊源联系，旨在穷原竟委，揭示重大事件发生的背后内幕与深远意义，分析日美友好关系如何重启、日美同盟如何确立的契合点，论证芦田外交这一日本现代外交的起源论命题，加深了解日本外交史特别是其战后外交、现代外交的来龙去脉，把握其外交主流思想前后相承的渊源流派、传承谱系，以及与日本现代化进程等之内在联系，说明外交每每成为日本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之关键时期的首要问题，加深认识东方冷战及同盟国对日早期议和、旧金山议和、日美结盟以及琉球、“台独”等问题的形成原因，尤其是，中日早期议和外交，因对策不同及职业外交制度建设差异等，而产生的不同结局、利弊得失乃至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进而，从日本外交及美国远东外交的自身规律，分析和预测其未来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