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浩

竞技发展方式是指推动竞技体育积累量与优化质的要素组合与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发展理念、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3部分（马德浩等，2016）。其中，发展理念主要是指对竞技体育的功能定位以及根据此定位采取的发展导向；管理体制主要是指管理竞技体育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等；运行机制主要是指与竞技体育相关的运动项目布局、人才培养机制、体育竞赛机制等。《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实现“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有效转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党的十九大也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要求。考虑到我国整体的体育发展方式是围绕长期所坚持的“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所构建的，而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又是实现体育强国目标的主要路径。所以，对于新时代的体育改革与体育强国建设而言，应着重推动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鲍明晓，2018）。在过去的70多年里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也经历了一些挫折，发展方式目前仍存在一些亟待改革与完善的地方。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从发展理念、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3个主要维度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演进历程，并结合其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在新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旨在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有效转变的对策建议。

1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演进历程

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节点以及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演进历程划分为7个主要阶段：初创阶段、调整阶段、停滞阶段、加速阶段、改革阶段、强化阶段、转变阶段。

1.1 初创阶段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1949—1959年）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国内政治、恢复生产和发展国防事业，体育的主要功能被定位为增强人民体质，为人民的健康、国防和生产建设服务（马德浩等，2013），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定位尚未引起高度重视。体育发展的整体导向以普及为主，侧重群众体育发展，相对忽视竞技体育。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体育管理工作主要由青年团负责。1949年，受党中央委托，团中央发起和组织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该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成立。在制度设计之初，是让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体育事务管理工作，换句话说，党中央对体育管理体制的最初定位是社团主导型。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性的体育竞赛相对较少，更多的是以厂矿、学校、部队、机关组织的群众性竞赛为主。为了适应国际交流的需要，国家组建了中央体训班，各行政区也相继成立了体训班，这也为后来专业体工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52年7月，第15届奥运会在赫尔辛基举办，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此前，中国奥委会未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但由于得到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部分国家支持，在开幕式前取得了参加该届奥运会的资格。在荣高棠、马叙伦等人的建议下，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体委。中央体委成立后，全国县以上政府也相继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体育管理体制开始转向政府主导型，这种转变也包括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从1956年起，国家体委①1954年，中央体委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参照苏联经验在全国创建青少年业余体校，并专门颁布了《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以加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截至1957年底，全国23个省份共创办了159所青少年业余体校（熊晓正等，2010）30。除此之外，还积极举办各类全国性、地区性体育竞赛，旨在通过比赛选拔优秀运动员，提高竞技水平。据统计，1953—1956年，我国举办全国性体育竞赛75次，地、市级以上运动会6 000多次（熊晓正等，2010）33。1956年，国家体委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加强对各级体育竞赛的引导与规范。1959年，首届全运会在北京召开，全运会的举办对于调动各省份发展竞技体育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初创阶段，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定位逐渐被强化，竞技体育发展导向也逐渐从侧重普及向强调赶超转变。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新中国成立初的社团主导型转变为政府主导型。竞技体育运动机制也在此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以及体育竞赛举办中逐渐发挥起主导作用，并投入大量的人、财、物作保障。在政府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干预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也得到了较大提升。如吴传玉在1953年举行的首届国际青年联欢节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仰泳冠军，这也是我国在国际体育竞赛中获得的首枚金牌。

1.2 调整阶段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1960—1965年）

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民生情况，党中央于1960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家体委也提出“在当前形势下，体育工作的重点应放在运动训练上”，而“对群众体育活动的规模、运动量、运动竞赛的次数，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适当的控制”（马德浩等，2013）。这种调整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定位以及赶超型发展导向，政府有限的人、财、物资源也进一步向竞技体育集中。对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全国各行业、产业协会也受精简机构的影响，很多被撤销，挂靠在行业与产业协会下面的体育社会组织也受到较大规模的冲击。且在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预度进一步加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体育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这也意味着竞技体育发展的依靠力量进一步向体育行政部门集中，政府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得以加强。

对竞技体育运行机制的调整主要表现在：1）调整运动项目布局，以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猛攻尖端为原则，确定了田径、体操、游泳等10个重点项目；2）压缩运动队规模，取消区、县以下优秀运动队，只限在国家体委和省级体委设立优秀运动队，同时强调提升业余体校和运动队的专业化水平；3）调整竞赛思路，要求按照“全国一盘棋”原则举办体育竞赛，全国和省级体育竞赛主要围绕10个重点项目举办，单项体育竞赛的举办要适当控制规模，以检验竞技水平为主。

在调整阶段，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定位以及赶超型发展导向实际上是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竞技体育的管理权力也进一步向国家体委领导的体育行政部门集中。而且，运动项目布局、人才培养机制以及体育竞赛机制更加强调确保重点、猛攻尖端。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取得了男子团体冠军以及男、女单打冠军的荣誉。在1963年举办的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中，我国以66枚金牌的成绩位列第一，并打破了举重和射箭两项世界纪录。

1.3 停滞阶段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1966—1976年）

该时期，竞技体育受到冲击，政府主导型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遭到破坏。各级专业运动队大多被迫解散，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也受到一定冲击。据统计，仅足球运动项目，就有47支省级足球队被迫解散，有115名教练员、1 124名优秀足球运动员离开队伍（熊晓正等，2010）142。一些重要体育赛事被取消，致使竞技体育发展整体处于停滞状态。

1971年，根据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就我国组团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做出重要批示，这是该时期体育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杨桦，2016）。同年7月，党中央任命王猛为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并将国家体委重新纳入国务院管辖。1972—1973年，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撤销体委军管组，成立体育局，体育管理的组织结构逐步得到恢复。在此期间，一大批干部回归到原有工作岗位，一些优秀运动队得以重建，大部分省份的业余体校也逐步恢复了训练。而且，1971年以后，国内的各种体育比赛活动也逐渐增多。据统计，仅1974年全国举办运动会15 806场，其中由国家体委举办的全国性比赛就有41场（熊晓正等，2010）145。

在停滞阶段，政府主导型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直到1971年国家体委重新归属国务院管辖后，才逐步恢复。从整体上讲，竞技体育在该阶段的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当然，在此阶段的中后期，随着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恢复，我国运动员也取得了一定的运动成绩，如1974年我国运动员打破了6项世界纪录。尤其是发生在该阶段的“乒乓外交”事件，更是对促进中美建交、增进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4 加速阶段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1977—1991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加强竞技体育管理，快速提高竞技水平成为国家体委考虑的首要问题，这也使得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定位得到了全面强化。同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强调：“国家体委以及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1984年，在全国体育发展战略会议上，正式提出实施“奥运会战略”，其主要目标是在奥运会上获得优异成绩，为国争光（鲍明晓等，2014）。在此背景下，竞技体育赶超型发展导向也再次得以确立和凸显。

在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方面，国家体委对其内设机构进行了较大调整，将原来的运动司、球类司、军体司分解为一、二、三、四运动项目管理司，旨在细化对运动项目的管理。1988年，国家体委又增设了五司和训练竞赛综合司，进一步加强了对竞技体育的管理。在竞技体育运行机制方面：1）在运动项目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落实奥运会战略的要求，集中力量保障奥运会基础大项、优势项目以及短时间内能够提高竞赛成绩的项目；2）奥运项目设立常年制国家队，同时还设立临时集训制国家队和以全国冠军队为主的国家队；3）发展多形式、多层次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行业、厂矿、大专院校建立高水平运动队；4）对运动竞赛采取分类分级管理，按照有利于奥运会备战原则调整全运会、青运会举办时间，全运会项目设置以奥运会项目为主，青运会项目设置只安排奥运会项目。

在加速阶段，为适应改革开放重大战略、满足国家外交需求，同时也为了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定位得到了全面强化，赶超型发展导向再次得以确立和凸显，政府主导型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也得到了进一步充实与细化。竞技体育运行机制也以奥运会战略为基准，进行了一系列的巩固与优化。我国在该阶段的竞技水平也得到了快速提升，如在1984—1992年举行的3届夏季奥运会中，我国的金牌总数分别位居参赛国的第4名、第11名、第4名。

1.5 改革阶段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1992—2000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基本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为了适应该战略，印发了《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旨在推动体育发展向生活化、普遍化、科学化、产业化与法制化方向迈进。对竞技体育发展理念的影响为：1）在竞技体育功能定位上，除继续坚持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主导性功能定位外，还强调了竞技体育的经济促进功能。据统计，截至1994年底，仅全国体委系统就有经营实体1 949个；1993—1998年，在体委系统优秀运动队的经费来源上，社会赞助的占比由2.46%上升至4.4%，政府财政拨款的占比则从95.43%降至93.46%（熊晓正等，2010）288。以上数据也反映出该段时期竞技体育产业化发展的成效；2）在赶超型发展导向改革上，不再单纯强调奥运会项目的发展，开始重视非奥运会项目的发展。同时，开始重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比如，国务院于1995年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其对于促进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夯实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在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方面：1）推动运动项目管理由政府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设置了20个作为过渡性机构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2）采取分类、分步到位的改革思路，推动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进程；3）于199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随后很多省份也颁布了相应的地方性体育法规，促使竞技体育管理朝向法制化的道路迈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家体委对体育管理体制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然而这些改革举措并未从根本上转变政府主导型的体育管理体制。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提出不再保留国家体委，现国家体委的职能委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列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这其实反映出党中央对体育未来管理体制新的体制设计，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初的社团主导型体育管理体制的一种回归，其总体思路是将体育发展视为社会事务，应主要交由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在国家体委的争取下，党中央考虑到体育发展有序过渡和申办北京夏季奥运会的需要，最终决定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

在竞技体育运行机制的改革方面：1）将运动项目分为国家重点投入项目（包括篮球、排球、乒乓球等18个项目）、一般性投入项目（包括足球、网球、花样游泳等21个项目）以及社会投入为主的项目（包括高尔夫球、橄榄球、壁球等项目），根据分类在人、财、物投入上进行差别化投入；2）推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国家队组建形式，其中优势运动项目以集中型组队为主，单项较多、涉及面较广的运动项目以集中与分散结合型组队为主，非奥运会项目以分散型组队为主；3）探索体教结合新机制，鼓励地方体育部门与普通高校联办二级学院或运动训练专业，扶持高校组建高水平运动队；4）鼓励社会各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组建优秀运动队或高水平体育俱乐部；5）改革全运会项目设置，以夏季运动奥运项目为主，兼顾冬季运动优势项目和优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6）以足球职业化为突破口，推进职业体育联赛发展。

在改革阶段，竞技体育的多元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视，尤其是其经济促进功能，但为国争光的功能定位仍占主导地位。赶超型发展导向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变，主要表现为重视非奥运项目发展以及强调与群众体育的相互协调。通过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双轨制改革，初步搭建了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管理的制度框架，但政府管理仍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对竞技体育运行机制的调整，使其发展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有了一定改善，拓宽了运动项目发展以及运动竞赛举办的经费来源，初步形成了政府、学校、职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格局，但政府培养仍处于主导地位。通过深化体育改革，优化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我国竞技体育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比如，在此期间举办的2届夏季奥运会中，分别取得了金牌榜排名第4名和第3名的成绩。

1.6 强化阶段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2001—2008年）

2001年，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为了更好地筹办与备战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以下简称“北京奥运会”），于2002年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并将举办北京奥运会定位为“推动新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政治任务；同时提出了“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把全国体育资源更好地整合起来”的指导方针。在此背景下，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定位以及赶超型发展导向也得到了空前强化。据统计，2000年我国体育事业经费支出为81.6亿元，此后逐年增长，至2008年达到332.7亿元；在2002—2007年的体育事业经费总支出中，主要用于竞技体育发展的经费占比平均为58.03%（李丽等，2010）。

在政府主导型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得到全面强化的同时，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竞技体育运行机制也存在类似情况。在强化阶段，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定位以及赶超型发展导向得到空前强化。为保障我国能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国家不仅加大了财政投入，还强化了政府主导型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在政府的全力推动与保障下，北京奥运会在罗格“无与伦比”的称赞中谢幕，我国代表团位列金牌榜榜首，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

1.7 转变阶段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2009年至今）

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推动竞技体育内部各门类均衡发展……发挥竞技体育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竞技体育的社会功能”。在这一讲话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国家对竞技体育功能定位的拓展与丰富，即不再单纯强调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定位，还强调竞技体育社会功能、教育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国家对赶超型发展导向的调整，即不再单纯强调在奥运会上获得优异成绩，还强调竞技体育内部各门类的均衡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整体的体育发展战略逐步由竞技体育优先发展向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全面发展转变，并加大了对群众体育发展的支持力度。比如，2014年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提出：“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培育扶持”。2016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及2019年颁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也均提出了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系列举措。在此背景下，国家更加强调竞技体育多元功能的发挥以及对赶超型发展导向的调整。比如，习近平同志会见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时强调：“要更新体育理念，更好发挥举国体制在攀登顶峰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群众性体育在厚植体育基础中的重要作用”。《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提出了“树立正确政绩观，充分认识竞技体育多元功能和综合社会价值”的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加速期，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推行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加快推进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完善职业体育的政策制度体系”等举措，为体育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参与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了“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建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的职业联赛理事会”等举措，为其他运动项目的职业化、社会化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国家发改委、民政部、中央组织部等10部委于2019年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发改体改〔2019〕1063号），以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方式，挂靠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中国篮球协会、体操协会、田径协会等67个体育社会组织列入拟脱钩名单，被要求限时完成脱钩。这对促进体育社会组织的实体化进程，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竞技体育治理体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竞技体育运行机制方面：1）优化运动项目布局，除继续保持发展优势项目外，还重视加快发展潜优势项目，以及稳步提高基础项目、集体球类项目水平。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印发了《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提出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实现全项目参赛，冰上项目上台阶、雪上项目有突破，取得我国冬奥会参赛史上最好成绩”的目标，冰雪项目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2）完善体育行政部门主导的三级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如国务院办公厅于2010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23号）提出了“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阶段的文化教育工作”等举措。据统计，2015年，我国自办文化教育的体校已由2012年的420所减少至194所，自办文化教育的体校占全国体校的比例已降至10%以下（刘扶民等，2017）。此外，国家体育总局还依托各级各类学校、体校、体育协会推动了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建设。截至2014年底，共创办了5 033所国家级、1 128所省级以及609所市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郭建军等，2015）。2015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开始大力推进“校园足球”建设，旨在通过夯实青少年足球人口规模为足球振兴输送人才。截至2016年底，已认定并命名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达13 381所（《中国学校体育发展报告》编写组，2018）。在此背景下，国内一些职业足球俱乐部也积极效仿国外优秀俱乐部的成功经验，成立了从小学到高中相贯通的足球学校，如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等；3）推进体育竞赛机制改革，以精简办赛为原则，停办了全国体育大会，取消了全国水上运动会、山地运动会、航空运动会和红色运动会等4个运动会。同时，对全运会进行了较大力度地改革，比如在第13届全运会上采取了取消奥运会金牌积分以及全运会奖牌榜排名，新增群众体育比赛项目等举措。《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了“构建多部门合作、多主体参与的体育竞赛体系”等措施，为市场组织参与体育竞赛举办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

在转变阶段，竞技体育发展理念正在从强调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单向度功能定位与赶超型发展导向逐步向强调竞技体育多元化功能定位与协调型发展导向演进。管理体制正在从由政府一元主体管理向政府、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多元主体共治转变。运动项目布局正在由单一强调奥运会项目、优势项目发展向强调奥运会项目与非奥运会项目、夏季奥运会项目与冬季奥运会项目、优势项目与潜优势项目、基础项目及集体球类项目协调发展转变。人才培养机制正在由政府培养机制（即三级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主要受政府行政主导）为主向政府培养机制、学校培养机制（受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由各类普通大、中、小学构成）、俱乐部培养机制（由职业体育俱乐部各梯队构成）、家庭培养机制（由家庭出资支持运动员参加体育竞赛）协同共进转变。竞赛机制正在由强调量大面广、竞技优先、政府主导向强调精简有序、竞技与普惠兼顾、多元主体参与转变。

2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现实挑战

2.1 竞技体育发展理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现实挑战

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单向度功能定位与赶超型发展导向虽然快速提升了我国的竞技运动水平与比赛成绩，但也带来了一些负效应。比如，过分强调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定位，导致竞技体育促进社会和谐、丰富民众休闲文化、助力经济发展以及培育青少年道德素养等其他多元功能的挖掘与发挥受到限制。事实上，我国目前已深度融入世界发展体系，外交展示手段日益多元，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此背景下，党中央通过竞技体育进行国家形象建构与宣传的动机相比于北京奥运会之前呈弱化趋势，这也需要竞技体育转变发展理念，积极挖掘与丰富自身的多元功能，以赢得更多的政策红利。

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过分强调竞技体育优先发展，会挤压群众体育的发展空间，导致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相互脱节，难以形成有效的互补互促。随着民众健身需要的日益增长及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其对继续推进竞技体育赶超型发展的质疑也在增多，其实这也是倒逼竞技体育发展理念转变的外在驱力。加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带来的社会医疗与养老负担的加重，财政压力随之加大。在这种背景下，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支撑竞技体育赶超型发展的期望和能力均在减弱。

2.2 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现实挑战

体育行政部门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竞技体育资源，并基于科层制体系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从上至下对竞技体育发展进行全能型控制。这种管理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有限资源形成赶超型发展，但其也存在两方面的弊端。

一是存在管办不分、政社不分、政企不分现象，挤压了体育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的发展空间，导致竞技体育发展的驱动主体单一。一旦政府财力短缺或者其驱动竞技体育发展的动机减弱，就可能导致发展经费短缺的危机。受国家整体放权以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体育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的规模逐步壮大，其分享竞技体育利益的需求也日渐迫切，导致政府（或其附属事业单位）与体育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发生冲突。

二是体育行政部门在长期运行中形成“闭环”，与教育、文化等部门的协同度偏低。典型表现就是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随着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以及退役运动员数量的累积，体育行政部门内部消化退役运动员的能力减弱，亟需与教育、文化等行政部门形成协同，共同解决运动员的退役安置问题。所以，无论从缓解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的冲突上，还是从联合教育、文化等行政部门共同破解竞技体育发展难题上，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均需要在新的社会发展环境下主动完成自身改革。

2.3 竞技体育运行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现实挑战

我国竞技体育之所以能够实现赶超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猛攻尖端为原则进行了运动项目布局，即优先发展奥运会项目，并在奥运会项目中重点发展优势项目。然而，这种运动项目布局相对挤压了非奥运会项目以及一些非优势奥运会项目的发展，导致运动项目布局结构失衡。随着美国、俄罗斯、英国等传统竞技体育强国逐步重视体操、跳水、射击等项目的发展，我国在传统优势项目上面对的竞争日益激烈。再加上，在其他奥运项目（如田径、游泳、自行车等）上的竞争力仍难以与传统竞技体育强国相抗衡。导致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着夺金点饱和、潜优势项目后继乏力的困境，金牌增长的瓶颈限制越来越紧，这从我国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的表现也可以看出。

在人才培养机制方面，政府培养机制自身也面临着运动员的文化教育资源不充分以及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难题。加之受“少子化”程度加深的影响，我国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下降态势，这其实从人口基数上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形成了刚性限制（马德浩，2016）。此外，学校培养机制、俱乐部培养机制以及家庭培养机制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上的作用仍未得到充分地激活与整合。在体育竞赛机制方面，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在我国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如全运会、青运会、冬运会等）以及各单项体育锦标赛举办过程中的参与度仍相对有限。而且，在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项目设置上，全面对标奥运会项目设置，一方面容易导致普通民众的观赛疲劳，另一方面，也会形成对非奥运会项目发展的限制。

3 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有效转变的对策建议

3.1 重视竞技体育多元功能发挥，强化协调型发展导向

可以形象地把发展理念比作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龙头”。因此，要推动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首先应完成发展理念的转变。

1）在竞技体育功能定位上，不仅要重视其为国争光功能的发挥，还要重视其促进社会和谐、丰富民众休闲文化、助力经济发展以及培育青少年道德素养等多元功能的发挥，这是新时代竞技体育获取更多国家政策红利所必须完成的转变。

2）重视竞技体育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宣传。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对于竞技体育而言，如果意识形态建设不到位的话，其发展目标的定位就容易偏离，发展模式的认同就会遭遇危机，所制定的政策就难以有效推进。对此，一方面要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功能定位、发展导向、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等特点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要加强竞技体育意识形态宣传，通过实施体育文化精品工程等举措，推出一批竞技体育文学著作和电影电视剧作品，让民众了解竞技体育的多元价值，增进对竞技体育发展的认同感。

3）强化协调型发展导向。一方面是重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尤其是重视青少年体育发展，夯实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在此方面，可以借鉴英国经验，在获得2012年奥运会举办权后，英国不仅颁布了《2012使命计划》（Mission2012）、《为胜利而战的新纪元》（PlayingtoWin——ANewEraforSport）等强化竞技体育发展的规划，也颁布了《青少年和社区体育战略（2012—2017）》（The2012—2017YouthandCommunityStrategy）、《面向一个活跃的民族（2016—2021）》（TowardsanActiveNationStrategy2016—2021）等旨在推动群众体育发展的规划（UK-DCMS，2019）。另一方面是协调好职业体育、专业体育、业余体育的关系，根据3个不同层次的体育形态及其发展规律，在政策保障、竞赛衔接、人才输送等方面做好统筹设计，使三者能够形成良性的互补互促，共同服务于奥运会战略。在此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其竞技体育发展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结构，中小学竞技体育是“塔基”，大学竞技体育是“塔身”，大学顶级体育联盟以及职业体育联盟是“塔尖”。

3.2 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多元主体共治的体制

在推动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有效转变上，要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要求，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着重推进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由政府一元主体管理向政府、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多元主体共治转变。

1）政府要继续简政放权，推进管办分离、政社分离、政企分离，可以参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分类、分步地推进运动项目协会的实体化进程。

2）要厘清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与中国奥委会之间的权责关系。国家体育总局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体育发展战略、体育法律法规、体育财政预算制定以及对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工作的引导与监督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应成为全国体育社会组织的统领者与管理者，主要负责群众体育的组织与管理。中国奥委会则主要负责竞技体育的组织与管理，保障奥运会战略的有效落实。

3）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精神，将适合交由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承接的竞技体育服务（如体育竞赛组织，教练员与裁判员培训等），通过委托、购买、公私合营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提供，以激发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积极性。

4）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的要求，主动跳出“竞技体育问题由体育行政部门自身解决”的观念，健全体育行政部门与教育、文化等行政部门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可以参照发达国家解决跨部门联合行政问题的行政缔约制度，通过联合签署合作协议或备忘录等形式，厘清部门间的权责，协同解决竞技体育发展难题（马德浩，2018）。

3.3 坚持开放办体育，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竞技体育运行机制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坚持开放办体育，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1）科学合理地进行运动项目布局。一方面，通过创新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提升传统优势项目的竞争力，尤其是要仔细研判与我国优势项目布局相类似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项目发展动态，进行针对性施策；另一方面，通过加强科研攻关、科技服务和医疗保障等工作，加快提升潜优势项目的发展水平。同时，重点发展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以此带动其他项目的发展。此外，还应借助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契机，夯实冰雪项目群众基础，加大冰雪项目选材力度，提高冰雪项目竞技水平。借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所带来的政策红利，加大资金投入，促进武术、龙舟、射艺等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

2）构建以学校培养为主，以政府、俱乐部和家庭培养为辅的多元化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在学校培养机制的构建上，关键是要明确学校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上的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厘清体育行政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责，健全两大部门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这一根本性的改革需要国家更高层级的决策机构进行强有力地统筹推进。在此方面，可以借鉴英国经验，其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形成了以学校为中心，以不同项目为区别，以各单项体育协会为主导，以相关主体为合作伙伴的培养机制，纵向由教育部门、体育部门和各种体育俱乐部组成，横向的组织合作体由学校体育协调机构、郡体育伙伴等组成（卢文云等，2013）。除此之外，政府还要通过制度规范、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等方式优化俱乐部培养机制与家庭培养机制，进而形成政府、学校、职业俱乐部、家庭四位一体相互协同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格局。

3）建立精简有序、竞技与普惠兼顾、多元主体参与的体育竞赛机制。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型综合性体育运动会申办和筹办工作意见的通知》，严格控制和压缩各类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规模及支出，简化开闭幕式；另一方面，系统总结全运会改革经验，如取消奥运会奖牌积分以及奖牌榜排名，鼓励跨区域、跨单位组队参赛，增设群众体育比赛项目等，并在其他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举办上进行推广，以更好地满足普通民众的参赛与观赛需要，有效利用竞技体育资源。同时，体育行政部门要配合教育行政部门构建大中小学相互衔接的全国性、地域性体育竞赛体系，并将其纳入到体育行政部门的全国性体育竞赛体系加以扶持。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消除行政壁垒，大力推进赛事举办目录公开，搭建规范、透明的赛事投融资平台，积极吸引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参与赛事举办。

4 结语

结合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在新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了旨在推动其实行有效转变的对策：1）在发展理念转变上，要重视竞技体育多元功能的挖掘与发挥，强化协调型发展导向；2）在管理体制转变上，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多元主体共治的体制；3）在运行机制转变上，要科学合理地进行运动项目布局，构建以学校培养为主体，以政府、俱乐部和家庭培养为辅的多元化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建立精简有序、竞技与普惠兼顾、多元主体参与的体育竞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