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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国学者的语义学简史研究∗

2021-11-21殷红伶李葆嘉

外语学刊 2021年3期
关键词:语义学乌尔阿尔

殷红伶 李葆嘉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97)

提 要:20世纪50-70年代,英国的多位学者发展了语义学理论。乌尔曼在《语义学:意义科学导论》(1962)中勾勒出西方语义学简史,然而这一“以史为鉴”的学风却未能延续,其后的英国语义学家或不置一词,或偶有提及却错误丛生,由此导致中国语言学界迄今仍有以讹传讹的现象。有鉴于此,作为英国学界20世纪90年代之前回溯语义学史的唯一的一份文献——乌尔曼书中的“语义学简史”这部分值得述评,更有必要澄清帕尔默(1976)、莱昂斯(1977)等人的讹说和误导,以促进对西方语义学史的研究。

1 引言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英国的几位学者发展了西方语义学理论。在弗斯(J.R.Firth)之后,专门从事语义学研究的是匈牙利裔英国学者乌尔曼(S.Ullmann,1914-1976),他先后出版了《词语及其运用》(1951)、《语义学原理:意义的语言 学 方 法》(1957)、《法 语 语 义 学 概 论》(1952)、《语义学:意义科学导论》(1962)和《意义与风格》(1973)等著作。

就英国学者的语义学史研究而言,乌尔曼在《语义学:意义科学导论》的“绪论”(Ullmann 1962:1-10)中勾勒出西方语义学简史。其要点是:(1)古希腊学者已涉及语义研究的基本问题;(2)19世纪上半叶,比较语文学和浪漫主义推动语义研究,莱斯格(C.K.Reisig)提出Semasiologie(语义学);(3)19世纪的最后20年,影响最大的是保罗(H.Paul)的《语言史原理》(1880)、达梅斯泰特尔(A.Darmesteter)的《作为观念符号的词语之生命》(1886)及布雷阿尔(M.A.Bréal)的《语义学探索》(1897);(4)20世纪的前30年,西方学者广泛运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史等成果来解释语义学问题,特里尔(J.Trier)提出语义场理论;(5)20世纪初,风格学对语义学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乌尔曼本人不但继承德、法语义学研究传统,而且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进行语义研究,推动语义学学科的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莱昂斯(J.Lyons)的《结构语义学》(1963)和《语义学》(1977)、利奇(G.Leech)的《语义学:意义的研究》(1974)、帕尔默(F.R.Palmer)的《语义学新论》(1976)陆续出版,这些论著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乌尔曼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这些作者对语义学史或全不涉及,或偶有提及却讹误丛生。乌尔曼“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的学风未能延续下来。

直到1992年,聂利奇(B.Nerlich)出版《欧洲语义学理论1830-1930》,才梳理了西方语义学的丰硕成果。聂利奇在《导论》“语义学史文献综述”中提及,“乌尔曼的语义学史简介仍然值得一读”(Nerlich 1992:4)。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英国学者关于语义学史阐述的唯一的一份文献——乌尔曼《语义学:意义科学导论》中的“语义学简史”这部分内容值得重温与反思。尤其值得正视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语义学史的点滴介绍,多来自帕尔默、莱昂斯等人的零散论述。因此,有必要对其误说加以正本清源,以促进语义学史的研究。本文首先呈示并评价乌尔曼《语义学:意义科学导论》中所描绘的语义学简史,然后再对其后的几位英国学者的语义学史误说及其对中国学界的误导加以辨析。

2 古代学者对意义问题的研究

乌尔曼(1962:1-2)认为,西方语言学的两个主要分支——词源学和语义学都与词语相关。在早期希腊哲学中已经看到对词源的揣测。①古罗马时期,瓦罗(M.T.Varro)的《拉丁语研究》(De Lingua Latina),将语源学作为语言研究的3个分支之一。尽管19世纪之前的词源学方法并不科学,但在语言研究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直到晚近才意识到需要建立独立的语义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古人对意义问题漠不关心。现代语义学的大多数主要议题,在古希腊和拉丁学者的论述中皆已提及,他们感兴趣的是反映大众心理变化的意义变化。

据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有关记载,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西得底斯(Thucydides)发现,一些道德性词语的含义发生变化并呈贬值趋势。词语与其事物联系的普遍通用意义会随着人们认为的适合度而改变。例如,“大胆妄为”(reckless audaci⁃ty)渐渐被认为是对某集团的有担当忠诚,“谨慎多思”(prudent hesitation)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温和”(moderation)被认为是对缺乏男子汉气概的掩饰,而“事事聪明”(to be clever in everything)则被看成一事无成。

西塞罗(Cicero,B.C.106-B.C.43)在《论义务》(De Officiis)中追溯委婉语的趣史。同时说明经过一段时间,委婉语就会失去价值,逐渐直接用于那些本想掩饰的令人不快。“我还发现——原来被恰当地称为‘与之交战敌人’(perduellis)的人,现在却被称作‘客人’(hostis),通过柔化表达以减轻实际上的凶恶。对祖先而言,‘客人’是指我们现在所称的‘陌生来人’(peregrinus)……对战场上兵戎相见的人,用如此温和的名字来称呼,这需要超出一般的仁慈?然而,赋予该词的严格含义已随时光流逝;因为‘客人’失去了‘陌生来人’的含义,而获得‘全副武装的敌人’的专门内涵。”

古人对词语的兴趣,更多地体现在关注言语中的表达含义。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已知一词多义、一义多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已识别词语中的隐喻。而昆体良(M.F.Quintilianus,约35-96)已将隐喻引入语义变化研究。希腊哲学家普洛克鲁斯(Proclus,410-485)不但列出词义变化的大量现象,而且划分一些基本类型,如文化变迁的影响、隐喻以及词义的扩大和缩小等。

3 创立语义学学科的动力

乌尔曼(1962:3-4)提出,语义学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主要有两个因素起决定作用。一个因素是比较语文学的影响。“语言学”这一术语1826年出现在法语(la linguistique)中②,11年后见于英语(linguisitic,起初没有s)。另一个因素是文学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浪漫主义者对古体词和外来词,包括乡村土语和社会俚语都抱有极大热情。更重要的是,他们着迷于词语的奇妙且神秘潜能。例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Words⁃worth)的诗句:Visionary power Attends/the mo⁃tions of the viewless winds,/Embodied in the mys⁃tery of words.∥梦幻的力量陪伴/无形无影的风运动,/体现为词语之谜。再如,雪莱(P.B.Shel⁃ley)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写道:Words are like a cloud of winged snakes.∥词语就像一大群插上双翼的蛇。法国诗人雨果(V.Hugo)在其《冥想》中,竟用一系列词语描绘的意象把全诗推向高潮:Il est vie,esprit,germe,ouragan,vertu,feu;Car le mot,c'est le Verbe,et le Verbe,c'est Dieu.∥这是生命,精神,胚芽,飓风,美德,火焰;因为这个词就是动词,这个动词就是上帝。(Ull⁃mann 1962:4)

1832年,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H.de Bal⁃zac)在其哲理小说《路易·朗贝尔》(Louis Lam⁃bert)开始的几页中写道:“倘若能把词语的生命与其历险联系起来,写出这样的书该多美妙啊!毋庸置疑,词语从其曾经效力的事件中会形成各种感受,词语从不同的方面可激发不同观念……所有的词语都会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词语的生命活力源自人的心灵深处,并通过言语与思维之间不可思议的奇妙作用与反作用,回流到心灵之中……词语通过其特定外形,唤起我们心灵中的创造物,它们不仅仅是事物的外衣……然而,这一主题可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学科!”(Ullmann 1962:4)乌尔曼提出,这段议论反映西欧语义学形成的时代氛围。

根据史实,语义学这门学科的创立不仅与比较语文学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与当时的浪漫主义氛围,如英国诗人的诗句、法国雨果的意象以及巴尔扎克的议论更无牵涉。1825年,德国古典学者莱斯格在哈雷大学讲授拉丁语语言学时,首创语义学(Semasiologie)这门学科,主要基于当时德国的古典学和阐释学,以及前几个世纪的词典学、修辞学和同义词的研究。现代古典学鼻祖沃尔夫(F.A.Wolf)1783-1807年在哈雷大学担任教授,西方诠释学之父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1768-1834)1804-1807年在哈雷大学担任教授,正是哈雷大学的这种氛围使其成为“语义学”诞生的摇篮。据莱斯格的《语义学或语义科学》,该学科有3个直接源头:(1)意大利语文学家和词典家福尔切里尼(E.Forcellini)在《拉丁语词 汇 全 书》(Totius Latinitatis lexicon.Padua,1771)③中的词语研究;(2)德国文学史家莫霍夫(D.G.Morhof)的修辞学研究;(3)德国学者辛古拉留斯(H.Cingularius)的《同义词杂录》(Cingu⁃lariiSynonymorum Collectanea.Colon,1522)和苟克冷纽斯(R.Goclenius)的《拉丁语观察》(Gocle⁃nii Observationes Linguae Latinae.Lichae,1598)中的同义词研究。此外,莱斯格还提及本哈迪(A.F.Bernhardi)的《语 法 学》(Sprachlehre,1801,1803)。莱斯格提出恢弘的语义学研究计划,既具有哲学—历史取向、心理取向的萌芽,也包括词汇语义、句子语义、文体语义的变化。

4 语义学发展的前两个阶段

乌尔曼(1962:5-6)认为,语义学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延续半个世纪(从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可称为语义学的“地下阶段”。莱斯格的创见得到德国同行的欢迎,但新思想的传播主要局限于古典学研究领域。最早的两部语义学论著,莱斯格及其弟子哈泽(F.Haase)的论著都在其身后出版,说明当时对语义问题的兴趣不广。因此几十年后,当法国的布雷阿尔(Bréal 1883)开始沿着同样的路线进行研究时,给人的印象是他正在开创一个新学科。

史实表明,19世纪上半叶语义学处于迅速传播阶段。在英国,斯马特(B.H.Smart)发展了洛克(J.Locke,1632-1704)的符意学,提出具有英国传统的“意义语境论”(Smart 1831)。在法国,查维(H.J.Chavée)已着手观念学(即词汇语义学)的研究(Chavée 1849)。在美国,吉布斯(J.W.Gibbs)已尝试德国式语义学研究(Gibbs 1847)。而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学者,有意无意地回避德国早期的语义学研究。不过,布雷阿尔在《语义学探索》(1900:187)中引用了莱斯格的观点。

乌尔曼认为,语义学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始于19世纪80年代早期,也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始于布雷阿尔(1883)在古典学研究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勾画出这门“新”学科的计划,同时确定了一个至今最为著名的术语(la SÉMANTIQUE,源于拉丁语动词sêmainô,“符号表示、意味”)。与莱斯格一样,布雷阿尔将语义学视为纯粹的历史研究,该取向一直成为贯穿第二个阶段主题的特征。当时的大多数语义学家认为,语义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意义变化以探索其原因,并根据逻辑、心理或其他条件加以分类。如果可能,则应制定普遍“定律”以推测语义演变的趋势。

依据一手文献,布雷阿尔的《语言的心智规律:语义学简述》是一篇演讲稿,刊于《法国希腊研究鼓励协会年鉴》。布雷阿尔并不主张,甚至反对纯粹的历史研究,强调“词源义的遗忘”,主张研究历史发展中的“现在状态”,其la SÉMANTIQUE凸显的是语义研究的心智取向。

乌尔曼(1962:7)认为,19世纪的最后20年是语义学的加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论著是德国保罗的《语言史原理》(1880)。在法国有两部重要的著作:一是达梅斯泰特尔的《作为观念符号的词语的生命》(1887),一是布雷阿尔的《语义学探索》(1897),都是这门新学科的早期经典之作。在20世纪的前30年,语义学家逐渐从修辞学的过时范畴中摆脱出来,将眼光投向其毗邻学科——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史,以便充分理解语义变化过程。丹麦尼洛普(K.Nyrop)的《法语的历史语法》(1913)第四卷专门探讨语义学。这一时期成就最大的是瑞典斯特恩(G.Stern)的专著《意义与意义变化,尤以英语为例》(1931)。他不但提出实证性的语义变化分类,而且尝试将其他领域的最新进展与语义学研究结合起来。

史实表明,语义学从19世纪中期以来就开始与心理学、社会学相结合。德国心理语言学家斯坦塔尔(H.Steinthal)将“统觉”引入语义演变研究(Steinthal 1860);赫克特(M.Hecht)则提出语义演变的两种心理机制(Hecht 1888);施密特(K.Schmidt)强调只有基于词源义的遗忘才能理解语义演变的原因(Schmidt 1894)。在法国,帕里斯(G.Paris)提出语言具有社会功能,只能视为合作的产物(Paris 1887);梅耶(P.A.Meillet)提出语义学研究不在于表达意义的个体努力,而在于塑造语言系统或语言结构的社会倾向。(Meillet 1893)

5 语义学发展的新纪元

乌尔曼(1962:7-8)认为,语义学历史的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30年代。特里尔的《智力意义域的德语词汇:语言场的历史》(1931),开启语义学的新纪元。在索绪尔(F.de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中,有许多大胆的原创观念。而特里尔对德语“知识”名词的研究,首次将索绪尔的原则运用于语义学研究,其主要理论即“语义场理论”。特里尔的论著发表后引起反响,然而其思想的传播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搁置。直到1950年,新的语义学才进一步发展起来。在索绪尔理论的背景下,当代语义学主流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旧学派:一是新的语义学摒弃以前单方面的历史定位;二是继续关注语义变化研究,但重点已转向描写语义学。

根据查考,关于语言“共时”和“历时”或“静态”和“动态”的划分,并非索绪尔原创。1871年,波兰-俄罗斯语言学家博杜恩(БодуэндеКур⁃тенэ)在《对语言学和语言的若干原则性看法》中,首次提出语言的静态和动态性。“语音学的第一部分生理和第二部分形态,是考察和分析某一时刻语言状态的语音规律和存活条件(语音的静态)。第三部分是考察和分析某一时期语音的历史——法则及其演化条件(语音的动态)。”(Бодуэн1963:65-66)

1908年,在索绪尔之前,瑞士语言哲学家马蒂(A.Marty)在《一般语法与哲学的研究基础》中提出二分法:描写语义学(deskriptive Semasiolo⁃gie)和遗传语义学(genetische Semasiologie),而法国学者格拉塞列(Guérin de La Grasserie)在《语义学的全面探索》中则提出3分法:动态语义学(sémantique dynamique)、静态语义学(sémantique statique)和比较语义学(sémantique comparée)。

特里尔在《智力意义域的德语词汇:语言场的历史》(1931)、《语言场的老模式和新模式》(1968)中曾经提及:“我早就听说过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对我很重要。多亏了它,我才能清楚地理解了语言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观点。但索绪尔反对将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我不能苟同。我必须努力避开这个观点,考虑到历史名称的起源,以及我对意义相关的复合词、对历史同义词研究的追溯,我无法同意他的观点”。(Trier 1968:15)“因为场理论研究的基础是相互依存观,所以其研究方法和结构主义有关,但是与那种不考虑意义的、极端的结构主义没有关系。这种结构主义只执着于所谓精确性,而场理论针对的是语言意义。”(同上:18)

最关键的是,语义场理论的首创者并非特里尔。1924年,德国学者伊普森(G.Ipsen)发表《古代东方与印度日尔曼人》,在讨论“东西方语言交会中的迁徙词痕迹”时,为了将母语固有词与历史上通过接触而获得的外来迁徙词相区别,伊普森提出语义场理论及其马赛克模式。尽管这些词(母语词——译注)继续往各个方向引申,但却牢固地植根于整体词汇(gesamten Wortchatz)中。由此,这一古老的财产类型可从3方面来把握。第一,它始终获得完整的单词等式,即使原始词(Urwörter)已经丢失,通常也可凭借内部原因证明该词过去曾经存在。第二,在一种语言中,母语词(Eigenwörter)绝不会是孤悬的,而是按照意群(Bedeutungsgruppen)排列。这一意群并非就是词源族,但至少所有相关的词都围绕作为嵌合体的“根词”(Wurzeln)排列,在意群中,仅是某个词的具体含义与其他一些词的含义内容之间发生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意味着这些词就在某条联想线索上逐一排开,而是借此把整个意群规定为一个反映自身结构的“语义场”(Bedeutungsfeld)。如同马赛克(Mosaik)一样,词语排列有序,每个词的大意各自不同,但可借此组装成图形的轮廓,并在更高的意义层次上形成集合,而不会因松散的抽象化而散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词的形式就是词的身体,作为形式世界(词源)而隶属于共同词汇。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方面,它们重新唤起基本成分和词语构成的语言清单;另一方面,它们本身也开始发芽,开枝散叶,造出新生词、派生词和复合词。(Ipsen 1924:224-225)

伊普森语义场理论的要点是:在一种语言系统中,母语词有序排列于意群之中;处于意群中的词,凭借含义之间的联系而组成一个反映自身结构的“语义场”;语义场内部的成员排列有序,如同一幅马赛克拼图;低层次的语义场在更高的意义层次上形成集合。我们不禁要追问——伊普森为何能提出语义场理论?1922年,伊普森以《格式塔理解:桑德四边形问题的讨论》获得莱比锡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作为莱比锡大学格式塔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其导师克鲁格(F.Krueger,1874-1948)认为:意识先具有完形性,在完形性感知基础上再区分各部分。伊普森运用这一理论观察语言,涵盖相关词语的“场”就是一个完形,而小“场”包含在大“场”之中。毋庸置疑,心智语义场理论借用“场”理论,不过,并非从物理学(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1831年提出“力场”)中引入,而是来自格式塔心理学的“心理场论”。根据学术背景,语义场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者,除了伊普森、特里尔,还有魏斯格贝尔(Weisgerber 1927)、波尔齐希(Porzig 1934),他们都是新洪堡特主义的代表人物。语义场理论的本质是新洪堡特主义和格式塔理论的语义场,而非索绪尔“形式结构主义”的产物。

乌尔曼(1962:9-10)认为,新语义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自20世纪初风格学这门新学科④诞生以来,就对语义学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新语义学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将研究兴趣从普遍原则转向特定语言。现代语义学的特征还表现为,关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影响思维的观念在语义场理论中已经非常突出,最近又从沃尔夫(B.L.Whorf)⑤论著中得到新动力。最后,语言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最近也已发生显著变化,哲学语义学成为符号逻辑的一个分支。哲学家与语言学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因此可以相互帮助,即使处理这些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

6 一些误说对中国学界的误导

在英国,乌尔曼“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的学风没有延续下来。20世纪60-70年代的几位英国语义学家的论著对语义学史或全不涉及,或偶有提及却错误丛生,并且由此误导中国语言学界,乃至今日仍然以讹传讹。

6.1 利奇回避语义学史研究

1974年,利奇出版的《语义学:意义的研究》(1981年增订本)对语义学史只字不提。在我们看来,表面上是不涉及语义学史,而实际上却是回避语义学史。李瑞华等翻译的利奇《语义学》(1987)出版后,有书评《推荐一部富有创见的语义学书——浅评杰·利奇的语义学》提到:“语义学,这门富有研究意义的学科,虽然有其近百年的历史,但在最初较长一段时间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后来随着对语言学研究的步步深入,以及其他学科诸如符号学、信息论等的相继发展,语义学遂成语言研究的焦点”。(沐莘1988:80)

史实表明,从1825年以来,西方语义学研究发表大批论著。在19世纪,语义学研究在西方是显学;在20世纪,语义学研究虽然受到冲击,但从未停下前行的步伐。

6.2 帕尔默对语义学术语的误说

1976年,帕尔默刊行《语义学新论》,在其引言“1.1谈谈两个术语”中提到sémantique(法语“语义学”)和semantics(英语“语义学”)。“se⁃mantics(语义学)这一术语是晚近才进入英语(参见Read 1948,对该词历史的梳理)。虽然se⁃mantick(意义)曾见于17世纪含有‘占卜’意味的惯用语semantick philosophy(意义哲理)中,但英语中原来并没有semantics一词。直至1894年,在美国语文学会上宣读的一篇题为《映射的意义:语义学的作用》的论文才将其引进。法语的这一术语sémantique(语义学),是布雷阿尔在上一年(1893年——译注)基于希腊语新造的。”(Palmer,1976:1)

遗憾的是,帕尔默提到的3点:(1)美国1894年引 进semantics;(2)布雷 阿尔1893年 新造sémantique;(3)sémantique基于希腊语新造——都是误说。布雷阿尔在《语言的心智规律:语义学简述》(1883)中明确指出:“la SÉMANTIQUE,源于拉丁语动词sêmainô”。现梳理如下:1879年,布雷阿尔在给意大利语言学家古贝尔纳蒂斯(A.de Gubernatis)的信中已出现sémantique.1883年,布雷阿尔在《语言的心智规律:语义学简述》中,首次公开使用sémantique.1893年,美国学者威廉斯(E.Williams)翻译布雷阿尔的《论词源学研究的原则》(1893),首次用semantics对译séman⁃tique.1894年12月27日,兰曼(C.R.Lanman)在美国语文学会上宣读《映射的意义:语义学的作用》,再次用到semantics.1900年,卡斯特夫人(Mrs Henry Cust)将布雷阿尔的《语义学探索》译成英文刊行。

帕尔默《语义学新论》的部分章节有中译本。周绍珩译述的《语义学·第一部分研究语言意义的科学)》(1984),对帕尔默此节的后两句译述是:“1893年,法国人M.Bréal借用希腊语词根,新创了sémantique(语义学)。1894年,美国语文学会一篇题为Reflected Meanings—a Point in Se⁃mantics(联想意义——语义学中的一个问题)的学术报告,首次引进这个术语”。(帕尔默,周绍珩译述1984:1)

这段译述有3个问题:(1)sémantique基于希腊语新造属以讹传讹;(2)译述中的“1893年”,是据帕尔默in the previous year之误而推算的;(3)美国语文学会的报告人兰曼依然空缺。只能推定,译述者未能查考到相关背景。其后,中国语言学界流传的布雷阿尔“1893年”提出语义学,如贾彦德(1986:4)、汪榕培(2000:F13)等,皆沿袭“帕尔默误说—周绍珩译述”之误。帕尔默的这一误说,也见于石安石的《语义论》(1993):“一般认为,语义学的建立以法国学者米歇尔·布勒阿尔(Michel Bréal)1897年7月出版的《语义学探索》(Essai de Sémantique)一书为标记。据考证,法语术语la sémantique,1890年以前已从希腊语借来,之后很快传播到其他语言,到英语中变成semantics.”(石安石1993:3)

布勒阿尔即布雷阿尔,作者注:“见J.What⁃mough 1963年为布勒阿尔的书Dover版写的序言”,据此,石安石了解到la sémantique出现于1890年以前。但由于未见布雷阿尔的《语言的心智规律》,也就不知具体年份。此外,“sémantique从希腊语借来”同样以讹传讹。

石安石还提到:“英国学者厄尔曼(即乌尔曼)的几部专著代表本世纪中叶西欧学者研究语义的成果。主要有1951年的《词和它的运用》,1957年的《语义学原理》;后者1962年扩充为《语义学》(Semantics)出版”。(石安石1993:6)遗憾的是,石安石没有查阅乌尔曼的《语义学:意义科学导论》(这本书在国内至今难找到),否则就会看到乌尔曼对布雷阿尔(1883)的介绍,以及莱斯格(1825)提出语义学这门新学科的内容了。

6.3 莱昂斯对语义场术语的误说

作为多产的英国语义学家,莱昂斯的《结构语义学》(1963)不涉及语义学史研究。《语义学》(1977)第一章介绍一些基本概念与术语,也不涉及语义学史。而在《语义学》第一卷第八章“语义场”中,莱昂斯提到,特里尔用的术语是“词语场”(Wortfeld)和“概念场”(Sinnfeld),“语义场”(Be⁃deutungsfeld)是伊普森等人使用的术语。

“在不同著作以及同一著作中的不同部分,特里尔所用术语并不一致,而且他使用的这些术语含义也不总是很清楚。特别是‘域’(Bezirk)与‘场’(Feld)是否同义不明确,如果存在‘词语场’(Wortfeld),那么怎样与‘概念场’(Sinnfeld)加以区别。特里尔避开伊普森、乔勒斯和波尔齐希使用的术语‘语义场’(Bedeutungsfeld)。”(Lyons 1977:250-251)

首先,早年特里尔(1931)接受伊普森(1924)的语义场理论及其马赛克模式。在《语言场的老模式和新模式》(1968)里,晚年特里尔回顾了这一往事。“我试图为脑海中浮现的事物找到一个简便的名称,于是我想到伊普森(1924)用过的‘场’(feld)。其术语是‘语义场’(Bedeutungs⁃feld),这个名称是针对特定问题——词汇中的母语‘传承词’和外来‘迁徙词’存在什么关系?虽然这不是我所追溯的中心论点,并且伊普森的场概念本质上是静态的,但是他的这一表达仍然给我提供了很大帮助,如同醍醐灌顶。”(Trier 1968:14)其次,特里尔使用的术语主要是“语言场”(Sprachlichen Feld),而不是“词语场”(Wortfeld)和“概念场”(Sinnfeld)。请见其论著的标题:

(1)1931.Der deutsche Wortschatz im Sinnbe⁃zirk des Verstandes:Die Geschichte einessprachlichen Feldes.Heidelberg:Carl Winter.

(2)1932.Sprachliche Felder.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Bildung.Bd.8:417-427.

(3)1934.Das sprachlichen Feld:eine Au⁃seinandersetzung.Neu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Jugendbildung,Bd.10:428-449.

(4)1968.Altes und Neues vom sprachlichen Feld.Duden⁃Beiträge zu Fragen der Rechtschrei⁃bung,der Grammatik und des Stils34.

特里尔行文中出现过Wortfeld(Trier 1931:31)。不过,在特里尔看来,“语言场”是指整个语言系统,而“词语场”仅指相关的一组词语,众多“词语场”才组成某语言的“语言场”。至于Sin⁃nfeld(概念场),在其论著中未出现过,但特里尔用过Sinnbezirk(意义域/概念域)(Trier 1931:1)。很遗憾,莱昂斯既不了解语义场理论的创立过程,也没有查阅过特里尔的代表论著,由此难免误说。

6.4 罗宾斯对布雷阿尔研究倾向的误说

作为莱昂斯的导师,罗宾斯(R.H.Robins)的《语言学简史》(初版1967)并未把语义学史纳入其视野。不过,在批评新语法学派的历史主义倾向时,罗宾斯提到:“保罗的《语言史原理》(1880,第四章)就是如此例证,而布雷阿尔《语义学探索》(1897)的做法更为明显,尽管他可以凭借把如今广泛使用的术语‘语义学’(sémantique)引入语言学而载入史册”(Robins 2001:209)。

上文已提及布雷阿尔的《语义学探索》并非历史主义倾向。该书章节如下:第一部分语言的心智规律,1-8章;第二部分词义如何界定,9-18章;第三部分句法如何组构,19-26章。布雷阿尔在“本书旨趣”中,一再强调其语义研究是“心智取向”。“虽然许多世纪以来,人类在语言中已经储存了物质和道德生活的若干收获,但是必须要从诉诸心智(the mind)的方面来逼近它。……我研究的进步就在于,把所有次要原因撇在一边,而直接诉诸唯一的真正原因——人类智慧和意志。……既然我试图提出的定律主要是心理规则,所以我毫不怀疑,它们在印欧语系之外也行之有效。”(Bréal 1900:1,6,8)

与罗宾斯的臆断有别,帕尔默认识到该书主要不是谈论意义的演变:“1897年,Bréal的《语义学探索》(Essai de Sémantique)在巴黎出版,1900年这本书的英译本问世,……鉴于这本书把语义学看作研究意义的“科学”,而且主要不是谈论意义的发展演变,所以是论述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语义学的最早著作之一”(Palmer 1976:1)。

就罗宾斯误认布雷阿尔属历史主义倾向而言,只能推定他并未细读《语义学探索》。认为布雷阿尔具有历史倾向的首先是乌尔曼(Ullmann 1962:6),他曾说,“从这段清楚地看出,与其之前的莱斯格一样,布雷阿尔将语义学视为纯粹的历史研究”。尽管罗宾斯未把乌尔曼的《语义学:意义科学导论》列为《语言学简史》的参考文献,但他对布雷阿尔的误解可能来自乌尔曼。进而推定,《语言学简史》撇开语义学史可能是因为罗宾斯的语义学史知识,仅限于乌尔曼的这份“语义学简史”,而误以为语义学没有丰富的“史”。其结果就是,《语言学简史》中缺少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语义学史论述。

6.5 新一代对语义学史不置一词

接下来的新一代语义学家,如英国的肯普森(R.M.Kempson)的《语义理论》(Semantic Theo⁃ry,1977)、克鲁斯(D.A.Cruse)的《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1986),还有爱尔兰的萨伊德(J.I.Saeed)的《语义学》(Semantics1997)都对语义学史不置一词,仿佛语义学没有学术史,语义研究是从他们才开始或发达的。

忽视学术史所导致的荒唐,也就是宣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期,语义学还谈不上是个学科”。请见吴一安为萨伊德《语义学》撰写的导读:“语义研究最早并非起始于语言学,而是哲学,可以说没有语言哲学就没有语义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语义学还谈不上是个学科[?],semantics一词并不常见,偶尔出现在学术著作中,其含义多为词义的历史变迁,直到[?]C.K.Ogden和I.A.Richards 1923年发表了著名的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书,语言学范畴里的语义学才开始发展,并逐渐形成一个学科领域”。(吴一安1997:F16)

莱斯格1825年开创“语义学”,而“语言哲学”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语义学在欧洲的流行,可以布雷阿尔的《语义学探索》(1897法文版,1900英文版)为标志。奥格登(C.K.Ogden)和理查兹(I.A.Richards)的《意义之意义》(1923)显然太晚了,而且并非语言学的语义学研究。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只知语义学旁系(奥格登和理查兹的符意学)的英国孙子,却不知道语义学的法国父亲和德国祖父。令人不解的是,一位不了解西方语义学史的学人,竟然被邀约且接受为萨伊德的《语义学》撰写导读。

如果不了解学术史,也就不可能对其从事的领域真正热爱,也就不可能知道其研究是否超越前人。19世纪的欧洲语言学有两条发展主线:一是历史语音比较与音变定律研究;一是历史语义演变类型及其心理、社会、语境机制研究。从莱斯格首创这门新学科,语义学的童年与语源学、修辞学及词典编纂紧密联系,其成长得益于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而成熟期的标记是理解语义学和交际语义学。所谓若干现代语言学的“新理论”——功能、心理、社会、语境、话语行为、认知隐喻、核型、主观性,皆植根于早期语义学中。

7 余论

总体而言,乌尔曼的“语义学简史”可作参考,然缺乏系统深入的梳理。有些论述未注明出处,如普洛克鲁斯的语义演变类型研究;有些名著读得不细,对作者的观点有误解,如所言布雷阿尔的历史主义;有些资料没有看到,如静态和动态的区分,误以为索绪尔首创;有些重要理论没有专门追溯,如“语义场”理论。有趣的是,作为英国大学教授,乌尔曼主要介绍的德法语义学史,却没有追溯英国的早期语义学研究。在其论述中,既没有弗斯的《语义学技艺》(The Technique of Seman⁃tics,1935),也没有加德纳(A.H.Gardiner)的《词语与句子的定义》(The Definition of the Word and the Sentence,1921-1922)、《语言学理论》(Dis⁃cussion on Linguistic Theory,1934)。更未提到斯马特、特伦奇(R.C.Trench,1807-1886)、塞斯(A.H.Sayce,1846-1933)、斯托特(G.F.Stout,1860-1944)、韦尔比夫人(Lady Welby⁃Gregory,1837-1912)以及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1884-1942)等的语义学研究。

大体而言,20世纪50-70年代的英国语义学研究,早期以乌尔曼为代表(秉承德法传统,基于结构—功能立场),晚期以莱昂斯为代表(趋向于与美国语义学研究合流)。前者注重欧洲传统语义学史,而后者对语义学史几乎不屑一顾。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者,主要从后者那里接受语义学理论,同是也就难免受其语义学史零星论述的误导。

注释

①特拉克斯(D.Thrax,B.C.170-B.C.90)的《语法技艺》中已有语义研究(解释词语、讲解熟语)。

②德语Linguistik传入法语的线索是:奥地利目录学家丹尼尔(J.M.Denis.Einleitung in die Bücherkunde,1777)→德国语言学家伐特(J.S.Vater.ed.,Allgemeines Ar⁃chiv für Ethnographie und Linguistik,1808)→法国语言学家 亨 利(G.Henry.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1812)→意大利—法国民族学家巴尔比(A.Balbi.At⁃las Ethnographique du Globe,1826)→巴黎第四大学教授《法语经典词典》(Par Quater Professeurs de L'université.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1827)。

③为简明起见,在文中提及的外文论著并附注外文书名的,不再列入参考文献。

④瑞士语言学家巴利(Ch.Bally,1865-1947)著有《风格的准确性》(Précis de stylistique.Genève:Eggimann,1905)、《法语的风格规约》(Traitéde stylistique française.Genève:Georg,1909)等,乌尔曼的后期研究深受其影响。

⑤1956年,卡罗尔(John.B.Carroll)编辑出版《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选集》(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Cambridge and New York:The Technology Press of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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