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燕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1 外来语的性质

在探讨日语外来语的定义之前，首先必须明确外来语的定义。关于外来语的定义，词典中有各种解释，学者间也是众说纷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从字面意思来看，外来语即“外来的语言”。但不管在日本还是在我国，像饭店菜单上的“Soft Drink”，厕所入口的指示牌上的“Toilet”这样的词，很少有人会认为是外来语。如此看来，外来语是无法简单地解释为“外来的语言”的。想要明确外来语的定义，先要明确外来语的性质。这里引用楳垣实（1962）、荒川总兵卫（1986）、柴田武（1993）这3位研究者对外来语的定义进行分析。

上述三种定义（见表1）的共同点，便是认为外来语有一个从外（他国）到内（本国）的移动的方向性。也就是说，外来语是借自他国语言，被引入到本国语言中，在本国被使用的词。既外来语不仅仅是外来的语言，也是本国的语言。因此，能够称为外来语的词，就必须兼具“他国”和“本国”这两个国籍。楳垣将外来语的这种性质称为外来语的“双重国籍”。从这点来看，即便一种语言是来自国外的，也未必能称为外来语。因为如果不具备“本国”这个身份，那就失去了“双重国籍”这一特性。因此，荒川和柴田在外来语的定义中，分别加入了“构成国语的一部分”“在（本国）语言的词汇体系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这样的规定，用以将“外来语”和“外国语”进行区别。这也是之前例举的“Soft Drink”“Toilet”等英语词，即便在中国、日本等并非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内被使用，也不能称为外来语，只能称为外国语的原因。

表1：梅垣、荒川、柴田对外来语的定义

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楳垣在对外来语的定义中，指出外来语的使用具有“全社会习惯化”这一特点。但在日语中，诸如源自葡萄牙语的“グラウリヤ”“テンタサン”等与天主教相关的外来语，在日本锁国之前，只在日本的天主教徒之间流传，并没有在日本的全社会得到普及，被大部分日本人习惯化地使用。另外，诸如“ベスコイト”“レーペル”等源自荷兰语的外来语，在日本开国后逐渐被源自英语等其他西洋语言的词所取代，不再被日本人所使用。上述这些在近代以前受容的西洋外来语现在几乎成了一种“死语”，在现代日语的词汇体系中早已失去了地位。从这一点来看，外来语的使用是有一定的使用群体的范围性的，在本国的语言体系中的地位也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

2 日语中的汉语词的定位之争

在中文中，“汉语”是指“汉族的语言”，与日语的“漢語”（在日语词汇学上，是与“和語”相对的一种词汇系统）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为防止发生歧义，在本论中，将日语的“漢語”称为汉语词。汉语词在日语的词汇体系中，往往是与外来语区分开来的。但也有部分研究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汉语词也是属于外来语。这些研究者根据词源，将外来语分为阿伊努语、朝鲜语、梵语、汉语、葡萄牙语、荷兰语、英语、法语等类别。前田太郎（1922）认为，如果将源自梵语、朝鲜语等语言的词视为外来语的话，那么将源自汉语的汉语词排除在外来语之外是不妥当的。石绵敏雄（2001）将日语外来语分为东洋系和西洋系两大类，汉语词被归在东洋系外来语中。以前田和石绵为代表的研究者是从广义的角度出发，不考虑外来语借用的年代和日语本身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殊性，将所有具备“外国”和“日本”这双重国籍的词统统归入外来语的范畴。与此相对，松冈洸司、石野博史等研究者则认为，汉语词并不属于外来语，应将其视为日本的固有词汇。

松冈洸司（1993）立足于外来语的“异质性”，从外来语和汉语词的受容年代、构成要素这两个角度，阐述了自己将两者区别看待的原因。松冈认为，从受容的年代来看，外来语传入日本是在日语已经完全形成之后。在外来语传入日本之前，汉语词已借由汉字，与和语词一同构成了日语的固有词汇。而外来语作为后来者，是一种异质的词，这种异质性至今未能消除。另外，从词的构成要素来看，汉语词和很多和语词都是由汉字构成的，是可以分解的。但外来语的构成要素是不能分解的，这也是外来语的异质性的一种表现。因此，外来语是无法进入由汉语词和和语词构成的即成词汇组织中的。石野博史（1983）则认为，汉语词的受容年代比起源自西洋语言的外来语的受容年代更为久远。另外，汉字不但是日语的起源，还因其表意功能而具备很强的造词功能。因此，汉字构成的汉语词在日语中的地位很高，应该与外来语区别看待。

上述两位研究者者从汉语词的受容年代、构成要素以及在日语的语言体系中的地位出发，将汉语词与源自西洋语言的外来语进行对比，将两者进行了区别。而之所以进行这种区别，是因为这些研究者将日语外来语视为源自西洋语言的音译词（日本学者将之称为“音译借用语”），因此诸如“蒲団”“世間”等源自汉语的汉语词，或者诸如“哲学”“福祉”等虽源自西洋语言，但借用汉字进行意译的汉语词（日本学者称为“翻译借用语”）便被排除在日语外来语之外。

提到音译词，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上存在“切支丹（キリシタン）”“瓦斯（ガス）”等源自西洋语言，用汉字进行书写的词。这类汉语词便是借用汉字的表音功能，根据原语的读音进行书写的。另，由于汉字是一个音意结合体，除表音外，还具有表意功能。例如“煙草（タバコ）”“麦酒（ビール）”“南瓜（カボチャ）”等词，在书写时也会有用汉字来表示该词的指示对象的概念的情况，但读音还是遵循原语的发音。此外，也有“型録（カタログ）”“倶楽部（クラブ）”等音意对应翻译的情况。上述的这类借用外语的读音，用汉字进行书写的词一般都被视为外来语。

关于汉语词在外来语中的定位，除上述以两种观点外，还有一种观点便是将日语外来语进行广义和狭义两种区分，汉语词从广义上来说属于外来语的范畴，从狭义上来说则不属于。诸如《大辞林》《大辞泉》等很多日本国语词典和铃木俊二（1999）等研究者都对日语外来语进行了这种定义。从广义上来说，凡是具备上述的日本和外国的“双重国籍”的词都可以称为日语外来语，因此汉语词也可纳入外来语的范畴。但出于汉字在日语中的特殊地位（参考上述石野的观点）、日语词汇学对日语词汇系统的分类等种种考量，将汉语词归入外来语会引发争议，于是又将日语外来语进行了狭义的定义。在狭义的定义中，日语外来语一般被认为是主要借自西洋语言的音译词，汉语词便被排除在了日语外来语之外。这是一种比较折中的定义法。

3 日语外来语定义的影响要素总结

对于对日语外来语的定义，除了观其是否具有双重国籍性，以及汉语词的定位考量之外，书写形式、受容年代、起源的国家也是影响日语外来语定义的几个要素。笔者从部分日本国语词典和研究者对日语外来语的解释中，对影响日语外来语定义的几个要素进行了汇总，汇总结果如表2所示。在表2中的文献对日语外来语的定义中，出现该要素的项目用“○”表示。

表2：影响日语外来语定义的要素

从表2来看，关于日语外来语必须具备双重国籍这一点上，基本是没有争议的。规定了书写形式的定义有《言語学大辞典》《大辞林》，以及石野（1983）等。上述文献对于日语外来语的解释中指出，日语外来语一般是由片假名书写的。因此，日语外来语也常被被称为片假名词（カタカナ語）。21世纪后出版的日语外来语词典经常以“○○片假名词典”来命名，如三省堂编的《（コンサイス）カタカナ語辞典》等。但是，这里要指出的是，日语外来语中，除了用片假名书写的外来语，还存在上述的“倶楽部”等用汉字进行书写的外来语。此外，在日本现存的室町时代、江户时代、近代的文献中，也存在用平假名来书写西洋外来语的情况。

规定了受容年代的定义有《国語大辞典》《言泉》《言語学大辞典》及铃木（1999）等。上述词典认为，日语外来语的受容年代是在室町时代以后。作这项规定的前提，是将日语外来语认定为主要是源自西洋语言的词。因为日本人是在16世纪中期开始和西方人进行接触的，西洋外来语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传入日本。而铃木（1999）则认为，日语外来语是在近世以后受容的。但由于日本的近世主要是指江户时期，而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源自葡萄牙语的外来语就已经传入日本了。如此看来，“近世以后受容”这种说法显然是欠妥的。

关于起源国家的规定，多数词典，以及铃木（1999）、石野（1983）等认为，日语外来语主要是指源西洋语言的词，有也部分词典指出，日语外来语是源自汉字文化圈以外的语言的词。在日语外来语中，除了源自西洋语言的词外，也有诸如“ラーメン”“キムチ”“トンムヤムクン”等源自汉语、朝鲜语、泰语等西洋语言以外的词，这些语言有些在汉字文化圈内，有些在汉字文化圈外。因此，就日语外来语是“源自汉字文化圈以外的语言”这一说法，笔者认为也是欠妥的。

4 结语

综合上述的论述可见，无论是对外来语，还是对日语外来语，日本学界并无统一的定义。在本论中，笔者拟参照学界对日语词汇系统的分类，根据外来语的性质，将日语外来语做如下定义：

“所谓日语外来语，是指主要从西洋语言中引入日语的词汇体系中的，在日本作为本国语言被使用的音译词。”

笔者作的定义对外来语的受容年代和书写形式不进行特别的规定。如上所述，因西洋外来语是从16世纪中期开始传入日本的，所以日语外来语是室町时代以后受容的，包括了自这个时代以后在日本被使用的所有平、片假名和汉字书写的词。另，将日语外来语界定为音译词，汉语词便不属于这个定义的范畴。最后，如前面提到的，在日语外来语中，也存在一部分近代以后从中文、朝鲜语、泰语等语言中引入的词，因此在“从西洋语言中引入”之前加上“主要”两字，以表示日语外来语不局限于源自西洋语言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