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越蠡

摘 要：  全面抗战时期出现的“回归传统”思潮，加上改善社会风气、缓解教育问题的现实需要，促使六艺教育思想应时而生，并具有“虽古而新”的特征。战时六艺教育思想的内容涉及救国教育、建国教育以及军事教育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张力，成为活跃的思想资源。国民政府将其纳入战时教育体系中，社会各界也积极开展多种活动和理论反思。战时六艺教育思想的出现与隐没，揭示出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古今联动，其所带来的深刻思考，为今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历史智慧。关键词： 六艺教育;教育军事化;抗战建国;蒋介石

与通行观念相异，一般认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与教育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揆诸史实，虽然战争的全面爆发破坏了正常的学校教育，但战时教育仍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发展态势。①六艺教育作为战时教育思想谱系的组成部分，其出现反映着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传统文化开始转变，社会上出现“回归传统”的思潮。②

20世纪30年代，诸如冯友兰等人提出，“古亦非尽不能存”，他们指出凡古代事物之有普遍的价值者，都一定能继续下去，不过凡能继续下去者，不都因为他古，是因为其“虽古而新”。③

“六艺教育”是指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教育内容的教育体系，学界既往研究多关注古代六艺教育，因本研究侧重于全面抗战时期“六艺教育”的理念，此不详述。④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以古代六艺观对于近代音乐教育、体育教育、书法教育影响为研究对象的成果。⑤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战时“六艺教育”尚未予以充分研究。本文旨在梳理战时六艺教育思想的背景缘起、具体内容、政策落实、多元实践与社会反响等情况，将其置于知识转型、制度变革与文化建设的宏观脉络下进行探讨。战时六艺教育思想及其活动，始于回归传统的倾向，归于文化复兴的思考，其相关命题在当下仍值得引起重视。

一、缘起：回归传统与反思时局

1939年元旦，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六艺复兴之教育，实为今日常务之先”，陈立夫：《增强民族的动力》，重庆《大公报》，1939年1月1日，第1张第3版。将六艺教育置于国家日常工作的首要地位，其讲话的语境虽是针对教育事务，但也能看出六艺教育思想的出现，与当时社会思潮和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六艺教育思想的出现，与30年代出现的“回归传统”的思潮紧密相关。即使是曾在新文化运动时主张“投线装书于毛厕”的吴稚晖，在这一时期对“传统”的观念也有较大的转变。1934年5月，吴稚晖与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的通信中，可以反映出其态度的变化，对于早年的行为，他解释道，“当日戏告汪先生曰，我是主张投线装书于毛厕中三十年者，然激宕之言，为极度紧张之词耳”，三十年后的现今，希望能够重新“读起线装书”，“但当时弟欲投線装书于毛厕，私心亦何尝不望有最少数之人，守候在毛厕边，将欲投者窃取而藏之，以备三十年后之欢迎”。王世杰：《吴稚晖先生关于“投线装书于毛厕”的解释》，台北《传记文学》，第18卷第6期，1971年6月，第22-25页。吴稚晖的态度由“投于毛厕”至“三十后的欢迎”，也代表一部分时人对于“传统”看法的扭转。“六艺”作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潮流变的过程中，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六艺”的内容符合“新生活运动”改造国民生活的宗旨。国民党当局颁订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倡导国民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的“新生活”，在论述国民生活艺术化时，提出“中国古代‘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现今反为东西列强建国主要之艺术，殊不知此即我中华民族持躬待人，修齐治平最优美之固有的艺术”。《新生活运动纲要》（1934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 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70-771页。中国古代的六艺既能促使人们“持躬待人”，陶冶心性，又成为其他国家建国的“主要艺术”，可见“六艺”被视为改造国民、提升国力的重要思想资源。

当时的报纸上也出现需要“挽救世风”的言论，为旨在培养“处常应变”的“六艺”之技的回归提供了舆论基础。在1934年孔子诞辰纪念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认为现今当务之急在于“速救人心陷溺之积弊，提倡刚贞果毅之修养”，因此有识之士“痛心于国难之严重”，“盛称孔子攘夷之教，将以卫我宗邦，保我族类”，因而要改善“麻木萎靡寡廉鲜耻”之风气，以立国家民族复兴之础石。《孔子诞辰纪念》，天津《大公报》，1934年8月27日，第1张第2版。孔子所推行的“六艺”之教，被人们视为教化风俗的良法。

回归传统思潮的出现，改善社会风气的现实需要，加之日益严峻的国难危机，促使“六艺教育”思想应时而生。1935年6月17日，蒋介石在成都出席第三次扩大纪念周训话时，首次提出日后要实施“文武合一、术德兼修”的救国教育，其实施的重点即为注重六艺教育。《蒋委长在成都纪念周讲教育方针》，《申报》，1935年6月19日，第4张第13版。蒋介石在当时提出这一观点，一方面是对当时教育领域中出现“文武歧途、不相联系”问题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改善近年来社会上出现“武人厌恶”“武人失德”现象的考量。

“教育”一词实为“教”与“育”二字的集合概念，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相关论述可以参见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学术研究》，2012年第3期。“教”与“育”的分离，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一大问题。六艺教育的提出，也试图缓解“教”与“育”分离所产生的问题。7月8日，蒋介石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表明其提倡“六艺教育”的重要出发点，是基于对当时教育界所出现问题的反思。在蒋介石看来，当时教育界存在着“教而不育”的现象，所谓教育，原为“教”与“育”两件事而言，“教”是着重一切学术技能与做人的道理之传授与实习而言，“育”是着重体魄精神道德和生活的保育与训练而言。“教”与“育”，必须并重兼顾，同时实施，当今教育界“只注重‘教而不免忽略了‘育”。进而又指出，关于“教”的方面，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别——狭义的“教”，只注重学术技能的讲授，广义的“教”，则是其所提倡的以六艺为基本内容的教育，不仅注重学术的提升，而且注重精神道德的修养和体魄的教导与锻炼，唯有如此，才算是教与育兼重的教育。至于“育”的方面，最重要的是要特别注重体育和卫生。《蒋委员长在川大演讲 为学目的与求学要义（续）》，《申报》，1935年7月11日，第3张第9版。

由此观之，蒋介石所提出的“六艺教育”的理论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量，其一，提倡六艺教育的现实关照是基于对教育界“教而不育”“文武相分”问题的反思，以及扭转社会对于“武人失德”的观念。其二，“六艺教育”主要是指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的教育模式，其具体内容应适宜时代发展，教育目标为造就“文武合一、术德兼修”的现代国民。其三，六艺教育与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礼义廉耻”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根本精神为“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两者殊途同归，相互促进。

浙江省国民党党部机关报《东南日报》发表社评，对蒋介石在四川所提出有关教育的系列讲话进行阐发。文章指出，当时教育领域存在“教而不育”的现象，“‘教育二字，已成联词，今人习用不察，往往重‘教而略‘育”，也有“教”与“育”分离的“偏畸之谈”。《教育之“体”与“用”（上）——对蒋委员长在蓉扩大纪念周训词述义》，《东南日报》，1935年7月13日，第1张第2版。六艺教育的实施能够缓解“教而不育”现象所带来的问题，为国家培养全面的人才，改良教育风气。《教育之“体”与“用”（下）——对蒋委员长在蓉扩大纪念周训词述义》，《东南日报》，1935年7月14日，第1张第2版。湖北的CC系成员颜悉达关于颜悉达与CC的关系，可以参见刘鸣皋：《CC在湖北的实力派——“十人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1年，第106页。认为，“近来教育各自分离，互不相联”，以致“文武分途”“文实偏颇”的问题产生，“失其教育的全体性”，因此“今后中国教育目标的确定，应该针对着自古的完整的六艺教育”。颜悉达：《六艺教育的时代观》，《正中》，第2卷第4期，1935年8月1日，第42-43页。六艺教育注重多个领域的全面发展，“文武并重”，以“完成健全的国民”的培育，如此才能促进“中国民族的复兴，政治的改进，经济的建设”。颜悉达：《六艺教育的时代观》，《正中》，第2卷第4期，1935年8月1日，第43-44页。也有人认为，六艺教育之举，为“蒋氏重视旧学，思藉此以挽救现代颓风”的体现。寒梅：《力挽颓风：蒋委员长提倡六艺》，《上海报》，1935年7月7日，第6版。

此外，六艺教育思想的提出，也是出于对近代学习西方新式教育的反思。反思的结论认为，当时中国教育所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国“古代教育之真义”的丧失。中国自清季实行“新教育”以来，至抗战之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时人认为新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究其原因，在于“六艺之真义”的丧失，由此引发“教育基础”的动摇，《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1938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5页。故而欲借“六艺教育”来重建教育基础。

教育部长陈立夫也注意到，中国实行新教育数十年来，所培养的青年，“仍少致用之才，书本之钻研，究多无用之学”，而对于“正德利用厚生之道”，则“收效之微”，因此唯有采取“六艺教育”，并且重视其中的“礼乐”，使其“恢复六艺立国之基础”，方能增强民族之动力，完成抗战建国的任务。陈立夫：《增强民族的动力》，重庆《大公报》，1939年1月1日，第1张第3版。

进而，陈立夫认为对六艺的忽视会造成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在他看来，近代中国教育效能不佳的原因在于“六艺真义之失”，六艺不修造成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受害的不仅是学术，而且及于人心”，“贻误的不仅是书生，而且及于民族”。因此，“今日必须恢复六艺设教的本旨”，方能“去弊生新，复兴民族”。陈立夫：《建国的六艺教育》，《中央周刊》，第2卷第1、2期合刊，“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特刊”，1939年7月7日，第31-33页。

六艺教育思想出现的时代背景，与回归传统的社会思潮、改善社会风气的现实考量、尊孔运动等因素紧密相关。政府要员、相关学人、舆论媒体等不同主体，意图借助六艺教育，来整顿社会教育风气，减少“文武分离”带来的负面影响;希望缓解因“教”与“育”分离而造成的问题，扭转以前教育忽视道德修养与体格训练的局面;进而通过提倡六艺教育，恢复“古代教育之真义”。

仍须注意的是，六艺教育思想的缘起，与对“传统”一味否定态度的改善和扭转密切相关，时人承认在“传统”中也有符合当今需要的内容。在开展“今日常务”之时，可以利用古时六艺的相关理念，因此“虽古而新”的六艺教育思想再一次登上历史舞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二、内容：“将教育武装起来”

此前中国所实行的教育，存在“重文轻武”的问题，不能实现自卫卫国的目的，蒋介石认为这是“卸除武装的教育”，浪费国家资源。在出席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人员晚宴时，蒋介石强调教育要以六艺为基本，六艺教育是为国家培养现代国民的重要手段，需要“将教育武装起来”，因为时代的关系，需要对古时六艺教育的内容加以变通，但“设教主旨”并无古今的不同，要使国民具有处常应变的技能。蒋中正：《军事化的教育》，《国民兵教育季刊》，第2、3期合刊，1941年11月30日，第2-4页。抗战时期六艺教育的内容得到重新阐发，完成由“古”至“新”的转变，按其所强调的不同层面，可以定位为三种，即“救国的教育”“建国的教育”“军事化的教育”。

（一）“救國的教育”

六艺教育所包含的诸多教育内容，皆可视为开展救国活动的主要技能，因此“六艺教育”是“救国的教育”。蒋介石在提出“六艺教育”思想时，即对“六艺教育”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了详尽说明，并将其定位为“救国的教育”。在他看来，所谓“礼”，是“统括持躬接物一切合理的态度与规矩”，礼的推崇与普及，对于建立现代国家与塑造现代国民来说，意义重大。所谓“乐”，就是音乐，好的音乐，可以陶冶性情，振作精神，慰藉劳苦，和乐心志，对于人心风习、社会风气，均有良效。所谓“射”，在古代指射箭，在枪炮发明以后，又兼具射击的含义，“这种技术的修养，关系于民智民德与社会国家之兴衰”，由此必须极力提倡。所谓“御”，是指骑马驾车，“现在飞机汽车发明，驾飞机汽车，称为御”，“御者，驾驭掌控事务之理。自广义而言，就可包括人类全部的智能。又狭义而言，专指活动工具的驾驭，亦是现代国民尤其是军人的必要的技能”。所谓“书”与“数”两者，“书”是指关于书写文学等，“数”是指数学统计测量和其他种种与数学相关的技艺，“这是普通一般人都知道要注重的”。蒋中正：《实施文武合一术德兼修的教育》，《中央周报》，第369期，1935年7月1日，第18-22页;《蒋委员长在蓉演讲救国教育——必须实施文武合一之教育》，《申报》，1935年6月23日，第3张第9版。

蒋介石提出，“六艺”是文武合一的教育之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的智能，“要按受教者的程度，依六艺并重的原则，授以相当的智能”，“一切教育，要以古人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其主要内容”，此点与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精神“礼义廉耻”相通，也是实施文武合一教育的根本所在，按照此种原则开展的教育才是“救国教育”。《蒋委员长在蓉演讲救国教育——必须实施文武合一之教育》，《申报》，1935年6月23日，第3张第9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扩大纪念周时，蒋介石重申“教育要以六艺为主要内容”，“文学校的教育要以武艺为其主要的基础;军队的教育，亦要以文事为其重要的内容”，“惟有这种教育，才可以救国”。《蒋委员长指示治川救国之当前急务》，《申报》，1935年7月2日，第3张第9版。

在蒋介石看来，“六艺教育”的内容符合“救国教育”的要求，“六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可以自卫卫国的国民，也与“救國教育”的目标相一致，因此就本质而言，“六艺教育”为战时“救国教育”的重要体现之一。

（二）“建国的教育”

随着抗战建国进程的不断深入，六艺教育思想因其自身存在的较大张力，其逐渐被定位为一种“建国的教育”，即运用“六艺教育”的诸多方面，来推进国家建设事业的进展。1939年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日时，陈立夫在《中央周刊》上系统阐释他所提出的“建国的六艺教育”理论，着重分析了复兴六艺之教与抗战建国的内在联系。

他首先提出要以六艺教育为建国之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并对六艺的内容进行现代化的扩充，使之“趋于现代化”。对于复兴六艺教育，陈立夫主张实践的要点为，“设教的主旨，当守而勿失，施教的内容，则必因时因地而制其宜”，一方面守住古时实施六艺教育的真义与精神，另一方面要注意此时此地的时代要求，加以变通。陈立夫：《建国的六艺教育》，《中央周刊》，第2卷第1、2期合刊，“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特刊”，1939年7月7日，第28-29页。

古代六艺教育所提出的背景，即为“成周之世，内忧外患交迫迭至”，需要一面建国，一面战斗，与抗战时期中国所面临的时代环境较为相近，而古时六艺之教，“武功”足以“安定中夏，绥靖夷狄”，“文功”更是名垂千秋，故而在战时提倡六艺教育，也有“抚今思昔”，重拾民族自信的需要，希望古代先贤的丰功伟绩，给予当下抗战建国以“不少的鼓励”。陈立夫：《建国的六艺教育》，《中央周刊》，第2卷第1、2期合刊，“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特刊”，1939年7月7日，第35页。

至于何为“建国的六艺教育”之真义，在陈氏看来，即是以六艺奠定立国的基础。具体而言，以礼乐为德育之基，进而奠定社会组织、国家秩序，以推行政治建设为目标;以射御为体育之基，进而完成国防计划、交通实施，以配合经济建设为目标;以书数为智育之基，进而培植科学基础、文艺素养，以促进文化建设为目标。陈立夫：《建国的六艺教育》，《中央周刊》，第2卷第1、2期合刊，“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特刊”，1939年7月7日，第29-30页。

（三）“军事化的教育”

抗战时期所出现的六艺教育思想，因其产生于战争年代，六艺教育逐渐有“教育军事化”的属性，成为“军事化的教育”。加之1937年6月，蒋介石认识到教育军事化的优势，在日记中写道，“教育以军事为基础之新制，可避统制之名而得掌握之实，是独出心裁之创举”。蒋中正：《蒋中正日记（手稿本）》（1937年6月1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此后，蒋介石便在推进六艺教育的时候，强调其军事化教育的属性。

蒋介石后来提出，“六艺教育”就是“武装的教育”。1939年3月5日，蒋介石在招待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参会人员晚宴上，发表致辞，主题为“军事化的教育”。《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详记（续二）》，《申报》，1939年3月23日，第2张第8版。讲话中提出，“六艺”之一贯的精神，就是军事，亦就是“武装的教育”，“因为一切礼乐射御书数的修养和技能，都要能用在军事上面，本来古人立国，一切都基于军事，故其设教亦以军事为主”，即使在近代，欧美各国“都不能离开这一立国的根本原则”。他提醒教育界的人士，“我们教育的一切都要适合于军事，最后归向于军事，要教成一般青年和国民，人人能够自卫，如此，学问技能才有用处，教育才有功效”。蒋中正：《军事化的教育》，《国民兵教育季刊》，第2、3期合刊，1941年11月30日，第2-4页。

这一讲话，传递出三方面的信息，其一，六艺教育一贯之精神是为军事服务，是武装的教育，其所培养的技能都要能够运用到军事领域;其二，注重军事教育，“设教以军事为主”，是我国自古的立国方针，同样也是近代欧美立国的根本原则;其三，现今中国值此抗战建国之际，教育的功效主要是为军事服务，要能增强国家的武力，实现卫国自卫的目标，防范“卸除武装的教育”与因教育脱离军事而产生的“浪费”。由此观之，六艺教育所承载的“教育军事化”方面的内容，成为蒋介石颇为看重的思想资源。

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作为当晚宴会的亲历者，亲身听闻蒋介石的讲话，他在当天日记中记录了所捕捉到的信息，“席间由蒋致辞……谓教育须六艺并重”。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7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竺可桢的记录虽不全面，但仍注意到蒋介石对于六艺教育思想的重视。

此后，蒋介石在宴请国民教育会议代表晚宴上强调，要“把教育武装起来”，今后的教育，应该“恢复我们中国古代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育方法”。我国过去的教育未能认识到教育军事化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精神体力不行，一般国民如此贫弱愚笨”，因此“国家受到如此的耻辱”。《把教育武装起来：蒋院长对教育会议代表训话》，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0日，第2版;《讲求礼乐射御书数：把教育武装起来》，《前线日报》，1940年3月20日，第2版。“把教育武装起来”，就是要求今后的教育，既要将六艺中注重军事技能提升的精神落实下去，又须注重教育与日常生活的结合，六艺教育的实施要渗透于学生生活的诸多方面，以发挥教育的效能。

署名为“浪墨”的作者撰文对蒋介石此番讲话进行议论，认为“六艺教育”的要旨，便是使兵民合一之精神，铸造于教育体系之中，且六艺中的内容多直接或间接与军事教育相关。今日发扬六艺教育，能够更好地培养青年，促进军事教育的发展，并为抗战建国服务。浪墨：《六艺教育与八字家训》，《新闻报》，1940年3月24日，第4张第15版;浪墨：《六艺教育与八字家训》，《江西地方教育》，第179、180期，1940年4月21日，第36-37页。

在出席党政训练班第十期毕业典礼时，蒋介石简明扼要地指出，“六艺教育就是军事教育，亦是现代化的教育”。当今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因此要造就自由独立的国民，那就必须要树立现代化的教育、军事化的教育，要发挥教育的功能，转移社会的风气，改造国民生活，方能实现革命建国的目的。《今日教育与体育应注重之要点：廿九年十月十三日出席党政训练班第十期毕业典礼讲话》，《训练月刊》，第1卷第5期，“教育与训练专号”，1940年11月1日，第1-4页。

“虽古而新”的“六艺教育”思想，因其具有较强的理论张力，在抗战的不同时期，被赋予不同的时代内容，并且结合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在提出“将教育武装起来”的口号后，也日益成为战时中国教育与文化领域较为活跃的思想资源，逐渐纳入国民政府的制度设计中，并出现多元的相应实践活动。

三、落实：制度建构与多元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及相关学者，努力将“六艺教育”思想落实在教育制度的建构中，从战时教育政策和方针中，可以看到关于推行六艺教育的相关内容。此外，当时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和军事训练等活动，同样是实行和推广六艺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

（一）制度建构

实施六艺教育的一个重要体现，即为在教育制度建构中加入相关内容。时任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教授的王镜清，较早提出要在教育制度体系中落实六艺教育，并且需要确立教育的中心。王镜清：《我们需要一种教育中心政策》，《新政治》，第1卷第1期，1938年11月，第59-61页。据后人回忆，王镜清为CC系成员，与陈氏兄弟关系较密。参见王郁之：《旧湖北教育界的明争暗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总第12辑，1983年第2辑，第120页;谈瀛：《回忆省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总第24辑，1986年第2辑，第89-90页;艾毓英：《CC在湖北省教育界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2“政府·政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149页。在《六艺的现代意义》一文中，王镜清提出将六艺教育作为相关教育工作的基础，并强调，“六艺为文武合一与术德并重的原则，尤应为今后教育之中心所在”，把六艺视为今后教育的中心。在具体制度落实方面，学校的课程设置、训育管理、师资训练以及教科书的编制，均必须依附着这个中心而进行。在他看来，六艺教育是日后教育工作的“起点与基础”，其意义虽不可过度夸大，但是如果能够做好六艺教育这个重要的“起点与基础”，可称得上“全部工作做好一半了”。王镜清：《六艺的现代意义》，《新政治》，第1卷第2期，1938年12月1日，第29-30页。

随着抗战局势的扩大，国民党当局逐渐将“六艺教育”落实在政策制定过程中。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教育部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革命文献》第58辑“抗战时期教育”，“中央”文物供應社1972年版，第25页。关于教育领域的规定中有涉及教育制度、专门技术人才的培养等内容。抗战期间国民党仍注重党化教育的实行。关于国民党在战时教育领域推行党化教育的情况，可以参见金以林：《抗战期间国民党党化教育小议》，《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随后制定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指出，中国古代教育中对六艺的重视，“我国古代教育，向以德智体三育为纲，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目，故德智并重而不偏废，文武合一而无轩轾，文科与实科兼顾而克应群己之需要，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一贯，以造成完全之公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1938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教育（一），第13-16页。古代教育以六艺为主要教育内容，三育并重，文武合一，文实兼顾，这些原则被用来指导战时教育的开展。

国民党当局指定的“战时教育方针”中，有关“三育并重”的内容，主要就是对“六艺教育”的具体阐发，并且成为战时九项教育方针之首。具体而言，在“战时教育方针”中“三育并重”一项的实施要点即为“恢复六艺教育的精神”，六艺之中，“礼乐是关于德育方面的陶冶”，“射御是关于体育方面的锻炼”，“书数是关于智育方面的培养”，如此推行三育并重的六艺教育，便能奠定“政治、社会、国防、交通与经济、文化建设的基础”，提升战时生活和现代生活的能力与素养。陈立夫：《战时教育方针》，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5-14页。

此外，六艺教育的相关活动，也扩散至战时教育的多个领域。战时负责教育工作的顾毓琇，在推行民众教育时，也注意具体落实“六艺教育”的相关实践。他认为，民众教育也可对应六艺的六端，即公民教育（礼）、艺术教育（乐）、军事教育（射）、健康教育（御）、识字教育（书）、科学教育（数），检讨过去所推行的教育多存在“仅有其表面，而不切合实际”的弊端，今后应“充实其内容”，运用“简单之设备”和“科学的方法”，来达到战时教育的最大收效。顾毓琇：《战时教育的回忆》，1948年，第71-75页。

体育和音乐作为六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时六艺教育思想开展实践过程中，逐渐得到重视，并被写入相关官方制度文件中。在教育部制定的抗战期间《教育计划与国防计划之联系方案大纲》中，规定将军训与体育列为各年级必修科目，其中军训以“寓将于学”为目标，体育科目应多列“军事上之应用技能”，“以普及为原则”，“避免专重少数选手之通病”。《教育部制定的教育计划与国防计划之联系方案大纲》（1940年前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教育（一），第126-127页。1940年，教育部分别颁订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大学暨专科学校之体育课程纲要及体育实施方案。《抗战期间的中国教育（1937—1945年）》（1946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教育（一），第336-337页。教育部也注重推进音乐教育，在原有音乐教育委员会的基础上，又分设教育、编订、研究、社会四组，“专负设计推进音乐教育之责”。《教育部为国民党六中全会撰写的教育报告书》（1939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 教育（一），第267页。

黄绍竑在回忆战时生活经历时，特别提到对于“六艺”的新认识，可以视为六艺教育影响的实例。他指出，六艺所指的礼乐射御书数，如果以新的观念“把它补充起来”，可以包括人的生活全貌，不过这个生活的全貌，是随时代而演进的。对于六艺的认知，既不能破坏其整体性，也不能陷于静止而使其为复古的境地，要不断动态地去充实相关内容。黄绍竑：《 业余生活的兴趣：我对于“六艺”的新认识》，《黄绍竑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对于六艺的认知，应顺时察势观之，方能看到另一番景致。

结 语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打破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促使教育界思考“战时教育”与“平时教育”应该如何权衡，也使时人对传统文化愈感亲切，主张返诸传统，以古为师。六艺教育思想作为战时提出，并试图弥合“战时教育”与“平时教育”之间裂缝的教育理念，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来自教育、政治、学术以及舆论等不同领域的诸多力量进行推动，逐渐呈现出丰富的历史面相。只是意图在现存教育体制之外另开天地的六艺教育，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经常被视为“复古逆流”，被看作是国民党进行“思想统制的尝试”，加之时代无法满足其持续发展的条件，仅成为历史洪流中的一小朵浪花，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却值得深思。

全面抗战时期的六艺教育思想，始于回归传统的倾向，归于文化复兴的思考，完成由“返本”到“开新”的进程，是新文化运动后传统文化在近代复兴的有力体现，时人不断思索如何在传统中挖掘现代因素，构建“虽古而新”的传统。在新时代利用和开发传统文化的歷史机遇期，应辩证地把握传统演变的过程与样态，从而激发出其强大的创造力，解锁“面向未来的传统”，使传统助力创新，让历史照亮现实。

责任编辑：吴 彤

A Study of the Thoughts of Six Arts Education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CAI Yue 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re had been an ideological trend of “returning to tradition”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addition， there was practical need to improve the social customs and alleviate education problems， which had given birth to the thoughts of Six Arts educ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ancient but still active”. The thoughts of Six Arts education in wartime included educa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education of national founding and military education， which became active ideological resources. The Kuomintang authority subsumed the Six Arts education into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wartime. Furthermore， the public also ha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related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The occurrence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thoughts of Six Arts education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reveale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inkag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could provide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historical intelligence for the current and future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Six Arts education; militarization of education;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Chiang Kai shek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1.0044

收稿日期：2020-12-09

作者简介：马轶民，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导师为木越义则教授。

① 日本经济史学家石井宽治、堀和生及中村隆英对此均有论述。参见木越义则：《关于日中战争经济原因之诸学说》，汪朝光、于铁军主编：《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中日战争何以爆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76-197页。

② 参见金颖：《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衣保中：《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朴敬玉：『近代中国東北地域の朝鮮人移民と農業』、東京：お茶の水書房、2015年。

③ 湯川真樹江：「満洲における米作の展開1913—1945：満鉄農事試験場の業務とその変遷」、三田史学会編：『史学』、第80巻第4号、2011年、53-82頁;李海訓：『中国東北における稲作農業の展開過程』、東京：お茶の水書房、2015年;江夏由樹：「1910年—1920 年代の中国東北部（旧満洲）における水田開発—水稲文化の展開から見た日本·朝鮮·中国の関係」、濱下武志·崔章集編：『東アジアの中の日韓交流』、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7年、171-2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