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進入高校，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唯物史观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个现象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不断扩大学术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尚未明确形成的20世纪20年代，一些致力于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先驱或日后成为著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有在高校执教的经历。如李大钊在1920年至1925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经济系，以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开设有“社会主义史”“社会立法”“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并以“现代普选运动”“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印度问题”“人种问题”“社会学”“关于图书馆的研究”为题做了许多讲座和演讲。此外，他还到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湖北高等师范等校做过有关历史观、历史哲学方面的演讲。李大钊在高校宣传、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青年学生中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春，瞿秋白、林伯渠等共产党人推荐郭沫若担任了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之职。1922年至1927年，范文澜在南开大学任教，后在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河南大学等授课。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形成后，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曾进入高校任教。如何干之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广州国民大学、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华北大学等校任教;侯外庐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社会大学任教;吕振羽在溆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复旦大学授课;翦伯赞在溆浦民国大学、大夏大学等任教，并在复旦大学、朝阳大学、社会大学举办专题讲座;赵纪彬在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山东大学等任教或授课;吴泽在重庆朝阳法学院、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校任教或授课。

马克思主义史家进入大学任教的途径各异，或由老师介绍，或由熟人举荐，也有人是通

过党组织的帮助进入高校任教。如吕振羽为李达在湖南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后者在1933年时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在其举荐下，吕振羽到中国大学任教，后又在民国大学、朝阳大学任教。1947年翦伯赞赴上海开展文化统战工作，在吴泽的帮助下“任大夏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许寿裳和范文澜是亲戚，两人私交甚密，1918年范文澜经许寿裳的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教书。尚钺进入高校的推荐人是楚图南，当时楚图南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是昆明地区抗日救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与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有密切联系。尚钺通过党组织的安排与楚图南认识并建立联系，他于1941年8月到云南大学分校开设中国历代文献和中国通史两门课。“我虽然还没给大学讲过课，但我也是大学生出身，也参加过学生运动，又已经学了一年多的甲骨文及历史，于是我就正式上任了”。尚钺：《经历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编：《尚钺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华岗在1943年进入云南大学也是通过楚图南的安排和引荐。华岗时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到昆明开展统战工作，经由中共昆明党组织的安排，华岗与楚图南相识，后者向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推荐华岗到云南大学马坊分校工作，担任文史讲师，后进入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担任讲师。

由于思想倾向和政治身份的原因，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高校执教时使用了化名，如曹靖华在进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执教时，范文澜为其隐瞒实际情况，并出谋划策，要求他使用化名。范文澜说：“你换个名字，我知道，你知道，保险什么人也不知道，你尽管教你的书好了。”曹靖华：《忆范文澜》，《曹靖华译著文集》第9卷，河南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曹靖华听从了范文澜的建议，使用了不为国民党知晓的化名“曹联亚”。

出于学历背景、知识结构等因素的考虑，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先是在经济学系、政治学系等新社会科学系任教，其间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并着手研究，并开设了专门史课程。他们在高校社会学系、经济系等院系，所讲授的课程多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或与之相关的理论课程。如吕振羽在中国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任教时，开设的课程有“农业经济”“计划经济”“社会学概论”等，这些课程都是经济系学生的必修课，此外也有该校其他学院或北京的其他高校学生过来旁听。杜国庠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中国大学等校任教时，“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政党论、社会政策和工业政策、行政法等课程”。熊泽初、黄学盛：《杜国庠传略》，杨越、黄学盛等编：《杜国庠学术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何干之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等讲授“中国经济”和“社会科学”等课程，“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胡华、刘炼：《何干之传》，何干之：《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侯外庐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中国大学等校授课时，“在‘现代学术课上介绍过苏联对布哈林、德波林的批判，在‘现代经济课上，着重针对当时那场侵袭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说明危机的根源和规律”。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5页。马克思主义史家所讲授的经济学等新社会科学课程，不仅与时人将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经济史、革命史及经济学史、社会思想史”视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的风气有关，君素：《一九二九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新思潮》第二、三期合刊，1929年12月15日。还与他们钻研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课程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有直接关系。如侯外庐曾多年致力于《资本论》的翻译，翦伯赞的毕业论文的研究选题为中国币制史。何干之在1928年至1931年留学日本期间，“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思想完全改变了”。他最初读文学书，后来又学习经济学与哲学，最后一年，研究中国问题。何干之：《何干之自传》，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在承担大量新社会科学课程授课任务的同时，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开设了中国经济史、社会史等专门史课程。然而，这种专门史与历史系、国学系的史学课程在教学要求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大学，国学系教师承担了中国通史、史学方法、中国思想史等史学课程，注重培养文史专业研究人才，使从事史学研究的学生能“具体的去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用辩证的观点，作正确的批判”。吴承仕：《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8页。经济学系开设的经济思想史等专门史课程则是注重“世界——尤其是本国——经济生活（以及和经济相关联者）历史的发展，变革和其因果关系之历史的研究”，其目的是以此“一方面使学生明了世界人类（尤其是本国民族）经济生活的历史过程，他方面使学生明了世界经济（尤其是国民经济）的现实内容及其相互的关联;再一方面不但使学生能成国家经济组织上的高级干才，且使其成为经济科学之理论的指导人才”。《私立中国学院概览（1934）》，王强主编：《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10册，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吕振羽在该系讲授的“中国古代经济及中世经济史”，即符合这一要求，“研究本国民族自古代至鸦片战争前之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并以科学的指陈其原委”。《私立中国学院概览（1934）》，王强主编：《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10册，第196页。

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涉足史学课程的讲授，对他们个人而言，是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生涯的开始;对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来说，则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从经济学系、社会学系等向历史系执教转变的进程。吴承仕赞赏吕振羽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授课方法，认为“一切科学皆是历史，于是欲治史学，必须先有历史观，欲有正确的历史观，必须先有进步的世界观”，遂“排众难，破往例，创设《社会科学概论》一必修科，作为认识的基本知识”，吴承仕：《吴承仕文录》，第227页。邀请吕振羽到国学系开设社会科学概论，并把他在政治系开设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明确规定”列为国学系三、四年级学生的选修课，认为这有助于“认识世界”，强调“在社会形态的结构上看去，以生活为其下层基础，层累而上，于是有习惯，有政治，有法律，有宗教，有哲学，有艺术。在这一切之中，由局部说明全体，本隐晦以推知显现，都是史学应有的事情”。吴承仕：《吴承仕文录》，第235-236页。

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活动较之以往有了更多空间，有更多机会到大学历史系讲授史学课程。他们以史学研究者身份进入历史系任教，成为专职教师，成为时人心目中的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时期得以迅速发展，与此也有很大关系。吕振羽在1938年从湖南到达重庆，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搬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吴泽在就读于中国大学经济学系时，“开始把原先对农村经济的浓厚兴趣，转而化作对中国经济史的认真探研，再由中国经济史而扩展到中国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等各个层面”，吴泽：《我的治学历程》，《吴泽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发表了《殷代社会经济研究》《夏代家长制奴隶制经济研究》《中国社会史论战总批判》等学术论文，当吕振羽在皖南事变后离开重庆时，“便举吴泽代替他在复旦大学任教”。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第103页。赵纪彬早年辍学开展革命工作，在1934年因入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研究中国历史，于1938年撰写了《中国哲学史纲要》，这是“中国唯物论史的写作”的“第一次”，向林冰（赵纪彬）：《自序》，《中国哲学史纲要》，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页。由于该书在生活书店出版后不久便成为重庆等地的畅销书，他借此应聘到大学任教，“从此他这个没读过大学的人一跃而登上大学讲坛，应聘任复旦大学教授”。袁诲余：《赵纪彬教授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三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辑：《三台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三台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版，第15页。翦伯赞在30年代中前期长期从事文化工作时撰写了《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等论文，并完成了《历史哲学》书稿。由于具备这种学术积累，翦伯赞在1938年由谭丕谟推荐进入湘西溆浦民国大学任教，“开了一门‘历史哲学的课”。翦斯平：《湘蜀记忆——忆父亲抗战时期在湖南和重庆的战斗生活》，臧嵘编：《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40年代初期，他进入重庆育才学校讲授“中国通史”，又为重庆复旦大学开设“历史材料与历史科学”讲座，被时人认为“左派史学界大师”。吴景宏：《中国史学界人物及其代表作》，《治平》，第1卷第2期，1947年。1947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大夏大学史学系讲授“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登上高校历史学专业的讲台，大大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扩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力。

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进入高校开设课程、讲授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或史学专业课程，在客观上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家开设的史学课程有着自己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这些课程都强调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五四时期，李大钊在讲授“史学思想史”时便认识到唯物史观对于史学发展的重要价值，“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页。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更为注重在史学研究中正确理解与运用唯物史观。吕振羽在“中国上古及中世经济史”课程的讲授中提出：“史的一元论的历史方法，不啻是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我们掌握这一武器来解剖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一切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吕振羽：《中国上古及中世经济史》，《吕振羽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吴泽在讲授殷周史时亦指出：“历史本身就是科学的，史料史事，原本并非杂乱的堆积，而是科学的记实，应用史料，考察史事时，必须用唯物史观来严谨措理，绝不能再是止于注解笺释等烦琐的考据。如果好好地用唯物史观来整理史料、史事，从具体史料、史事本身的科学法则，就可体现出整体的社会历史真面貌，从而社会历史发展理论范式，自可见到。”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序》，《吴泽文集》第1卷，第2页。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大学中的课程讲授直接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1937年吕振羽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在中国大学同名课程讲义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在系统上和原来的讲稿比较虽没有过多的改变，然而已不仅有详略的不同，而且对于历史上各思想家所代表的阶级立场，都有重新估定者，从而自又不免引起组织上的部份的变更”。吕振羽：《自序》，《中国政治思想史》，黎明书局1937年版，第1页。翦伯赞在民国大学讲授“历史哲学”课程，是以他此前完成的《历史哲学》为基础的，而这部《历史哲学》就是后来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初稿。张传玺指出：“‘历史哲学初稿得用于教学实践，获得了一次检验、修改的机会。又请徐特立审阅指导，交由内迁长沙的新知书店，于1938年8月出版，全书约14万字。该书是我国早期的一本结合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实际，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著作。同时，摒弃了学究式地、脱离实际地空谈，而是紧扣时代的脉搏，对外国的、尤其是对有关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的方向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此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著作。”张传玺：《翦伯赞传》，第62页。吴泽在1935年开始着手研究夏商周上古三代历史，在重庆复旦大学史地系执教时，讲授的课程也是“殷周史”。吴泽回忆说：“《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是我在原稿散佚后于复旦大学史地系授课的讲义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一九四三年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该书依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的文献史料、考古材料以及神话、传说等，对夏、商前中国原始社会發展史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它是我研究中国古史的第一本著作。……《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一书，也是我在复旦大学讲授‘殷周史时所写的讲稿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吴泽：《我的治学历程》， 胡逢祥、邬国义、王东编：《吴泽先生纪念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79页。《中国原始社会史》和《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是吴泽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也是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两部著作的完成，都是作者在高校任教所用的课程讲义的基础上修改的。

由于抗战局势的日益严峻以及国民党向高校政治渗透的加剧，高校师生的政治倾向更趋复杂化，在高校中宣传抗日思想、批判各种反动言论的工作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现实任务。中国大学在教职员和学生中，“从最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起，挨次向右数，直到最坏的汉奸，全中国的各党各派，应有尽有”。荣孟源：《悼念吕振羽先生》，《史学集刊》，1983年第4期。这表明当时高校内部师生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来说，高校教学活动不仅仅要传授专业知识，同时还要与其他反动理论学说做斗争。吕振羽指出，讲台就是“阵地”，要对当时的各种学术流派，“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看哪个流派、哪些人是它最凶恶的敌人”，然后“对准目标斗争，来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革命”。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与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他讲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旨在与陶希圣在北京大学的同名课程唱“对台戏”，批判陶希圣“自始仍只是从政治的原因上去说明其所谓‘政治思想，反把那最基础的东西抛弃了”，“我们从他的这一部大著中，不但找不出半点新的科学方法的气味，而且完全是反‘唯物辩证法的”。吕振羽：《自序》，《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页。由于吕振羽授课内容在学生中反响很大，陶希圣为此私下到处托人要求中国大学改请他代替吕振羽讲授该课，吕振羽获知后与之斗争，使他“不再提这回事了”。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与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

近代马克思主义史家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是在经济学等新社会科学与学院派历史学之间的交错当中起步的。这种特点表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的建构上，既有遵循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建设的一般经验与原则，如获得史学系教席、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发表学术论文和专著等等;又与当时其他史学流派竞争、反对其唯心主义的立场、争取在高校和社会拥有话语权密切相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家任教高校，不仅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宣传范围，使更多年轻学子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和看待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而且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研究，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内涵，为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创造了条件。

责任编辑：吴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