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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劳动教育社会支持的现实挑战及应对路径

2021-11-16班建武

中国电化教育 2021年11期
关键词:社会支持劳动教育

摘要:劳动教育自身的复杂性与实践的条件性,决定了劳动教育的有效推进不是学校自身就能够独立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劳动教育对象的获得、目标的落实、实践的路径等方面均需得到社会物质层面、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大力支持。目前,在劳动教育的社会物质支持、文化支持和制度支持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教育性不足、价值观念冲突和制度不够健全等诸多现实问题,严重影响了劳动教育效果的取得。为此,需要在劳动教育的物质支持方面凸显教育的专业性和公共性,在文化支持方面突出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在制度支持方面则强化制度自身的公正性。

关键词:劳动教育;社会支持;物质支持;文化支持;制度支持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新时期劳动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研究”(课题编号:BEA180111)研究成果。

劳动教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期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劳动教育更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将新时期的教育方针调整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教育方针的这一新表述可以明显看出,劳动教育的法律地位已经确定。这些政策和法律规定的相继出台,毫无疑问为劳动教育在大中小学的实践推进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政策保障。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是,劳动自身的现实复杂性决定了劳动教育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不仅仅会遭遇德智体美四育常规性的教育难题,更容易受到相关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的掣肘。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加快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基于劳动分工基础上所形成的城乡、地区差距的加大,更是在客观上加剧了劳动教育实践的现实复杂性。这实际上表明,劳动教育的顺利开展,既有赖于教育自身的努力,也有赖于社会支持系统的有力配合。只有将劳动教育放置到当下中国社会大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挑战中进行全面思考,才能破解新时代劳动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新时代劳动教育所需要的社会支持

劳动不仅关乎个人需要的满足,更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看来,劳动蕴含着整个社会发展的秘密。他们正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1]。这实际上表明,以劳动为基本实践载体的劳动教育,其有效推进必然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任何脱离社会来理解和推进劳动教育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现实。从劳动教育的对象、目标和路径来看,当前学校在推进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得到来自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一)劳动教育的社会物质支持

劳动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必然需要对象的存在才能得以顺利开展。而劳动的对象则是与劳动的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意见》要求可以看出,当前的劳动教育主要围绕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这三大内容来展开。因此,劳动的对象主要包括日常生活、生产和服务这三大方面。对于广大中小学而言,这三大劳动教育内容可能最难落实的是生产劳动。这主要是因为,日常生活劳动和服务性劳动都可以在学校当中找到其实践的教育载体。但对于生产劳动来说,其所要求的条件,如场地、设备等等,是很多学校所不具备的。这也是当前影响和制约学校全面推进劳动教育的重要现实难题。

对于学校来说,其根本任务是培养人,而不是具体生产某种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因此,在学校的现有框架当中,是几乎没有预留生产劳动的空间的。也就是说,学校在开展生产劳动教育时,是缺乏对象化的存在物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要开展生产劳动教育就显得捉襟见肘。这就出现了一些学校为了开展劳动教育,不得不将学校原来的种植观赏性植物的花坛改造成种植庄稼、果蔬的耕地的情況。或者是为了开展生产劳动教育,就在教室、楼道用花盆来种植庄稼。可以说,学校努力在现有的条件下开展生产劳动教育的这些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就实际教育效果来看,则存在诸多可以进一步思考的现实问题。

首先,这样一种以牺牲校园绿化环境为代价的生产劳动从教育意义的角度来看是否值得?学校是一个育人机构,其育人环境的建设也必然包括学校自然环境的打造问题。优美的校园环境对学生的成长以及教师的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苏霍姆林斯基即认为,“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它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活动是在哪些条件下和在怎样的环境中进行。我们坚信,学校教育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条件、环境与为了进行正确教育而做出的努力不相适应”[2]。为此,学校要“考虑了每颗花木、每朵花所能赋予人的精神生活的某种审美和情绪色彩”[3]。因此,以牺牲学校自然环境建设来开展劳动教育的做法实际上是值得反思的。

其次,以盆栽等方式所开展的生产劳动教育其象征意义或许大于其真正的教育意义。真正的生产劳动是需要多样化的生产条件的,土地、厂房、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等是构成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盆栽所能涵盖的。在很大程度上,盆栽式的生产劳动更多地是表明了学校开展生产劳动教育的努力,但这样一种生产劳动相对于学生而言,更多地是一种带有休闲娱乐性质的实践活动,并不需要其付出较多的体力和智力,与真正的生产劳动对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综合性、高强度要求之间,是有较大的落差的。因而,这样一种生产劳动教育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教育,其与真实的生产劳动教育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现实差距。

第三,学校校内所开发的生产劳动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所有学生真正的全员、全程参与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下,很多学校费尽心思地利用学校各个可能的空间进行所谓的生产劳动教育。比如,有的学校还把楼顶也改造成了供学生进行庄稼种植的场地。但就其现实性而言,学校所能提供的让学生真正全员、全程参与的生产劳动的资源还是十分有限。即使每个班能够分配到一小块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但是,就一个40人左右的班级来说,这几平米的土地显然并不能充分满足每个学生深度参与农业生产的教育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学校内部可以提供一定的让学生参与生产劳动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分配到每个学生身上就显得特别的微小。这就使得学生很难在校内获得参加生产劳动的足够机会。

最后,生产劳动并不仅仅只是包括农业生产,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等,都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在当前广大中小学在校内所开展的生产劳动教育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所有学校的生产劳动教育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做文章的。似乎农业生产就等于整个生产劳动世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相比于农业生产,学校开展其他类型的生产劳动,如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更是缺乏必要的生产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片面依托农业所开展的生产劳动教育,给学生呈现的将是一个不完整的生产劳动世界。

由此可见,仅仅依靠学校自身的条件和力量来开展劳动教育,显然是很难落实《意见》所提出的教育要求。这就需要社会提供必要的生产劳动教育的条件。也就是说,开展劳动教育,尤其是生产劳动教育,显然不能够仅仅是纸上谈兵,必须要有真实的劳动才能真正达到相应的教育目的。而真正的生产劳动也只有依靠社会的大力支持,也才能够顺利开展。

(二)劳动教育的社会文化支持

教育部颁布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劳动教育具有鲜明的思想性,要强化劳动观念,弘扬劳动精神。这实际上表明,劳动教育绝不仅仅是技能性的能力培养,更是价值性的思想养成问题。而价值性的思想养成,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只有当社会文化,尤其是社会的劳动文化与学校所要培养的劳动观在价值取向上相一致的时候,二者才能形成有效的育人合力,共同促进学生正确劳动观的形成。一旦学校劳动教育所倡导的劳动观与社会文化所实际奉行的劳动观在价值取向上相冲突,那么,学校劳动教育的育人目标也难以落实。

第一,学校教育置身于社会当中,必然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诸如劳动观念、勞动精神等价值性的教育实践,更容易受文化影响。当前劳动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就在于让学生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最崇高”的道理,学会尊重劳动,养成热爱劳动的意识。这样一种劳动观念仅靠学校的正面教导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学生不仅仅生活在学校当中,更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尤其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各种劳动价值观念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校门而进入学生的头脑世界当中。一旦学生发现社会文化所奉行的现实劳动观与学校所教育的劳动观念在价值取向上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极易引发学生观念认识上的困惑,进而会削弱学校劳动观念教育的正当性。当前,社会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劳而获、鄙视体力劳动的价值观念,这对学校劳动观教育构成了重要挑战。

第二,学生当下正生活在不同劳动观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生态当中,学校若想培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就需直面多元劳动观的文化现实,并着力在多元劳动观中自觉承担价值引导的时代重任。当前,包括劳动观念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价值观,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不同的家庭、职业、地区、性别的劳动观念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异质性。这些多样化的劳动观如果缺乏必要的内在整合,则学校劳动观教育就很难获得其在学生观念中的合法性。

最后,作为上层建筑的劳动观念,本质上就是社会整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体现特定社会文化的价值追求。也就是说,劳动观念的价值追求实际上是受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一个人的现实社会身份和地位,与其所从事的具体劳动是紧密联系一起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劳动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4]”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就构成了一个人获得其现实身份和地位的决定性力量。在传统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身份文化当中,要想对学生进行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劳动教育的思想性、价值性决定了其具体实践必须建立在一个具有正向价值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对此,《意见》明确要求,劳动教育要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典型人物和事迹,弘扬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主旋律,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不劳而获、贪图享乐、崇尚暴富的错误观念,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劳动教育的良好氛围。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氛围的支撑,劳动教育也很难真正落地。

(三)劳动教育的社会制度支持

劳动教育毫无疑问是培养学生劳动素养的教育。而劳动观则是劳动素养的核心与灵魂。《意见》在劳动教育目标方面,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劳动教育要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不仅包括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也包括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是劳动主体、社会财富按劳分配的政治经济学[5]。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这一劳动教育核心素养目标的落实,就不得不考虑社会制度的支持问题。

首先,社会分配制度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对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正确认识。社会分配制度主要反映的是社会财富——劳动成果在不同社会主体中的占有比例问题。只有在一个分配正义的制度当中,劳动者才能充分占有自身的劳动成果,避免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现象的出现。如果劳动者对其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占有与其实际的劳动付出存在较大的落差,那么,劳动者就很难对劳动产生正面的感受和积极的认识。这实际上表明,如果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其所接触的劳动者,在社会财富的占有方面明显不如其他社会成员,那么,学校教育就很难说服其相信劳动崇高、劳动光荣等价值理念。因此,确保社会财富按劳分配,让劳动者充分占有其劳动成果,不仅是真正彰显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基本前提,也是学校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教育切实有效的重要保障。

其次,劳资关系的制度安排也会深刻影响学生对劳动者权益的正确认知。劳资关系主要反映的是劳方和资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劳资关系的核心是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即劳动者的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等能否在劳动中得以有效实现。由此可见,劳动权益事关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事关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是每个劳动者从事劳动最为关心的重要问题。如果资方的力量过于强大,严重损害了劳动者权益的实现,那么,这样的劳资关系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对劳动价值和意义的正确看法。如果学生所处的社会当中,劳资关系存在明显的资方压迫、剥削劳方的情况,那么,这将会影响学生对劳动者权益的认识,进而会极易诱发其争做资方而逃离、鄙视甚至剥削劳方的错误思想认识。反之,在一个劳动者权益得到充分肯定的社会中,学生就更容易体会和认同劳动最崇高、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等正面的劳动价值观。

由此可见,劳动不仅仅是关乎生产的问题,更是一个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交换、消费等密切相关的社会制度安排问题。新时代的劳动教育要从根本上贯彻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就必须获得来自社会制度的有力支持。

二、新时代劳动教育社会支持存在的问题

从前文论述可以看,劳动教育要想切实推进,必须得到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等层面的有力支持。但就目前的现实来看,现有的劳动教育在社会支持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一)劳动教育社会物质支持的教育缺位

劳动教育所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是学校自身就能够提供的,因此,需要社会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然而,当前社会在提供劳动教育的物质支持,尤其是各种新兴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更多地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思维而缺少专业的教育设计。

1.地方政府在推动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方面的经济考量过重。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的时候,更多地是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基地建设,而不是基于教育的逻辑来思考。如浙江某市在发布其所确定的劳动教育基地的文件中就明确写到,“为推动我市中小学劳动教育工作,促进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向经营成果转化,助推集体经济消薄攻坚,经村申请,镇乡(街道)推荐,市农业农村局和教育体育局审核,决定命名某村等23个村为乡村振兴中小学劳动教育基地”。从这一文件可以明显看出,其劳动教育基地的认定主要不是基于教育的逻辑框架进行的,而主要是从“经营成果转化”“助推集体经济”的目的来定位的。诚然,将劳动教育基地建设与当地经济结合起来可以为劳动教育基地建设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但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够充分发挥教育的引领作用,而是过于强调基地建设的经济功能,则很难确保劳动教育基地的“教育”底色。

2.市场在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方面的资本驱动过强。当前,除了中小学在实践层面不断探索推进劳动教育之外,市场各方资本也高度卷入劳动教育当中,成为推动劳动教育实践落地的突出社会力量。国内诸多市场化的研学机构纷纷开辟劳动教育基地供中小学开展活动。可以说,借助社会资本来推进劳动教育,是有效解决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不足,提升劳动教育实效的重要途径。但是,从根本上而言,资本的根本目的是逐利的。如果资本在劳动教育的介入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教育监管和准入门槛,那么,劳动教育基地将有可能演化为资本逐利的新的竞技场,这一方面会严重损害劳动教育的专业性,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削弱劳动教育基地的社会公益性,引发新的教育不公平。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

3.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教育准入标准缺乏。目前,各种社会力量都在积极参与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設,很多地方政府也认定了诸多的劳动教育基地。但总体而言,现有的劳动教育基地认定,其教育的准入标准是相对缺乏的。比如,作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劳动教育基地认定的机构——农村教育发展中心,其关于劳动教育基地的认定更多的是物质条件方面的要求,而对于相应的教育标准的要求则是比较薄弱的。从其官网上所介绍的已认定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来看,这些介绍主要呈现的几乎都是基地的自然景观和设施条件,却鲜有对劳动教育基地相关教育内容、方法、途径、评价等方面的专业介绍。此外,从网络上公开的材料看,该机构对于劳动教育基地的条件要求是:设置同时容纳2000人以上吃住的生活区,水果、蔬菜、农作物、花卉种植区、家畜养殖区、水产养殖区、农具展览馆、昆虫展览馆、工商文创馆、生产加工区等;每市(区、县)只设立一家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每个基地具有300亩以上土地,容纳2000人以上吃住、基础条件好的休闲农业园区、文旅基地、农业游学产业园等均可以申报[6]。从这一条件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些要求是缺乏对劳动教育基地在教育的专业性方面的充分考量的。

4.对现有各种可能的潜在社会劳动教育资源开发不够。建设劳动教育的社会实践基地,不仅仅是开发各种新的、专门化的基地,更是要有效发挥现有的各种工厂、企业和社会所有生产和服务部门的劳动教育功能。但非常遗憾的是,就目前劳动教育社会资源的供给方来看,相当一部分都是企业化的经济运作,即“人为”地在以往的各种田地、旅游场所的基础上加以简单改造而成,而各种真实的劳动生产部门并未有效加入到劳动教育实践资源的供给当中。实际上,《意见》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协调和引导企业公司、工厂农场等组织履行社会责任,开放实践场所,支持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参与新型服务性劳动。鼓励高新企业为学生体验现代科技条件下劳动实践新形态、新方式提供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以及各类公益基金会、社会福利组织要组织动员相关力量、搭建活动平台,共同支持学生深入城乡社区、福利院和公共场所等参加志愿服务,开展公益劳动,参与社区治理。由此可见,从中央文件的有关精神来看,它更鼓励和提倡的社会劳动资源供给方式是开发和盘活现有的各个劳动部门当中的教育资源,而不是鼓励市场去构建所谓的劳动教育基地并将其兜售给学校和学生。

(二)劳动教育社会文化支持的观念冲突

正确劳动观念和劳动精神的培育毫无疑问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支持。然而,在当前的社会文化当中,同样存在着诸多与学校劳动教育所着力培养的劳动观念、劳动精神相冲突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的存在给学校劳动教育的有效推进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首先,传统文化中的劳动等级观念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当下社会当中,深刻影响人们对劳动价值的判断。劳动作为人类对象化实践活动的重要方式,只有类型上的不同,并无价值上的高下之别。然而,在传统社会当中,由于等级化社会的存在,劳动也被打上了鲜明的等级化色彩。从《论语》中的“樊迟问稼”到孟子的“劳心劳力”之分,无不体现着劳动的阶层化现实。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在制度层面已经消灭了基于劳动分工不同而形成的阶级社会,但是,劳动等级化的文化观念并未完全消失。尤其是在当下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背景之下,生产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同人在劳动的环境、条件、收入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些劳动岗位对人的身心还具有不同程度的压迫性。总体而言,社会“尚未形成全民崇尚劳动的社会劳动教育氛围,劳力者受制于劳心者的传统观念依旧存在”[7]。这就使得劳动等级化的观念依然有着其存在的现实土壤。这样一种劳动等级化的社会观念是不利于学校劳动教育的开展的。

其次,社会媒体对“不劳而获”等错误人生价值观念的不恰当呈现,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青少年学生对劳动价值和意义的正面认识。当前,各种“选秀”节目、青春偶像剧、广告正成为当代青少年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然而,在这些媒体节目当中,一些不恰当的劳动观念被无形中放大了。比如,偶像们似乎都不用为基本的生活而工作,其生活更多地是围绕着不食人间烟火的恋爱等主题而展开,似乎青春只有恋爱这一主题。而大量针对青少年的广告更是灌输一种及时消费、追求时尚的观念。在这样一种媒体文化中,劳动创造历史、劳动创造价值等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小资”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媒体文化显然与劳动教育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存在冲突。

第三,“躺平”文化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年轻一代的积极向上劳动精神的培育。“躺平”作为对抗“996”“内卷”的一种策略性人生哲学,固然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但是,一旦“躺平”作为一种文化在青少年当中蔓延开来,那么,势必不利于劳动教育所倡导的那种“辛勤劳动、创造性劳动”的价值观念的培育。虽然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社会物质财富相比于过去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中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年轻一代都选择“躺平”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将难以实现,学校劳动教育也将失去其正面价值引导的社会文化基础。

(三)劳动教育社会制度支持不够完善

社会制度对劳动教育的支持是一种深层次的支持。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真正建立起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没有真正体现劳动者国家主人地位的制度,那么,要想将劳动教育所要培养的各种观念深入人心,将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实际上,“制度通过约束功能不仅能够影响人的行为倾向,而且还会影响到人的心理倾向。其作用机制在于,人在遵守制度行为的同时会接受一种暗示:‘这样行为是理所当然的,‘那样行为是错误的。我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种暗示,但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种暗示。由于制度有权力的支持,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按制度的要求行事,久而久之,人在制度化生活中的行为就成了非反思性的行为,这种惯性的非反思的行为同样可以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倾向。”[8]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但是,当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这些制度上的不完善、不健全同样制约着劳动教育的健康开展。

1.劳动——资本分配问题较为突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强资本弱劳动”的问题。即“资方经营者或管理者通过经营者持股、年薪制、技术入股等形式,其分配所得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劳動所得”[9]。也就是说,企业内部经营者、资本所有者占据分配主体,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劳资收入差距显著。据统计,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53.4%降至2007年的39.74%,虽然近几年有所上升,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10]。此外,诸如“网红”“直播带货”“明星”收入过高等问题的存在,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存在的不公正问题,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会极大地干扰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正确认识。

2.劳资关系冲突时有发生,会影响学生对劳动者国家主人地位的认识。由于中国社会整体处于转型期,相关制度建设还有待完善。因而,在劳资关系方面还存着诸多不和谐的地方,一些企业还存在着用工不规范,没有签订相关劳动合同,致使劳动者的保险、医疗、教育等各项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现实问题。一项在广东的调查显示,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09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1]。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不利于良好劳动教育环境的建设。

3.非劳动收入在居民财产增值方面的贡献率远高于劳动收入。根据皮凯蒂等人的研究,1978-2015年,我国居民财产-收入比由115%上升到487%,居民财产增长速度显著高于收入增速。这意味着劳动性收入对居民总财产的贡献越来越小,而财产性收入(如利息收入、房屋租金)及资产的保值增值(如房价上涨)更能决定一个家庭的财富多寡[12]。这一情况的出现,同样会影响学生对劳动的意义和作用等方面的正确认识。

三、新时代构建劳动教育社会支持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劳动教育对社会支持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就当前而言,在社会支持方面,特别是要增强物质支持的教育性、文化支持的一致性和制度支持的公正性。

(一)社会物质支持要突出教育性

劳动教育的有效开展当然离不开社会的物质支持。尤其是对于生产劳动教育而言,其所需要的社会支持更为明显。正是因为如此,《意见》就十分强调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资源,为劳动教育提供必要保障。同时,要大力拓展实践场所,满足各级各类学校多样化劳动实践需求。然而,劳动教育本质上是教育,其所需要的物质支持也应该围绕着劳动的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而展开。当前,在劳动教育的社会支持方面存在的经济、资本驱动过强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劳动教育的教育性,即这些物质支持缺乏教育的准入门槛和专业设计,不同程度的损害了教育的公共性。因此,完善劳动教育的物质支持,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在相关劳动教育基地的建设中凸显教育的专业性和公共性。

1.增强社会物质支持的教育专业性。劳动教育之所以需要社会物质支持,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的落实劳动教育的目标。因此,这些物质支持本身应当发挥其在劳动教育中的育人作用。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对劳动与劳动教育关系的认识存在误区,从而不恰当的用劳动来取代劳动教育[13]。实际上,劳动与劳动教育是两类不同的人类实践活动,前者主要以特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为目的,而后者则是聚焦于学生劳动素养的发展。用劳动来取代劳动教育,就会严重削弱劳动教育育人目标的达成。因此,劳动教育社会物质支持的建设,就不能简单用劳动的生产逻辑来取代劳动教育的育人逻辑。也就是说,劳动教育基地的建设,应该围绕学生劳动素养的提高来展开,而不是仅仅根据生产劳动所需要的条件来设计。

这实际上要求劳动教育的社会物质支持不能够完全交给社会来完成,而是在有关社会物质支持条件的筹备过程中,充分吸收教育专业人士的参与;在社会提供劳动教育的物质支持时,要有必要的教育资质审查,提高劳动教育基地等社会支持的教育准入门槛;在这些社会物质支持运行的过程中,也要有必要的教育督导和评估。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劳动教育社会支持的教育专业性得以有效落實。

2.凸显社会物质支持的教育公共性。教育毫无疑问是有着很强的公共性的。尤其是对于义务教育阶段而言,其公共性更是明显。因此,劳动教育社会物质支持的供给,也必须遵循教育的公共性原则,即体现教育的公益性、公正、平等、共享等基本内涵,而不能将盈利作为提供教育支持的目的。这实际上是要求政府相关部门要切实将劳动教育社会物质支持建设纳入教育整体发展的有机组成,给予足够的经费支持,而不是简单地将劳动教育的基地建设简单地交给市场。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并未高度重视有关劳动教育的专项经费投入。因此,要确保劳动教育社会支持的教育公共性,政府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不能将劳动教育完全交由市场供给。

3.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多地是依靠现有各个劳动和生产部门的参与,而不是完全倚赖市场化的供给。对于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社会建设,除了根据需要新建专门化的劳动教育基地之外,还需充分发挥已有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劳动教育资源供给方面的积极性。对此,教育部颁布的《指导纲要》明确要求,在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方面,可安排一批土地、山林、草场等作为学农实践基地,确认一批厂矿企业作为学工实践基地,认定一批城乡社区、福利院、医院、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公共场所作为服务性劳动基地。“认定”就意味着是对现有劳动教育社会资源的承认,而不是要求我们要无中生有地去建设新的资源。实际上,相比于专门化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工厂、企业、农业等部门所提供的劳动更具有真实性和多样性,也更有利于学生深入了解现实劳动的具体运作。因此,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不能够仅仅局限在专门化的基地建设上,还需要充分吸纳各行各业参加到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之中来,才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劳动教育的社会合力。

总体而言,确保社会物质支持的专业性和公共性,需要教育部门切实担负起相应的管理职责。具体而言,教育部门应尽快出台有关劳动教育资源社会供给的国家教育标准,尤其是尽快组织相关专业力量研制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教育准入标准,以此来进一步规范并提升整个劳动教育资源社会供给的专业品质。同时,明确劳动教育实施的专项教育经费并加强劳动教育实践的市场监督。

(二)社会文化支持要强调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如果说社会物质支持主要保证的是劳动教育得以有效落地的外在条件,那么,社会文化支持则重在营造劳动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良好舆论氛围。包括劳动教育在内的整个学校教育,都是在社会大环境中进行的。尤其是涉及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内容时,学校教育更容易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当前,在劳动教育的社会文化支持方面,重点就是要确保整个社会形成“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正面、一致的教育价值环境。这就需要现有的劳动教育不能仅局限在学校和教育系统之内,而是从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统筹劳动教育的社会文化支持。

1.要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大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文化体系。教育贵在形成社会合力。目前,在劳动教育的推动方面,主要还是以学校为主,尚未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的有效参与。这就需要教育部门主动与社会各个部门寻求密切合作,尤其是要在全社会统一思想,高度认可并支持劳动教育的开展。实际上,从当前指导劳动教育实践的重要文件——《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的发文单位:中共中央、国务院来看,劳动教育并不专指教育部门的事情,而是面向所有部门、所有人员。因此,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团体都应在中央文件精神的指导下,通力合作,才能形成一种“大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文化体系,也才能为劳动教育在全社会的推进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合力。

2.要充分发挥社会媒体在积极、健康的劳动文化建设方面的正面引领作用。媒体在劳动文化的建设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媒体通过宣传新时代的劳动观念和劳动精神,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于劳动的等级化认识,促进良好劳动教育文化氛围的形成。另一方面,媒体也要加强自身文化自律,避免在影视作品、综艺节目和网络平台上渲染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劳动精神相背离的价值观念,要主动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社会使命。

这实际上要求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等部门切实加大对综艺节目、影视作品、青少年读物的文化审查,确保媒体能够传递一个积极健康、正面向上的劳动文化价值取向,为青少年劳动素养的形成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三)社会制度支持要体现制度的公正性

社会物质和文化支持的最终实现,必须以相应社会制度的切实完善为基本保证。在劳动教育的实施中,相关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完善至关重要。“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通常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连接在一起,而这种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鼓励地位更低的人们将自己看作下等人,也鼓励别人将他们看作下等人”[14]。可以说,当前劳动教育在社会支持、文化支持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存在的问题,其根源都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有关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因此,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社会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具有非常突出的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劳动教育价值。

1.通过制度完善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劳动教育毫无疑问是要培养劳动者的。《意见》就明确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因此,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权益实现程度,对于学生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如果青少年学生通过身边的劳动者能够真正体会到劳动者的光荣与幸福,那么,这对于激发学生成为一个劳动者必然是有着积极的教育作用的。反之,如果学生在生活中总是看到劳动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四处碰壁的情形,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动摇其对劳动者身份的内在认同度。因此,不断通过制度完善来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不仅是一个事关社会正义的问题,也是一个与劳动教育息息相关的教育问题。

2.通过制度变革提高劳动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劳动创造历史,劳动创造财富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重要内容。然而,现实中社会财富的分配存在的“强资本、弱劳动”的问题,以及个人财富中非劳动收入占比过高等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正确认识。当前,部分学生存在不劳而获、热衷网红、企图一夜暴富等错误劳动观念,与当前劳动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比过低的现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想扭转学生的这些错誤认识,仅靠学校劳动教育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在国家财富分配制度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不断加大劳动在社会财富分配和个人收入方面的比重,才能有助于学生认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现实內涵。

实际上,不管是保障劳动者权益,还是变革现有财富分配制度,二者都属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切实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可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劳动教育的真正落地提供最为坚实的制度保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指明了方向。可以说,充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将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最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由此可见,劳动教育是一项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努力推进,更需要整个社会的通力配合,才能够真正将劳动教育从美好的教育目的真正转换为年轻一代的身心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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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班建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德育原理、劳动教育、教师伦理。

The Social Support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 Real-lif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Ban Jianwu

(Center for Citizenship and Moral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of labor education in and of itself, as well as conditions of its practice, dictate tha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cannot be independently achieved by schools alone. To a great extent, certain aspects of labor education, such as the acquisition of labor education objects, goal fulfillment, and operation approaches, all require substantial materi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from society. Currently, however, in these dimensions (i.e., materi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of social support, many significant practical problems including the lack of education, value conflicts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exist and are seriously impa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labor education. The paper thus advocates that it is strongly needed for labor education to work on its educational professionality and publicity in the material support dimension, the consistency of its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cultural support dimension, and the integrity and justice of its institutions in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dimension.

Keywords: labor education; social support; material support; cultural support; institutional support

收稿日期:2021年7月31日

责任编辑:赵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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