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

摘 要：乡村治理是“三农”工作的根本性问题，它的有效与否关系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来探索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基于乡村发展现状的考虑，也是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因具备现代法治、德治和自治因子的治理特征，新乡贤群体再一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也成为中国乡村推进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有益探索。

关键词：自治;法治;德治;新乡贤;治理维度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4.053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乡贤文化和礼治秩序因其内含的丰富基层治理经验和智慧，千百年来被视为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器。然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土地改革运动等强制性手段消灭了地主、士绅、宗族等群体，传统乡村社会秩序被摧毁，乡贤参与中国乡村治理的地位也被基本剔除。改革开放后，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却出现了治理能力弱化、生态环境恶化、公共文化流失等“复合型危机”。新乡贤群体因其独特的现代自治、法治、德治因子再一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其在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如何重新定位并发挥其特有价值和功能也有了时代价值和探索空间。

1 “新乡贤”之前世今生

“乡贤”一词在中国自古有之，人们更多的称之为“乡绅”，即一个以知识和功名为表征的乡村精英集团，主要履行着治安及税收、民事刑事案件的处理、赈灾等公共事务的举办、民众教化即乡规民约的制定与执行以及民间舆情上达等职能。近年来，继浙江上虞、广东云浮、贵州印江等地掀起乡贤复兴浪潮之后，湖南也开始重视乡贤资源的挖掘。2015年至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明确指出要培育乡贤文化。

2 “新乡贤”之治理维度

2.1 新乡贤协助乡村自治：激发自治主体的自觉行动

上世纪80年代产生的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农民的一项伟大创举，村民是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也是自毋庸置疑的主体基础。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纵深发展，大量优质人力资源和资金单向流入城市，广大乡村面临着“空心化”“边缘化”等问题，即使驻守的村民也出现了参与意愿不强、能力不足等问题，乡村治理主体的缺位导致乡村自治成为空谈。

如何让村民自治从空谈变为现实？一方面需要吸引人才留在农村，另一方面则是需要激发人们的自觉行动。这种主体自觉不仅包括人们对乡村治理工作的认同，也包括他们能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实践。新乡贤作为成长于乡土，驻扎在农村的有志之士、贤达人群，一方面他们在眼界、学识、财富、经验以及自身修养方面比本土农民有优势，能够用长远眼光看待农村各项建设，也往往是最早响应并积极支持的群体;另一方面，新乡贤也能够通过自身在亲缘、人缘、地缘上的影响力直接并带领村民参与村内各类事务的治理工作，进而促成更多的自治主体产生行動自觉。

2.2 新乡贤推动乡村法治：培育乡土社会的行动规则

乡规民约是乡村社会成员共同制定用于维护社会治安、调解民间纠纷、处理公共事务、实现村民自治的行为规范。这些乡规民约在现代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理中，对新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所以，推进乡村法治工作，不仅要注重现代法律规则的传播，也要吸纳、培育有益的传统行动规则，继续发挥其引导作用，而这正是新乡贤群体一直在积极作为的方面。尤其在一些宗族影响力大的村镇，新乡贤群体在乡规民约的制定中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在原来乡规民约的基础上，积极甄别、总结提炼，形成本村村民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尽管这些乡规民约不同于法律，也不是法律，但是却能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产生较强的约束性，成为当地村民约定俗成的行动规则。

2.3 新乡贤促进乡村德治：重塑故乡热土的文化体系

中国农村社会所拥有的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和传统道德底蕴，是乡村社会治理中德治的基因来源，也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农民思想不断多元化，传统的乡村价值体系受到一定冲突，原来农村社会所推崇的孝老敬亲、兄弟和睦、邻里互助等传统观念被村民遗忘，不再成为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但是，新乡贤的回归，让人们重新注重用道德伦理力量来参与乡村治理，这对于重塑故乡热土的文化体系，促进乡村德治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新时代的新乡贤，于家，他们家风淳朴、家教严格;于公，他们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积极发挥这部分人的引领示范作用，有利于涵养乡村文明之风，凝聚治理有效之力。

总之，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只要给予新乡贤群体一定的自治空间，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礼法并用的积极功能就会不断再生，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治理新局面也将不断完善和形成。

3 “新乡贤”之治理实践

茶亭镇静慎村位于长沙市望城区最北端，村域面积9.2平方公里，现有常住人口9880人。这里环境优美，适合居住、旅游和发展现代观光休闲农业及特色农业。然而十一年前，这个村却背负着基础薄弱、环境脏乱、频繁上访的“三座大山”，直到他们开始“九贤治村”的探索。

（1）事事可为，新乡贤参与基层自治：“九贤治村”的“九贤”并非九个人，而是指乡贤理事会、党员之家、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红白理事会、环境卫生理事会、六老宣讲团、军人抢险队、兴学堂、快乐静慎健康协会等九个乡贤组织，其中乡贤理事会有会员1600余人，覆盖全村所有村民小组，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人，也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既有创业致富带头人、美丽乡村建设带头人，也有孝老爱亲的村民代表。通过这九个机构，新乡贤带领着村民在村两委的直接监督和指导下，开始共同参与管理静慎村的各项事务。十一年前，静慎村的垃圾靠风刮，屋前屋后，白色垃圾围村，最开始实施村组干部包片，将十几个村落负责清理干净，然而，干部一边捡垃圾，村民一边丢垃圾，措施难以持久。后来，静慎村改变了策略，成立了环境卫生理事会，将自己庭院环境搞得好的村民吸收为新乡贤，让他们做到既扫自己门前雪，还管他人瓦上霜。果然，被环境卫生理事会吸纳为新乡贤后，这些会员积极性高涨，不管严寒酷暑，每天穿梭在乡间道路，房前屋后打扫卫生、洁净村庄。近年来，乡贤理事会已筹资400余万元，静慎村形成了“自己的事自己管”的良好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2）讲情说理，新乡贤参与基层法治：静慎村曾经是个远近闻名的“上访村”，但是推行“九贤治村”后，十一年来却保持着零上访的记录，原因在哪？关键就在于发挥了新乡贤以行动化人、以情理服人、以榜样感人的作用。面对村民天天扯在一起“嘴皮子吵架”，一件芝麻小的事却往往吵成了大纠纷的现状，乡贤理事会和六老宣讲团决定将乡贤讲堂建到每一个屋场，他们在30个屋场建立了30个乡贤讲堂，自家堂屋、晒谷场、纳凉亭，不限地方，不拘形式，乡贤讲廉政、讲新风、讲产业。尤其是村民遇到纠纷、争端时，村两支委先不出面，而是由乡贤主动邀请矛盾双方来到讲堂，根据事先制定好的乡规民约，既摆事实，又讲道理，许多矛盾纠纷一般都能做到不出组，在谈笑中便消除。事实证明，本土乡贤土言土语的调解，通俗易懂的乡规民约更易被村民接受，效果也更好。同时，相对于村民和村支两委而言，新乡贤以“第三方”立场表达各方诉求，充当解压阀，也可以有效改善党群、政群关系，维护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3）示范引领，新乡贤参与基层德治：新乡贤是乡村社会道德的标杆、村民的榜样，他们参与乡村治理应该是对基层社会内生性资源的一种合理利用。这一群体不仅能亲身践行各种道德行为，而且还能积极宣传、推广各种善行，在村庄内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带动村民普遍道德水平的提升。静慎村每年都会开展“好婆婆”“好媳妇”“五好家庭”等评选活动，培养良好家风，促成友善氛围，并努力将这种“尊老、敬老、养老”的家庭孝道提升到“和睦、和谐、和美”的社会孝道，进而渗透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和价值世界，为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

4 结语

新乡贤群体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重新得以重视，绝非单纯的走回头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应当是乡土中国自我组织和治理能力在更高水平的一种回归。他们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参与乡村自治激发治理主体的自觉行动，参与乡村法治培育乡土社会的行动规则，参与乡村德治重塑故乡热土的文化体系，具有和谐乡村治理环境，促进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的作用。面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新要求，新乡贤群体更应主动作为，凝聚起乡村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充分发挥其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功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進乡村振兴的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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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孝通.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费孝通，吴晗.皇权和绅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