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倩

百年风霜雪雨，百年大浪淘沙。与其他政党截然不同的是，我们党是一个具有远大理想信念和严明纪律规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党的纪律逐步形成并不断健全，纪律建设日益发展并不断深化，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艰辛探索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党。为了适应执政需要和巩固执政的地位，党中央领导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纪律建设的探索：先后设立政府监察机关和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健全纪委办事机制、配备专职干部；提出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可酌情实行合署办公，互相辅助、加强联系、做好工作。各级纪委积极查处破坏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各种违法乱纪案件，保证了抗美援朝、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

但是党内出现的一些违纪腐败的情况，还是让人猝不及防。当时最严重的则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据查，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 亿元（旧币）投入地委机关生产，进行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同时，他们还与私商勾结，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他们二人日常生活铺张浪费，贪污挥霍钱财达3.78 亿元（旧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仅成立2 年内，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就如此生活奢靡、投机倒把、贪污挪用公款，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干部反映强烈。将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一致拥护。但在是否判处死刑上产生了分歧：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主张判处二人死刑，但也有人认为，刘青山、张子善是经历过革命战争时期严峻考验的老干部，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机会。最终，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对此，毛泽东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 个、2000 个、20000 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表明了我们党清除腐败的高度自觉性和巨大决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党组织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是当时“三反”运动的一个缩影。“三反”运动中的追查贪污犯阶段，在当时被形象地称为“打老虎”阶段，刘青山、张子善正是这个阶段中被揭露出来的“大老虎”。在此后，为了使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工作进入法律审判程序，1952 年4 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罪及其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界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性反贪法律文件，鲜明地彰显了我党反对腐败的决心，促进了党风的好转，带动了良好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形成。

1955 年3 月，鉴于党内发生了不少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案件，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替代原来的中央和地方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加强党的纪律，特别是加强对党员及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纠正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1956 年，党的八大党章确立了党的纪律处分体系：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并规定了监察委员会产生的程序、主要任务和上下级监察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等。党章强调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这对于加强纪律建设有重要保障作用。

党的八大强调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这是党在纪律建设和党内监督方面的探索是一笔宝贵财富，为改革开放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经验。

党的纪律建设新时期

1978 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制运行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市场和经济脱节的现象，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针对这一情况，党中央一方面强调，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另一方面突出强调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规党纪，加强和完善党的纪律建设，这是保证我们党能够带领广大人民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提。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我党重新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启了党的纪律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对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提出“四个服从”，制定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明确民主集中制的六条基本原则，把纪律要求纳入党员必须履行的8 项义务，规定纪律处分的类型和程序，明确纪律执行必须按照组织程序履行批准手续进行。此外，党章恢复了党的纪律专章，不仅规定党员必须接受党的纪律约束，而且规定了党员违纪行为的处分办法，为改革时期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四大把“从严治党”写进党章，正式作为管党治党、严明党纪的总原则，以严明纪律把党的权威树立起来。其中，政治纪律在严明纪律方面极端重要，加强政治纪律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守党章，讲政治纪律首要的就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保障中央的政令畅通。同时，作出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中央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形成合力，以便能够更加集中力量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

1997 年9 月，党的十五大提出，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更重要的是，大会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纳入国家治理的基本才略。党中央提出，反腐败既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又要解决当时突出的问题。在查处的大案要案中，厦门特大走私案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缩影。案件涉案金额之巨、办案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之严重，触目惊心，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经济犯罪案件。

1999 年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纪检组和监察局收到一封长达74 页的举报信，信中检举揭发了厦门远华走私犯罪集团利用各种手段走私500亿的大案，其中涉及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很快，中央纪委和各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抵达厦门，展开调查。2000 年11 月，第一批被通报处理的25 名涉案党员领导干部中，厅级干部8 人，包括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等；次年2 月，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了第二批有关涉案人员党纪政纪处理情况。在走私犯罪分子有预谋地腐蚀拉拢下，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因腐败落马，此案中涉及的国家工作人员分布在厦门市委、市政府、公安机关、海关、银行等要害部门，而且收受贿赂的数额巨大。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纪周。李纪周担负着打击走私犯罪的重要职责，却与走私犯罪分子猫鼠一家，多次收受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及他人的巨额贿赂，干预公安边防机关对涉嫌走私油轮的查处，利用职权为赖昌星的公司提供便利，不仅使打击走私活动进展困难，而且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此类腐败案件，党中央在部署走私专项斗争的同时，还作了一个重大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这是当时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大举措。根据部署，1998年底，军队、武警部队和各级政法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到2000 年3 月，此项工作基本结束。

在不断与反腐败作斗争的历程中，党中央逐步形成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罚并重、注意预防的方针，并且将这一方针写入党章，表明了我们党对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2002 年11 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党章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部分增加了关于反腐败斗争和对党员干部加强监督的内容，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同时，我们党不断完善党纪党规，于2003 年12 月31 日正式颁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规定各类违纪行为，特别强调对于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切身利益的问题不履责的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党纪处分，以保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条例》的颁布为加强纪律建设提供了党内制度和法规依据，在党的纪律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可以发现：党的纪律建设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深化，有着鲜明的特色，但唯一不变的是党纪越来越严，执纪要求越来越高，纪律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经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采取侧重治标的方略，明确地把加强党内纪律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任务，建章立制，主要靠“三反”“五反”等群众活动来严厉惩处抑制腐败，为改革开放以后党的纪律建设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环境，我党高度重视纪律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加强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级纪委查处了一大批高级干部中的腐败分子，不断加强和完善纪律建设，始终坚持党的纪律“不松绑”，彰显了我党反对腐败、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立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纪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