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咏华 胡冯彬

【摘要】在世界新闻业发展史上，1870年“三社四边协定”的签订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拟在社会理论的框架下，回溯其产生及施行的过程，探讨其背景及其与一系列社会因素的互动，尤其是与所在国的利益扩张及殖民行动的勾连，主要从经贸、技术、政治和文化四个方面勾勒“三社四边协定”与社会因素的关联，并进而讨论该协定在历史上的重要影响。就该协定在历史上的重要影响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其一是协定对国际新闻流通的长时间影响，其二是其产生与以卡特尔、企业联盟的方式分头垄断全球新闻流通模式的形成，其三是协定签署方竞相采纳电报专线加速信息流通的做法，标志着利用电子传播新技术手段更好地满足社会对新闻时效性需求的趋势。

【关键词】“三社四边协定”;列强争霸;新闻竞争;影响力争夺

在世界新闻业的发展史上，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以及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近代报业呈现繁荣，报刊对新闻信息量的需要大大增加，由此提供新闻信息的通讯社应运而生。通讯社在世界新闻传播进程中扮演了较为独特的角色。作为专门从事收集和向客户供应新闻信息的机构，通讯社是新闻流通的重要渠道，是媒体和许多其他客户的重要信息源，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对左右媒体的新闻把关行为具有潜在的作用。通讯社在新闻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三社四边协定”迄今仍具有研究价值。

一、通讯社兴起后“三社四边协定”的缘起

作为主要职能是专门采集并向客户供应新闻稿件和各种新闻资料的机构，通讯社兴起于19世纪中期，其背后有一系列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三社四边协定”作为通讯社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历史事件被载入一系列西方新闻史书籍中，在其他相关著述中也得到关注和探讨。

（一）通讯社的产生与“三社四边协定”的缘起

一般认为，哈瓦斯通讯社（Agence Havas）是世界上诞生最早的通讯社，由向客户提供新消息方面已有数年经验的法国人哈瓦斯于1835年在巴黎组建[1]。随着1848年法国革命的发展，大批革命期间新创办的报纸与哈瓦斯签订合同订购新闻，哈瓦斯社的新闻业务得到显著发展。继哈瓦斯社之后，沃尔夫通讯社（Wolff Telegraphic Bureau，德文名 Wolff's Telegraphisches Büro）和路透社（Reuters Ltd.）分别于1849年和1851年在德国和英国创办。三家通讯社成为19世纪最有实力的通讯社，瓜分了欧洲的通讯事业。1848年，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纽约先驱报》《纽约太阳报》《纽约论坛报》等商议，决定成立“港口新闻联合社”，1856年改名为“纽约联合新闻社”，即美联社。其后，随着美国实力的提升，纽约联合新闻社逐渐向外拓展业务。

上述四家通讯社，尤其是英、德、法三家通讯社，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与此同时，出于其共同具有的降低成本的愿望，它们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起逐渐采取相互交换信息和新闻的做法。此后，它们又酝酿和发起了“三社四边协定”（The League of Allied Agencies），又称“连环同盟”（Ring Combination），以此解决在新闻采访和发布问题上的市场分工问题。“三社四边协定”的签署发生在1870年，其签署方是路透社、哈瓦斯社和沃尔夫社（是欧洲最早的、同时也是最先发展成世界性通讯社的三大新闻信息发布机构）;而美国的纽约联合新闻社，虽然因美国工业化进程相对晚而仍处于国内本土通讯社，但仍签署加入了协定。对处于发展早期的新闻通讯业，这四家通讯社是对世界新闻信息流通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新闻通讯社。该协定的市场分工见表1。显然，“三社四边协定”开启了世界通讯业市场垄断的做法。美国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等明确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托拉斯和卡特尔之类兴起和行业垄断产生的动因，“19世纪后期，一些大型企业为了保护投资，不仅追求在资本市场上胜过竞争对手，还要一起消除竞争。企业组成联合体来限制市场，或者在行业中建立垄断。”[2]尽管新闻行业有着特殊性，但几大通讯社缔结联盟分头垄断世界新闻发布市场的做法，其动因可以说是相似的。

（二）通讯社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纷纷从国际新闻传递、流通过程，对报业发展的推动，对新闻界专业分工形成的作用等角度，来阐述通讯社的兴起。达雅·屠苏指出，“新闻通讯社的成立是19世纪报纸产业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国内和国际新闻传递的过程。”[3]唐润华等认为“从诞生之日起，通讯社一直扮演着国际信息流动主渠道的角色。”[4]张昆根据新闻媒介内容传播在通讯社产生前后从自给自足到利用通讯社的新闻信息供给之间的变迁，把通讯社的出现，视为标志着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5]

一个半世纪的岁月过去后，在当今数字化传播蓬勃发展的新语境下，当社交媒体上亿个体和机构用户纷纷参与信息生产过程，构成多元化的信息源时，作为供应新闻稿件和各种新闻资料的专门、职业机构的通讯社，面临如何应对这一新环境的挑战并保持影响力的新问题。这一新问题引起了研究界的新探索。法国学者Michael Palmer等人发布于2012年《传播学刊》的文章指出，当今时代职业新闻工作者面临的问题：如何从来自“公民社会的行为者”看待大量信息源中获取、过滤和选择新闻信息。文章探讨了职业化的通讯社如何应对当下新闻生产和流通环境的新发展。通过考察法新社和路透社的运作，注意到了它们在不同时间段的若干应对方式。[6]2014年《欧洲科学季刊》的一篇论文也探讨了这些应对方式。就法新社而言，方式包括通过与“诺基亚”签署合作协议，在移动互联网上以多种语言推送不同领域的新闻信息;在脸书、推特以及油管和DailyMotion等视频平台上开设账户，扩展社交媒体和视频传播市场;鼓励其从业者使用社交网络与公众互动;通过与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机构合作，有选择性、有原则地融入“业余”内容，并开发新的市场，如包括收购了一家Web 2.0、新闻代理机构Citizenside.com 34%的股份，在以其同法国电信和巴黎交易所合资的子公司PolyCom开发卫星广播市场，等等。[7]唐润华等学者的《传播力再造：新媒体时代的世界性通讯社》围绕当今时代世界性通讯社的传播力再造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从历史回顾到当下考察，从传播能力的要素分析到西方三大通讯社国际传播内容分析，从对传播格局变化与通讯社的核心竞争力的探讨到对通过战略转型再造传播力的讨论等，覆盖了一系列相关议题。牛怀远的《浅析世界性通讯社轉型中的新媒体战略——以路透社为例》，王润珏和朱玲莉的《世界性通讯社数字化转型路径探析》，分别探讨了路透社和法新社这两家世界性通讯社在当下采纳数字化新媒体技术并多维度展开数字化转型的实践。[8]可以看出，在数字化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对通讯社的信息传播活动及世界性通讯社的研究依然在新闻传播领域研究议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该协定与一系列社会因素的互动

这一协定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通讯社间形成，是其实力优势所致。其产生，与这些国家的一系列社会因素产生互动。

（一）经贸层面

西方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国际经贸的大发展带来大量对国际信息的迫切需求，以采集并向客户提供各类新闻信息的通讯社应运而生并受到欢迎。

通讯社的诞生与当时世界贸易市场的形成紧密相连。其与当时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的互动是该协定产生的重要社会历史背景因素之一。西方的全球化过程，可追溯到公元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的近现代早期阶段。这一旷日持久的漫长过程，先是与西方主要列强的航海探险相伴随，哥伦布向西半球的第一次航行、达·伽玛绕行非洲到印度的第一次航行以及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这些标志性的事件均发生在15世纪末期和16世纪前期。这一全球互联的早期过程，在公元1750年前后到“一战”发生的时间段中达到了一波高潮。在这一阶段，欧美几个发达国家在经过了长时间旨在寻求世界范围贸易机会、开发世界市场的航海探险后，将地理大发现的成果用于建立商埠和贸易线路，把持了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形成了联通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全球贸易网络，从中获得巨大利润。根据《新世界史》提供的史料，18世纪，环球贸易和交通网络已被建立起来。1750-1914年间，“欧洲人成功地将自己的优势地位转变为世界性的霸权：19世纪末，欧洲势力控制了大部分亚洲和几乎整个非洲地区，同时他们欧洲血统的美洲兄弟也统治了美洲。甚至连太平洋上的小岛也被划入欧洲和欧裔美洲人的势力范围内。”[9]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欧美社会对来自远方的产品和价格信息、贸易机会信息及影响全球经贸交往的各种情况等国际经贸信息产生极大渴望。通讯社作为“消息总汇”的兴起，显然有助于促进国际信息的流通，有助于满足订户对信息的需求，并推动报业满足社会的广泛兴趣和需求，因此通讯社应运而生且大受欢迎。而西方列强在这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的领先地位，使之在通讯社的发展中也处于优势地位。其最大的通讯社间在19世纪后期形成联盟，瓜分和联手垄断世界新闻传播市场，与其在世界经贸市场上争霸扩张利益的宗旨相一致。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所分析的，“通讯社对贸易和商业进一步打开局面，把世界大大地缩小，起到了所独有的突出作用。但同时，由于当时是殖民地的全盛时期，通讯社助长了殖民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帮助维持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并且扩大了宗主国的商业和利益”[10]。

（二）技术层面

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电讯业”（更确切地说电报通讯业）的兴起使通讯社信息发送加速，其对新闻媒体和商业用户的吸引力猛增，尤其是对英、美、法等国走向大众化的报业而言，来自通讯社的信息可满足其迅捷而低成本完成新闻采集环节的刚需。

美国发明家塞缪尔·莫尔斯1838年发明了电报。电报发明后，19世纪40年代，美、英、德、法纷纷建立了其国内电报通讯系统。进入19世纪50年代后，从英法之间穿越海峡的海底电缆铺设成功起始，一系列越洋电缆被铺设启用，大致形成了连接全世界的电报通讯网络。世界性的电报通讯网络的兴起，为通讯社的发展提供了快速发送信息的物质技术基础。

世界新闻通讯业兴起的历史表明，当世界上第一家取得成功的新闻通讯社哈瓦斯社于1835年在巴黎正式建立时，初时尚无电报系统可供使用，曾经依靠快马、信鸽等作为传送新闻的方式。电报通讯技术发明后，注重“迅速和优质”供稿的哈瓦斯敏锐地把握住了新科技提供的机遇，其通訊社1845年开始在法国新建的巴黎和里昂之间的国内电报线路上用电报传送新闻，并在比、奥、西、意四国首都以及美国纽约等地设立分社。利用新技术加速传送新闻使哈瓦斯社的业务受到走向大众化报刊的青睐，其业务日益兴旺。“通讯的迅速是使报纸订用哈瓦斯社稿件的主要因素之一。”[11]进入19世纪50年代后，“哈瓦斯通讯社已普遍使用电报向法国各地及欧洲许多城市的报纸供稿”。[12]

首批世界性通讯社中的另两家——德国的沃尔夫社和英国的路透社从成立初期起，即注意在收集和向订户发送新闻中使用电报线路，并随着电报通讯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其海外业务。路透社还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汉诺威王朝的许可下，受权铺设从德国北部海岸德内岛到英格兰的海底电缆。同时，路透社开始使用连接欧洲和北美的海底电缆。

不论是对需要不断降低成本并扩大发行量、走向大众化的报刊，还是对工商界订户来说，迅捷而专业化地为其供给新闻的通讯社，都是可为其在市场上获得成功起辅助作用的重要机构。可见，几大通讯社得以迅速扩大业务与此紧密相连。

（三）政治层面

各种社会矛盾引起的19世纪中后期欧洲政治动荡激发了对时局新闻的社会需求。通讯社，尤其是大型通讯社，“实际上是一个大规模的消息批发商”[13]，具有先进且昂贵的技术设施，并具有四处采集发布信息、经验丰富的专门人才，可以迅速将时局信息发送给大量媒体客户，并由媒体采用及发送给工商界订户等。此外，西方列强利益扩张的殖民过程使之支持其通讯社走向国际化，推进世界各地的联系沟通。

19世纪中后期，西欧主要国家处于社会变革期，以1848年欧洲革命为标志，政治动荡席卷西欧。当时这些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伴随着机器化大工业生产阶段的来临，西欧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但底层工人阶级受到压榨，生活困苦，劳资矛盾激烈。此外，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激烈斗争仍在继续，封建专制统治力量仍在顽固追求自保，平民阶层、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对君权独裁的不满和抗争情绪日益高涨。同时殖民过程中殖民地因备受压迫，必然奋起反抗。历史上，在殖民主义体系形成过程中，反殖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发生。从19世纪初期起，北起墨西哥、南到阿根廷的民族独立战争，1848年起的东南欧民族解放运动……处于各种各样社会矛盾中的西欧列强，政治动荡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信息需求尤其是对外部时局信息的需求大增，从而拓展了大规模的“消息机构”通讯社的发展空间。

另外，这几大通讯社在早期新闻通讯业中的地位，离不开其国家的势力;它们向外扩展业务区域的过程，同其所属帝国的殖民扩展相连。18、19世纪，西方主要列强处于极力推进其利益扩张的殖民过程中，推进世界各地信息沟通和方方面面的联系成为必然的一环。因而，几大通讯社建立后，其影响世界新闻流通过程的作用受到其政府的重视，政府成为其通讯社走向国际化的有力支持者。尽管三大通讯社均是私人创办的商业性机构，但与其所属国家的政治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史料显示，这几大通讯社发布的信息中都包括政府的公报和各部门发表的新闻，可以说为政府提供了新闻发送服务。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大主顾中有政府各部门及殖民报纸。法国政府力求得到哈瓦斯社的“善意与合作”;“政府以各种形式对哈瓦斯社进行补贴，最终达到每年三千万法郎之多”[14]。德国的沃尔夫通讯社与普鲁士政府关系密切，当1876年该通讯社遭遇财政上的困难时，德国政府作出援助它的决策，并为此向各银行施加了很大压力。[15]英国的路透社向世界各地扩展其业务的过程中，也有政府支持的因素在起作用。如前所述，路透社曾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汉诺威王朝的许可下，受权铺设从德国北部海岸德内岛到英格兰的海底电缆;海底电缆的使用，助益了路透社传播活动的向外延伸和扩展。

上述政治因素，也是这几家最早的主要通讯社在世界通讯业早期发展中得以取得压倒性优势，从而成为“三社四边协定”的签订方的重要背景因素。

（四）文化层面

宗教传教传统、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同当时与列强殖民扩张相适应的西方文明输出意愿交织在一起，促使通讯社在内的文化传播渠道受到高度重视。西欧主要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都是基督教;历史上，基督教四处传播的现象由来已久。产生于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早在公元3世纪后即在帝国广泛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于公元4世纪即被立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而且在地中海其他地区成为最主要的宗教信仰。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进一步在整个欧洲传播。作为世界上几大宗教之一，基督教“是一种传道的信仰”，[16]在《新约》中体现的学说的激励下，基督徒中不乏具有热切想把其信仰传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教徒。其后，伴随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基督教更是因航海带来的世界连接之利而得到了新的传播机遇，逐渐加快传向全世界各大洲。美国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认为，传播基督教是推动欧洲人航海探险的错综复杂的动机之一。[17]从15世纪后期起，天主教、基督教新教（耶稣教）的教会，陆续派出传教士到亚、非、拉传教。基督教传教的传统可以说在西欧文化中根深蒂固。此外，随着近代欧洲经济的繁荣和社会诸方面的快速发展，在西方列强将其势力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18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欧洲中心主义，此种论调在19世纪进一步发展。欧洲中心主义鼓吹欧洲在各方面的优越性，以此来解释其得以对外扩张和形成主宰世界的地位，为殖民主义世界秩序和西方文明输出提供合理化说教。而这些，又同基督教传教传统相吻合。在这些文化因素相互交织的作用下，包括通讯社在内的文化传播渠道自然受到高度重视。

三、该协定在历史上的重要影响

（一）对国际新闻传播的长时间影响

“三社四边协定”从1870年1月签订到1934年正式废除，施行了半个多世纪，曾对报业内容生产环节、对国际新闻流通均产生长时间的影响。通过“三社四边协定”的缔结，上述四大通讯社在很大程度上负责了新闻信息在国际上流通的第一道“把关”环节：媒体向公众传播新闻常常利用通讯社的供稿作为“信息库”;这几家通讯社是当时国际新闻传播的主渠道，是大量媒体和许多客户的重要信息源，因而其供稿的内容，难免对媒体选择新闻及报道角度的把关行为具有潜在的限制影响。就像餐馆的菜单会影响顾客的点菜那样，通讯社的新闻发送会限制和影响新闻媒体客户得到哪些新闻、参照什么样的议程。

（二）分头垄断的全球新闻流通模式、传播格局的出现

在当初几大列强争霸的大背景下，这些国家通讯社间的新闻激烈竞争不言而喻。“三社四边协定”的缔结，从本质上来说意味着四大通讯社为了使各自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最有利的收益，并在减少竞争导致冲突的同时一起垄断新闻市场，而构建的一种以企业联合、联盟的方式分头垄断的模式——联盟模式。其联合在一定时间内，尤其是在电报通讯技术兴起初期全球通讯网络不完善的环境下，有利于减少新闻及通讯发展中不必要的成本支出。但同时这种模式也限制和排斥其势力所在国的其他机构的新闻采集、發布活动，迫使众多的新闻机构只能通过它们作为唯一的渠道获取新闻，从而在源头上使世界信息流通的内容不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三社四边协定”的签订虽然缓和了欧美四大通讯社之间的冲突，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竞争。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彼此间不信任加剧，关系日趋紧张，哈瓦斯通讯社和沃尔夫通讯社也因此不能顺利交换新闻。路透社借此机会，使哈瓦斯社和沃尔夫社之间不能从对方获得的新闻可间接地从路透社获得，从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一战”爆发后，哈瓦斯社和沃尔夫社彻底断绝了关系。哈瓦斯社不向其势力所在范围南美洲报纸发布德军战况公报，引起南美一些报纸的不满。曾经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美联社利用这个机会向南美报纸发布新闻，由此打入了哈瓦斯社长期独占的南美洲。与此同时，美联社又向东方发展。此外，20世纪初期，美国出现了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由于不是“连环同盟”的成员，因而它们在对外向新闻市场供稿方面不需顾忌协定的牵制，很快就将其触角伸向世界各地。至此，“三社四边协定”已名存实亡。1934年11月，各通讯社代表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召开会议，宣布取消这一协定。这意味着四家通讯社独占世界新闻市场供稿的局面宣告结束。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尽管这几家通讯社独占世界新闻市场供稿的局面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结束，但是，世界新闻传播领域的垄断现象、不平衡现象并未因“三社四边协定”的解体而消失，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国际传播影响力和话语权竞争也始终没有停止。

（三）采纳新技术作为加速新闻流通的手段

“三社四边协定”的签署方和参与方都着力于快速发送新闻信息。它们相继使用电报专线加速信息流通，这标志着采纳电子传播新技术作为竞相满足对新闻时效性、速度需求的手段。而这种利用信息传播新技术满足对新闻时效性更高要求的趋势，此后始终在整个新闻传播业界延续。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换代，当下对瞬间乃至同步发送信息的数字化技术的使用，反映出通过采纳信息传播新技术来更好满足社会对新闻时效性、速度需求的趋势，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已达到以秒计算传播的当下，新闻时效性竞争仍在延续。

四、结语

史实显示，“三社四边协定”标志着几个西方最发达国家间一场世界新闻采集发布市场及影响力范围的早期争夺战，这场在19世纪后半叶展开的争夺战曾对报业信息生产流程及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产生过很大影响。尽管时过境迁，垄断新闻提供信息资源的做法在当今数字化新媒体环境下已不可能，但研究该协定有助于加深对国际传播史上影响力争夺的理解，而国际传播领域的影响力、话语权争夺依然在继续。中国需要继续在扭转“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局面上着力，加强自身的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在世界上发出更强的声音，更好地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号：18JZD004）;上海社科规划项目“超越游戏：数学游戏、游戏劳动及游戏平台研究”（项目号：2021ZXW004）;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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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咏华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冯彬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