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婷婷 史丽芳(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

《狙击电话亭》是一部短小精悍的美国悬疑片，虽然电影的宣传点是惊悚，但从观影效果来看，影片的精彩点不在内容的惊悚，而是导演和编剧在短短的81分钟内，用一个仅占方寸空间的电话亭和极少的演员，展现一个被狙击手威胁为人质的男人身上发生的故事。电影比舞台剧可以多重发挥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将时间和空间无限拉长，通过可移动的摄影机，打破固定空间，扩大时间容量。但是这部电影却没有运用这种方法，反倒是运用舞台剧中的经典理论“三一律”完成了超乎想象的戏剧冲突。可以说此片是戏剧经典定律“三一律”在电影上嫁接的典范之作。本文就从“三一律”方面，探讨导演和编剧如何在表达人性主题的同时带给观众更大的戏剧震撼。

一、单一场景的叙事，使情节更加紧凑

在进行影片分析之前，我们必须先对“三一律”有所了解。“三一律”是西方戏剧结构理论之一，亦称“三整一律”，是一种关于戏剧结构的规则。先由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戏剧理论家琴提奥提出，后由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家确定和推行。它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要求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布瓦洛把它解释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

如要遵循“三一律”的创作原则，在整个影片中就必须使用单一场景的叙事模式。单一场景的叙事发生在一个限定空间内，场景的单一决定了创作者无法利用时空的自由转换来推动情节的发展，无法通过外界的帮助实现叙事，而只能依靠故事本身的推动力。这样就更加考验创作者对于故事情节张力的表达。成功的单一场景电影往往是通过新奇的故事和强烈紧凑的情节取胜。本部影片作为“三一律”的典范，将故事情节的安排做到极致，通过故事情节本身的曲折性和新奇性来吸引观众。

影片选择曼哈顿街区即将要拆除的一个电话亭作为叙事的场景地，选择电话亭是因为创作者可以通过电话将不同的时空和人物连接起来，拓展单一场景受限的时空，让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加合理和紧凑，情节所产生的冲突也更加扣人心弦。

情节冲突一就是主人公斯图接起一通无法放下的电话。影片开场就是斯图在游刃有余处理各种工作事务，周游在各方势力之中，塑造的是一个精英公关的形象。直到他进入到这个电话亭打给一个叫潘的女孩之后，他很自然地接起了电话亭中响起的另一通电话，从此噩梦开始。一开始斯图用他以往的经验，想恐吓这个陌生人，离开电话亭。可是狙击手射击了一个亭边的机器人，警告了斯图离开电话亭的后果。

导演和编剧设计电话亭为第一个冲突，即将整部影片的场景固定下来，也为以后的故事情节发展做了铺垫。比如：为什么狙击手会选择斯图作为目标？为什么斯图明明有移动电话还要来这个电话亭打电话？狙击手最后真的会杀了斯图吗？斯图还有可能走出电话亭吗？这样的单一场景设计将观众的眼光全部聚焦在故事本身的具体走向上，让观众时刻关注在与电话亭变故有关的人物身上，而不是场景的变换上。

情节冲突二是狙击手射杀了想将斯图拉出电话亭的男人。斯图无休止地占用电话亭，惹怒了街边的妓女——他影响了她们的生意。她们命令男人必须把斯图拉出来，斯图对这些人表现得非常暴躁和轻视。男人越来越生气，砸了电话亭的玻璃，试图将斯图拉出电话亭。狙击手不停地问“是否需要帮助”，斯图在最后关头回答了“YES”，之后这个男人被射杀，倒在大街上。这个情节冲突使得事情完全脱离了斯图的想象，变得完全不可控，事态进一步恶化，原本只是斯图和狙击手的对决，可是现在第三方势力警察来到了现场，他们在听到妓女的证词后，想要让斯图投降走出电话亭。

情节冲突三是斯图的妻子凯利和出轨对象潘看到各大电视台的现场报道之后来到现场，斯图无奈之下向媒体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狙击手以妻子凯利和潘为威胁，要求他在所有的媒体面前承认自己的出轨和虚伪，在经过无数的挣扎之后，他照做了，声泪俱下地忏悔，使得整部电影的情节达到了高潮，所有电话亭前的人和站在影片之外的观众真实地感受到主人公斯图忏悔时的真诚和无助。

在这样狭窄的电话亭中，导演和编剧用三个情节冲突，一步步将情节推进，故事走向慢慢超出主人公和观众的想象，在不断的意外之中，观众慢慢走入影片的节奏。在单一场景中，单纯利用故事情节冲突来延续故事的发展和吸引观众的好奇心，的确是精彩绝伦的情节设计。

二、视听语言与封闭空间结合重构影视时空，造就紧迫感

“三一律”的“时间、地点、情节的一致性”，虽然会使整部影片的情节非常紧凑，抓住观众的眼光，可是它对时空的限制意味着故事细节不够丰富。为了使得电影故事情节更加引人入胜，导演一方面遵守着“三一律”；另一方面又大量使用能展现电影细节的视听语言，丰富影片的内容。

电影的视听语言，即影像元素与声音元素，它们分别通过对受众产生视觉与听觉刺激，来叙事造型。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一部成功的电影必然做到音画统一、视听合一。

电影《狙击电话亭》中首先选择一个封闭狭小的空间，构建整个故事情节。封闭空间往往是导演将人物内心和现实建立联系的一种途径，在封闭的空间中，人的生理和心理处于一种极限的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中，外界和内在的矛盾冲突会更加突出，因为人此时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中，只能凭借内心潜在的自我去对抗所有的突发情况。

影片中主人公从进入电话亭开始就陷入了封闭空间的恐怖和绝望之中，在此期间他面对的既有外部妓女的打扰，又有狙击手对妻子凯利和出轨对象潘性命的威胁。在狙击手一枪打穿电话亭玻璃，子弹从斯图耳边飞过的时候，主人公斯图已经确定他无法从这个电话亭中走出，除非他能够向这个世界直接宣告他的真面目。是否走出封闭空间就成为主人公斯图是否化解自己内心矛盾的标志。其间面对无论是想拉出他的男子还是后来到现场的警察，斯图都没有放弃对真实自我的保留和保护，因为这是他最后的尊严，所以他始终没有走出电话亭一步，可在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以后，他面对着所有的媒体，彻底地暴露了他的真面目，然后以求死的心情走出电话亭：无所谓狙击手是否会射杀自己。这样封闭空间就完成了一个导演设定的特定象征符号的作用：一个从伪善走向诚实面对自我的过程。

电影使用了纯粹的声音来达到对主人公斯图和观众的震慑。声音是电影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电影中的声音不仅可以塑造人物、推动剧情，还可以增加观众对影片故意“留白”的想象。狙击手出现伊始就一直是以声音的形式存在，直到影片的最后才出现他的容貌。狙击手的声音冷静而神秘，有着掌控一切的自信和对众生的蔑视，特别是邪魅的笑声，让主人公斯图和观众毛骨悚然。这样的处理，让主人公斯图一步步走入狙击手的陷阱，也让观众时刻沉浸在狙击手的安排中。这种看不见的危机更能加强神秘与恐惧感。狙击手的声音不只是一个恐怖的狙击手形象的外化，也是一个如同上帝一般的心灵拷问者的存在：他不断逼迫主人公斯图面对真实的自我。

影片为了突破单一场景的限制，营造悬念，出现了大量高层建筑的镜头，使影像情绪非常紧张与压抑。高层建筑是电话亭的外围，电话亭内的紧张氛围主要通过主人公和狙击手的对话营造。四周的高层建筑围绕着电话亭，是封闭空间之外的大封闭空间，本身就有一种压抑感，导演又运用特写镜头，将高耸的建筑和建筑上无数窗口作为威胁主人公的一个个枪口，潜在危险成为这些高层镜头的特点，也成为感染观众情绪的有力场景。

通过这三方面，影片将戏剧理论的“三一律”和现代电影成熟的视听语言技术结合在一起，使影片产生了新的连贯时间，也使影片的空间无限扩大，在时空的重构中，影片的压迫感增强，不仅是对主人公的压迫，也是对观众的压迫。

三、“狙击手”和观众共同构成局外人视角呈现人性的伪善和懦弱

电影以局外人的视角展示场景和人物，可以在具体事件上提供给观众新的感受和认识。在《狙击电话亭》中狙击手和观众都算局外人，影片内外的视角将理性和感性交融在一起，让观众在体验影片刺激的同时，又能深刻体会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

狙击手为何能够作为影片的局外人存在呢？狙击手虽然在影片中是主人公斯图的掌控者，是存在于影片中的人物，但是从狙击手的自我描述中，他其实更像是一个观察者，观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再选择其中恶行满贯的人进行惩罚。在惩罚过程中，他时刻看着被惩罚者的表现，他是能够随时改变主人公行动轨迹的特殊局外人。

观众是一个天然的局外人，在单一的场景中，观众作为电话亭外的围观者，随时留意着亭内可能发生的状况，并跟随主人公的情绪。在影片中，观众跟随镜头的转换来观察和预测主人公斯图可能会有的结局。观众这个局外人身份，更像是上帝视角，能全面地看清事情的现状，却无法实质参与到事情本身。比如在影片的最后，观众为主人公斯图拿着枪走出电话亭而动容，达到共情的时候，只能站在场外默默注视，不能有任何行动。

这种影片内外双重局外人的视角，除了能将故事的主线清晰地展现出来，还能站在局外看清影片想表达的关于人性的主题，这也是导演和编剧独具匠心之处，用故意“疏离”影片的方式站在所有情节和人物之外去体察电影更加宏大的主题。

主人公斯图所代表的就是用伪装和欺骗的方式，看似游刃有余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群人，他们极尽虚伪，道貌岸然，可他们的生活中满是谎言：他出轨一个年轻的想出名的女子，借口是会给她介绍更多的人认识，却将妻子蒙在鼓里；用以后的报酬期许，哄骗一个年轻的孩子给他免费工作，每次利用完就一走了之。

狙击手用残酷的方式逼迫他公布自己的行为，站在影片之外的观众，也在用道德的意念，期盼他用诚实实现自我救赎。这两个局外人才是整个影片看得最真实和清楚的。人本身是有很多人性缺陷的，但我们依然需要诚实面对懦弱胆小的自己，面对已经很糟糕的生活，这才是解脱和前进。

电影《狙击电话亭》以“三一律”为准，将单一的场景、人物和情节放在短短的时间内，构建一个封闭空间下的恐惧故事，在有限的时空中，使用电影的视听语言扩展了时空，让观众感受到更为紧凑和有压迫感的剧情和氛围。同时让观众站在局外人的视角，更理性地看待人性问题。不论是剧情设计还是镜头运用，都称得上是一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