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外国语大学 大学外语教学部，重庆 400031）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下简称《进入》）被奥尼尔认为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哈罗德·布鲁姆也认为此剧“必定是建国两百多年来最优秀的剧作”。相应地，有关此剧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依然存在着阐释空间。从“诗”的角度切入探讨，正是开掘这一新空间的途径。

一、诗人的气质和诗人的追求

奥尼尔从小喜欢读诗，熟悉波德莱尔、王尔德、叶芝、惠特曼、爱伦·坡等人的诗歌。他以诗歌创作进入文坛，1915年是其诗歌创作的高峰期，这一年他为一位名叫比阿特丽丝·阿希的女孩写了六七十首诗。唐纳德·盖勒普主编的《Poems:1912-1944》收录了奥尼尔的72首诗歌，其中写于1912年的有29首，写于1915年的有17首。奥尼尔在追求第二任妻子艾格妮丝·博尔顿时同样发挥了诗才，比如，1917年他“以欧内斯特·道森、拜伦和雪莱的诗句向她表示爱情”。

奥尼尔早年创作的诗歌大都是爱情诗或讽刺诗，有不少是模仿弥尔顿、彭斯、吉卜林和朗费罗的诗歌，创新度不足。他在1912年与友人谈及早年创作的诗时，认为应该将那些诗视作“通俗、幽默的新闻诗”。他拒绝了出版单行本诗集的建议，“坦白地说，我反对出版诗集。出版这些胡扯是浪费这么好的排印，那真是丢脸。如果这些小城镇的简单韵律的歪诗，反映我虚度青春的歪诗，很有趣的话，我不反对出版，因为重新出版这些诗篇也许至少会博人一笑。但是这些诗篇没有趣，非常呆板。所以我的意见是，必须让这些诗篇自然消亡”。这样的言论多少影响到外界对其诗歌的评价，进而影响到对奥尼尔与诗歌关系的看法，其表现之一是，人们不仅不重视奥尼尔的诗作，而且对于其剧作中的诗歌现象也一并忽视。

1913年起，奥尼尔主要从事戏剧创作，但并未放弃对诗的热爱。“就和其他许多优秀作家一样，他虽然不是诗人，但经常阅读诗歌——写得好的诗歌”。他密切关注诗坛动态，提携青年诗人，帮助哈特·克兰出版首部诗集《白房子》，被视为“这么早就发现了哈特·克兰的天才，这足以证明奥尼尔对美国文学还是很有一番见地”。奥尼尔还把诗元素融入戏剧，早期独幕剧充满诗意，创作了诗体剧《泉》、《马可百万》；塑造了一批诗人气质的人物，如《雾》中的“诗人”、《诗人的气质》中的梅洛迪、《更加庄严的大厦》中的西蒙、《月照不幸人》中的蒂隆等；《啊，荒野！》则是对奥尼尔与诗歌关系的自传式讲述。

奥尼尔曾抱怨，“我感到自己最被人忽视的地方恰巧是我自认为最重要的方面，即我多少具有诗人气质”，这集中体现在《进入》中。

二、诗象：场景、人物、情节

《进入》取材于1912年奥尼尔一家在新伦敦的生活经历。弗吉尼亚·弗洛伊德认为，奥尼尔在剧中提供了“一家四人的丝毫不差的复制品，还描绘了他们的真实情况和作为他们的悲剧见证的那个家”。詹姆斯·蒂龙、玛丽·卡文、詹米和埃德蒙，分别是奥尼尔的父母、哥哥及本人的化身。剧中的场景描写、人物塑造、戏剧情节和戏剧冲突等均与诗的话题密切相关。

《进入》第一幕的场景描写对蒂龙家的两个书橱作了详细介绍。“大书橱”里有大仲马、雨果等的全套作品，一些历史著作和诗集以及三套莎士比亚全集。“小书橱”里放着巴尔扎克、左拉等的小说，叔本华、尼采等的哲学著作，易卜生、斯特林堡等的剧本，以及斯温伯恩、罗塞蒂、王尔德、欧内斯特·道森、吉卜林的诗集。蒂龙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基督山伯爵》的主演，可见“大书橱”主要归属蒂龙。埃德蒙和詹米迷恋斯温伯恩、王尔德等人，“小书橱”的阅读者主要是他们俩。两个书橱之别，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父与子的文学趣味差异。

蒂龙父子三人具有诗人气质。蒂龙的原型是奥尼尔的父亲詹姆斯·奥尼尔，詹姆斯幼年随父母从爱尔兰移民美国，从跑龙套做起，后来成为一流的莎剧演员。但他在有望成为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时，却改演商业剧，荒废了艺术才华。在《进入》中，蒂龙对此耿耿于怀，不满于被商业剧所困，又无法自拔。蒂龙喜爱莎士比亚，“读莎士比亚就跟读圣经那样虔诚”，“朗诵他的伟大诗篇真是感觉到活在人间的快乐”。他经常引用莎士比亚的诗句训诫儿子。詹米是奥尼尔的哥哥杰米·奥尼尔的写照，具有诗人多愁善感的气质。埃德蒙是奥尼尔的化身，身上的诗人气质最浓，连蒂龙都承认他有点诗人的气质和诗人的天赋。詹米和埃德蒙喜欢波德莱尔、王尔德等人，对于他们的诗歌如数家珍。

《进入》看似情节松散，冲突淡化，冗长无趣，实则暗藏汹涌，琐碎的家庭闲谈中处处蕴藏着一触即发的矛盾。尤其在第四幕，情节主要围绕诗的话题展开，先是蒂龙和埃德蒙围绕诗歌的趣味问题展开争论，两人引用各自喜爱的诗人的诗句对仗，引出父子吟诗、斗诗的精彩场景。随后，埃德蒙和詹米回忆小时候一起学诗的情景，并以詹米背诵斯温伯恩的《告别》一诗，抒发对母亲玛丽沉迷于毒品的怨恨、哀痛和绝望，全剧达到高潮后旋即落幕。

《进入》中出现如此多的有关诗的话题，源于此剧的自传性。奥尼尔在剧中以家人家事为素材，剧中人所谈之事、所涉及之恩怨，均是奥尼尔的真实经历。此剧的故事时间是“1912年8月某天”，1912年时奥尼尔还没开始写戏，正处于热衷于诗歌的时期。可以想象，在当时奥尼尔的家庭生活中，家人闲谈之际必然涉及诗的话题。《进入》之所以涉及大量诗的话题，是奥尼尔对当时个人经历、亲人故事和家庭生活的如实讲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剧与诗的关联。

奥尼尔在《进入》中不断引入诗的话题，除了便于诗人气质式人物的塑造，外在戏剧冲突的营造和戏剧性的塑造等方面也有深意，也可以为我们考察青年时期奥尼尔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提供新的佐证材料，同时也具有艺术性层面的文本分析价值，为重读《进入》的思想、主题和艺术性提供新的切入点。

三、“诗的趣味”之争及其戏剧性

《进入》几乎以“三一律”写成，时间集中在一天，地点在蒂龙家避暑别墅的起居室，全剧的整体情绪让人压抑和窒闷。奥尼尔别具匠心地构造这一情境，使得看似平淡无奇的情节具有随时爆发的矛盾内核，并主要通过诗的元素推进。蒂龙一家的交流、矛盾和冲突，几乎都与诗的话题相关，集中在第四幕。

廖可兑认为，“《进入》的最后一幕，即第四幕，是全剧的重场戏，其内容最深刻，最感人，最富于悲剧性”。第四幕开始，蒂龙劝埃德蒙少喝酒，埃德蒙却背诵欧内斯特·道森的《红酒与玫瑰的日子》中有关死亡的诗句回怼父亲。接着，埃德蒙又背诵查尔斯·鲍特莱尔的赞美醉酒的诗，蒂龙背诵莎士比亚的诗句和台词回击。蒂龙指责埃德蒙不学莎士比亚，却沉迷于小书橱里的“一大堆鬼书”。他斥责伏尔泰、卢梭、叔本华、尼采、易卜生等人是“傻瓜”和“疯子”，咒骂波德莱尔、斯温伯恩、王尔德、惠特曼等是“嫖客”和“堕落的坏蛋”。

此时，醉酒的詹米回家，蒂龙走到阳台避开詹米。蒂龙与埃德蒙的父子冲突转为詹米与埃德蒙之争。他们插科打诨，詹米背诵基普林的诗歌《我的母亲》，暗讽“‘吸毒鬼’母亲”，导致了全剧唯一的一次身体冲突：埃德蒙朝詹米的脸上打了一拳。于是，詹米由原本夸奖埃德蒙“写的一些诗和讽刺小品特别好”，改为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在穷乡僻壤的小报纸上登了几首诗！”蒂龙和玛丽来到客厅，詹米背诵斯温伯恩的《告别》，再次表达对母亲吸毒的同情和不满，将复杂的家庭情感推向高潮。

《进入》中有关诗的戏剧性的生成，独特之处不仅在于由诗的话题引发冲突，也在于家人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同样也因诗的话题而消解。剧中人围绕诗或者艺术话题的交谈，成为化解矛盾、增进情感的方式。蒂龙与埃德蒙关于莎士比亚与“三流作家”的争论，重点不在于争论结果，而是最后相互默认对方的诗歌趣味。当蒂龙引用莎士比亚的诗句时，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尤其是对妻子玛丽深沉的爱。蒂龙对埃德蒙的诗歌趣味大为恼火，但也承认他有诗人气质，并称赞他的诗歌背诵很动听。埃德蒙由诗的话题引发对人生和生死的感触，并以充满诗意的语言抒发对早年航海生活的感受。正是由诗歌的话题引发，玩世不恭的詹米也流露出对埃德蒙的深深的兄弟情谊。最后，在詹米的诗歌背诵中，父子三人对玛丽深刻的爱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实现了奥尼尔的创作主旨——“以深深的怜悯、谅解和宽恕的心情来写蒂龙一家的四个困惑的人”。使得《进入》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剧情和冗长寡味的节奏中，蕴含强烈的戏剧性。

四、“肮脏、绝望和悲观”的戏剧诗学

奥尼尔鲜有理论著述，“他对戏剧的论述大多散见在他的通信和与友人、记者的谈话记录之中”。奥尼尔是先锋戏剧的弄潮儿、现实主义戏剧的集大成者，东西方的文化思想和传统现代的艺术理念一并为他化用。以往研究对奥尼尔与尼采、叔本华、荣格、斯特林堡，以及中国老庄哲学、印度神秘主义等的渊源作了详细探讨，但在追溯其思想和艺术源泉时，往往忽略波德莱尔等人的影响。奥尼尔在《进入》中回顾了青年时期的诗歌趣味，可以管窥其早期文学思想。

《进入》中的“小书橱”代表了奥尼尔青年时的文学趣味：巴尔扎克、左拉、叔本华、尼采、斯特林堡以及波德莱尔、斯温伯恩、欧内斯特·道森、王尔德等。这些名字在20世纪初的美国，在真实的奥尼尔的家庭生活中，在《进入》中的蒂龙家里，是离经叛道和肮脏下流的代名词。青年奥尼尔对这些作家尤其是诗人的喜爱，引起父亲不满。蒂龙认为埃德蒙崇拜的诗人“都是些嫖客和堕落的坏蛋”，认为埃德蒙背诵的诗句以及他的文学趣味“尽是肮脏，绝望和悲观！”1912年前后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之时，《进入》中涉及的诗人——斯温伯恩的诗作以无神论和情色描写震惊文坛，死亡是爱伦·坡诗歌的重要主题，欧内斯特·道森跟颓废主义运动的关系密切，“颓废”和“颓废主义”是波德莱尔诗歌的重要标签，唯美主义代表王尔德是惊世骇俗的代名词，他们在当时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压和学院派的排挤。蒂龙夫妇的艺术审美偏向保守，必然无法接受儿子对他们的迷恋。

奥尼尔在《进入》中不厌其烦地引用波德莱尔、王尔德等人的诗句，这一现象的意义不仅在于便于从诗的角度重审此剧的人物、主题与诗的关联，也在于它可以提示我们，在探讨奥尼尔创作的影响源之时，应该注意到欧美现代主义诗歌对他的影响。奥尼尔接受这些诗人的影响，也表明他的思想观、文学观与他们相通。何况，欧美现代主义的诗歌与小说、戏剧一样，它们的思想源流和哲学基础也取自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等。

奥尼尔偏爱波德莱尔、王尔德等诗人，跟他当时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状况有关。1912年的奥尼尔事业无成，又与妻子凯瑟琳·詹金斯离婚，他在1912年还试图自杀。正如《进入》中埃德蒙所说，“我生而为人，真是一个大错”，“作为一个人，我总是一个生活不惯的陌生人，一个自己并不真正需要，也不真正为别人所需要的人，一个永远无所皈依的人，心里总是存在一点儿想死的念头”。理清这些，有助于我们发掘影响奥尼尔的思想和创作的现代主义诗歌这一脉源泉，也有助于通过解读奥尼尔的诗歌趣味，更好地阐释他的诗学观。

奥尼尔在《进入》中引诗入剧，以诗做戏，以高度写实的笔法讲述他及其家人与诗的关联，又突破自传写实的维度，实现了别具一格的借诗写剧的艺术。从诗的角度重读《进入》，有助于拓展对这部经典之作的理解，开辟以诗释剧的奥尼尔研究的新路，进而为今后的奥尼尔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