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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神魔故事系统中，哪吒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形象最早来源于印度佛教故事，一般被认为是北方毗沙门天王的三子。唐代，随着《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等佛经传入，这一人物形象也随之传入中国。至明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哪吒形象得到进一步丰满，人物形象日臻成熟。在以《封神演义》为代表的传统小说中，哪吒故事构建的是传统伦理秩序下的家庭与社会，同时哪吒形象以及故事主题更多地强调个体对封建伦理秩序的皈依。而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对新哪吒故事的塑造更多地表现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温情与平等的一面，主题也着力突出了哪吒对命运的抗争与自由的追求。本文主要对新旧哪吒故事的内容与主题进行比较，分析哪吒故事演变的内在思想路径，从观众接受心理的角度，讨论时代思想与文艺创作双向互动的理论问题。

一、新旧哪吒故事内容的演变

时代在进步，观念在发展，一成不变的戏剧冲突已经很难再引起人们的兴趣，重置戏剧冲突，重构人物形象，以回应新时代受众的审美期待，是传统哪吒故事获得新生的基本操作手段。《哪吒》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重新讲述哪吒故事的。

（一）改变戏剧结构

《哪吒》将传统哪吒故事中对抗性的戏剧冲突转变为合作性的戏剧结构。在《封神演义》中，哪吒是天神下凡来辅助武王伐纣的，但传统哪吒故事的精彩之处主要表现为他与龙宫诸神的对抗，以及与以李靖夫妇为代表的世俗之人的对立，即神神对立、神人对立。在神人对立中，上神盛气凌人的优越感有着充分的表现。同时在神神对立中，诸神不同阶层的优越感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比如哪吒随口就骂“凌霄殿御笔点差”的夜叉为“畜生”，对着三太子骂东海龙王是“老泥鳅”；太乙真人袒护哪吒，认为打死敖丙不过是“一小事”，还画符赋能助哪吒在南天门痛打真神东海龙王等等。无论是神人还是神神之间，都可见阶层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性就成了传统哪吒故事戏剧冲突的主要特征。

然而这种戏剧结构特点到了《哪吒》中却转变为了合作性，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哪吒与敖丙的合作。《哪吒》在剥离了天命之仇的前置戏剧冲突后，让哪吒与敖丙的关系由对抗变成了合作。首先，故事一开始就将二人的关系设置成一见如故的好朋友，正是这样的关系设置为两者合作共同对抗命定之事奠定了坚实的故事发展基调。故事进一步发展，当灵珠和魔丸的身份被哪吒和敖丙分别知晓后，两者虽有短暂的利益对立，但在命定魔丸焚毁时刻到来时，朋友的真情、百姓的生死、命运的可恨等便构成了他们责任感、正义感生成的内在要素，为了陈塘关民众，为了对抗任性的命运安排，哪吒与敖丙很快抛却成见，以朋友的名义鼎力合作，拯救了苍生，对抗了命运，成全了友情。这种合作性的戏剧结构一改传统对立的戏剧冲突，赋予了故事全新的面貌，强化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主题，给了人们耳目一新的观感。

（二）重塑人物形象

《哪吒》不仅重置了戏剧冲突，而且也在新的戏剧冲突中重塑了人物形象，在新的人物形象里，消解了神仙的权威，突出了家庭伦理温情，从而使一个不受权威威慑，又得到家庭温情支持的哪吒形象的出现显得水到渠成，自然而不生硬。《哪吒》主要对三类人物关系进行了重新塑造。

一是以消解权威的方式对神仙形象进行了重构。在传统哪吒故事中，神仙都是端正威严的形象，然而在《哪吒》中，以太乙真人为代表的神仙们却是相当滑稽的。与传统形象清癯的神仙不同，《哪吒》中的太乙真人是个行动不那么灵活的胖子，这种外在形象的反差本身就足以制造令人忍俊不禁的效果。同时，在语言上，也不再是传统雄浑威严的语言风貌，代之以俚俗之语。太乙真人不仅操着一口地道的川话，而且还说着当今流行语言，比如“忘记密码还可以用指纹认证撒”，等等。此外，连申公豹的语言表达方式也被改设为结巴，并利用了结巴的表达方式制造了戏剧的冲突，产生了诙谐幽默的戏剧效果。无论是从形象还是语言上，都充满了对神仙的戏谑与嘲讽，这种戏谑与嘲讽解构了传统观念中人们对神仙端正威严形象的固定认知，也自然消解了神仙的权威。通过重塑神仙形象的手段对神仙权威进行消解，有助于故事更为集中地突出主要人物哪吒与敖丙。

二是以融入俗世的思路塑造了哪吒的形象。在传统的哪吒故事中，哪吒是被镶嵌在神仙故事体系中的角色，他的行为和身份自我认同都体现着神的特征，然而在《哪吒》中，他虽然具有神的身份，但他的行为和身份自我认同都是世俗化了的。哪吒和敖丙初次见面时，相互踢毽子玩耍，与世俗世界里的一般孩童并无二致。哪吒虽然对陈塘关民众对他的误解颇为伤心，但是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得到陈塘关民众对他的认可，这是与传统哪吒形象反差最大的地方。他虽被误解，但一直没有放弃对正义的追求，一直把拯救苍生的责任勇敢地担负起来，这恰是英雄品质的体现。正是因为哪吒形象的这一改变，才让他在世俗层面上与观众的认知和审美感受有着较好的对接，也因此更容易为观众所接受。

三是以突出家庭伦理温情为目的塑造了李靖夫妇与哪吒的关系。在传统哪吒故事里，李靖夫妇更多是以家长权威形象出现，严厉而刻板，缺乏亲子之间的温情，而在《哪吒》中，李靖夫妇的形象得到了全新的建构，李靖为保护儿子而向神仙求得“替死符”，李夫人的形象在故事中也得到强化，在父母共同为哪吒摆脱天命之限而作出努力的背后，让人们看到了家庭伦理温情对哪吒性格形成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哪吒通过把守虚空之门的长生云的话，得知李靖愿代其受天罚时，其悲情体验里便涌注了无限温暖的底色，这种来自父母的关爱、家庭的温暖让他誓与命搏的决心更为坚定。爱子重情的李靖夫妇的形象塑造，哪吒与李靖夫妇温情的亲子关系，为哪吒形象的建构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让哪吒勇往直前、信心坚定地与天相斗的形象更加真实，更易被人接受。

二、新旧哪吒故事主题的演变

在《封神演义》的哪吒故事中，着重表现的是哪吒对天命从反叛到皈依的发展过程。这一艺术形象本质上反映了封建时期人们对君臣父子封建伦理秩序的认同与维护。哪吒因为知道自己是上天安排的非凡之人，故而表现出恃天命而妄为的任性。他在打死“凌霄殿御笔点差”的夜叉、“兴云布雨滋生万物的正神”龙王三太子时，并没有半点惧意，当李靖夫妇在龙王责问下惧怕不已时，哪吒不以为意地说：“孩儿今日说了罢。我不是凡夫俗子，我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弟子”。哪吒如此任性，是因为他自恃天命，哪吒凭借上神的身份，对人间父子伦理秩序从心底里是不以为意，甚至可以说是蔑视的，但燃灯道人等天神认为哪吒既托生为凡人李靖之子，就应该遵守人间的父子伦理秩序，故赐宝塔给李靖，哪吒在宝塔的威慑下，认李靖为父，表现了对假天之命的人间父子伦理秩序的认同，即从最初的反抗天命到最终的皈依天命。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之后，人们更服膺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更强调在爱国爱家的大前提下，在新时代的舞台上，尽情地挥洒汗水，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他们不再相信所谓命定之事，而更强调事在人为，即个体的主观动力与实现理想目标之间的紧密关系。而《哪吒》的戏剧冲突正好满足了人们对这种观念认识的具象表达，哪吒出生就被贴上了“魔丸”的标签，虽然村民们惧怕与疏离他，但关键时刻他还是选择保护村民，彰显了他的善良，虽然父亲严厉，且极少陪伴他，但他最终还是选择撕掉自己身上的符咒，保全父亲，拒绝用父亲的命换自己的命，哪吒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勇敢，影片中那句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更是彰显了哪吒对命运的终极抗争，即使真的有天神命定又怎样，个体只要足够真诚、足够努力、足够认真，就能获得更多人的认可与支持，就能改变所谓的冥冥之中的命定安排，浴火重生。

从传统哪吒故事到新版哪吒故事的转变过程，隐喻了当前中国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华丽蜕变。当《哪吒》的叙事“与观众的自我体验结合在一起，哪吒的人生便置换成观众的现实人生。”“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激情呐喊，唤起了一代追梦人更加主动、自觉的时代担当精神，在百舸争流的新时代，每一个社会中的个体都在哪吒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感动于故事，也感动于自己。在团结共进的整体观念下，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赋予了每个人平等的人格尊严，这也就最大可能地调动了每个人努力拼搏、奋斗进取的积极性。《哪吒》便在人们的这种感动与强烈共鸣中，完成了它的经典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