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良 马小莲 高 杨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部

一、概述

鲁迅和芥川龙之介两个人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共同点，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芥川出生1892年，他一生经历了明治向大正时期转折的动荡。芥川的创作生涯是在大正五年1916年前后。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文化语境中，个人的生活被绝对化、孤立化，人际关系疏远陌生，看不到任何人性的真诚。再加上养父母和最疼爱他的伯母对自己感情生活的干预，芥川逐渐产生了一种悲观厌世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芥川逐渐把眼光投向了古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创作了取材于日本古典故事的《罗生门》。

鲁迅出生于1881年，彼时正是晚清社会风起云涌的时期。1935年末，鲁迅终于完成了《故事新编》的写作。在饱尝世事内外交困的困扰和面临死亡的威胁中，他的13年“故事”世界创作就此收场。《起死》作为《故事新编》的压轴之作，蕴含了鲁迅对于人性思考的结晶，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与文学价值。与《罗生门》一样，《起死》也是一篇取材于古典故事的小说，其出典一般追溯到《庄子·至乐》中“庄子遇髑髅”的寓言。

《罗生门》和《起死》这两部作品，在展现作者对人性思考的同时也对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身体”形象进行了叙述。所以本文将对比两篇小说中身体叙述异同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二、身体叙述

身体是一种符号，蕴含着多种文化内涵。在《罗生门》和《起死》中，芥川和鲁迅都看见了被权力规训的身体，但二者对于规训的看法是不同的。而面对不洁的身体能否被救赎的问题，二人也有着不同之处。

1.规训的身体。

身体是一种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未完成体，在被社会充分接受之前，需要漫长的教育过程。这种教育在福柯看来就是对身体的规训。很明显，芥川龙之介和鲁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鲁迅的《起死》体现出道德伦理对人的规训，文中每一个人物的身体都是被驯服的。自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正统思想之后，礼教就在每一个国人头脑中建筑起了牢不可破的藩篱。所以在《起死》中汉子复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寻找自己的衣服。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汉子抢夺庄子还是巡士的衣服时，哪怕衣服是破烂不堪的，被抢者总是牢牢护住。因为衣服不仅仅是一块遮羞布，还是耻感文化中一道不可践踏逾越的铁律。因为一旦超出了这个界限，人就难以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立足。于是通过建立起这样一条纪律，给每个人烙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记号，使得每一个人都必须得到道德伦理的规训。

但是在《罗生门》中家将却摆脱了道德伦理对人的规训，因而家将的身体是带有叛逆的特性。文中说因为京城连年遭受了灾祸，已经变得格外荒凉了。在这样一种荒凉的景色中暗含着的是世俗权力的衰弱。再者家将先前是侍奉过权贵的，他还能穿着宝蓝袄子黄小衫，这就说明家将依然是权力的化身。最重要的是家将腰间配着一把刀。在乱世武力便是权力，“枪杆子里出政权”道理永远不会发生改变。所以拥有了权力的家将自然可以摆脱规训，剥光老婆子的衣服遁入茫茫的黑夜中去。

2.仪式中的身体。

身体是被定义的符号，它的规训和定义过程是在仪式上进行的。无论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注到的“公开处刑”，还是阿甘本在《神圣人》中论述的“祭祀”，这二者都可以总结为是一种仪式过程。仪式使得生命被区隔，同时也赋予上各种规则，由此建立起一个被冠名以“神圣”的领域。

在《罗生门》和《起死》中，女尸与汉子的就是在仪式上的两具身体。但是女尸与汉子的存在并不是被“神圣之域”所接纳的，而是被支撑起这一“神圣之域”运行的至高权力排除的对象。我们可以注意到女尸和汉子都处于在一种“死去”的状态，但是死去的他们却并没有得到安葬。这就意味着女尸和汉子是同时被世俗现实和伦理道德上“双重排除”的存在。通过将生命从俗世法和神法中的暴力排除，女尸和汉子便成为了可以被杀死却不能被祭祀的“赤裸生命”。他们既在司法秩序之外，却又同时无法逃脱至高权力的掌控，他们是以被排除的方式而被纳入“神圣之域”。就是在这样的仪式结构中，女尸和汉子的身体承受着至高权力的规训和塑造。

3.救赎的身体。

身体是仪式进行的祭坛，它既规训着每一具身体，同时也蕴含着救赎的因素。就像原始社会祭祀上的舞蹈、基督教堂里的忏悔一样，仪式的一项重要功能应当是救赎。我们可以看到尼采在世界范围内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之后，在日益发展的经济社会中人并没有收获启蒙先贤描绘的那个自由民主的幸福，而是逐渐被异化成为了物的奴隶。在这样一种时代语境中，人深陷于不洁的泥潭之中，人的身份认同也面临着极大的危机。道格拉斯说：“身体是社会意义的接收器，这意味着，每当社会危机之时，当国家民族的边界和个人的身份认同遭到威胁时，人们很可能会关注于维护既存的身体边界和身体纯洁。”所以通过身体仪式呼唤神的到临并重新成为神的子民，洗清自己的罪孽便成为了人的强烈期盼。然而在芥川龙之介和鲁迅的笔下，身体的救赎又具有不同的特点。

《罗生门》中老婆子拔去女尸的头发就是“公开处刑”，同时它也是一种救赎的仪式。在福柯看来，惩罚的本身就是带有救赎的功能。惩罚是救赎的仪式，通过给受刑者打上耻辱的印记从而将人的罪孽净化。这具女尸生前把蛇肉晒干了当干鱼卖给别人，违背了当时的社会伦理规范。因此可以说这个女子是有罪的，她是不洁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婆子拔去女尸的头发就是对女尸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又具有救赎的功能。女尸的罪孽在老婆子每一次拔头发的动作中得到清洗。于是千年前圣子经受鞭挞的景观于此刻再一次展现，救赎因此发生在女尸的身体之上。另一方面，文中因受天灾人祸而凋敝不堪的京都、打碎的佛像和佛具和年久失修的罗生门等种种暗示，都意味着支撑仪式进行区隔工作的至高权力的衰弱。因此女尸的身体不再被规训着，而是回归生命原始的状态，成为了阿甘本描述中的“生命之形式”。所以综合这两方面的要素来说，女尸在其死后的惩罚中终于得到了解放，灵魂得到了救赎。

但是同样是身体的仪式，《起死》中那个复活的汉子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救赎。通过文中的鬼魂与庄子的对话，我们可以知道庄子是一个“干运动”的。同时他也具有“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呀，奴才也就是主人公”这样先进的民主思想，因此鲁迅笔下庄子的形象就是一个封建权力的反叛者代表。但是庄子进行仪式做法请求司命大神复活路边的一个髑髅以“复他的形，生他的肉，和他谈谈闲天，再给他重回家乡，骨肉团聚罢”，这样却并没有让汉子得到救赎。虽然表面上汉子重获了生命，但是伦理礼教的枷锁从汉子复活的那一刻便又套上了。虽然《起死》故事发展的地点是在一个荒地，但那里却有巡士的存在。再者汉子在复活之后，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自己赤裸裸的身体并且要抢庄子的衣物遮羞。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封建伦理价值观依旧根深蒂固的扎根在汉子的头脑中。在封建礼教极强的中国社会里，“生命之形式”不需要也不会存在。因此鲁迅笔下的人永远无法获得解放，所谓的身体仪式只不过再一次加强了人身上的锁链罢了。

三、身体叙述不同的原因

芥川与鲁迅基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二人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都略有相似。由于家庭变故，二人都过早地经历了人心冷暖，对人性问题格外敏锐；都在个人婚恋世界遭受过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重创，因而二人都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罗生门》与《起死》中的“身体”不仅仅是一件物体，同时也都是人性的景观描绘。但是《起死》中的身体一直处于规训之中，它是无法被救赎的。而《罗生门》中的“身体”则是在权力的空白区——荒凉的京都完成了对罪孽的净化。

这种不同是由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芥川所生活的大正时代，欧风美雨进一步吹开了日本国门，到处是民主和自由的空气。但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破产，宣告了知识分子平等自由之梦的破灭，使他们产生了对人生的幻灭感，他们开始怀疑世界，怀疑未来，怀疑自我，甚至在产生了避世的心态。在芥川的遗书中，他也说到自己自杀的原因是“仅因有种隐约的不安”。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将的遁去和女尸的救赎就是芥川在这样一个荒谬反讽的时代对“不安”幻想的慰藉。

与偏安的大正时代不同，鲁迅处于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1981-1936年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时期，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内有封建政权的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不但物质生活一片贫瘠，精神更是背负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枷锁，被封建礼教啃噬殆尽，只剩无知麻木的渣滓。面对生活在这样现实的鲁迅，他既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慨叹，也有弃医从文的抉择。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对礼教的批判便成为了鲁迅不可推脱的责任。汉子的无法救赎，就像一把利剑刺痛国人麻木的神经。正如鲁迅所说“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的希望。”只有将美好的东西撕碎毁尽，才能将扭转人心中的侥幸心理，才能鼓舞人起来反抗。

四、总结

身体是人灵魂最后的归港。无论芥川和鲁迅笔下不洁的身体是否能够得救，他们文章中其实都体现出对人救赎的渴望。正如鲁迅所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了能够使后人诗意地栖息于这一片大地上，所以他们甘愿直面人性的最丑恶处。从这意义上看，芥川和鲁迅不愧为伟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