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彪

他们既不是我的亲戚朋友，也不是我的熟人同事，微信朋友圈里没有他们，手机通讯录里没有他们，而他们却是我生活中离不开的做小生意的人。

卖菜的

周末，我和妻子去农贸市场买菜。

在一个白菜摊前，站着很多挑选白菜的人。我和妻子凑上前，妻子问价：“白菜多少钱一斤？”

卖菜的中年妇女答：“5 块，自家种的山地白菜，水焯就可以吃。”

妻子还价：“4 块给卖？”

卖菜的口气很坚定：“都是施农家肥的山地白菜，公平买卖，你全部买也是5 块一斤。”

看着买菜的人很多，白菜的确很好，整整齐齐，还带着一滴滴晶莹的露珠，嫩生生白兔娃娃似的，十分诱人。我扯了一下妻子的衣角，提醒妻子：“买的人这么多，赶快买吧。”

尽管白菜很好，每次买菜都习惯好中选好的妻子弯着腰，一棵一棵挑选白菜放在我面前。有个老头却不停地把妻子挑选好的白菜拿过去，还要修去一两叶边角菜，才放进自己的袋子里。我暗想：这老头怎么如此渣筋，多好的菜他还要修，再说菜是我家挑选好的，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拿走的是我家的“胜利果实”，实在有点不仁义不地道。

一棵，两棵……开始我没有吭声，只是默默观察他的举动，当他拿到第四棵时，我的嘴巴再也锁不住了：“老人家，这是我家挑选好的菜，你自己另外拣吧？”

大概是人声嘈杂，老头好像没听清楚我说的话，仍在从我的面前把菜拿走，比我挑选的还认真，剥掉一叶，又剥掉一叶，几乎只剩菜心。

看着老头的举动，我越来越对他那种自私自利更加反感，伸手把他的菜夺了一棵回来。他却毫不在乎，仍在装聋装瞎继续装菜。不知不觉妻子的菜已经挑选够，只见老头把一袋圆鼓鼓的菜递给摊主过称后，朝我递来，示意我接菜。

我有些疑惑不解。

卖菜的女摊主一边收钱一边向我解释，眼前的这个老头是她的丈夫，是个哑巴。

我顿时语塞，也成了哑巴。

卖饼的

中秋节临近，农贸市场里各种自产自销的粑粑饼子也竞相登场，招人眼目。凡是卖粑粑饼子的摊主都会切开几块粑粑饼子，让路过的人尝尝，货比三家，适时下手。

妻子头天已经去农贸市场“考察”过，并且交了100 元的订金，说好今天去拿饼子。当我和妻子来到农贸市场时，摊主已经不在原地，找了几趟都没有找到，以为中套了。

我和妻子只好先买肉菜。转来转去，在农贸市场的偏僻处，看到一位身穿民族服装的大爷，正在卖和妻子昨天预定的一模一样的乡土饼子，一打听，果然他们就是一家人，说昨天收妻子订金的是他的儿媳妇，今天由于摊位变动，已经在菜市场找了两圈都没有遇见我妻子。大爷马上给儿媳妇打电话，转眼间，大爷的儿媳妇就来了。

妻子开始讲价：“大饼子8 元一个，小饼子4 元一个？”

儿媳妇答道：“大的9 元，小的就按你说的4 元吧。”

妻子还在熬价：“我买这么多，几十个，你便宜一点卖嘛？”

大爷也在旁边插话：“便宜5角，大饼子8 块5 卖给你吧。”

儿媳妇铁板钉钉的口气：“我家的饼子是祖传秘方，吃过的人都找上门来买，大饼子少了9 块不卖。”

我尝了几口饼子，感觉不错，荞饼、麦饼，货真价实，便催促妻子：“9块就9 块，买吧。”

妻子说：“买——买——买，拾来，拾来。”

大爷和儿媳妇，一边装饼子，一边数个数。儿媳妇装，大爷数，几十个，三四袋，十多公斤。还有我们购买的四五袋菜肉，我和妻子两双手，一趟拎不回家，看来还得再跑一趟。

大爷以为我们是开车来买菜的，很爽快地说：“我帮你们提，我帮你们提”。说着就拎着饼子跟着我和妻子出了农贸市场。

大爷问我：“你家的车停在哪呢？”

我说：“我们没有开车，走路来的。”

大爷又问：“你们住在哪里？”

我说：“天人中学对面那个小区。”

大爷说：“有点远呢嘛？”

我说：“不远不近，差不多一支烟的工夫。”

大爷没有吭声，犹豫了一下，跟着我和妻子往回家的路上赶。进小区大门的时候，保安向我打招呼：“买这么多好吃的，父母大老远的来一趟不容易，要好好款待啊！”

大爷看看我，我看看大爷，彼此都陷入了沉默。

卖苞谷的

农贸市场的南边，一对农村夫妻面前，一堆水灵灵的苞谷，围着很多人，正在挑选苞谷，我和妻子凑上前去问价：“苞谷多少钱一斤？”

女摊主回应：“5 块，本地老品种糯苞谷，好吃呢。”

妻子问我，“真的是糯苞谷吗？”

我毫不犹豫说是。

妻子开始挑选苞谷，一包、二包、三包、四包……过秤时，妻子和女摊主反复换了几个包苞谷，不是多二两，就是少一两。苞谷棒子换了一包，又换一包，总是不那么恰好，双方都在为凑足斤头“过家家”。

我催促妻子，“有多少算多少吧。”

女摊主很有耐心，说：“老板，莫急，慢慢挑选吧，这么一大推苞谷总有你们满意的。”一边说一边在帮妻子调换苞谷试秤。

女摊主的丈夫递过来一包苞谷，籽粒饱满，大大的，也催促说：“莫称了，莫称了，吃得的东西，多点少点没关系，到了自家门上都要送你几包呢，就算3 斤吧，15 块钱。”

妻子看看秤，我看看秤，的确3斤有余。

妻子付钱时，女摊主的丈夫伸手接钱，我才发现，他的手却是残的，没有手掌，是只“秃手”，我和妻子大吃一惊。

过了一个星期，又是周末，我和妻子去农贸市场，又见到“秃手”夫妻俩来卖苞谷。我和妻子二话没说，又买了10 多斤，全部送给了熟人朋友，撒谎说是老家带来的，朋友吃了都赞不绝口。

搬冰箱的

家里的冰箱压缩机坏了，门一打开，就流出一地的冰水。妻子急得团团转，翻箱倒柜找出几年前购买的发票和保修单，迅速拨打了售后维修电话。

大约一个小时后，一辆三轮摩托小货车“突——突——突”来到我家门口，两个五十岁左右的农民工，三下五除二就把冰箱搬上摩托车，“突——突——突”拉走了。

六天后，商家打来电话，说冰箱修好了，约定中午送冰箱回来。

听到“突——突——突”的摩托声，我忙着开门，还是那两个农民工，已经把摩托车的屁股倒在了我家门口。

门口有三级台阶，冰箱是双门的，在我看来是个庞然大物。两个农民工把车厢门全部打开，用一根红绸布裹成的带子，麻利地套住冰箱，像山里人背柴捆似的一个背着，一个扶着，一唱一和：“慢——慢——慢——进门了——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好啦——好啦。”

两个人配合默契，我打帮手，冰箱像一只蜗牛摇摇晃晃经过客厅，搬进厨房，又要上两级台阶，台阶上面是一道屏风门，背冰箱的人跨上一级台阶，由于门的高度不够，背冰箱的人腰已弯成初三四的月亮，冰箱不会低头，抵在了门楣上，进退两难。真是生娃娃的不急抱娃娃的急，我生怕背冰箱的人支撑不住，冰箱滑落地上，鸡飞蛋打伤着人。

当我一筹莫展时，背冰箱的那个人有了主意，他一边叮嘱“扶好——扶好”，一边往后退下台阶，慢慢转过身，背对着台阶，脚往后退登上一级台阶。此时，冰箱脚正好和厨房的台阶地面一样平行，我和另外一个师傅扶着冰箱，三人默契配合，冰箱落地，慢慢扶着站立起来，轻轻地连扶带推，冰箱就像被两个农民工遥控似的乖乖走到了厨房指定的位置。

面对两个农民工，舞文弄墨的我终于明白，三人行，谁是师？

修门锁的

家里的客厅门忽而开，忽而关，每天进进出出都要反复开关好几次，时间长了，门就会落下摩擦门槛。同时，防盗门的锁芯和锁孔就不对称，总是差那么一丝一毫，配合不默契，不仅关门时要往上提，而且上防盗锁时也很费力。

门有毛病不好开关，妻子就对我发牢骚，甚至提出干脆把门重新换成新的。我请来修门锁的师傅，师傅说，门没有什么大问题，修理一下还可以继续用。果然师傅拿出工具，一会儿紧螺丝，一会儿松螺丝，反复调试，再给锁芯涂抹油，门就修好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前不久，门的老毛病又出现了。这次妻子已经下定决心，要求我必须把门换掉。我是个恋旧的人，觉得门虽然有点小毛病，修理一下，能用就行。加之，考虑到换门很麻烦，拆门拆墙不是一项小工程，叮叮咚咚又敲又打，少不了两三天。我把这些不利因素全部告诉妻子，妻子也就默认了。

可是，这次我拨打了门口一张小广告上修门锁的电话，另外找了修门锁的师傅。大约半个小时，一辆小轿车来到我家门口，车下来两个农民工模样的人，和我相互打了招呼，从车屁股里拎出工具，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一个开，一个关。然后，反复紧门轴的螺丝，又反复试开试关。门里的那个师傅对门外的师傅说：“把车里的角磨机拿下来。”

我一头雾水搭话：“用角磨机干什么？”

门里的师傅回答：“把所舌的锁孔磨掉一点吧，不然，锁舌和锁孔总是门不当户不对。”

门外的师傅三步两步小跑把车上的角磨机拿来，插上电源线，手握砂轮角磨机“沙沙沙”对着锁孔一边磨，一边看。火星飞溅，狐臭味四溢。两个师傅，磨磨看看，看看磨磨，锁孔扩大了一点点，开门关门，反复试，反复磨，角磨机的声音哑了，两个师傅异口同声说：“可以了。”

我顺手试着开门关门，门就像安了弹簧，轻松自如。

道过谢，付过钱，送走修门锁的师傅，我才恍然大悟：换一个人，就是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遇事不能新瓶装旧酒走老路。

送水的

自从进入这座城市，过着“吃米不见糠，喝水不见井”的日子，不管水什么时候水桶见底，我总是习惯随手拨通“送水工”留下的联系电话：“喂！请帮我送桶水来”。片刻，就听到楼下摩托车的声音和有人上楼的脚步声。紧接着，“送水工”就气喘吁吁、歪着头，肩扛水桶走进了家门。此时，趁他忙着脱桶套、撕封口、换桶，我迅速找水票。恰到好处，他换完水，我把一张水票给他，他总是谢大恩人一样和我告辞：“谢谢！谢谢你家了，阿老表。”

“阿老表”是我们楚雄人与陌生人见面打交道的常用称呼，男的叫“阿老表”，女的叫“阿表妹”。常常是这样，本来是该我说“谢谢阿老表”的话，却被他抢口了。就这样，我和他相见，都互相喊“阿老表”。可每次要走时，“阿老表”总是磨磨蹭蹭，目光注视着桌上那包我用来待客的香烟，用乞求的口吻说：“老表，给我支烟抽行吗？”开始我心里暗自嫌弃他，但转念一想，一支烟，对于我来说，不值一提，顺便抽出一支打发他。只见“阿老表”接过水票和烟，像爱护人民币一样，塞进胸前随身挎着的那个巴掌大的小包，拎着空桶，转身“吧嗒，吧嗒”急促下楼，随着渐渐远去的摩托车声走了。

尽管隔三差五，就要换水，但对“阿老表”的身世，毕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每次他送水来，家里人都会用警惕的目光盯梢他，生怕家里的东西丢失。

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平时随便丢乱放在桌子上的烟、打火机经常丢失，第一个进入我家怀疑的对象当然是送水工“阿老表”。可每次他送水来，我都故意“放线卧底”，却不见半点动静。后来，妻子在给孩子洗衣服时，才发现是自己上高中的孩子干的，差点让我冤枉了那位无辜的“阿老表”。

而“阿老表”每次来，总会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仍然目不转睛看桌子上打火机、香烟、糖果，像个嘴馋的孩子，目光里充满了乞求和奢望。临走时，他又开始磨磨蹭蹭，用手指着桌上的东西说：“阿老表，给我一支烟……”。当我递给他一支烟，或是几个糖果时，他总是毕恭毕敬，解释说：“干我们这行的，虽然是下等人，但手脚要干净，谢谢阿老表，谢谢阿老表……”他迫不及待地把烟或糖果塞进包里，直到感谢声和脚步声由近到远，慢慢消失。

天长日久，“送水工”不断为我家送水，那层陌生的隔膜也不知不觉溶化了。家里的水票全部放在饮水机上，每次他送水来，换完水，习以为常地抽出一张水票，毫不客气地向我要点小东西，说声“谢谢了！阿老表，你是好人”又马不停蹄下楼去了。开始，我总在试探，他是否会多拿水票。后来，我如数核对，票和水均等，我心里暗想：“阿老表真是个老实人”。

终于有一天，我和他有了短暂闲聊。那是一个雷雨瓢泼的星期天，水喝光了，孩子却吵吵嚷嚷要吃方便面，我随手拨了送水电话。那位“送水工”来到我家时，已成“落汤鸡”，我便邀请他暂时在家避雨，他却打量了半天，始终不愿意把屁股坐在沙发上，像个罚站的学生，垂着头站在我面前：“阿老表，我是老农民，怕把你家沙发坐赃了。”我一边安慰他坐下，一边给他递了支烟。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接过烟，试探地问：“阿老表，不怕你笑话，我没有烟筒不吸烟”。我提来水烟筒递过去，只见他掐掉过滤嘴，插在烟筒哨子上，“咕嘟、咕嘟”吞云吐雾吸了几口，好奇地问我：“这烟恐怕二十多块钱一包呢？”当我把价格告诉他时，他却惊叫了一声：“啊！一支烟，是我送两桶水的工钱”。

正是那次一支烟工夫的交谈，使我得知他家有个弟弟在北京上大学，父母二老常年卧病在床，全靠他抚养，一年要花好多钱，送水是按每一桶计算报酬，一元一桶，从农村出来打工就巴望弟弟以后有好日子过。此时，“阿老表”的一席话触发了我记忆的神经，看他那没有水烟筒不吸烟习惯歪着脸的样子，再好的香烟，都要掐掉海绵屁股才吸的动作，仿佛“长子为父”抚育我成长的大哥，远在老家的大哥仿佛就像眼前的他。

忽然，“叮铃铃”电话铃声响，有人要水，只见他弹簧一样跳起来：“阿老表你忙着，没水就打我电话”。话音刚落，随着下楼的急促脚步声，渐渐在外面的风声雨声中消失了。

没过几天，家里又要换水，我依旧拨通电话。先是无应答，再后来回电话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陌生。等送水来时，已经不是那个“阿老表”，是个年轻人。向年轻人一打听，才得知，那位貌似我心目中大哥的“阿老表”，就在那天给我家送水返回的路上，被车撞折了腿，住进了医院。眼前替他送水的这位年轻人就是“送水工”阿老表的兄弟，前两天刚好放假回家，他还特请年轻人捎来话，感谢我给了他那些烟和零食，他舍不得吃，积攒下来，送回家孝敬父母，父母还以为他在外面赚了大钱，都在村里夸他孝心好呢。

听完年轻人的叙述，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直到现在我竟然连他的姓名也不知道。只是需要水时，“喂”一声电话呼唤，他就一阵风来到我家。

此时，我站在饮水机前，看着那一桶纯净的水和桶上那句富有楚雄特色“阿老表你要来呢嘎”的广告宣传语，多想喊“阿老表”一声“大哥”，喉咙却像卡了根鱼刺。

擦鞋的

自从换下布鞋，穿上皮鞋，进入城市，我就自置了两套擦鞋的工具——鞋油、鞋刷、毛巾。一套放在家里，选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拎出全家人的皮鞋，一双双打整，然后放在阳光下晒烤，穿时少了几分汗臭味，还留有阳光的余温，走起路来舒适自如。另一套放在办公室里，有时出门不小心把鞋弄脏了，顺手随便一打整，皮鞋也就亮铮铮的。伴着我的脚如行云流水，穿梭于人流之中，迎宾会客，开会赴宴，很阳光，很青春。

擦皮鞋如洗脸脚、刷牙漱口一样，是我每天生活的“必修课”。因自己小时候生长在农村，经常赤脚，很少穿鞋，而且祖辈都是“泥脚杆”，没穿过皮鞋。所以自己过上穿皮鞋的日子，对皮鞋就倍加爱惜。尤其那些年到楚雄、昆明，或到外地出差，遇到街头有人擦皮鞋，总是要花一两块钱，先擦皮鞋后办事，生怕别人嫌自己土，另眼看待。返程前，总是要找个鞋摊把鞋再擦亮些，才扬眉吐气回家。

不知是什么时候，在一阵“噼哩啪啦”开业的爆竹声中，我所在的县城开张了一家专业擦鞋店，而且就在我上班的地方附近。于是在身边的不少熟人同事推介下，妻子去开了会员卡。从此，鞋坏了、脏了，我常光顾那家小店，修鞋、擦鞋。

第一次去鞋店，就让我大吃一惊。擦鞋的两个师傅，一个是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中年男人，腰弓背驼，仿佛一轮镰月；另一个则是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小伙，走起路来，总有一只手扶在不能弯曲的那条腿上，一瘸一拐的。当我在“欢迎光临”的招呼声中，坐上那主席台一样的梯级擦鞋椅子时，心里就像第一次坐“遮阳帽”型的人力三轮车“小摩的”的感觉，让我想起曾祖父在旧社会专门为大富人家抬轿子那段寄人篱下的家史，一阵酸楚。为我擦鞋的是那年轻的“瘸子”。只见他麻利地摆弄着我的脚，先为我清洗鞋上的污垢，然后上油、抹刷，最后又用块毛巾连拉带擦，还不时“嘣嘣”弹几下。我两脚放在那个木制的轱辘上，一边自个儿蹬摩着脚，一边欣赏擦鞋技艺。一会儿工夫，皮鞋如新鞋一般闪亮，仿佛一面镜子，映照出我隐隐约约的脸庞，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擦鞋的专业水平。我报了卡号，说了声“谢谢”便扬长而去。

在后来经常去擦皮鞋的日子里，我才慢慢明白，“驼子”和“瘸子”是一奶同胞两兄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鞋店是挂包单位和挂包干部扶持开张的。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一年到头，不论寒冬酷暑，还是晴天雨天，我随时登门，“驼子”和“瘸子”总是在鞋店里忙碌着，不是修鞋就是擦鞋，似乎两人都是师傅，谁也不计较，谁手闲，谁先接待来客，简直就是一对“黄金搭档”。

时间久了，我成了“驼子”和“瘸子”的常客，时不时与他俩聊些家庭、婚姻之类的话题。原来他俩还是单身，进城只为谋生。所以在他俩的眼里，来的都是客，都是“上帝”，图的是多有皮鞋擦。即便手头无活计，也不敢走远。“驼子”常一边抓紧机会吸支烟，一边听收音机。“瘸子”年轻，好像不喜欢“驼子”听的那些节目，则打开手机戴上耳塞边听边看。两人虽各有所爱，但谁都不影响谁，鞋店就是他俩的家，就是他俩赖于生存的驿站。我也仿佛成了他们的熟人，每次去，不用报卡号，他俩谁都知道，而且还一口气能说出我的皮鞋尺寸、品牌、价位、档次，若遇上吃饭，总客气地招呼我：“来和我们吃饭。”

那天，粗心大意的我把手机上的手写笔丢失在擦鞋店里，“瘸子”一瘸一拐来到我的单位，让我失而复得。

最难忘的是那次我喝醉了酒，昏头杂脑去擦皮鞋。“驼子”正准备收摊关门，见我就迎过来，像往常一样忙开了。出门时，还帮我扶上了出租车。第二天早晨我刚到单位门口，就见“驼子”像只蜗牛蜷缩在那里，颤抖着黑乎乎留有鞋油味的手，递给我一样东西。我的眼前忽然一片闪亮，原来昨晚我把包丢在了擦鞋店了。接过包，我只是随口说了声“谢谢”，竟忘了拿钱酬谢，就匆匆开会去了。后来，我打开包，现金、银行卡、医疗卡、驾驶证、身份证一样不少。再次去擦鞋时，总想酬谢“驼子”，他总是拒绝：“横财要不得，背过失呢！”

久居城市，一不小心，消费时经常被“宰”被“套”。但自从小县城新开了这家擦鞋店，“驼子”和“瘸子”不仅擦亮了我的皮鞋，还擦亮了我的眼睛，擦亮了我的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