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撄心者说,说撄心者

2021-11-11董炳月

读书 2021年11期
关键词:鲁迅研究人心杂文

董炳月

编定这本《撄心者说》, 整理好目录,和各篇文档一起用电子邮件发出,如释重负。端起一杯茶,抬眼看窗外,蓝天白云也高远了许多。受惠于清晨的一场雷阵雨和雨后的大风,天空湛蓝。那种透明的蓝,本是秋季北方的天空常见的。置身初夏,遥望蓝天,恍若隔季。

相隔五年,完成又一本鲁迅论,有成就感。说“又一本鲁迅论”,是相对于二0一五年出版的那本《鲁迅形影》而言的。编《鲁迅形影》的时候,想书名费了许多心思。最后确定的“鲁迅形影”,自己很满意。这次也一样。想书名,依然费了许多心思。对于“撄心者说”这个书名,自己依然满意—满意于其符号性与歧义性。

一九0六年三月,青年鲁迅弃医从文,立志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从仙台回到东京。此时至一九0九年八月回国,他在东京生活了三年半,写了几篇大文章,编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其所作文章中,真正的文艺论文只有一篇《摩罗诗力说》。一九二六年十月,鲁迅编杂文集《坟》,所选留日时期的文章共四篇,依次是《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四篇文章的排序,并非按照写作、发表的时间先后。否则,一九0八年二三月发表(两次连载)的《摩罗诗力说》应当排在当年八月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之前。鲁迅的排序显然是根据文章的内容。综合性的在前,专业性的在后。于是有了现在的这种人类史、科学史、文化、文艺的顺序。《摩罗诗力说》对文艺问题的论述,是围绕“摩罗诗力”展开的。所谓“诗力”,即文艺作品的“撄人心”之力。是否“撄人心”,也是鲁迅认识中西差异的重要视角。文章说:“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从帝到民,皆以“不撄”为理想,皆扼杀“性解”(天才),故中国只能长期处于“蜷伏堕落”的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鲁迅呼唤摩罗诗人出现,主张“撄”,声称“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鲁迅本人就是一位“撄人心者”,写《摩罗诗力说》就是在“撄人心”。

对于鲁迅来说,一九0七年在《摩罗诗力说》中倡导的“撄人心”,是个符号性、象征性的表述。“撄人心”上承仙台弃医从文时期的“改变精神”,下接“五四”时期的“呐喊”。“改变”即“撄”,“精神”即“人心”。为了“撄人心”,所以“呐喊”,以唤醒在“铁屋子”中沉睡的人们。鲁迅是“撄人心者”,鲁迅是执着的“撄人心者”,鲁迅始终是执着的“撄人心者”。尽管他也要休息,也有失望甚至绝望的时候。因为是“撄人心者”,所以他反对瞒和骗、针砭麻木与遗忘,所以他主张“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所以他始终保持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在此意义上。文学不过是他“撄人心”的工具。“撄人心”的立场与态度,决定了鲁迅对小说、杂文、木刻等文艺形式的选择。这些文艺形式富于大众性、媒体性、实践性,易于发挥“撄人心”的功能。

鲁迅是“撄人心者”,因此鲁迅的作品都是“撄心者说”。这位“撄心者”,“说”出了《呐喊》《彷徨》《野草》,“说”出了《坟》《热风》《华盖集》,“说”出了《朝花夕拾》《故事新编》……

撄心者说,撄心者亦被说。“说撄心者”,即谈论鲁迅、研究鲁迅。此乃另一种“撄心者说”。近百年来,许许多多阅读鲁迅、谈论鲁迅、研究鲁迅的人,就是这种“撄心者说”的主体。己心为撄心者所撄, 亦欲以撄心者之心撄人。伟大领袖毛泽东,是这类主体中甚为突出的一个。他不仅是主体,而且催生了无数主体,促成了一个“撄心者说”的时代。鲁迅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作为“撄心者”,对于“诗心普遍性”是充满期待的。故文中有言:“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在众多的阅读鲁迅、谈论鲁迅、研究鲁迅的人这里,在新中国,鲁迅的期待没有落空。

近百年来,两种“撄心者说”互动,形成了一部思想史,一部心灵史,一部学术史。

与《鲁迅形影》相比,这本《撄心者说》的整体性强一些,更像一本鲁迅研究专著。这是因为,本书所收论文的写作时间相对集中,选择论述对象的时候,我已经考虑到一本书的框架。本书所收十四篇文章中,最早的《浮世绘之于鲁迅》写于二0一六年六月,最晚的《一九二六年: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展開》于二0二一年五月底完稿,十四篇文章是四年之内写成的。我从二0一六年底开始主持中国鲁迅研究会秘书处的工作,年年参与组织各种类型的鲁学会议。鲁学界的同道们参会踊跃,撰文积极。年老的老当益壮,年轻的青春焕发。那对我是莫大的鞭策。大家都在努力,自己身为组织者之一,不可偷懒,不可三心二意。于是缩小研究范围,暂时放下手里的西域学、日本文学题目,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研读鲁迅、撰写论文。论述的问题,有与南京求学生活相关的鲁迅的“自我”意识,有《狂人日记》的发表及鲁迅本人对《狂人日记》的持续阐释,有鲁迅二十年代前期的生活状态、中期的国民性思想、末期的美术活动,有鲁迅晚年的杂文写作与杂文观念,等等。这样,论文写完,编成一本书,就能够历时性地呈现不同时期鲁迅思想、文艺活动的不同侧面。几篇长论文的撰写,似乎是花了写几部专著的力气。书中讨论浮世绘与新兴版画的两篇文章,处于《鲁迅形影》中那篇《“文章为美术之一”—鲁迅早年的美术观与相关问题》的延长线上。研究鲁迅杂文的论文有两篇,都很长。这不仅与杂文在鲁迅创作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关,而且与我的阅读兴趣有关。大概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近年越来越喜爱鲁迅杂文。那种尖锐性、现实感与修辞智慧的融合,魅力无穷。

鲁迅研究,难度很大。而且,难度越来越大。鲁迅博大、复杂,有独特的思维与修辞,本来就难于把握。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学者投身鲁迅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留下的研究空间已经不大。另一方面,鲁迅研究也曾被工具化,鲁迅身上被附加了某些并不属于鲁迅的东西。诡异的是,即使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以“回到鲁迅”为指归的鲁迅研究,现在看来,也有回到特定语境中的研究者自身之嫌。这种情况下,要想在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要想把握鲁迅的真实,方法论的自觉是必要的。我的基本方法,是以具体作品为对象,细读文本,索隐发微,以点带面,小题大做。这里所谓的“作品”,并非仅仅是指小说、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创作,而是指一切出自作家之手、形诸文字的文本。这种方法的选择是基于我的一个基本观念: 作品至高无上。作家因作品获得“作家”的身份,无数的作品构成了文艺思潮、文学运动与文学史。没有一部作品的诞生是偶然的,没有一部作品的存在是孤立的。作品是语言,是情感, 是思想, 是美的形式。只有把一个一个具体的作品读懂、说透,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作家的真实,才能进入作家的心灵深处与思想深处,才能真正把握普遍性与整体性。

恰好是五年前的今天,写《鲁迅形影》后记的时候,五十五岁,感叹自己已经接近鲁迅先生享年的五十六岁。现在,五年居然已经过去,自己六十岁了!《撄心者说》这本书,是我花甲之年的最好纪念,也是一个转折点。

生活会继续,学术研究会继续。但是,六十岁之后的生活与学术,应当是另一种状态。必须是。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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