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永逸

一

因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倡导和实践的平民教育运动，定县驰名中国，也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在这一“洋博士下乡”的乡村建设以及民族自救运动中，定县秧歌进入这些洋博士的视野，并凸显了出来。一九三三年，李景汉、张世文选编的《定县秧歌选》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出版。数十年后，深度参与了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美国人甘博（S . D . G a m b l e）出版了定县秧歌的英文版，Chinese village playsfrom the Ting Hsien region（ YangKeHsüan ）。

因为平教会，定县秧歌这种原本在乡野生发、传衍的小戏，不再仅仅是民间、乡土与方言的，它与知识精英、城市、民族国家、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审美、遗产、治理术和世界等，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作为《定县秧歌选》主要的信息源，秧歌艺人刘洛福一九三一年前往北平献艺，灌制了唱片。作为乡村戏，定县秧歌既是平民教育的媒介，也因之成为始终被赞誉有加的成果。近百年来，因为与演者—观者个体生命历程、日常生产生活、社会运动、历史演进、地方文化建设、国家大政方针和科技革新之间的复杂互动，定县秧歌在学界一直有着热度。除李同民、李景汉、张世文、甘博、赵卫邦等奠基性的著述之外，朱迪丝（J o h n s o n J u d i t h）、欧达伟（R. D. Arkush）、董晓萍和江棘等对定县秧歌都有可圈点的著述：或偏重剧本，或偏重乡民的伦理道德观，或偏重女性在秧歌内外的在场。虽然风格各异，与定县秧歌的演者—观者有着不同程度甚至有意的“间离”，这些主要依托定县秧歌剧文、剧情的著述，却多少都基于长短、深浅不一的田野调查。

正是在田野调查这个意义上，作为定县本地人，青年学者谷子瑞更偏重活生生的人的新著《定县秧歌：从乡村戏到非遗》，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

子瑞对定县秧歌从乡村戏到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小史的梳理，在赋予定县秧歌以脉动的同时，还呈现出他者难以捕捉到的定县秧歌演进的隐蔽语本和其左冲右突的倔强。

在乡村戏这一历时性层面，定县秧歌有着下述参差的风景：李景汉等“海归”对定县秧歌的净化;熊佛西对定县秧歌的舍弃，用话剧等外来的文明戏代替秧歌的平教運动实践;平教运动对定县秧歌效度有限的功利性使用这一精英传统，和由之衍生的定县秧歌的“伪民间性”;诸多研究罗列的剧目的纰漏，研究者自圆其说的释读以及误读，等等。当下，定县秧歌经历了非遗化的过程，因此被命名的传承人与此前艺人，尤其是名角之间，明显不搭。传承人是自上而下的官方命名，名角是自下而上的观者—民众的加冕。因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评审者的操控，与艺人有一定重合度的非遗传承人成为多义的“复数”。打政策擦边球的传承人、领导个人好恶决定的传承人，赫然在列。这些多少水土不服的传承人，势必对前在的艺人群体及其小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撕裂，影响到非遗化定县秧歌的新生态。当然，不仅是在中国，这实乃各国非遗保护在官僚行政化之后不可避免的共性。

一定程度上，子瑞将作为乡村戏和作为非遗的定县秧歌对立了起来。在其辨析中，乡村戏越发浪漫主义，素朴、拙野却温馨，非遗明显现实主义，庸常、悲壮却精明。毫无疑问，哪怕是信息传递没有当下快捷，当年平教会对刘洛福的倚重与发现，尤其是将之“外派”北平的展演，对定县这个地域社会、对作为乡村戏的定县秧歌界绝对有着巨大的震动。其产生的蝴蝶效应，应该远胜于今天自上而下认定的传承人对定县秧歌的影响。简言之，乡村戏艺人—名角与非遗传承人并非一个简单的昔是今非的矛盾体。

非遗前、非遗化和后非遗之三段论，早已成为国内外海量非遗著述的经典范式。在这种经典化的八股范式中，过去，不是不堪回首、忍辱偷生，就是辉煌灿烂、余味无穷;现在，岌岌可危，却枯木逢春，且很快欣欣向荣;未来，任重道远，但前景可期。其实，每个非遗项目都有其生命历程。当传承者的主体性得以发挥时，一个非遗项目就会有着因应时变、世变的调适能力，可能传衍下去。不接地气的外力的强行干预，心急火燎的打强心针，通常适得其反，无力回天。换言之，非遗前、非遗化和后非遗这一貌似动态的谱系，实则是静态与静力学的马甲，有着刻舟求剑的愚妄。

这种愚妄，多少剔除了时间对于特定个体、群体而言无处不在的主观性，将原本互现、作为一个连续体的时间物理化。被对象化、插入界桩的时间，成为一个个裂块、一个个无限小的时间点。如此，作为符码，与这些时间块或时间点对应的人群、社会与文化，尽管可以任意涂抹、编织，却是隔山打牛，无法触碰本质。在《烧毁的诺顿》（Burnt Norton ）开首，艾略特写道：“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 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 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

从乡村戏到非遗的命名，说明子瑞对定县秧歌有着时间连续体和“ 主观现在”（s u b j e c t i v epresent）抑或说“延展的现在”之意识。可是，在对比艺人和传承人时，她还是不自觉地陷入了时间裂块的缝隙。在新生的“非遗学”语境下，子瑞的这一不足实属可能次生的“非遗考古学”范畴。然而，在乡野与乡土一道野生野长而今天被命名为非遗的东西，通常源头难明、谱系不清、空缺甚多。至今，对定县秧歌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都重要莫名的刘洛福，其生卒年一直不详。更不用说，定县秧歌起源这一永恒的“迷思”（myth）。这一悖论，使得各国众多非遗项目的历史成为不断自我建构、完善的“发明的历史”。在这一世界性的潮流中，民族主义、现代民族国家、地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政治治理术、群体内部精英的优位主义等，都纷纷染指其中，鞍前马后。

子瑞多少朦胧地意识到社会静力学、革命诗学和文化单线进化论的危险性。她丝毫没有发明历史的企图，而是认真地发现历史。其调研、书写有考掘的意味，却没有要“知识考古”定县秧歌的野心。事实上，她已经成功地从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热描”出了定县秧歌在乡村戏和非遗等不同阶段的复杂性、异质性和内在演进的连续性。其看似否定性的辨析，并非是要否定平教运动、五十年代戏改、八十年代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工程、非遗运动等对定县秧歌的良性影响。对相关否定性的呈现，反而还原这些运动以真实性、合理性，尤其是表明了演进中的定县秧歌必然有的浓淡不一的“非乡土性”。其实，乡土性和非乡土性巨大张力编织而成的生态场，才是当下命名为非遗的这些文化遗产生发、传衍的远近真实布景。

正因为有着学术研究的持平之心和对故土的赤子之心，子瑞在历时、共时和观者—演者心意等多个层面， 都强调红白喜事、庙庆等“露天剧场”与省城、京城、央视等高大上的“优位时空”的同等重要性。无论因何种外力的正面影响抑或负面冲击，子瑞始终强调定县秧歌的生命力在艺人这个群体本身，在定县这块热土，在作为观者的民众的主动抉择。进而，与庙庆—“台口”同等重要的演出场所—红白喜事—“小事”，成了定县秧歌蹒跚前行的根本。

与“唱台口”一道，“挡小事”不但赋予了秧歌艺人以生计、使观者人生仪礼有了神圣的意味和热闹的氛围，在丰富当地人日常生活并使人生圆满的同时，还为后起的非遗化定县秧歌培养了基本的观演群体。即使在非遗化之后，台口、小事这些完全因乡野小民而生的敞亮的“空的空间”（the empty space）、质朴剧场（poor theatre），依旧是定县秧歌最为根本的传衍时空。领导、评委、导演以及传承人占主导地位的汇演、大赛以及送戏下乡的听令演出—全景监视的闭合舞台，是非遗定县秧歌的面子，也是相关人群必须完成的工作。正是这一制度性的点缀，使得因生计和传承而一体性的秧歌传承人—演者不得不面对多元化的“主家”。在子瑞笔下，这些主家包括：红白喜事的主家和“管事的”、庙主、政府官员、评审专家、记者、导演、高级别的传承人以及企业家，等等。

国家级非遗这顶先声夺人的帽子，没有遮蔽子瑞的双眼。她告诉我们：对定县秧歌而言，哪怕是早早步入精英眼帘、走出国门，哪怕非我莫属地成为首批国家级非遗，其生命力依旧在乡野，在包裹城市并与之绵长互动的乡土。当乡野被雅化为城镇，当乡土始终被视为城镇的对立面而被强力挤压与侵蚀，被命名为非遗的定县秧歌就面临离乡、离土、离民，及至被“家国情怀”等大词霸凌而上气不接下气的窘迫。它既无望唯非遗马首是瞻、华丽转身，也难以偃旗息鼓、寿终正寝。悬置抑或说悬浮，是诸多厚重却空洞的非遗报告和雄文—非遗八股—称颂的非遗的真相。要弘扬多数原本与乡土一体却宛在水中央的非遗，道阻且长。

三

写这本真心诚意向定县秧歌和故乡致敬的小书，子瑞并不容易。与她的定县秧歌和故土定县一道，子瑞本身也经历了化蛹为蝶的升华。这种升华，是对乡野的回归、亲近，直至水乳交融。

二0一六年刚上研究生那阵儿，听到我说定县秧歌、平教会、李景汉、甘博、宋文川、韩飘高这些语词时，子瑞明显茫然，眼睛空空如也。这块土地上各色人等的起落、生死、飘荡，于青春的她了无印迹。她俨然生活在真空。常年朝夕置身的故土，仅是驛站。可是，对故土漠然而陌生的她，很快进入角色，并将她对自己的成长、对故土的热爱熔铸到了对定县秧歌的踏查与省思之中。台前幕后、老少爷们儿、姑嫂妯娌、家长里短、声声秧歌、纤纤丝竹、传说故事、冬寒夏热…… 都迅速浸透其每一个感官、每一种触觉。身外的故乡、秧歌不但化为感官、知觉，也化为其终生挥之不去的主体性之本质。在此意义上，她倾注心力而成的这本定县秧歌就是她这个定县人个体的，是大写的“我”的。

因写定县秧歌， 子瑞完成了其别具一格的“ 成年礼”。在此意义上， 定县秧歌对子瑞有着不言而喻的“ 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定县秧歌上演的小事、台口、礼堂和央视等异质时空，定县秧歌的剧情、角色行当、唱腔、舞台布景、锅烟子与油彩，刘洛福、宋文川的红火传奇，非遗传承人的尴尬与勉力，合伙搭班分钱的斗智斗勇，台前幕后不乏暖意的钩心斗角，冬日里与剧团一道游走乡野阡陌时扑面而来的阵阵寒意……都在其字里行间、书脊内外高高耸立。

不论什么级别，如果一项非遗外在于个体，于个体生命了无意义，那么它也只能在馆舍中化石般虚无地存在， 徒劳也徒然。在此意义上，不同行政级别的非遗，是乡土的，更应该是个体的，哪怕仅仅是个体自我的镜像与投影。其实，文学、艺术与所谓的学术著作，又何尝不是如此？这难免让我想到善写生死常相的萧红，想到经常追问自我而一直在路上的何贝莉。《生死场》《呼兰河传》都是悲情而绝望的，萧红的文字有吞噬一切的魔力。读者经常会身不由己地被其文字抛到洪荒之外，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却没了归路。在《无始无终：转山》中，同时扮演了猎手与猎物双重角色的贝莉，始终在藏地的圣山圣境中拷问灵与肉。灵山就在天边、眼前，脚下的路却没有尽头，甚至不知通往何方。

作为乡土日常以及非遗的暮歌， 子瑞悲情而不煽情。反而，字里行间不乏一丝丝闪闪烁烁的光。面对欣欣向荣同时也庸常甚或惨淡的现实，仿佛贝莉的转山，子瑞、定县秧歌和故土三位一体的“自我”的朝圣脚步不免滞重，执拗的眼神难免疲困。可喜的是，她坚持了下来，与百年来定县秧歌的观者—演者一道，阶段性地转完了自己的山，让世人看到少了光晕却一样难免为之动容的定县秧歌和定县这片静默的热土。

料峭春风吹酒醒。无论阴晴、真假，非遗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定县秧歌永远都会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