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

年近百岁的老人何兆武先生（一九二一至二0二一）仙逝之后，学界一片哀悼，读来为之动容。笔者年轻的时候，也曾有数次机会向何先生请益，记得有一次我去清华园拜访，还承蒙何先生赠书请饭，至今记忆犹深，心存感激。何先生为人之谦虚和蔼，对后辈之热诚提携，有口皆碑，其受益者亦非我一人而已。因此本文的写作，虽然以悼念为由，但更想从学术的层面，不揣浅陋，仔细探讨一下何兆武先生的史学思想。

如果我的记忆无谬的话，我最早知道何先生的名字，应该是在大学求学的时候，认真读过伯特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两卷，而何先生是其主要译者。但让我印象更深的是，我那时读到一九六三年的《史学译丛》上刊载的何先生翻译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 1926-2017）的《美国和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一文。伊格尔斯的原文在一年之前发表在美国史学理论的专刊《历史和理论》（History and Theory ）上。何先生迅速地将之译成中文，以飨国内读者，体现了他的敏锐度，因为以伊格尔斯先生的成就而言，这篇《美国和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论文，是他专研史学史的开始，堪称他的成名作。何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伯乐的眼力，看出伊格尔斯此文的重要，颇为难得。他那时尽管还没有机会专心投入史学理论的研究，但显然已经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及兰克和兰克学派的重要地位，有了很深的思想体认和学术积累。

我这次重读何先生的著作，主要集中在他晚年出版的两本论文集：《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和《历史理性的重建》，也参照了他之前赠我的如《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等书。需要指出的是，何兆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便坚持认为史家治史，需要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不能仅仅以爬梳、整理史料为能事。记得他曾生动地比喻说：历史工作者不能只是“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让我印象颇深，也曾在一篇拙文中加以引用。何先生重视史学理论，基于他对历史学性质的认识。他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界的主要刊物《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了数篇论文，揭橥他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特性独到的见解和颇具启发性的阐述。下面我将对何先生的主要观点做一些讨论。

一 历史和历史学的两重性

“文革”之后，何先生才得以全身心投入史学理论的研究。从这两部论文集收录的论文来看，他发表于一九八八年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一文，可能是最早的一篇，其中展现了他对历史研究当时的现状及其如何加以革新所做的一些颇具深意的思考。但從文章的整体性和重要性来看，他在一九九六年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的《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至为关键。

何先生在这篇文章的起始，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一般使用的“历史学”一词，其实包含有两重性。这一两重性起源于“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二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何先生的解读，与当今流行的英语词典中对“history”一词的界定，基本一致。而何先生对“历史学两重性”的解释，则又在此基础上，做了相当深入的阐发。顺便一提的是，《历史理性批判论集》除了以此篇（改名为《历史和历史学》）开卷之外，之后又有《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和《历史两重性片论》两文。依笔者管见，何先生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解和阐述，我们需结合这三篇文章一同考量，因为何先生的观点是，如果说历史学有两重性，那么这一性质也见之于历史的两重性。何先生同时也指出，历史的两重性，又源于人的两重性。他在评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一文中写道：“历史的两重性相应于人的两重性。人既是现象人，又是本体人。我们对人及其历史，既应从外部（现象）加以考察，也应该从内部（本体）加以考察。”何先生由此来界定历史的两重性，那就是作为“现象人”，人的行为受到了自然环境即外部环境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然人”—“人的历史是服从自然和必然的规律的”。但作为本体的人，也即主体的人，人又是“自由和自律的”—“他是自己历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取向的”。自然规律对人行为的影响，自不待言，但人如何展现自己是自己历史的主人，这是何先生特别注重的。正是因为如此，历史的发展才包含了许多偶然性和可能性。

由此，在何先生看来，历史学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全恃第二个层次赋予它生命。第二个层次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者的综合就成了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历史学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有别于科学的东西。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或不仅仅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科学性是历史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历史学家不但应该重视科学性，同时还更应该重视其中非科学性的成分。”这段话体现了何先生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中阐述的对历史学性质的一个总体看法，具有高度的辩证思维的特征。这一看法牵涉观念和方法两个层次，两者之间又紧密相连。在历史观念上，何先生认为历史学的科学性是因为人的自然性，也即人受制于自然界规律的属性，导致后人对前人的行为可以有一种认知，亦即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之加以基本的理解。这个层次可以将历史学视作一门科学，因为它指出了人的历史行为的可知性。用他的话来说：“有人认为我们的思想就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它即使没有完全地、精确地反映客观的真实，至少也是在不断地趋近于那个真理。”

而从何先生的语气来看—“有人认为……”—他本人或许并不特别看重这一解读历史学性质的立场。何先生在行文下面提到英国史家约翰·布瑞（John B. Bury， 1861-1927）在一九0二年就职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教授时的演说，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History） is a science，no less and no more”，这是布瑞在其演说词最后所做的一个总结语。从其意思而言，这句话或许可以理解为：“历史学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但何先生将之做了直译，用了“不多也不少”，因为他想借此指出，“历史学比科学既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因为“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何先生下面的解释更有意思：“历史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因为是科学的，所以它不是反科学的;又因为它是非科学的，所以它就不是或不完全是科学的。恰好是这两个方面的合成，才成其为历史学。”如果本人的理解正确的话，何先生认为历史学的两重性，就在于它具有科学和非科学这两重性。

值得一提的是，布瑞在二十世纪初将历史学界定为“一门科学”（a science）之后，受到了一些同行的诟病。布瑞这句话的上下文是：“历史学虽然可以为文学艺术和哲学思辨提供素材，但简单来说，它自身就是一门科学，不少也不多。”布瑞的本意或许是主张历史研究已经自成一家，但他摒弃历史研究和书写中的文学艺术的成分，也即何先生所说的人的“创造”，则为其他英国史家所不喜。乔治·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是其在剑桥大学的接班人，于一九二七年就任该校钦定教授。但他在布瑞发表那篇演说之后不久，就以《克莱奥：一位缪斯》一文，指出历史学之所以被指称为克莱奥女神，就是因为它必然带有艺术创作的层次，不能与冷冰冰的科学研究相提并论。

二 如何研究历史？—“承认可能性的必然”

何先生有关历史学两重性的看法，似乎十分抽象，但其中折射了他对改进历史研究方法的深刻见解， 值得我们深思。他在一九八八年发表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历史构图》一文就记录了其对如何改进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重要的思考。

何先生这里的“现实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也即历史研究如何反映了现实的需要等等。他所讲的“现实性”，与历史过程中的“可能性”相对，是指历史过程的已然，也即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这一“现实的历史”向来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何先生指出如此这般，则远远不够。他在文中的起始，便指出历史研究以前只注意“历史事实”，而如果想将其水平“提高一个数量级”，那就需要将“眼界扩大到既成事实之外的一切可能性”。他的具体建议就是：“历史学要研究的不仅是史实，还有史实以外的东西。”更深一步，何先生强调：“仅仅把自己局限于史实的历史学家，就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历史学家。因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思索一切可能性和它们的全部系论;一个历史学家而不能这样思想的，就应该谥之以歌德的诗句：‘你只是个忧郁的过客，在这阴暗的尘寰。”

何先生引用歌德的诗句，意在提醒我们历史研究的重点，不应停留在收集、整理和编排史实、史料的层面，而是要做进一步的、更深层次的思考。换言之，如果历史学家只是在被“阴暗的尘寰”包围的故纸堆里整理、爬梳史料，那就只能是一个“忧郁的过客”而已—这里的“忧郁”，或许反映了一种怀旧的博古学家（antiquarian）的情愫。而为什么需要思考，何先生给出了一个十分简单明了的解答：“史料或事实本身并不能自行给出一幅历史学家所悬之为鹄的历史构图。历史学家心目之中的历史乃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幅历史构图，而这幅图画最后是由历史学家的思维和想象所构造出来的。”何先生的“历史构图”（有时他用“历史图像”）这一称呼，由他独创，内涵颇为丰富。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强调历史书写自然会包含“设置情节”（emplotment）有可比之处。

但需要指出的是，何先生的“历史构图”与怀特的“情节设置”有明显的不同。怀特指出历史书写归根结底只是表现为“一种言语结构”（a verbal structure），完全是史家的创造，而何先生所界定的“历史构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一种“承认可能性的必然”。这一观点与他所述历史和历史学的两重性有关。如上所述，何先生指出了历史虽然是人活动的历史，但又受到自然律的控制。于是，历史学有其“现实性”和“可能性”;前者代表了已经实现了的历史，由史实所构成，而后者则大于前者，因为“一切已成为事实的，并不就是过去历史的全貌;必须再加上一切可能成为事实的，才是过去历史的全貌。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乃是一部探讨了一切可能性的历史”。换言之，在何先生眼里，“历史构图”并非史家的凭空想象，而是基于历史的现实性，抑或实现了的、由史实构成的历史。这一历史或许是历史的“必然”，但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的时候，不该以此为限，看不到历史中的“偶然”，也即何先生笔下的“可能”。他强调：“全部的事实都是历史，但历史并不全部都是事实，它也是全部的可能。”由此，何先生总结了史家的职责，那就是解释“为什么实现了的恰好是这样一种可能而不是另外一种可能”。何先生绝不认为一个史家掌握了史料，在著作中铺陈了史实，便大功告成。相反，他认为更重要的工作是解释历史进程中的或然，也即其他诸多的可能性。总之，历史研究需要从“承认可能性的必然”这样的命题着手，描述和分析其他未能實现的可能性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必然性。他重申，人们理解和书写历史需要采取“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双重思维模式，因为“历史就包括必然与或然、现实与可能”。

三 历史理性的批判和重建

何先生显然十分喜欢“历史理性”这个概念。他的两部论文集，一部题为《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另一部题为《历史理性的重建》。另外，何先生在这两部论文集以及之前结集的《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中，都收入了他研究康德历史哲学不同的论文，基本围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一书展开。而在《历史理性批判论集》中，他还收入了《历史理性的重建：奥特迦·伽塞特历史体系观散论》的长文，亦讨论“历史理性”这一概念。简言之，“历史理性”或许可以视作何先生史学理论的核心。

首先看一下何先生本人对“历史理性”的界定。他认为历史学的第二个层次即史家对史实的理解和诠释是历史学的生命根基，而“第二个层次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对于外在世界，史家可以通过观察，而对于内在世界，则需要“心灵体验”。他指出“认识历史所需要的那种心灵体验的敏感性，那实质上有似于艺术的敏感性”。另外，“历史的认识还需要凭人生的体验”。

何先生对“历史理性”的界定，应该说十分清晰，毋庸赘言。下面试图分析何先生强调“历史理性”的直接动因，然后以他的“历史理性”为方法，即以他的学历背景所形成的“理性思维”和他的人生经历（“心灵体验”）来考察他提出“历史理性”的思想背景。何先生的这两本论文集，一本指出“历史理性的批判”，而另一本则希求“历史理性的重建”，都有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对当时中国史学界现状的不满。在何先生眼里，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史学界有不少有关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讨论，但史学界的大部分人士，仍然将搜集、考证和呈现史料视作历史研究的大宗或正道。何先生为人和善，但为了阐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则不假颜色，颇为直接。他说如果史学工作者不理解历史学的本质和特点，便无法将历史研究建立在“一种健全的基础之上”。所以，“历史理性批判这项工作乃是历史学研究的一项前导，不首先进行这项工作，历史学就等于没有受洗礼，就没有资格侧身于学术的殿堂”。

从学理脉络来考察，何先生对“历史理性”的阐述和分析，与康德有着密切的关系。何先生对历史两重性的认识，是他研读康德历史哲学，特别是《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琢磨出来的。康德对经验的事实与普遍的准则之间的张力，做了哲学的阐述，与历史的“二律背反”（ 即历史由人所创造，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但这一自由又受到了自然规律的控制）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而何先生则从中看出了“人类历史的两重性（自然性与道德性，必然与自由）”。他指出：“历史在两重意义上是有理性可以籀绎的，即（一）它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所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二）它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可的目标前进的。”何先生认为，康德历史哲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历史的法则虽然可以与自然规律相比仿，但又不完全一样，于是就超出了实证主义希图将历史学变成自然科学的做法。同时，历史的演进“又并不是没有大自然的目的和规律作为引导，这又是康德超出唯意志论和英雄史观的地方”。他本人的确服膺康德的历史哲学理论。

尽管如此，何先生还是清醒地看到康德及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倡理性主义，虽然对世界历史的进步起了一个推动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弊病。他提醒我们：“……和历史上其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理性主义也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的。理性主义之弊、之失就在于它恰好忽视或抹杀了人生中非理性成分的地位和作用。”人毕竟不是“一架计算机”，除了理性的因素之外，其行为还受到“心灵的、感情的、愿望的、理想的乃至欲念的支配。忽视这些因素，恰好不是理性主义的态度”。由此可见，何先生的历史理性论述，扬弃了康德的历史哲学，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看法。

何先生的史学思想形成，与他的求学经历和人生经验也切切相关。他对历史演进中“非理性成分”的重视，更是与此相连。从《上学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何先生本人如何走向史学理论的研究，又受到了哪些师友的影响。何先生求学西南联大的时代，该校云集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流人物。但何先生对那些享有盛誉的师长辈，并不个个都盲目崇拜。比如何先生对傅斯年的北大同学、后留德十一年、专研德国史学的姚从吾（一八九四至一九七0），评价甚低。照理说，姚从吾长期讲授“史学方法论”一课，应该多少符合一点何先生的治学兴趣。这里顺便提一下，笔者在写作博论的时候，对姚从吾的论著做过比较深入的研读。记得有一次与何先生晤谈的时候，我还提到过姚从吾如何在中国引进兰克史学。何先生那时就对姚先生稍稍表示出了一点不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那时不太喜欢姚先生，因为他是国民党。”何先生对姚从吾的评价，自然反映了他當时作为一个进步学生的政治态度。《上学记》直言不讳地说：“姚从吾先生的课我就不爱听。”又在《联大师友杂记》中透露了真实感受：因为姚只是照本宣科，没有自己的见解，让他十分失望。“本来在我的期待中是极富吸引力的课程，却成了一门并无收获可言的课;只因为是必修，才不得不修学分而已。”

何先生对姚从吾的批评，也反映了他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偏好。他在进入西南联大不久，便选修和旁听了不少文史哲的课程，而对历史考据了无兴趣。据我了解，姚从吾在北大开设“史学方法论”，以后到台湾大学也长年教授此课，讲的基本都是如何寻找、考订和运用一手史料，将兰克定位在一个历史考据家来讲述，自然让何先生兴味索然，因为他学习历史，是“希望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或许是因此之故，何先生对雷海宗先生的讲课十分佩服。他认为雷先生的特点和长处，就是在那时考据风气盛行的情况下，“并不执著于某个偏僻的小题目，而是放眼世界，注重宏观历史理论的研究”。因此何先生认为雷先生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这一评价，或许也是何先生对自己的期许。不过，何先生对雷先生的理论本身并不全信，那时就显示出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同样，他对那时讲课颇受学生欢迎、对中国历史有宏观见解的钱穆，虽然也有兴趣，但也不完全认同钱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解读。

何先生也谈起过求学期间与白俄裔老师葛邦福的交往，他说白俄裔老师葛邦福曾用英文写过The Synthetic Method of History （《历史学的综合方法》）一书，“见解还挺有意思的，足以启人深思”。他还惋惜道：“可惜这本书不太流行，何况又是英文的，不可能有销路，所以很少有人提到。”毋庸置疑，葛邦福的历史综合方法，就是要宏观地考察历史和文明的衰降及其原因，与何先生的想法颇有相仿之处。

或许正是有宏观理解历史变动的想法，何先生在求学期间涉猎广泛，文史哲兼修，侧面反映了西南联大当时自由自在的学风。而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在研究生的阶段选择以哲学为业，也可以体现他宏观思考的兴趣。不过学习一年之后，何先生就决定转学到外文系研究诗歌和文学了。这一经历，其实也反映在他对历史和历史学两重性的阐述中。他认为历史学虽然有理性的层次，需要运用理性思维，而同时又有非理性的层次，需要人生的感悟和艺术的敏感度，也即他所谓的“心灵体验”。如果说前者可以由哲学来培养，那么后者则可以在诗歌中熏染。总之，何先生在西南联大的七年生涯，虽然经历了艰苦的战乱，却成全了他未来在史学理论界的造诣。

在一般人眼里，即使在史学界的同仁眼中，史学理论也显得枯燥无味，抽象无趣，缺乏明显的实用性。如果一个人只是想以此来沽名钓誉，那么其他选项一定比之更为直接有效。但何先生的一生，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何兆武先生淡泊名利，不计得失，不但为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留下了一笔可贵的遗产，而且也为学界展现了一个让人钦敬的精神境界，吾侪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