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蒲松龄，清代著名的小说家。其创作的《聊斋志异》代表了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聊斋志异》无论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还是叙事方式都体现了蒲松龄的独具匠心，是作者內心世界的外化，体现了作者独特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1]通过对异类世界的描写，反映了真实的社会人生，基于此本文将对蒲松龄的出世观与入世观进行探讨。

关键词：聊斋志异;蒲松龄;出世;入世

一、《聊斋志异》中的入世思想

清代文人赵起杲评《聊斋志异》“其事则鬼狐仙怪，其文则庄、列、马、班，而其义则窃取《春秋》微显志晦之旨、笔削予夺之权。可谓有功名教，无添著述。”[2]的确，《聊斋志异》虽描写的是狐妖鬼魅，幽冥世界，但反映是现实人生。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蒲松龄关怀百姓，积极入世，但面对世风日下的社会，儒家教化功能的消弱，蒲松龄唯有借助佛教“因果报应”思想，道教超现实的思维方式才能警醒世人，尤其是警戒那些贪官暴吏、豪绅恶霸，其救世婆心从《聊斋志异》中可见一斑。

“因果报应”思想是佛教基本教义。佛教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因果关系。东晋名僧慧远在《三报论》中进一步阐释“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3]因此，因果报应不局限于今生，还有前身、后身，在长远的转世中受报。《三生》即讲述了刘孝廉三生转世的故事。一生多恶的刘孝廉去世后，第一世被阎王罚作马，因不忍夹击之痛，绝食而死，因刑期未满，阎王又剥其皮革;第二世刘孝廉被罚为犬，故意咬伤主人，被杖杀;第三世刘孝廉被罚作蛇，然不敢再害人、残生，后被一辆车碾压而死;最后阎王“准其满限复为人”。《江城》篇中高蕃与江城从小青梅竹马，后结为夫妻。婚后，江城性情大变，用尽手段虐待高蕃，且对公婆十分无礼。高蕃之母终日以泪洗面，后梦一老叟告之曰“不须忧烦，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静业和尚所养长生鼠，公子前生为士人，偶游其地，误毙之。今作恶报，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起，虔心诵观音咒一百遍，必当有效。”原来，江城前世是一只长生鼠，被高蕃误毙，高蕃此生所受的罪，皆为前世所作的恶。后江城经一老僧点化，顿时觉悟，痛改前非，于是一家人和好。正如异史氏曰“人生业果，饮啄必报”。《珠儿》写李化老来得子，取名珠儿，视为掌上明珠。但等珠儿长至五六岁时，受妖僧所害而亡，于是李化诉邑宰，杖杀妖僧，后一被妖僧迷杀的孤儿冤魂借珠儿尸体复生，以报答李化杀僧之恩，并告诉李化，珠儿“不过金陵严子方，来讨百十千债负耳”二人无缘。此故事说明人可能同时受到多重报：珠儿对李化的讨债，是恶报;孤儿冤魂借尸复生为李化之子，是善报。同样《四十千》、《拆楼人》、《柳氏子》也讲诉了相似的“子讨父债“的故事。一方面蒲松龄借“因果报应”解释贫家多佳儿，富家多顽儿之故。另一方面，蒲松龄也积极表达劝善惩恶之意。《紫花和尚》写丁生患病，请书生“疏方下药，病愈。”后一女子告诫书生不要再医治丁生，否则将祸及自己，书生俱，不再往，并把实情告之丁生，不久丁生卒，临终前叹曰：“孽自前生，死吾分耳。”原来，丁生即紫花和尚，因前世与董尚书之侍女有夙冤，今世应得到相应的报应。《聊斋志异》除了写恶报，还有善报。《邵士梅》中，邵进士前身为高东海，为人“性豪爽，轻财好义。”因帮助他人，被牵连下狱而死，死后投胎士大夫之家，长大后中进士，仕途坦荡。蒲松龄不仅借因果报应思教化大众，维护儒家孝悌仁义，还通过天谴冥罚等思想高为官者要仁爱为民，否则将受惩罚。如《席方平》最后以坏人在冥界遭受惩罚，好人沉冤得雪为结局，表现了仁政爱民思想。

《聊斋志异》利用佛教“因果报应”说，目的是劝善惩恶，进行教化。正如黄洽所说“神道设教”，所谓“神道”，“在《聊斋志异》中表现为善恶报应、因果轮回、积善成仙、天谴冥罚等佛道观念。‘教’则为以孝悌忠信、仁义廉耻为核心的儒家人伦道德准则。”[4]从《聊斋志异》可看出，作者希望用“神道”达到教化的目的，维护儒家伦理。不管是劝善惩恶也好，抨击社会黑暗也罢，都体现了蒲松龄积极入世的思想。

二、《聊斋志异》中的出世思想

《聊斋志异》大部分作品都表达了作者积极入世的愿望，然而作者有用世之心，却无进身之路。因此，不少作品又体现出他出世的思想。

《成仙》讲述成生经历“世情灰冷”后隐世的故事。成生与周生两人是知己，成生贫，经常接受周生的接济。在周生遭受牢狱之灾时，成生挺身而出帮助周生，成生也因此感到“世情灰冷”，欲招周偕隐，周生因家中娇妻而推脱。几年后成生修炼成仙，终点化周生成仙。这则故事表达了人生苦短而乐于遁世的思想。《续黄粱》写曾举人做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于是利用自己职务仗势欺人，作威作福，经包公弹劾，抄没家产，并发配云南。发配途中又被盗贼所砍，死后在地狱受尽折磨，又投胎为乞丐之女，卖人作小妾，受尽冢室鞭打，最后入狱冤死。一觉醒来的曾举人，发现自己实是在做梦，于是幡然醒悟，“台阁之想，由此淡焉。”后遁入山林，不知所终。《蒋太史》写太史蒋超，记得自己的前世为峨眉僧人，因此“常有出世之想”。晚年的时候，告老还乡，在峨眉山的伏虎寺患病而终。自写一偈云：“翛然猿鹤自来亲，老衲无端堕业尘。妄向镬汤求避热，那从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场中物，妻子骷髅队里人。只有君亲无报答，生生常自祝能仁。”作者把尘世比作油锅，把功名富贵比作玩物，把娇妻爱子看作是骷髅，其出世思想可见一斑。《贾奉雉》写贾奉雉“才名冠世”然而写的文章无人赏识，致使“试辄不售。”后来在一位秀才的指导下“竞中经魁”，但是却觉得这样的文章“何以见天下士乎！”，于是便产生了“遁迹山林，与世长辞”之意，然因情缘未断，又返回人间。在人间经历一番后，终恍然醒悟，“始知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于是摆脱了人间的羁绊，随仙人遁世。从这则故事中可窥见作者的影子，作者同贾奉雉一样科场失意又怀才不遇。同时作者在《聊斋志异·自序》中写道“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寐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凉，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5]可见作者也曾因梦而怀疑过自己的前身是和尚，其遁世思想不言而喻。

《聊斋志异》中不少作品都透露出作者的出世思想，尤其是许多利用道教设幻的篇目，这些小说流露出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困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6]蒲松龄借助宗教表达了自己的抗议，同时也慰藉了心灵。

二、蒲松龄的出世观与入世观

然而正如黄洽所说：“蒲松龄虽然对现实社会流露出不满情绪，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厌世、出世思想，但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忘怀这个并不令人满意的现实人生。”[7]的确如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蒲松龄，一直是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参与在社会之中，虽然产生过出世思想，但其落脚点始终是人间。他忘不了功名利禄，也放不下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这从他一生的经历便可窥知一二。

据相关史料记载，蒲氏远祖自元代开始居于山东淄川，其祖先世代为地主，也有读书的，但功名都不高，多是禀生类。蒲松龄的父亲蒲槃从小读书用功，多次科考都未中，后“去而學贾”改行做生意，在乡里可称素封。蒲槃虽然经商，但他仍不忘叮嘱自己的后代努力求学，考取功名。他积极读书治学的观念对蒲松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末清初，由于政权更迭，阶级矛盾激化，乱世之中的蒲氏家族也日渐萧条。顺治八年（1651年）蒲槃去世，在与兄弟分家后，蒲松龄的生活渐渐变得穷困潦倒。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蒲松龄开始了他的科举之路，首次科考便取得县、府、道三试第一，受到前辈赏识。然而事与愿违，他不断考，不断落第，也因此深受打击，但从未放弃，直至七十一岁才循例得贡生。可以说蒲松龄的一生都在积极入世。

然通过科考之路未能入世，于是蒲松龄选择了其它入世之路，即作幕僚。顺治十八年（1611年）蒲松龄的同乡孙蕙中进士，蒲松林跟随孙蕙到任处做过短暂的幕宾。在《上孙给谏书》中他对孙蕙提了不少建议如“名不可以威成，财不可以努取，凡以此等事诱我者，皆欲坏我之德，以自便其私者也......”这篇文章不仅体现了蒲松龄对朋友的诚笃，也能看出蒲松龄的政治理念。不仅如此，在灾荒之年，蒲松龄还亲自到省城上呈“救荒急策”一文，其关心百姓、仁政爱民的思想显而易见，体现出了他积极的出世态度。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虽然描写异类世界，但反映的实是现实世界。小说借助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轮回思想，以及道教超现实思想，关照的仍然是儒家的现实社会，以及伦理道德。蒲松龄作为一介贫儒，空有救世之心，却无救世之路。因此只能付诸笔墨，一方面是出于儒家的救世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聊以慰藉。正如《聊斋志异·自志》中写道：“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之间。”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4..

[3]盛伟.蒲松龄全集[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4]吴九成.《聊斋志异》与道教[J].蒲松龄研究，1995.

[5]吴组缃.蒲松龄的生平及思想[J].文学遗产，2014（03）：115-127.

[6]齐春春.《聊斋志异》与释道文化[D].河北大学，2006.

[7]黄洽.聊斋志异与宗教文化.[D].山东大学，2005.

作者简介

王艺霖（1996年出生年份—），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四川金阳。学历，研究生在读。单位云南民族大学。单位邮编，650031，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