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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分期、类型生成及体系建构

2021-11-10任美衡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5期
关键词:评奖文学奖文学

任美衡

(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1949年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如何打造中国当代文学的红色经典,成了文学组织部门的核心任务,文学评奖无疑也成了当时最为有效的选项之一。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就有代表提出要设立“鲁迅文学奖”,以纪念新文化运动及“旗手”鲁迅之名义,来规范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尽管事后由于频繁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斗争,延至1990年代末,中国作协才正式推出“鲁迅文学奖”。但文化管理部门从各个层面来拔擢文学精品、实现文学创作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却贯穿了当代中国的不同时期。尤其是在国内外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文学评奖也经历了萌芽、发展、繁荣之过程。文学评奖类型多样,层次错杂,尤其是立足于不同级别、文体、语类、特色、影响等基点,使它们在相互的延续与渗透中,不但形成了绚烂的文学景观及其走向世界的轨迹,而且还差序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评奖学。

一、文学评奖的历史分期

尽管在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对于文学评奖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转变,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该如何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的内在规范性。为此,作为文学制度的核心构成元素之一,文学评奖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化因子。明确地说,由政治作为核心因素所构建的社会共同体之发展轨迹,也较大地影响了文学评奖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走向、美学转型及阶段划分。

(一)1949年至1976年,文学评奖之萌芽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体化的文化境遇中,文艺评奖主要由当时的文化主管单位——文化部来主办,奖项的设置极为有限;文学评奖也没有单独设立,而是与其他门类艺术评奖共同构成综合类的文艺评奖。实事求是地说,在文艺评奖中,文学评奖才开始萌芽,且主要是通过戏剧类或者影视类艺术评奖来体现的。例如,1952年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评奖,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戏曲交流活动,它对参加演出的京剧、评剧、河北班子等23个剧种的82个剧目(其中有现代戏9个)进行了评比[1]41-42。这次会演还成立了由沈雁冰任主任委员,周扬、丁西林、田汉、梅兰芳、欧阳予倩、沙可夫任副主任委员,各级文化行政主管与部门有关负责人、文艺界专家及具有代表性的演员共52人组成的评奖委员会,主持评奖工作。筹委会为评奖制定了详细、严格的五项标准(见表1)[2]16-29。这次评奖中,获得荣誉奖的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7人。此外,还有剧本奖9项,演出奖28项,演员奖58项,奖状46张。其中,获得剧本奖包括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京剧《将相和》、淮剧《王贵与李香香》和越剧《西厢记》等[2]16-29。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且涵括了文学的首次评奖活动,无论是从规格、艺术还是影响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表1 奖项与评奖标准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公布了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得奖剧本。主办方认为,话剧艺术在组织和推动人民群众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更直接、更现实地反应了生活,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并发挥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在这次会演中,获奖剧目数量较多,达到了37个,多幕剧《万水千山》《战斗里成长》《明朗的天》、独幕剧《黄花岭》《归来》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次评奖更大的影响在于苏联、波兰、民主德国等12个兄弟国家的戏剧家、艺术家都应邀与会,表明中国剧本评奖已经开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但意识形态性仍然极为浓厚[3]42。

在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电影文学评奖,如1962年《红色娘子军》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54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办了第一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评奖活动,其中,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高士奇的《我们的土壤妈妈》、冯雪峰的《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等作品获得一等奖。与这些国内严肃的文学评奖相比,中国当代部分作家在国外获奖的影响力可能更大一些,如1951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1958年,胡万春的《骨肉》获得国际文艺竞赛奖。这些获奖将“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推向了社会主义阵营,并赢得了国际声誉。

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文学评奖还包孕在综合性文艺评奖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目的,等级高,影响大,专业性相对比较强。这种现象的发生,在于文艺评奖(当然包括了文学评奖)或者撇开了政治斗争比较敏感的区域,或者直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或者作为红色经典/样板而被广泛推崇等,因此才得以顺利举办。但评奖类型少,如民间的、社会的以及个体化独立设置的文学评奖,在高度一元化的政治背景下几乎没有,即使以《剧本》杂志等为主体所进行的文艺评奖,也很难有自己个性化的表现方式。

(二)1977年至1998年,文学评奖之发展期

新时期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型,文学奖评选活动也越来越频繁。新时期是文学评奖的觉醒与回归,主要是指文学评奖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归位与寻找。这个时期的文学评奖奖项主要有中国作家协会所设立的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等,文化部主办的现代题材戏曲、话剧、歌剧观摩演出奖(剧本)与首届全国农村业余戏剧创作奖等,总政治部主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以及各个省级地方政府文学管理部门主办的文学评奖等。这些文学评奖虽然区分了不同的类别、等级与属性,但无论是其指导思想与评奖标准,还是程序与纪律方面,都难以呈现出不同的个性与色彩,奖项设置成为当时文化政策实施的具体表现。

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评奖开始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即民间的、专业的和社会的文学奖同时出现。在当时开放的文化政策鼓励下,部分个性化的文学评奖陆续出现,如由香港著名人士庄重文先生倡议出资、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用来奖励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年青作家和优秀的青年文学刊物的庄重文文学奖,1995年的“大家·红河文学奖”,1998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奖,2000年的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春天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的文学评奖从数量上来讲,大约达到了360多项,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模式为主。但在社会的迅速发展过程中,其影响力在不断的衰减,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不但大刀阔斧地改变了文学的创作与阅读方式,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文学走上开放化、社会化、信息化的道路,文学评奖也藉此进入了相对自由的时代。

(三)新世纪以来,文学评奖之繁荣期

互联网的普及对文学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与文学息息相关的文学评奖又岂能置身事外。传统的文学评奖方式虽然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网络作者的海量涌现、网络平台的公开透明、网络信息的广泛传播、网络公众的强势参与等,也倒逼着文学评奖不得不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从而相应地促生了许多新兴的文学奖项,释放了文学评奖的生产力。

首先,地方文学奖项数量大增。例如,天津梁斌文学奖、重庆文学奖、黑龙江萧红文学奖、浙江郁达夫文学奖、江苏施耐庵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联翩出现,甚至许多县区、乡镇及文化团体等也设置了各自的文学文化奖,形成了“繁花似锦、百家争鸣”的局面。

其次,网络文学评奖活动频频出现。为促进网络文学的发展,文学网站等单位与部门不断推出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文学评奖,如由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首都互联网协会(原北京网络媒体协会)联合主办的“2013互联网文化季”(承办单位包括千龙、新浪、搜狐、网易、凤凰、Tom、和讯、西陆等门户网站,人人、开心、西祠胡同等社区网站,以优酷为代表的专业视频网站,以百度、中搜为代表的搜索引擎网站,以及起点中文、红袖添香、榕树下、晋江文学城、幻剑书盟等专业文学网站),这次评奖就专门设置了网络长篇小说和网络短篇小说大赛。此外,人人文学网2013年度网络文学奖,“紫香槐杯”全国网络文学征文大赛奖,以及由网易、齐鲁晚报、山东文学联合主办的中国网络文学奖,由深圳市文学艺术届联合会主办、深圳市作家协会承办的“深圳原创网络文学拉力赛”,由浙江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协《文艺报》社、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师范大学合作主办的中国首个类型文学奖项——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等,纷纷设立。

最后,文学评奖在不断开放中追求特色化。这种开放,既指当代作家积极参与国外文学评奖,又指国内文学评奖积极面向海内外优秀的作家作品。前者如贾平凹获得法国的“菲米娜文学奖”,迟子建获得澳大利亚的“悬念句子奖”,莫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后者如由《南方都市报》创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这个时期还有许多杂志、协会、社团等纷纷设置富有个性与特色的文学奖项,如大家文学奖、上海文学奖、青海湖文学奖,以及由中国徐霞客研究会等单位设置的中国徐霞客游记文学奖,由中国微型小说协会主办、《金山》杂志社承办的全国微型小说年度奖,由全国公安文联文学委员会与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主办、北京三兄弟影视文化发展中心承办的“全国推理小说奖”。另外,还有不少年度文学排行榜等以“次”文学奖项的形式出现。

第三个时期是文学评奖的爆发时期,传统的文学评奖在坚持中有改变,新兴的文学评奖在面对当代文学时又有着走向世界的壮志与雄心,可谓文学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来临。当代中国文学百花齐放、百舸争流,从而形成了姹紫嫣红的良好局面。

二、文学评奖的类型生成

在长期的文学评奖过程中,各种评奖由于主办单位、评奖宗旨、指导思想、判断标准、社会效应等各方面虽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但也存在着许多方面的交叉,并呈现出类型化状态、差序化格局与总体化倾向,以合力的方式推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

(一)以级别为据

1.国家级文学奖。这类文学奖主要是指由国家文学组织部门如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国务院部委办如新闻出版署、文化部、民政部等单位主办的文学评奖。这类文学评奖不但高度集中了国家最优质的行政资源、知识资源、宣传资源及媒体资源,具有广泛的效应和至高的权威,并在长期实践中成为了经典品牌,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著名的“中国作协”四大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骏马奖,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以及中国图书奖,等等。这类文学评奖普遍面向全国,竞争极为激烈,但由于侧重点不同,最终的评奖结果总会与预期发生较大差异,但却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某个时期、某个方面的成就。

2.省市自治区级文学奖。它们主要是指大陆34个行政区域(或者相同级别的文学机构)根据文学发展状况而设置的文学奖。它们不但有益于促进本地文学发展,而且强化了本土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话语权。从评奖的规则、宗旨和效果来看,这类文学奖既与国家级文学奖有高度相似性,但在评审实践方面又更侧重作品的地方特色、地方意义和地方价值,因而展示了中国地域文学的多样性。据不完全统计,34个行政区域(包括港澳台)都设有代表本地区最高成就的文学评奖。在大陆地区,该类文学奖的主办单位虽然是作协或文联系统,但却代表了政府或者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诉求,如“双年文学奖”(海南)、梁斌文学奖(天津)、毛泽东文学奖(湖南省)、乌江文学奖(贵州)、铜鼓奖(广西)、鲁迅文艺奖(广东)等。

3.地区级文学奖。它们主要是指各个地区或者基层设立的文学奖。它们在全国不断兴起,既相对活跃又极不均衡,这主要基于该地区文学氛围是否浓厚、历史是否悠久、成就是否突出等因素。例如,广东在地区级文联、作协系统除了对应于国家级文学奖而设置的奖项之外,各地区还通过各种途径设置了荷花文学奖、汕头文艺奖、孙中山文化艺术奖、花地文学奖等。此类级别的文学奖项尽管数量庞大且鱼龙混杂,但由于其奖项的开放性、高起点及其组织到位,仍然在连续的评奖过程中不断建构了自己的“品牌”效应,助推大批作家与作品走向全国。

总体而言,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其实,在若干公认的文学奖之外,其它各级各类文学奖之间的边界与壁垒正在被慢慢打破,如许多基层的文学奖也将评奖对象拓向全国,从而不断地提升其档次与影响力。某些文学奖由于其操作等各种因素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从而慢慢地“沦落”。但是,不同层级的沟通、交流与相互促进使文学评奖在层级的流转中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二)以属性为据

根据属性划分,文学评奖可分为政府文学奖、专业文学奖、民间文学奖等。由于主办单位不同,文学评奖在程序和公信力等方面也会产生相应的差别和特征。检视文学评奖的主办单位可谓形形色色,如政府部门、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各类杂志社等,这些都使文学评奖烙上了鲜明的印记。

1.政府文学奖。这类文学评奖主要由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机关如文化局、教育局等主管或者具体承办,因此,其经费来源主要为财政拨款。相应地,它们普遍担当着贯彻国家的文化政策与意识形态之使命,这样一来,从评委会决议到获奖作品公示,以及对获奖作品的宣传与倡导等,都是有着充分保证的。按照传统习惯,这类文学奖项由于立足于弘扬主旋律,因此,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它们就具有了天然的资源加持。相应地,获奖者也会在政治待遇、经济利益以及文化身份等方面具有优势,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权威性”,“五个一”工程奖和各级政府部门的“最高文学艺术奖”等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评选中,孙犁的《耕堂文录十种》、李佩甫的《生命册》、牛汉的《牛汉诗文集》、秦文君的《王子的长夜》、“曹文轩纯美绘本”(6册)、彩乌鸦中文原创系列(20册)等文学作品获奖。之后,这些作家作品就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及主流媒体的大力宣传与推介,并形成了自身的“品牌”效应。

2.专业文学奖。这类文学评奖主要强化其专业性质,始终强调从文学本身出发,戮力排除文学之外的因素,殚精竭虑地建构文学奖的历史性与美学性。它们普遍由非政府机构进行设置和主办,并得到了许多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评委会也基本上是由知名文学家、批评家、编辑家等所构成,如中国作协“四大奖”等就是典型案例。另外,全国微型小说年度奖、中国科幻文学奖、全国侦探推理小说奖、田汉戏剧文学奖等也具有相当专业性。这些奖项普遍由专业文学协会与其他单位合作而共同设立,政府部门相对干预较少,主办者有相当的自由度与决策权。如《南方都市报》所设置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迄今已逾二十余届,推出了大批彪炳史册的作家与作品,如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就曾获得了该奖的“年度贡献奖”。

3.民间文学奖。这类文学奖项主要是由非政府、非专家组织评选的,也可谓读者奖,它们与网络文学的兴起及推动具有极大的关联。许多网络文学奖不再设立精英化的评委会,而是由读者投票,或者以“点击率”来决出作品的等级,如“PSI-新语丝”网络文学奖、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网络小说大赛、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首届天利达杯网络金融文学奖、“紫香槐杯”全国网络文学征文奖、首届盛京网络文学奖等。它们更注重读者的参与度,强调零距离、面对面。获奖者、评审委员及工作人员都是由网友担任的,最大程度地表现了“民间”的性质,即“读、写、评”都来自于民间,反映了文学的底色与基调。实事求是地说,某些传统的文学评奖也充分地利用了民间的力量。

当然,无论是政府文学奖,还是专业文学奖,抑或是民间文学奖,它们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不断融汇的。政府文学奖不仅集中了各领域的杰出人士,而且还极为重视广大群众之参与;专业文学奖既发挥了民间文学奖的优势,也依托政府文学奖的资源,比如中国作协的“四大奖”,就被誉为是半官方半专业的文学奖项;民间文学奖也广泛地、立体地发挥了专家的作用。

(三)以文体为据

根据文体划分,文学评奖可以分为综合类文学奖、小说奖、散文奖、诗歌奖、戏剧奖等。由于设奖意图不同,文学评奖也显示出了不同的视域和传统。

1.综合类文学奖。该类文学奖侧重于对一个作家终身成就之评估,如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就设置了年度杰出作家奖。由于关注作家的总体文学成就,因此,评委们往往可以力避时事、政治、市场等非文学因素之干扰,客观评估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结论也就更为全面而公正。例如,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年度杰出作家阿来、苏童、张炜、方方等人,都可谓入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物。其他的如“北京文学节”,就曾分别授予王蒙、林斤澜、史铁生等人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2011年,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曾为全国48位品德和学术成就优秀者颁发了中国通俗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等。这种奖项不分文体、不分时代、不分著作,它是通盘考虑的。

综合类文学奖囊括了多种文体奖项,如鲁迅文学奖就涵括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翻译等奖项类别,其他如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以及各省的文学艺术奖,基本上囊括了各种有影响的文体。由于倾向于最优秀的作品入选,综合类文学奖项通常会兼顾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各种写法的作品,当然,它有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

2.小说奖。在综合类奖项之外,还有小说奖等诸多单项奖。由于小说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型小说(小小说)等,因此,相应的文学奖项也不少,如专门关注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专门关注长篇历史小说的姚雪垠文学奖、以及全国微型小说奖、中国推理小说奖、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等。而《小说选刊》奖、郁达夫小说奖、年度小说排行版等,则将各类小说都纳入其中,因而,它们具有了小说类的综合类奖项之谓。

3.散文奖。在全国范围内,纯粹地关注于散文的奖项相对较少,具有品牌效应和深远意义的则更稀有[4]。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散文专门设立的文学奖项也开始多起来。在综合奖项中的“散文类别”之外,专项散文奖就有冰心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年度散文奖(中国散文学会主办)、“九江龙”散文奖暨“儒乡韵九江情”征文大赛奖(广东省)等。其中,在散文界别由在场主义流派创始人、散文家周闻道和新生代企业家李玉祥联手发起,旨在推动散文创作,重构文学价值,捍卫文学尊严,建设具有自身企业特色文化的“在场主义散文奖”,创下了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界单项奖的最高纪录[5]。“在场主义散文奖”成了单项奖的头筹,其宗旨为:倡导散文性和在场精神,推动散文创作、发展和创新,激励、发现和培养散文人才,重构文学价值,捍卫文学尊严,引领二十一世纪汉语散文发展趋向,并强调散文创作的精神性、介入性、单向性、自由性、发泄性[6]3。最为著名的则是冰心散文奖,它不仅关注散文创作,而且还关注散文理论和评论。

4.诗歌奖。这类奖项数量众多,其中,《诗选刊》杂志社和不同单位联合主办的年度诗歌奖比较出彩,它制度化地设立了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奖和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从2011年起,该类奖项还增加了“中国年度诗歌评论奖”。这三类奖项各自确立了评奖标准。

“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奖”评奖标准:(1)诗人的创造力、影响力。(2)作品的价值和个性。(3)作品的持续生命力和恒久感。(4)诗中展示的诗人的境界和尊严。

“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评奖标准:(1)作品的价值和个性。(2)作品的探索精神和先锋精神。(3)作品当年的影响。(4)青年诗人。

“中国年度诗歌评论奖”评奖标准:(1)诗歌评论、理论中所展示的学术精神和科学、包容的学术态度。(2)对当年中国诗歌创作状态精道、客观、准确的评论。(3)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诗歌理论建树。(4)严谨、自然的文风。[7]5

由于《诗选刊》的权威性,它所主办的诗歌奖也在同类文学奖项中影响广泛,对诗歌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他如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中国当代诗歌奖,由北京《诗探索》编辑部等单位联合设立的红高粱诗歌奖等,都有各自的影响力,也极大地增强了诗人的勇气与信心。

5.戏剧奖。这类奖项专业性较强,也与表演艺术等相互融汇,如曹禺戏剧奖、田汉戏剧奖、江苏省戏剧文学奖、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等。其中,中国戏剧文学奖旨在表彰大中华地区近年来在电影界、戏剧界之评论、导演、表演、理论上获得突出造诣的知名人士,素有“中国戏剧界诺贝尔”“纯专家评奖”之称。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戏剧文学奖与美国电影学会奖(AFTAwar ds)、英国戏剧协会奖(UK.DA)等国外著名奖项相提并论,享有极高的声誉与学术地位[8]。

对于四大类文学奖项而言,虽然子项会有差异,但它们始终在不断地走向规范化,为促进各种文体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不同文体会因相互渗透而出现若干“边缘文体”或“新兴文体”,因此,文学奖项也与时俱进,在增加包容性的同时,呈现出专业化、精细化的倾向。

(四)以语类为据

改革开放以来,各少数民族为推进本民族的文学发展,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及作家培养,分别设立了各自的文学奖项,从而与汉语文学奖齐头并进、相互辉映,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学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1.面向所有少数民族语种的骏马文学奖。骏马文学奖是面向全国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设置的,旨在充分展示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就,拔擢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奖励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作者,以求实现当代文学的共同繁荣。它既针对少数民族的汉语创作,又鼓励以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参与评奖。据不完全统计,在历届评选中,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哈萨克文、彝文、朝鲜文、柯尔克孜文等文学作品,以及众多少数民族作家获得此项奖励。在第九届评奖中,骏马奖还设立了“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毛南族孟学祥的《山中那一个家园》(散文集)、裕固族铁穆尔的《星光下的乌拉金》(散文集)、德昂族艾傈木诺的《以我命名》(诗集)、阿昌族孙宝廷的《月亮刀魂》(散文集)、普米族曹翔的《家乡的泸沽湖》(诗集)荣获此誉[9]。

2.面向单一语种的少数民族文学奖。其实,在骏马奖之外,其他少数民族也分别设立了各自的民族文学奖,如在新疆由自治区文联主办、自治区作家协会承办的三大少数民族文学奖:维吾尔族“汗腾格里文学奖”、哈萨克、柯尔克孜族“飞马文学奖”、蒙古族“金马镫文学奖”。其中,“汗腾格里”维吾尔文学奖主要通过论坛、研讨、采风、颁奖和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充分展现和交流本年度内在自治区范围内的维吾尔文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民族文学创作成果,它是为了发展和繁荣维吾尔文学事业而设立的专项文学奖项和维吾尔最高文学奖[10]。哈萨克、柯尔克孜族“飞马文学奖”主要以扶持、繁荣、发展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学创作为宗旨,是促进和发展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学的重要动力源[11]。“金马镫文学奖”已经成为卫拉特蒙古族文化活动的最高奖项,它主要是在文学艺术的传统文化领域比赛项目中颁发。作为自治区级少数民族文学奖,三大奖项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即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推动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和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与融合[12]。内蒙古的“朵日纳文学奖”,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与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作协联合主办,内蒙古鄂尔多斯东方控股集团协办,它是奖掖全国蒙古族作家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以及蒙古文文学创作、翻译的文学奖项,旨在繁荣民族文学事业,促进蒙古族文学发展,推进蒙古文文学创作及翻译,呼唤精品,扶持新人,传承蒙古族文化,立足于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13]。

3.面向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种的文学奖。黑龙江的少数民族文学奖历届获奖作品涵括了小说(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诗歌、民间说唱文学、随笔、杂文等,对应于骏马奖的各类体裁。其中,朝鲜文作品充分体现了大赛评委会对少数民族语文政策的高度重视和对使用母语进行文学创作的肯定和鼓励。在广西,由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主办的壮族文学奖(壮语文学奖)是壮族的最高文学奖,广西当代比较活跃的少数民族作家,如黄佩华、凡一平、黄伟林、冯艺等人都先后获得过此奖。2015年,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中国朝鲜族檀君文学奖理事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朝鲜族“檀君文学奖”被誉为中国朝鲜族文坛最高奖项,旨在繁荣发展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推动朝鲜族的文学创作与发展,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介中国朝鲜族优秀的文学作品。许莲顺的小说《谁见过蝴蝶的巢》、金荣健的诗《晨山的问候》、张正一的散文《岁暮随想》、李惠善的报告文学《郑律成评传》、张春植的评论《日据时期朝鲜族移民作家研究》、金哲镐的儿童文学作品《小小天空》获得该奖项的单项奖[14]。就藏族而言,为了促进全省藏语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搭建民族团结桥梁,发现、培养和奖掖文学新人,青海省作家协会设立了“野牦牛”藏语文学奖,评奖对象包括藏语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作品,以此来鼓励藏语文学在更大更广范围内的传播,不断壮大青海民族文学的创作阵容,丰富和繁荣民族文学创作,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此外,它还设置了作品翻译奖[15]。

盘点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促进措施,我们发现,国内具有本民族语言的十大少数民族都设立了母语文学奖。这种以母语为媒介的文学奖又通过“翻译”与汉语文学奖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不断完善,从而充分地发挥了振兴民族文化的作用。由于语类更具有原生态和民族性,在具体的文学评奖中,这些奖项尽管从指导思想、评奖标准及社会影响等方面,都与汉语文学奖有着高度的精神相通,但在许多方面,则表现出了迥异的风格、内涵和特色。

透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评奖,我们发现,它们在级别、属性、文体、语类等方面是有所差异的,但却又相互渗透,从而显示出了它们既风格迥异又协调发展之概貌,并以“大合唱”的方式齐心协力地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各种风格的文学、各个地区的文学之共同发展,这是毋庸置疑并值得肯定的。

三、文学评奖的体系建构

改革开放以后,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作家也以独立的姿态走向世界文坛,中国当代文学深刻地参与了世界文学之构成,相应地,文学评奖作为主要的文学价值评估形式,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新时期文学评奖及其体系建构上承传统,中接现实,下对读者,迈过青涩时代,显示出越来越鲜明的特色

1.全方位的开拓。得益于当代社会的自由氛围,新时期文学评奖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拓展。从中央政府到基层单位,从单一的政府文学奖到政府、社会与团体等共同参与的文学评奖,从官方评奖到民间评奖,从注重荣誉的评奖到关注文学审美的评奖,从具体作品奖到终身成就奖,可谓奖项云集;且不同的奖项贯彻了不同的宗旨,在文学园地里争奇斗艳,推动着文学不断走向繁荣与发展。这些评奖给探索者以信心,给勤奋者以丰厚的酬报,给将文学视为生命者以尊重。虽说没有哪位作家首先是盯着文学奖而进行文学创作的,但文学评奖之存在,却为潜心创作者带来了光明与希望,它不但棱镜式地折射出了读者审美的多元化,而且还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2.建构的形态及其趋向。在文学评奖体系中,“绿叶”与“红花”是同时存在的。由于行政级别、影响大小和视域宽窄的不同,各种文学评奖也有着很大不同。因此,每种文学奖项都从不同方面补充、完善着其他文学奖项的存在,并凸显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如在审美取向上,它们都力避重复,坚决反对“同质化”的现象,并以独特的形式体现出其单项的锋芒,从而昭示出某种美学维度的话语权;如对多元化诉求,它们不但为评奖实践找到了合适的理由,而且也显示了评奖实践的存在空间及其可能性;如对世界文学评奖之借鉴,它们不但积极地学习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直木文学奖、普利策奖等奖项的操作技术,而且也坚定地保持着自我的主体精神与价值情怀。

3.不断的创新及改进。如果说,以往的文学评奖更多的是肯定主流文学、主旋律文学和主潮文学的话,那么,在当下的文学评价场域中,文学评奖已越来越多地鼓励文学创新,所以,对于文学创作在对象、内容、手段、媒介等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文学评奖都予以了迅速的捕捉,如网络文学奖的兴起,以及茅盾文学奖等传统文学奖对新兴作品的容纳和期待即是如此。文学评奖不仅仅是对文学价值评估的介入,在对经验的总结中也越来越侧重其内涵建设,如郑重地撰写颁奖词,对评奖条例的不断完善,对评委会成员整体素质的不断提升等。尤为可贵的是,文学评奖已开始从自为走向自觉,由技术层面上升到实践层面,乃至对理论之探讨。总之,在频繁的实践中,它们已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二)无可置疑,在体系建构过程中,文学评奖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又面临着愈来愈大的挑战

1.部分文学奖由于基础薄弱,难以真正成型。许多文学奖缺乏必要的基础与条件,没有形成自身良好的传统与经验,生命周期比较短暂,成立较快,消失也极为迅速,形成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在刚萌芽时便遭遇了夭折的命运。例如,1990年代较有影响的“大家·红河文学奖”在评选四届之后就停止了,至今未予恢复。

2.部分文学奖无法破除相关壁垒,陷入内卷化,导致文学评奖之实践越来越浮躁,格局也越来越狭小。在世界文学场域中,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曾因自我隔绝而频临破产,也因革故鼎新而起死回生。相对而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由于无法回避若干敏感问题,不得不面对着海外出版物与内地图书出版行业法律法规之冲突、别种语言翻译成汉语之难度等情形,因此,它们要走出去的难度仍然是非常大的。

3.部分文学奖不够独立,缺乏核心的价值诗学。受限于政治、市场、人情、条件、利益等多种因素,部分文学奖项难以像茅盾文学奖等权威文学奖一样,实行极为严格的制度化评奖,有时候难免会随性与权变。所以,面对种种“病灶与症候”,部分文学奖尽管成就巨大,影响至大,但却无法根本地促进整个评奖系统“臻至完美”,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克服。

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当代文学评奖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有过教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伴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及其走向世界,文学评奖不但在内容与形式方面日见丰富,而且还初步地建构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评奖体系。我们相信,不管遭遇何种挑战,文学评奖的未来前景是充满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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