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钢

人类正站在生态和历史的关键节点。

10月11日至15日，备受世界关注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COP15）在云南昆明举办。这场会议的重要性在于，让全球形成共识，为最终建立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打下基础，实现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目标。

这可能是人类最后一次机会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现状究竟有多严重？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伦敦动物学会2020年发布的最新评估，1970年以来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减少了2/3。科学界普遍认为，目前是继650万年前恐龙灭绝后最大的一场生物多样性危机，是人类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物种的自然栖息地——生态系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驱动因素是土地和海洋利用的改变、生物资源利用、气候变化、污染以及外来物种入侵等。这些因素均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

一个让人尴尬的事实是，2010年，世界各国为解决生态破坏、栖息地流失和野生动植物灭绝，制定了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2011-2020）。然而，根据联合国的评估结果显示，爱知目标的20个目标中，只有6项目标部分达成，部分子目标甚至出现了恶化的情况。

在COP15大会高级别会议上，一位国外专家的声音振聋发聩：“这可能是人类最后的一次机会，必须抓住，必须马上停止对自然的伤害，我们已经无法再失败而重来。”

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本次大会要系统总结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验，推动制定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战略目标，描绘新的蓝图，对于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峻形势，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代表团成员、武汉大学环境法教授秦天宝认为，COP15大会提出的将建立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目标的设定上，将会更加科学合理。而这一次会议推出的框架如能考虑到更多国家的不同需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在实施上将更具有可操作性。

成果：达成全球共识 形成“昆明宣言”

让人倍感欣慰的是，在COP15大会举办的高级别会议及部长级会议上，来自各国的环境部门负责人、相关代表，通过视频讲话的形式，均表达了对于形成全球共识，推动生物多样性恢复和保护工作的认同。

芬兰环境部长表示，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紧急进行逆转，因此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是未来工作的重点，要实质性地降低人类活动对陆地和海洋的影响。所有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贸易、使用野生动物相关制品是无法可持续的，雄心勃勃的保护框架必须要在今年和明年得到通过。人和自然是相互依靠的，必须做好保护工作，防止地球的生命支持体系崩溃，降低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智利环境部部长认为，人类的行为造成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现在有机会做出努力，通过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设立雄心勃勃的目标，基于环境科学的知识，发展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

基于此种共识，大会形成了主要成果“昆明宣言”。作为一项政治宣言，“昆明宣言”承诺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昆明宣言”在全面回顾权威科学研究和国际进程的基础上，重申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以2050年愿景为目标达成的共识和高层对话成果，强调了应对全球环境危机与挑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表明了各方为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去世作出的政治宣誓与承诺。

专家：主流化、系统性变革两大关键词

在针对“昆明宣言”召开的专家解读会上，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认为，“昆明宣言”是在人类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的宣言，将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的正向影响。根据2019年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全球评估报告表明，包括主流化在内的绝大部分爱知目标无法在2020年实现，只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拐点还没有到来。

“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持续和人类行动不力两者矛盾的根源是政治家、民众、科学家之间的保护与发展共识性不够，全球不同区域或国家间发展不平衡，全球经济和软实力不平衡导致的。”因此，任海认为，这对矛盾的解决，要上升到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并加以解决。人类在经历了原始社会文明、农业社会文明、工业社会文明之后，进入了生态文明社会，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观也经历了从人服从自然、人征服自然上升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他认为，“昆明宣言”中多次提到了主流化和系统性变革，这两个关键词是未来的行动宣言。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也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由行政命令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转变的主要途径。主流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工作，应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强化科学和技术支撑、开发更有效的方法并出台指标体系、指南以及加强宣传教育等。

同时，他还提出，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在宣言中有所体现。

他表示，中國在实践中依托“生命共同体”理论凝聚保护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克服利益分歧，遵循“两山论”协调保护与发展矛盾，可以有效化解社会面临的“转型变革”结构性难题。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过程中，我国将其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联合国十年生态系统修复计划（2021-2030）》一起实施，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文化、科技等多种手段，推动形成各个国际公约的全球目标与国家行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和政策工具，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其核心是国家水平的整体行动。而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其中的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红线制度，考虑了人类对地球空间的利用，可以同时实现气候、生物多样性和荒漠化治理目标。

中国担当：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

欧洲环保协会中国首席代表龙迪认为，近五年来，环境保护成为中国非常关注的领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中国的角色非常重要，中国的作为可以带来很多的改变。

“欧盟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着雄心勃勃的目标，而相对而言，中国更加关注这些目标是否能够实现。”

在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主旨讲话。他指出，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他在讲话中强调这样一个论断：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

因此，作为大会东道国和主席国，中国也在大会上宣布多项重大举措。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千米，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同时，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并且将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并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这些举措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中国贡献。

“大会举办地云南和昆明是生态文明的象征。”对于此次大会，《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给与予高度评价。她表示，大会为地球上所有生命建立美好的未来，全球社会已经展示了生物多样性走上复苏之路的政治承诺。

“当下我们拥有着有非常独特的机会，为地球和历史撰写新的篇章，但是需要所有人努力实现这一集体愿景。”伊丽莎白·穆雷玛说。（作者系羊城晚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