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河，浦仕喜，3，段万春，2

（1.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3；2.云南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106；3.云南云基农业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云南 昆明 650093）

0 引言

共享农业是指借助互联网平台将分散农户与消费者、供应商聚集起来，在生产与消费者间建立收益共享、信息对接、风险共担的新型农业经营方式.这种形式不仅要求创业者具备专业的理论知识以及较强的实践技能，而且对于市场发展以及人际交往等方面也有较高的要求，使得跨组织知识共享已成为共享农业组织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迄今成果更多探讨了农业经营、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网络效应，较少成果直接探索了创业网络中知识信息取代物质资源并对农业创业结果的积极影响［1］，对创业网络中跨团队或组织知识共享的交互过程机理缺乏关注，哪些因素和过程如何促进农业创业组织在网络中获取新知识及关键信息资源，是亟待研究的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提高网络规模是农业创业企业获取组织间资源、推动知识整合的重要途径，能够弥补新企业缺少信用记录且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2］，提升网络成员间的模仿与知识资源配置能力［3］，目前已有众多学者关注.Arafat等［1］也认为，共享农业的创业网络独具灵活性、包容性和联通性，其网络规模对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可能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将聚焦创业网络规模对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作用关系，考察该过程的主效应.同时，许成磊等［4］发现，多层次合作主体将首先形成差异化的合作，主要通过协作式创业模式及合伙式创业模式两种创业模式融合方式获取外部创新资源，可能会影响组织间的知识共享内容与途径，因此，本文将分析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对前述主效应的中介作用.此外，由于符合创业情境管理需求的领导风格对促进农业创业组织间知识共享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将面向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两大维度，探讨领导风格对前述主效应、中介作用的潜在影响.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基础

1.1.1 创业网络规模

创业网络结构反映了创业成员所构成的网络中，个体数量、个体关系与关系异质性等特征，是创业者及企业所形成的各种以创业活动为依托的社会关系，主要包含个体关系网络以及组织网络两大研究维度［5］.创业网络规模是指与创业者建立直接关系的合作者数量的总和，合作者之间的创业联系越多、越频繁，表示创业网络规模越高.农业领域的创业实践也表明，创业网络规模对于回乡农民工、大学生村官、当地农民为主的多层次主体开展农业领域的协同创业具有积极作用，能够有效整合农村特有资源、推动农业市场发展、提高可利用人力资源以及其他社会资金等多样性农业创业资源的丰富性.本研究基于共享农业创业网络关系差异性视角，提出低网络规模、高网络规模的基本研究维度.其中：低网络规模是指由少数来自强关系附属的亲戚、朋友或同村村民等形成的长期频繁创业活动合作关系，因为他们具有较好的前期感情基础，因此容易建立信任并达成创业合作；高网络规模是指由越来越多基于契约的一般创业者、农业行业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大学生下乡人员、农民工返乡人员等合作伙伴形成的中短期创业活动合作关系，相对于情感关系，更为灵活、专业的创业商务协作关系易于形成基于利益互惠的创业基础.

1.1.2 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是指在组织的内外部或者跨组织间，组织的员工或者内外部团队，通过各种形式的渠道讨论、交换知识，扩大知识的利用价值并产生知识的效应，从而与对方共同拥有知识的行为［6］.共享农业组织能够更有效地结合技术、文化、资金与国家战略实现农业产业的融合发展，在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性的同时挖掘创造更多产业附加值，并寻求有益突破口以向更多的相关领域渗透发展［7］.由于农业生产参与者、市场行为的特殊性，导致主要以机构投资者、行业服务提供者、农民工返乡／大学生下乡／农村本乡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的共享农业活动面临着特别的知识共享情境，学习基础的差异、学习诉求的差异、学习范围和途径等方面的差异，更突出的反映在该群体中，使得知识共享成为影响共享农业组织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决定性资源［8］.特别是在当前的知识经济社会中，相比于传统小农经济所依赖的组织内部稳定、局限知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更多的补充、拓展知识储备以应对日益多元的信息化消费需求，甚至以知识共享的水平也日益成为农业创业组织获取竞争力的关键途径［9］，对推动不同农业创业参与主体、过程的知识流动，实现传统农业价值链拓展，具有显著影响.

1.1.3 创业模式融合方式

广义上，创业模式是创业者对创业机会、创业资源、组织等创业要素所采取的不同组合方式.张玉利［10］将创业管理模式界定为经营管理模式，认为新的创业模式往往意味着新的经营管理模式，这将导致创业组织整体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常伴随着集中式、分散式的创业活动参与方式差异化选择.姜忠辉等［11］则提出创业者为保障自身的创业理想与权益，将出现低成本规模化、高成本精深化两种运营导向，体现为对各种创业要素的组合理念差异.据此，本研究将农业创业模式融合方式界定为创业者基于集中式、分散式等差异导向对农业创业机会、农业创业资源、农业组织形式等农业创业要素所采取的不同组合方式.知识社会的开放特性、流体特质与新民主理念已然引爆农业创业模式的融合进程，刘志迎等［12］即指出企业协同机制将通过成本利益分配机制、技术互补机制的正向调节成员间的合作模式.基于此，本研究将共享农业组织的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划分为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两个维度.其中：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是指强关系附属的亲戚、朋友或同村能人／青年等基于紧密关系形成共同发展预期目标并融合差异化资源的创业活动经营方式；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是指弱关系协作的机构投资者、行业服务提供者、多种农村创业者等基于农业创业企业提供的平台资源所实现的松散合作、网络关联影响复杂的创业活动经营方式.

1.1.4 领导风格

变革型领导能够解释为什么部分领导者可以提升员工的动机、承诺和忠诚，从而实现更高的组织绩效.特别的，Huda等［13］在提出变革型领导的过程中也提出了交易型领导的概念并将其同变革型领导进行了对比，发现交易型领导主要通过奖励换取下属工作以实现激励效果，更加关注成员和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性互惠，而难以实现变革型领导所开创的结构性互惠与知识性互惠.考虑到变革型领导与交易型领导已经成为领导理论研究的两大核心维度，能够解释当前共享农业创业的动态变化竞争环境中领导调动员工创造性的差异化路径，因此，本文将这两个维度作为调节变量，以考察不同领导风格对创业网络规模与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对共享农业组织间知识共享的潜在调节作用.其中：交易型领导是指领导主要通过权变奖励和例外管理激励下属，能够正向调节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对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促进作用；变革型领导是指领导具有号召力、智力激发能力、个性化关怀魅力，能够正向调节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对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促进作用.

1.2 研究假设

1.2.1 创业网络规模与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

创业网络规模对农业创业企业克服信息不完备、不对称问题，实现创业机会的有效甄别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创业初期，农业创业企业的经营业务单一、渠道有限，借助亲缘地缘等情感性的规模小、关系强的创业网络［14］，能够从精神和物质上有效推动共享农业组织间的知识共享，是农业创业企业获取创业资源的重要保障.一方面，通常较为单薄的创业团队构成（农村本乡人创业或农业生产、销售型业务）难以获得正式金融机构和普惠性创业政策的支持［15］，而在企业涉足“未知”经营领域时基于农村社会强社会关系所提供的个体、群际信任与依赖，能够帮助创业者以相对较低的信息搜寻成本与交易成本获取更多更广的农业生产经营信息，保障创业活动的基本经营绩效.另一方面，亲朋好友所构成的低规模高强度创业网络不仅能够为农业创业活动提供决策信息咨询支持，也能够提供人力资本与资金支持，容易借助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实现频繁、持续性和高包容性的知识互动，有效降低沟通过程中可能因个体差异带来的沟通包容性差问题，从而提高农业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意愿、改善知识共享的深度和系统性.

基于上述分析，在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低创业网络规模正向影响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

共享农业企业的发展需要持续深入实现组织间知识共享，而低规模高强度网络难以满足日益丰富的农业创业活动推进需要.考虑到地缘亲缘所形成的内围关系网络难以满足信息搜寻范围扩大化的“迫切”需求，农业创业企业通常需要持续扩大人际交往规模［15］，借助更多的分散化“外部”协作关系，实现农业创业信息资源的专业化、规范化获取，形成相对于“私人小团体”而言的更加良性的信息交互氛围.此外，组织间广泛分散的交流与协作被证实是有利于知识互动的，不管是从个体层面还是组织层面都对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起到了较强的推动作用.个体层面，网络规模与创业者的成长联系较为密切，网络规模的增加即反映为创业团队规模的增长以及合作范围的扩大［7］，无论是从企业内部还是外部来看，个体的知识交流与共享都会获得更好的增长性（合作预期更为积极）驱动因素［16］.组织层面，同时拥有较大合作规模的创业企业能够显著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获取能力，此时更多的合作伙伴的企业意味着其有较多的选择、较少的机会主义行为、更低的知识转化成本［17］，借此不仅能提高农业创业企业的外部知识资源丰富性，而且也能推动企业形成更系统的知识获取组织机制与整合能力，实现从专业技术型知识学习到综合管理型知识学习的转变，帮助农业企业优化知识学习策略导向，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创业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在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b高创业网络规模正向影响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

1.2.2 创业模式融合方式的中介作用

1）创业网络规模对响应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具有促进作用

一方面，低社会网络规模有助于形成以强关系网络嵌入为基础的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相比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信息相对闭塞、融资渠道窄、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即使是在城市的农业运营企业也要跟“农事”打交道，面临相关人力资源短缺、复合型知识匮乏等问题，导致农业创业活动的开展举步维艰［15］.这种情境下，农业创业活动需要依托本乡创业人员嵌入在以血缘、地缘为依托的社会网络中，以沟通潜在创业合作意向为切入点，获取足够的商业经验、经营窍门和关键人际活动信息［18］，从无师自通的“低效无序学习”状态进入以经验启示为主的“精准学习”创业知识获取状态.

另一方面，共享农业组织与外部组织间形成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异质性资源整合能力，决定着组织间互补性及在生产中承担角色的差异性，亟待从间接服务支持方面提高网络规模.服务于农业创业企业规范化管理及成长的需要，高网络规模也能促进创业企业供应链上下游形成深度业务合作关系，不仅要以相互约束的方式改善专业管理团队的建设水平、提高农业合作网络成员的管理规范化水平，农业创业企业还需要借助与具备一定商业信誉和经营资源的企业建立深层次业务往来［18］.在该过程中大量企业将基于业务链、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利益互惠，进一步扩充农业创业的网络规模并扩大自身的协作伙伴关系与外部支持网络，使企业摆脱农业生产与经营活动本身固有的市场建设不足缺陷（也包括小农经济的经营思维）.

2）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对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具有促进作用

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能够促进共享农业组织间的直接专业知识共享，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能够促进共享农业组织间的间接专业知识共享.一方面，受限于地理交通及信息不畅的影响，农村能人和农村青年等本乡创业人员难以利用“外部”网络获取创业信息及商业机会，而他们依托低规模创业网络的高情感支持与低异质性沟通，可以从亲戚朋友所提供的高可信度、具有直接相关参考价值的创业信息，使处于不同知识位势、具有不同知识势能的个人和企业进行知识共享，不仅能帮助创业者回避农业创业初期的潜在风险，也更容易基于此建立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19］.另一方面，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科技从业人员少，特别是服务于农业市场化经营的综合型人才奇缺，也限制了农业产业的结构优化调整，在现有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共享农业企业需要补全现代农业、最新政策解读与大数据、物联网等相关的专业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更加科学有效的方式提升农业创业企业的专业、特色知识水平，实现“互联网+农业”模式在种子培育、生长维护、销售管理等农业创业全流程中的应用和创新.

基于上述分析，在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在低创业网络规模促进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假设2b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在高创业网络规模促进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1.2.3 组织领导风格的调节作用

交易型和变革型这两种领导行为被证实对组织间知识共享具有重要影响［20］，它们都对改善农业创业企业成员间的交流意愿与沟通方式选择具有重要作用.其一，具有变革型领导特征的农业创业管理者注重同差异化类型参与者（特别是从事基层农业生产管理的人）的情感交流，能够通过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感染下属，帮助下属信任企业并学习新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对于学习基础和能力较差的农业经营参与者而言［21］.其二，变革型农业创业领导者坚信员工是值得信任的，认为基于亲缘地缘等紧密合作形成的合伙式创业模式能够实现本乡创业者在淳朴生活作风与基本从业经验、精神诉求方面的统一，从而为进一步实现专业知识、乃至扭转观念的知识学习.其三，具有变革型领导的农业创业管理者体现出较强的风险承担意识，乐于在新的技术环境与政策框架下接受新挑战和考验［22］，使得创业团队成员具备更高的心理安全感［23］，敢于拓展个人经验认识为农业产品内容和形式创新提出更加新颖的建设性意见.

基于上述分析，在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变革型领导风格正向调节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对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促进作用.

交易型领导会视员工的努力程度、绩效表现以及对所要完成目标的认识给予奖励，是一种为取得员工支持而提供有价值资源的一种交易模式［24］.具有交易型领导风格特征的农业创业企业管理者经常以更高的预期创业绩效显著激发成员的学习态度，促进员工在复杂的农业经营协作环境中主动实现知识共享.一方面，当共享农业企业具有交易型领导风格时，管理者为了克服个体的知识差异，将会推动企业规范管理所明确阐释的协作目标、工作要点及完成任务奖励信息，能够为成员知识共享提供客观参考依据，易于形成良性、公平的激励氛围［25］.另一方面，当交易型领导风格能够在相对范围内被协作成员所接受时，所呈现的组织和领导态度、行为匹配现象有助于调整成员同领导的合作预期，进而提高隐性知识共享的意愿，从胜任力、自主性和发展前瞻性等方面改善组织创业协作的责任感，从而促进组织间的知识共享.

基于以上分析，在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交易型领导风格正向调节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对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促进作用.

综上，本研究理论框架见图1.

图1 理论框架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2 实证分析

2.1 问卷设计

由于云南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及丰富的物种资源，具备开展现代农业开发以及农业创业的先天优势，且作者多年来长期在云南从事共享农业项目开发运行，因此从调查代表性和便利性的角度考虑，本研究选取云南省的农业创业企业开展问卷调查.本文参考已有成熟量表形成本问卷的测项，选择性地加入了与研究目标相关的关键词，通过对部分云南省共享农业创业团队的个人调研访谈，进一步确定了研究所涉及的调查问卷.问卷中的测项统一用Likert 5级量表测量，其中“1～5”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为了进一步降低问卷调查的称许性影响、保障问卷调查的匿名性，本文在调查过程中还通过随机调整问卷题项的顺序、使用通俗语言解释题项等方式降低了同源误差的影响，以便尽量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2.2 样本与数据收集

从2020年4月至6月，数据收集时间历时3个月.样本抽样方式为分层随机抽样，从云南省农业龙头企业（国家级、省级、区级）、云南省众创空间、云南省创新创业大赛中与共享农业主题相关参赛企业中分别提取了65、80、95个共享农业创业团队.本研究共调查了云南省各个市区的240个共享农业创业团队，每个创业团队发放大于2份问卷，由创业团队的不同调研对象来填写，分别经过邮件与电话两轮提醒，最终收回229个创业团队的有效问卷.其中有4个创业团队成立不到3个月，还未正式开展工作；有13个创业团队回收的问卷小于2份或不满足问卷配对调查要求，为保证研究可靠性，删除这17个团队的问卷，因此最后收集了212个创业团队的问卷，计算平均值作为该创业团队可供分析的最终数据.创业团队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基本情况描述（N＝212）Tab.1 Description of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sample（N＝212）

2.3 变量测量

2.3.1 自变量

创业网络规模的测量主要借鉴王海花等（2019）的创业网络量表，再结合共享农业组织间创业的现实情况，得出创业网络规模量表（包括低创业网络规模和高创业网络规模两个维度）.其中，低创业网络规模包括4个题项，分别为：GN1创业者经常与亲戚朋友进行交流；GN2创业者经常与同事进行交流；GN3创业者经常与合作伙伴进行交流；GN4创业者能够通过合适的渠道发泄负面情绪.高创业网络规模包括4个题项，分别为：LN1企业和较多的各级政府交流；LN2创业者更加成熟理智并善于重新理解环境规则；LN3创业者经常积极搜寻、识别和利用最具市场优势的商机，降低对组织冗余的依赖；LN4创业者能够自主协调好商业伙伴的竞合关系，主动构建企业振兴的知识和信息资源.在此基础上，本文仅保留比较均值较大数值的维度统计结果，较小均值的维度数值记为0（均值相等时保留高网络规模数值）.

2.3.2 因变量

本文的共享农业组织间知识共享变量分别从行为和效果两个角度加以测量.参考冯长利（2011）的相关研究，其中知识共享行为包括：KS1企业与合作伙伴交流很多产品技术相关的知识，KS2企业与合作伙伴交流很多生产流程相关的知识.知识共享在很多研究中经常与知识交流相互替换（e.g.，Cabrera，Collins＆Salgado，2006），因此，本文借鉴了先前学者关于知识交流和转移的研究观点，通过知识交流的效率和效力测量知识共享效果，包括合作所涉及知识的可理解性和有用性，以及知识交流的速度效力等（Shu-MiYang etal.，2014）.据此，测量题项为：KS3通过合作获取的知识和技术，合作各方能够理解并熟练操作；KS4通过合作获取的知识和技术，有利于合作项目的进展；KS5合作各方能够快速及时地分配合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

2.3.3 中介变量

本文的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分别从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和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两个角度加以测量，参考郭军盈（2006）和刘健钧（2003）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共享农业组织间创业实际，分别包括4个题项.其中，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CR1通过与相关单位或人员协作能够解决创业过程中出现的短期技术装备问题，CR2通过与相关单位或人员协作能够解决创业过程中出现的中短期功能业务问题，CR3通过与相关或人员单位协作能够解决创业过程中出现的中长期策略转型问题，CR4通过与相关单位或人员协作能够迎合市场发展需求.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PR1合伙创业能够满足我的短期物质精神需要，PR2合伙创业能够帮助我同外部网络中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联系，PR3通过合伙人我能够获得有关创新技术、商业模式与创业观念等方面的重要资源，PR4在合作过程中我们能够保持互相信任.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仅保留比较均值较大数值的维度统计结果，较小均值的维度数值记为0（均值相等时保留协作创业模式数值）.

2.3.4 调节变量

组织领导风格用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来测度.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的测量工具以翻译Avolio和Bass等（1999）研究者使用的问卷为基础，结合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实际进行一定的修正，每个变量由4个题项来测度.其中，变革型领导风格从魅力领导、动机激励、智力激励和个人关怀4个方面来度量，包括4个题项：CL1对工作热情投入，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进取心；CL2能给员工指明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CL3引导员工从不同的角度解决问题；CL4愿意花时间指导员工，为员工答疑解惑.交易型领导从权变奖励和例外管理2个方面来度量，包括4个题项：TL1对员工的成就给予奖励；TL2为员工提供支持以协助员工完成工作；TL3对员工的失误、不规范行为和例外错误非常关注；TL4集中大量精力来处理偏差、紧急问题等例外工作.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仅保留比较均值较大数值的维度统计结果，较小均值的维度数值记为0（均值相等时保留变革型领导维度数值）.

2.3.5 控制变量

参考Mariano＆Pilar（2005）和Tang＆Romjin（2002）的研究设计，选取所属行业、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创始人学历这四个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2.4 样本检验

2.4.1 信度效度检验

参考先前的标准，本研究以0.7作为Cronbach’sα信度系数的临界值，使用SPSS22.0和AMOS 21.0软件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见表2.

检验结果表明，变量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8，具有良好的信度.因素负荷量最小为0.715，最大为0.888，且均在p＜0.001的水平上显著，符合因素负荷量值介于0.5～0.95之间的要求.变量各维度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8，达到组合信度要求大于0.8的要求，平均变异量抽取值（AVE）均大于0.5，达到平均变异量抽取值要求大于0.5的要求，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此外，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面，本文运用Amos 21.0对高／低创业网络规模、合伙式／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变革型／交易型领导方式6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中，相对卡方（χ2／df）＝2.88、CFI＝0.908，TLI＝0.905，IFI＝0.910，RMSEA＝0.078＜0.08，说明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可见，本文的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2.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文所收集的样本数据均来自创业者对本公司创业情况的自我报告，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风险.本研究对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了Harman单因素检验，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有变量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未经旋转前的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9.33%的变异，远低于总变异解释量的一半，所以不存在一个单一因子能解释大部分变异的情况，同源偏差并不显著.

3 假设检验与结果

3.1 相关性分析

表3汇报了回归模型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Pearson相关系数.可以看到，模型各自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较小，说明本文回归模型中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可能不大，且各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表3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变量间相关关系Tab.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3.2 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及交互项的层级回归分析，模型中的参数估计采用最大似然估计.为了规避多重共线性问题，分别对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做了中心化处理，然后再代入回归方程之中.共建立了9个模型，对所有假设利用SPSS22.0软件进行检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假设检验结果Tab.4 Hypothesis test result

3.2.1 主效应检验

由表4可知，在模型2中可以看出低创业网络规模显著正向影响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β＝0.168，p＜0.01）.在模型3中可以看出高创业网络规模显著正向影响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β＝0.144，p＜0.01），假设1a、1b得到验证.

3.2.2 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4可知，模型4和模型5检验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在低创业网络规模和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低创业网络规模能显著正向影响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a＝0.375，p＜0.001），低创业网络规模和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同时进入回归方程，低创业网络规模对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正向影响不显著（c′＝0.073，p＞0.05），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能显著正向影响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b＝0.254，p＜0.001）；模型6和模型7检验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在高创业网络规模和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高创业网络规模能显著正向影响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a＝0.212，p＜0.01），高创业网络规模和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同时进入回归方程，高创业网络规模对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正向影响不显著（c′＝0.082，p＞0.05），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能显著正向影响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b＝0.292，p＜0.001）.该结果说明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在创业网络规模促进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

3.2.3 调节效应检验

由表4可知，在模型8中可以看出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与变革型领导方式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β＝0.557，p＜0.001），说明变革型领导风格在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方式促进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假设3得到验证；在模型9中可以看出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和交易型领导方式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β＝0.229，p＜0.01），说明交易型领导风格在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方式促进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假设4得到验证.

从图2可以看到，与没有变革型领导风格相比，当具有变革型领导风格时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对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即变革型领导风格对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促进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设3得到进一步验证；从图3可以看到，与没有交易型领导风格相比，当具有交易型领导风格时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对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即交易型领导风格对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促进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设4得到进一步验证.

图2 变革型领导风格对合伙式创业模式融合 与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调节作用Fig.2 Moderating effect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the integration of partnership entrepreneurial models and the sharing of innovative knowledge between organizations

图3 交易型领导风格对协作式创业模式融合 与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调节作用Fig.3 Moderating effect of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llaborative entrepreneurial models and the sharing of innovative knowledge between organizations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面向212个共享农业组织样本的实证分析，探讨了创业网络规模、创业模式融合方式以及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创业模式融合方式的中介作用和不同风格的领导方式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共享农业组织间层面视角下，创业网络规模对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具有正向的影响，即匹配于不同的创业模式融合方式，创业网络规模对组织间的知识共享都具有相应的促进作用，能够有效地促进共享农业组织间的知识共享，且领导风格对相匹配的创业模式融合与组织间知识共享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与现有成果相比，本研究丰富了共享农业组织的知识共享研究基础理论，进一步明晰了创业网络规模影响共享农业组织间创新知识共享的边界条件.

4.2 对策建议

依据本文的前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促进共享农业组织间的创新知识共享，从增强新型农业主体的规范化管理指导、优化农业合作主体间的利益协调机制、支持以品牌培育为基础的多元农业产业融合主体建设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首先，支持企业建设职权分明的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合作经营组织的治理结构，持续做好学习型组织建设，切实提升共享农业组织的各方主体知识水平和能力素养，形成组织内共同关心行业发展、企业发展的统一思想和行动意识，加强对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基层农业科技人员以及农户的专题培训支持，以相关农业技术、企业管理知识科普为主，相关政策解读和案例宣传为辅，重点提高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管理和品牌创建能力、基层农技人员的科技服务能力和农户掌握应用现代科技以及营销手段的能力.其次，引导和支持建立共享农业组织内部的沟通协调制度，设立共享农业组织协调委员会，牵头负责规范相关信息公开、共享和咨询议事程序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开展双向多途径沟通，统一决策方案，解决组织内冲突的规范方案.最后，以品牌建设的共同利益和产业链规范管理需求为纽带，鼓励龙头企业为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及时提供先进农业技术和充分市场信息，增强各经营主体之间围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开展交流与融合的保障，提升共享农业组织的综合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