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牧南 周科宇

(1.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广州 510641；2. 广东省创新方法与决策管理系统重点实验室 广州 510641)

0 引 言

2020年2月，教育部和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高校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和人才招聘等评价环节不能简单地以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影响因子和论文被引次数作为前置条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分类评价体系[1]。相关文件还进一步强调参与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尤其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需要认真贯彻通知精神，并相应适当修改相关的管理制度和文件。

围绕如何破除“唯论文”，尤其是“唯SCI论文”在当前我国科技评价中的弊端，国家宏观层面已经连续发布了多项有关规定，也彰显了国家对现阶段科技评价改革的高度重视。2018年10月，科技部和教育部等几大部委发布的“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和2018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破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活动通知等，这些重要文件都明确表明国家宏观决策层对科技评价改革的决心和政策支持力度。但是，当前我国科技评价体系的完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矛盾与弊端，既有“陈年旧账”，也有一些“新问题”，在制度体系、组织结构、价值理念等层面依然存在比较艰巨的任务和挑战[2]。同时，进一步推动科研工作回归初心，也还需要进一步追溯“四唯”和“五唯”的源头，厘清“三评”改革的内在逻辑[3]。

随着国内科技评价体系及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学术界和相关科技管理部门都意识到科技评价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挑战，也是我国现阶段科技评价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针对SCI论文在当前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中的价值扭曲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其背后的深刻动因，才可以提出有针对和洞见性的解决方案和科技评价改革的政策对策建议。

1 SCI的历史演变

1964年左右，SCI的概念被加菲尔德(Garfield)博士在其论文中正式提出，也来源于加菲尔德当时正在从事的一项有关科学论文检索问题的课题研究。依托一些专项的研究基金和民间基金的资助，加菲尔德博士为核心的研究人员成立了当前WOS(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先驱机构ISI(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即“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这也是最早的科技情报研究机构之一[4]。加菲尔德博士曾经反复强调，SCI是一个索引数据库，是为了方便科学研究的知识共享和交流，并不能完全用来代替科技评价。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SCI推出之后，都逐渐将SCI收录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论文被引次数作为科技成果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5-7]。

随着基于每年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的发布，被收录的期刊也就有了所谓的期刊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 JIF),而期刊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如下式所示[4]:

JIF=

(1)

公式(1)本质上就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第三年的平均被引次数，由于公式(1)的分子是计算所有收录文章的被引次数，而分母则只计算Review和Article两种类型的文章，而对于其他类型则不计入；因此，以JIF为代表的期刊影响力排序也是一种比较粗略的方法，但由于简洁，容易理解，很快便得到了全球学术界的广泛接纳，并逐渐成为宏观和机构科技产出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段时期以来，针对SCI期刊影响因子在科技评价的作用被放大，甚至价值被扭曲的现象，加菲尔德博士本人也曾经指出，1973年第一版的JCR报告发布以来，很快就被美国学术界采纳，并开始尝试作为学术评价的参考依据，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同行评议过于复杂，而且不同学科的细分领域和研究方向过于庞杂，完全依赖同行评议完成各类项目、职称晋升和奖励的评选，时间和技术成本过大，几乎无法在指定时间完成任务。而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自身工作量也经常饱和，很难用硬性规定要求科学家们花费过多时间参与各类同行评议活动[8]。随着JCR报和JIF的出现，在某种程度提高了同行评议的效率，甚至还可以容忍一些所谓的跨领域评价；因此，基于JIF和JCR的评价方法很快在全球的学术界流行，尤其在宏观和中观层面[7][9]。

从历史上看，美国是最早采用JIF和JCR作为科技评价参考指标的国家之一；因此，美国也最早发现过度依赖期刊影响因子和论文被引次数等量化指标的潜在的弊端。为了更好地评价科学家的个人学术成果和产出，一些不同的科技评价指数也纷纷推出，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H-index,谷歌学术指数(Google Scholar Metrics，GSM)和自然指数(Nature Index)等等[8-9]。但是，这些众多的学术指数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例如：目前针对个体研究人员较为流行的H-index，尽管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出某个科学家或者机构发文数量和被引数量(质量)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部分反映数量和质量的联合效应，但随着H指数的增大，其灵敏度开始急剧下降，而对于发文数量少，但是单篇引文率非常高的科学家评价缺乏客观性[9-11]。谷歌学术指数作为一种综合指数，是否可以完全体现某个学者的科技水平和影响力也存在争议；而自然指数只是以Nature为代表的若干知名期刊的发文数量作为评价依据，显然有所侧重，但不够全面，对于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类的学术产出无法进行评价。

为了进一步更为合理科学地评价科研产出成果，不同的学科和细分领域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国际性学术机构开始发挥作用。这些学术机构通过学术委员会成员推荐和匿名投票方式，定期筛选一批本学会认可的高水平学术期刊，作为同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媒介，而在被学术机构所认定的期刊发表论文，尤其是各学会认定的权威期刊，或重要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就成为科学家们重要的学术目标。此时，这些被各类研究会和学术机构认可的期刊和会议就成为一种重要的评判依据，那些不在这些期刊或会议发表的论文，无论期刊影响因子多高，以及被引率有多高，均无法与这些期刊列表上的论文进行同等对待，这显然也存在一定弊端。首先，这些学会认可的期刊和会议由于其专业性，更加适合某个小众的研究群体，对于跨学科或者交叉性质的研究就很难进入这些期刊编辑的视野，也很难被小同行专家所接受。此外，由于一些难以避免的学术裙带和小集团利益，导致所谓的“局外人”或“新人”的论文在同等条件下可能较难在这些所谓“权威”期刊上发表。

从科学引文报告，以及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演变轨迹来看，这二者在科技评价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某个历史阶段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迄今依然可以作为科技评价，尤其是宏观和中观评价层面的重要参考依据[9]。为了避免过度依赖JIF和论文被引次数，学术界一直都在积极探索各类补充和完善方式，其中就包括各类不同的学术指数，以及各个不同学术机构和非盈利性质的研究组织所指定的期刊和会议列表等[10-12]。这些补充手段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的科学评价工具库，也促进了科学评价的客观、公平和公正。但科学评价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动态演进的过程，任何单一的评价方式都存在局限性。

如何综合应用不同的评价理论、方法和工具，推进精细化分类评价和完善同行评议机制等，都是当前科技评价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发表高水平的SCI期刊论文依然是评价一个研究人员和机构的重要指标，并且需要结合具体的上下文情境，需要与同行评议、学科差异分析，以及文献计量等多种方法和指标相互参照和综合，尤其是需要考虑宏观评价和微观评价之间的差异性。

2 SCI论文价值扭曲的动因分析

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对SCI论文进行适当奖励的科研机构之一。为了鼓励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发表被SCI收录的期刊论文，南京大学曾经连续出台了多个版本的奖励管理办法，也是国内最早出台SCI论文奖励和激励办法的高校之一[13]。随着其他高校也陆续出台鼓励SCI论文发布的政策和管理办法，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学术界开始整装向SCI期刊迈进的时期，但由于当时被SCI收录的期刊数量较少，大部分均为不同学科或细分领域的权威或知名期刊，国内部分学者受限于英语能力，SCI论文发表并不容易。事实上，很多基础学科的国际期刊发表数量和引文情况，某种程度能部分反映不同机构的科研水平[14-15]。但是，随着SCI收录的期刊数量开始快速增长，不同学科，尤其是工程和应用研究的发展，众多新兴研究领域和方向都不断推出相关的学术期刊，在壮大了SCI数据库的同时，也难免出现一些相对质量较低的期刊，以及一些以赢利为目标的所谓“掠夺性”期刊[16]。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整体科研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如果进一步聚焦过去20年，尤其是近5年，我国SCI期刊论文数量实现了近乎指数型的增长，如图1所示。

图1 2000-2019年中国大陆的SCI论文增长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从2000-2019年的20年间，我国大陆地区发表的SCI收录论文数量实现了快速增长，年度增长率超过了16%，而2019年SCI论文数量与2000年相比， 翻了16倍多；近3年的SCI论文数量占比甚至达到了35.67%，近5年的论文数占比更是达到了52.81%。与此同时，我国的高被引论文数量也出现显著增长，这也部分反映出我国科研论文总体质量也在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SCI论文数量实现了高速增长，年度发文量仅低于美国，高水平论文数量也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截止到2020年7月，世界范围内共有23 425篇SCI论文被撤稿，其中我国就有10 303篇，远远高于第二位的美国的4 125篇，中国论文撤稿已占了世界总量的44%，各种因学术不断造成的撤稿问题纷纷出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SCI论文的价值导向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扭曲[17]。

之所以SCI论文在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中出现某种程度的价值扭曲，一方面在于科技评价体系本身存在某种结构性失衡或者体制机制的管理弊病；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当前科技评价手段和方法过于单一，过度依赖期刊影响因子、被引率或某些机构推崇的期刊列表等简单手段，而忽视了科技评价本身的系统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忽视了科技评价本身是对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的促进，而不仅仅是评价论文发表在什么期刊，或论文被引用了多少次。具体而言，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刻动因。

首先，奖惩力度不均衡，追责措施不健全。从目前国内围绕SCI论文的奖惩措施和相关追责举措看，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均衡，从而出现“奖励容易，追责和处罚难”的畸形现象，即：针对SCI论文发表的奖励很容易认定，但是对于一些学术不端行为的追责却很难，哪怕是针对那些明显存在学术不端而撤稿的论文，大部分高校和学术机构都缺乏跟踪和追责处罚措施，或者说认定和处罚的周期都很长，时间和机会成本高[18]。

其次，同行评议也存在落实难的问题。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我国现阶段的同行评议制度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落实难问题，这已经是国内外的共识。一方面，寻找完全匹配的同行评议专家本身就存在一定难度；另一方面，同行评议专家自身也是科学研究人员，也承担着较为繁杂的教学、科研和公益服务等相关任务。同时，科技评价完全依赖同行评议也存在客观和公正性的问题。此外，作为同行评议专家难免也会受到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尤其是在一个比较注重“人情”和资历的社会结构体系中。

第三，学科和研究领域的进一步细分和演进，新兴研究领域和方向不断涌现，导致科技评价自身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过去十年间，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交叉也导致更多交叉研究被不同领域的学术期刊发表；而如何更为合理、客观和公正地评价这些研究成果，也面临着学术和技术层面的挑战。因此，基于科学引文报告和期刊影响因子反而可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尤其是针对区域或机构的科技评价。

第四，由于计算期刊影响因子的主要数据就是论文被引数和期刊年度发文量之间的比值，这就可能导致一些头脑灵活的期刊发行商，或期刊主编们在不违反游戏规则的情形下保持或者稳步提升期刊影响因子。期刊的影响因子就如同大学排名一样，影响因子越高就愈发可以吸引高质量的投稿和领域内的优秀学者参与编辑和担任审稿人，而随着期刊知名度和影响因子越高，又可以吸引更多优质稿件和领域顶尖科学家投稿，或加入到期刊的编委会，又进一步提升了期刊影响力，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反馈效应。

当然，这种有意无意的SCI影响因子维护和提升行为也会带来一定的负外部性，一些权威期刊对于版面的增幅把控很严。例如，学术顶尖期刊Science和Nature在内的众多权威刊物为了保护自己的影响因子不下降，近年来都几乎没有任何的版面扩充，甚至还部分缩减学术论文版面。Nature在2000年发表了1 315篇研究(Article)和综述性(Review)论文，2019年反而只有917篇，而2019年已经是2010年以来Nature发表研究和综述性论文最多的一年，因为2010年只有862篇。另外一本著名科学期刊Science的发文数量变化趋势也大致类似，如图2所示。

图2 2000-2019年间Nature和Science研究性质论文的数量演变趋势.

从图2可以看出，与2000年相比，2019年国际最知名的两本综合性学术期刊Science和Nature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分别减少了15.8%和30.3%，单纯从统计学角度看，尽管这两大权威期刊近年也扩展了一系列的子刊，可以分流一部分研究论文；但科技工作者在Nature和Science主刊上发表论文的难度反而可能有所增大。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尚且存在这种有意无意的影响因子维护行为，一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类重要或权威刊物就更加显得奇货可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周期相对更长，能够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收录的国际期刊发表研究成果，这本身就是某种肯定，尤其是在业内权威的国内和国际刊物发文也是彰显学术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如果进一步考虑SSCI发文情况，也会发现与SCI论文类似的现象。以管理学相关的权威国际期刊列表-UTD 24为例[18]，这24本管理类期刊包括美国管理学会和美国运筹学会等机构所公认的权威刊物。美国几乎所有常春藤大学的商学院都把若干篇UTD 24期刊论文作为科研人员是否可以获得终身教职的必备条件。这24本期刊覆盖了商学院的所有二级学科和研究领域，其中包括：战略管理、组织行为、运作管理、财务金融、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和信息系统等，每个具体的专业/研究领域(博士论文方向)不超过3本期刊。以信息系统为例，大致有2～3本权威期刊：MISQuarterly(《管理信息系统季刊》)和ISR(InformationSystemsResearch)(《信息系统研究》)。尽管ManagementScience也开辟了信息系统专栏，但发文数量不多。MISQ和ISR均为为季刊，每期发文量不超过15篇，近10年(2010-2019)的年度发文数量均值分别为53和54。

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在国际顶级或者权威SCI/SSCI收录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都是一个巨大挑战。任何一篇通过正规途径发表在这些顶级期刊的学术论文都会让同行肃然起敬，而保障这些顶级国际期刊水准和声望的恰恰是相对公正的同行评议机制。

总体而言，无论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还是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SCI论文在科技评价过程中的价值扭曲现象，既有主观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原因和客观因素。因此，需要辩证和客观地看待SCI期刊影响因子和论文被引次数等量化的数据指标，同时要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代表性和同行评议机制，考虑评价对象、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差异性，切实完善和推进精细化分类评价管理办法和制度建设。

3 SCI论文作用的重新定位与价值再锚定

从当前我国科技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精神看，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和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学风和作风建设，切实弘扬科学家精神，以质量、绩效和价值为导向，健全和完善分类评价体系，构建积极健康的学术共同体和生态圈，打造公平公正合理的同行评议氛围，营造以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为己任，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为使命的科研文化，培育一批真正扎根祖国大地，既有崇高科学理想，又兼具家国情怀和人文素养的科学家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首先，需要在SCI为代表的量化指标与如何弘扬科学精神、保持学术初心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以及更为合理的评价基准。高等学校需要切实防范SCI等量化指标的泛化和滥用，从而导致科技评价指标被扭曲，并进而造成科技资源分配不合理不到位，甚至被挥霍浪费。但是，依然需要客观公正地对待SCI论文，对于高水平的SCI论文依然需要给予合理的鼓励和激励。徐芳和李晓轩认为我国现阶段科技评价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以中国科学院和“双一流”大学等为代表的科研机构需要挺身而出做“领头角马”，跨越科技评价的“马拉河”[19]。目前，我国处于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转变的关键时期，必然要求基础研究特别是学术高地从量化评价向定性评价转变，破“四唯”需求迫切；但不能简单地以定性评价替代定量评价来代表破“四唯”；而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规范过多的各类排名评价，让科学共同体承担起科技评价更多的责任[20]。

其次，自然科学研究突出理论探索和原始创新，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聚焦中国情境下的具体问题，把握时代脉搏，彰显示范效应。SCI论文需要重新定位到手段和工具，而不是目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性转变，因此需要鼓励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将SCI论文重新定位到知识创造、科技成果的展现和交流，学术回归初心，科学研究才能切实进入良性轨道。

第三，我国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在突出评价科学性的同时，还需要看到科技评价活动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化，分类评价方法方式的艺术性也不容忽视。在营造风清气正的同行评议氛围和评议文化的同时，积极倡导学术廉洁与科学家声誉为内在价值导向的学术共同体和生态圈建设。针对不同学科的特点和科学属性，以及发展阶段制定更为合理的学术成果和人才，学术贡献评价体系，既充分考虑学科差异，又统筹兼顾基本的科学价值评判标准，以及贡献、绩效和质量的价值导向。

因此，当前我国科技评价改革中的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痼疾，可能要先从破除“SCI论文至上”的陈年旧疾着手，稳步推进我国科技评价制度和体系的健全完善，全面落实和贯彻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和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但是，学术评价破除“SCI论文至上”的同时，也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在科技评价和科技管理活动中“立”的挑战。破除“唯论文”的重点在“唯”，而不是“论文”本身[9，21]；因此，如何“立”的基础是去“唯”，树立多元综合的评价指导思想，落实质量、价值和绩效的价值导向，需要更为合理地使用SCI指标，并对SCI期刊论文的价值进行重新定位与价值的再锚定。对于原创的SCI论文给予切实的鼓励和价值肯定，对于涉及学术不端的SCI论文则需要采取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进一步规范科研行为，净化学术环境。可以考虑开展针对学术期刊本身的不定期评定和审核，可以充分借鉴国内外部分学科的期刊列表制度；同时，也可以从知识积累和知识生产的角度，更为客观和科学地评价SCI期刊本身的知识生产效率和质量[22-23]。

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领域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如果片面地消极评价，甚至剔除SCI指标在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中的作用也不是科学自信的表现。当前，《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CPCI)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重要的学术检索标准，能够被这三大索引收录的论文或者学术报告可以被世界范围内任何一家机构和研究者检索、下载和阅读，依然是当前国际上最通用的学术成果交流方式。因此，鼓励我国科研人员将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也仍然需要鼓励将我国科技和文化的最新进展分享到全世界，充分展现新时代新时期我国在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新进展、新成就和新贡献。

4 结论与启示

目前，在学术评价过程中的破除“SCI论文至上”是推动新时代科技评价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并不意味着对SCI收录论文的全盘否定，更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需要进一步客观、公正合理地应用SCI相关量化指标，这也符合当前国内外主流的科学评价模式和价值导向。

首先，20世纪80年代后期，SCI收录期刊论文开始作为高质量学术论文的标签，被引入到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这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也是我国科技评价改革的阶段性步骤，在人才评聘、项目评审和职称评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我们综合科技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大量围绕SCI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出现，也极大影响了SCI期刊论文的权威性和含金量。但是，SCI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指标对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科技评价依然具备重要的参考意义[9]。针对科学家个体的评价，则需要充分结合学科和领域特殊性，充分导入代表作、同行评议和文献计量等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突出学术贡献的同时，积极参考被评价对象的文化贡献和社会影响等因素。

其次，科技评价改革的重要方向是“破五唯”，其中“唯论文”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近年来，尽管我国发表的SCI收录论文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但论文总体质量与美国相比依然存在一定差距。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科研实力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依然需要关注“卡脖子”技术相关领域的科研合作和产出，并采取针对性的鼓励和激励措施。因此，在相当长的科学发展周期内，依然要鼓励研究者去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其中就包括被SCI收录的高质量期刊论文，对于这些论文的价值评判需要结合同行评议和科学计量的综合方法，通过进一步结合科技评价的上下文和情境，构建更为合理、客观和公正的科技评价体系和相关的制度建设。

第三，破除“SCI论文至上”是当前科技评价改革的有机组成，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围绕科技评价本身的核心问题，包括体制、机制和管理制度等层面的思考，这也意味着科技评价需要更加立体、多维和综合的框架[24]。邱均平等(2021)就提出，现阶段我国科技评价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管理评价与学术评价、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工具性与目的性、分类评价与统一评价等八大关系[25]。因此，科技评价改革需要实现从简单量化评价到多维集成与综合，需要考虑工作绩效和社会贡献。人才和学术评价需要回归科学初心，需要全面贯彻落实质量、绩效和价值的评价导向。

学术论文的评价需要考虑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异，以及如何平衡SCI高影响因子与高水平论文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人文社会科学的高水平期刊等方面的问题，相关的政策建议有以下几点：

一是自然科学和理工类专业采取高水平学术期刊遴选和评审制，弱化SCI影响因子的影响，具体期刊由各学术委员会，并邀请境外专家参与完成遴选。同时，进一步加大国内优秀期刊的国际化，需要重点考虑“卡脖子”技术相关领域，以及与我国“一带一路”“十四五”和“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等战略规划同步，逐步、分批次实现国内自然和工程期刊的国际化，进一步增强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

二是人文社会和艺术科学的国际一流期刊遴选也需要考虑和组织境内外专家推荐、讨论和评议的机制产生，并每隔一段时间进行重新审定，并注重考查国内重要期刊的影响力，加大国内卓越期刊的建设力度，建立国内期刊与国际期刊之间的论文认定机制和质量对标体系。与自然和工程类期刊的激励政策类似，对于人文社科类期刊需要进一步加大国际化的扶持力度，这不仅仅是提升学术话语权，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新时期中国文化自信和影响力。

三是鼓励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人员立足国情，紧密结合中国情境，与国际接轨，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并努力在国际一流期刊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举措和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不同细分领域的发展，推动“冷门绝学”发展的同时，积极吸引国内外高水平的专业化人才参与新时代新时期的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研究中，进一步推动我国科技评价制度改革走向深入。

总体而言，围绕“2035国家发展愿景目标”和“十四五”规划建设目标，我国科技评价制度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无论是“破五唯”，还是“破四唯”都依然面临“如何立”的挑战。因此，在以同行评议或者专家评审的主观评价体系尚未健全和完善的背景下，尊重科学研究的本来规律，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进一步完善有关科研质量的认定标准，或许是目前关于如何破除“唯SCI”问题较为可行和务实的策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