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康

创办的《新青年》在北大销售一空

1915年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不久改为《新青年》。他在《新青年》上提出了至今仍鼓舞人心的口号——民主（democracy）、科学（science）。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宣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青年》在青年中传阅，深受欢迎，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读者给《新青年》来信说：“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

叶挺将军在湖北陆军第二预校读书时，就曾写信给陈独秀：“足下创行青年杂志……拯斯溺世，感甚感甚。”“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

青年学生杨振声把《新青年》譬之为春雷。“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谈到《新青年》时，总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罗仲言回忆，“我们那时青年人读《新青年》是风行一时的事”，陈独秀的文章“有胆量，有勇气，笔陈纵横，独具风格，大家都喜读他的文章”。青年为《新青年》所吸引，大家接受它、喜爱它，使之成为须臾不离的读物。

从1915年到1922年，陈独秀共写了近四百篇文章，仅1919年就有一百五十篇之多。这些文章触及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政治、历史、哲学、时事、人口、宗教、文化、体育等，可谓无所不谈。青年正是从这些文章中详知他独树一帜的思想和清新生动的文风，处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引领者，他被人们赞誉为“思想界明星”“学界巨子”“社会精英”。

1917年1 月，陈独秀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接任文科学长，并改革文科进而改革整个北大。他在征得蔡元培的同意后，将《新青年》迁到北京，北大同人精心协办这个杂志，使杂志的读者与日俱增，由初办时的一千份增至一万五千份。当时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回忆：“《新青年》每期出版后，在北大销售一空。”

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就这样进入北大，如春风时雨般使这所高等学府一改老气横秋、陈旧腐败的气质，进而清新活泼，生机盎然起来。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舆论工具，鼓吹新文化、新思想，青年学子因此而获取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冲决封建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关心国家大事。

北大学生结社组团已成时尚，而这一直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和帮助，他对傅斯年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费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等，最先创立国民杂志社。接着，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新潮社。邓中夏等还组织平民教育团，走街串巷，讲演宣传，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

不仅在北京，全国的青年爱国知识分子都被鼓动起来，各地纷纷效仿北大成立社团，办报办刊。五四运动前后，全国的进步社团就有三四百个，报刊达四百余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地转让给日本。几乎与此同时，上海也在召开所谓南北和平会议，那些割据一方、鱼肉民众的军阀、政客，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和谈”自然毫无结果。

陈独秀认识到巴黎和会就是西方列强的分赃会议，他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力吗？”至于国内政治问题，他公然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这些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受青年的欢迎和支持，青年学生奉他为导师，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据中共一大代表李达说，早在建党前，革命青年就尊陈独秀为“我们的领袖”。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说：“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的鼓动下，五四运动前夕，北大和其他院校的学生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呼之欲出。

最负盛名的新派学者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北洋政府立即镇压学生运动，仅1919年6 月3、4 两日，就逮捕了八百余名学生。整个北京笼罩在恐怖之中，好友劝陈独秀南下暂避风头，他气愤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8 日，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全文不足百字，却成为那一时代鼓舞革命者的警世格言：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他还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对内政和外交提出具体五条要求，表达了他“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其中号召：“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 月11 日晚10 时，他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逮捕。

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最先在《晨报》披露后，《北京日报》《公言报》《申报》《时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和全国各地报刊，都相继在显著版面发布消息，陈独秀一时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新派领袖，人们交相传诵，啧啧称奇。

《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申报》指出，北洋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已经酿起学潮，如今又逮捕陈独秀，“乃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不止，是诚何心耶？”

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高潮，社会各界或以单位或以个人，纷纷致电致函，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

孙中山在上海召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恼怒地说：“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做着吧！”以孙中山的声望和地位，虽是短短的一席话，却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失却自由的陈独秀非但没有被孤立，反而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支持和声援。李达在《民国日报》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

“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

陈独秀（前排左六）与蔡元培（前排左五）在北大时合影

李达

胡适

“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

“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

辛白作诗《怀念陈独秀》，对北洋政府进行声讨，予陈独秀以深深敬意：“依他们（北洋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民主与科学，陈君平日所揭示的就是这两样。”

陈独秀出狱前后，李大钊相继撰文予以声援。陈独秀被捕时，他借用一位读者的话说：“现在好久不见‘只眼’（陈独秀笔名）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他还欣然作白话诗《欢迎独秀出狱》，诗中说：“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

陈独秀不会想到，他的被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会后继出“很多化身”，如孙中山说的“五十、一百个”，以至很多很多，而他们中竟出现了如毛泽东、李达、邓恩铭、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邓中夏等后来的一大代表和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0年1 月29 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等函邀，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来到上海。2 月4 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进行多场讲演，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即“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

这些摇撼制度和体制的言论，对于专制的当权者来说，自然是反动的，故明令其停止讲演。他只得又乘车返回北京。当京师警察厅得知他已潜出北京多日时，便决定在他返京时，再将他逮捕囚禁。李大钊和高一涵等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静候在北京西站，将他秘密送至北大教授王星拱家。2 月中旬，李大钊护送他出京，二人乔装打扮，乘一辆骡车，来到李大钊的家乡河北乐亭。

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

陈独秀在北大，不得一些人的喜爱，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将其逐出北大，甚至不惜辱没斯文，罗织所谓私德问题的罪名，刻意向他泼脏水。蔡元培再也抵挡不住压力，只得于1919年4 月8 日晚，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由教务总长马寅初管理北大文科和理科，这样一来，文科学长一职于无形中被取消，陈独秀体面地离了职。

李大钊

他的好友胡适此时恰不在北京，没能阻止这一事态，事后，胡适对以“私德太坏”，而将“学界领袖”陈独秀挤出北大一事，表示“惊诧不已”，遗憾地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胡适还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多少年后，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一群人”。不过，他所说的这群人不仅是在上海，还包括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受他影响的人，可见陈独秀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919年4 月20 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把十月革命和18 世纪法兰西革命相提并论，称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并预言“世界大势必有大的变动”。他原本相信康梁，后又鼓吹民主和科学，扬言为此“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可却一次次地碰壁。就在焦躁的他越发看不到希望时，十月革命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成功的范例，这大大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

他的那批在上海“搞政治的朋友”是李达、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等，他们大多住得很近，经常一起聚谈。陈望道回忆说：“我们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5 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为负责人，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戴季陶和张东荪也参加过几次活动。

陈独秀先住在亚东图书馆，后又迁至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也设在这里。不久，这里便成为筹组中共的重要活动场所。

《新青年》因陈独秀的思想倾向而有了根本性变化，由宣传民主主义改为宣传社会主义，其中尤以《劳动节专号》为分水岭。中共早期理论家蔡和森说：“《新青年》原本是宣传美国思想的机关刊物，但是到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宣传社会主义了。”

在黑暗中迷茫的青年为真理所召唤，不少人来到上海，来到《新青年》编辑部，希望陈独秀指条光明之路。罗亦农的遗孀李文宜曾在《忆罗亦农同志》中写道：“罗亦农十七岁时，穿了件蓝布大褂，夹了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上海找陈独秀……他到上海后，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

这些青年来到上海，被陈独秀安排在上海党组织开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杨明斋为学校公开的负责人，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教授日、法、英文；陈独秀也常来讲课。这些青年学成后，大多被送往苏联学习深造，他们中不少人回国后成了忠诚的革命家，如罗亦农、王一飞、萧劲光、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柯庆施、蒋光慈、陈为人等。

早在1920年初，陈独秀就请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8 月，他又和李汉俊将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校对出版。接着，李汉俊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翻译《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影响极大，毛泽东曾说过，这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李大钊遇难后，北大教授高一涵在《民国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说：“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即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最初版本。

胡适曾把“南陈北李”作了比较，他说：“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者。”真实的历史也确实如此。但是，以陈独秀的声望和影响，一旦形成坚定的信仰，他在当时的号召性和凝聚力，又自然要超过李大钊。这就是中共早期党员萧克将军于1993年6 月在《陈独秀诗集序》中所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1920年4 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等人来到北京，通过北大的两名俄籍教授，与李大钊多次交谈，表示要帮助建立共产党。据张申府回忆，李大钊当即写信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笔者认为这正体现了李大钊稳重的作风，他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后，陈独秀已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俨然成为闻名国中的风云人物，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

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和陈独秀见了面，两人一拍即合，陈愉快地接受了组党的使命。6 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并起草党纲十余条，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第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的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

1921年7 月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此前陈独秀为陈炯明所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因教育上的一些事务而不能出席。李大钊也因故没有出席。这样，“南陈北李”都缺席了中共一大。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早期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