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敏 孙元涛

摘 要

“双减”政策的推行，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进入“校内减负”与“校外减负”协同推进、综合治理、多元参与的新阶段。“双减”要形成久久为功的持续效果，需要克服一元线性的单向治理模式，以复杂性思维推动形成协同共治新格局;需要进一步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在课堂深度变革中优化教学效能;需要实现外围突破，通过教育生态系统优化创造持久动能;需要引導不同利益主体理念革新，实现政府、学校、家庭育人理念的协同转型。

关键词

“双减”政策; 减负增效; 教育治理;课堂变革;教育生态

作者简介

韩晓敏，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孙元涛，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减负是中国基础教育老生常谈但却始终热度不减的政策议题。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已经成为教育改革之殇、民族教育之痛。[1]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已全面进入“校内减负”与“校外减负”协同推进、综合治理、多元参与的新阶段。

在强大的行政推力与严格的执行监督下，“双减”的雷霆之势的确能产生立竿见影之效，至少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减轻孩子们的负担。但如何防止“改革潮”退却之后负担卷土重来？如何使“双减”的运动式执行转化为常态式推进，真正实现减负增效的政策目标？学校如何落实“双减”政策，才能强化其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功能？教师如何应对“双减”挑战，使其成为促进专业发展的新契机？这一系列问题，需要跳脱简单性思维的窠臼，站在更宽广的视域中重新审视“双减”问题。

一、“双减”成败关键在机制

减负是一个教育问题，但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嵌套在社会发展变革的整体系统中。因此，“双减”政策不是孤立的教育政策，而是处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政策群”中。正如美国政策学家邓恩所说：“一个领域的政策问题常常影响其他领域的政策问题”[2]，而一元线性的单向治理模式是“减负”教育治理低效的重要原因。

多年的实践反复证明，我国减负治理的基本逻辑是加减逻辑与线性思维。如作业多了，就减作业;考试多了，就减考试;补习多了，就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运动少了，就增加运动时间;睡眠少了，就增加睡眠时间……然而，“加减”的减负逻辑并没有彻底解决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痼疾，反而使问题越来越严重。究其缘由，主要是传统的减负政策属于典型的“指向问题解决的缺陷方式”[3]，即决策者聚焦政策域中的问题，根据问题提出一一对应的政策方案。这种简单、线性解决负担问题的方式，其通常的结果是造成教育系统内旧问题未解，新问题又现，甚至诱发连锁反应。譬如，“三点半放学”政策执行后出现学生脱管、失管现象，“小饭桌”及校外培训机构乱象，“禁止教师有偿补课”政策实施后出现“居家补课”“攒班”现象，“校内减负”政策执行后出现“校外增负”，“线下减负”实施后出现“线上增负”等问题，不一而足。

“双减”不仅是教育议题，更是一个社会议题。如果不能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如果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强制分流带给家长的焦虑感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如果社会的用人导向依然是“唯名校”“唯学历”，如果地方党委和政府对学校、校长的评价依然是“清北率”“一本率”“重高率”，则“双减”所减掉的压力，很快会以其他形式回归。因此，把“双减”看作单一的教育问题就事论事，难免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泥潭。只有把“双减”看作教育系统性变革与社会整体转型变革中的一环，以全息性、系统性、复杂性思维落实“双减”，向教育综合治理要绩效，才有可能真正推动减负问题的纾解。作为决策者，要清晰地认识到“双减”与其他社会问题之间的复杂逻辑，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短期内彻底解决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双减”落实关键在课堂

“双减”的基本逻辑是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通过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实现为学生减负的目标。因此，“双减”能否取得最终成效关键在课堂，核心是教师能否转变教学理念，提升教学素养，在持续的专业发展基础上实现课堂转型和变革。

“双减”对教师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教师专业发展。如果教师专业素养高、教学能力强，就可以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把教学内容讲清楚，辅以必要的作业练习，便能让学生很好地巩固掌握。反之，如果教师专业素养不高，教学能力不强，就更容易寄希望于机械训练、题海战术等手段弥补课堂教学的低效，扼杀学生学习兴趣，使其消极、被动学习。因此，“双减”的落实，挑战在课堂，只有教师课堂效率高，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能够有效满足学习需求，才能使学生从补习班回归校园，减少家长对校外培训的需求和依赖。“双减”为教师专业再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教师既要精简作业，又要保证教学质量，这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新的要求。所以，教师必须把提升专业素养作为常态的自觉行动，向课堂要质量、向作业要成效、向辅导要精准，在落实“双减”政策的过程中，实现自身持续性的专业发展和教学效能的提升。

“双减”要给学生减负、家长减负，但绝不能通过给教师延时增负的方式来实现。如果说，“双减”初期，在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需要教师增加时间投入，那么，随着“双减”逐渐成为教育新常态，教育系统必须通过主动集聚社会资源、系统设计教师工作时间来保障教师的工作时间回归常态和正轨。因为，教师专业性的提升，只能在张弛有度的工作状态中实现。反观现实，教师绝大多数的“忙”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给教育、强加给教师的额外负担。开会、检查、评比、填表等非教学工作几乎挤占了教师的大部分时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政策任务最终都下沉到一线教师那儿，使他们应接不暇、筋疲力尽。非教学工作消耗掉的不仅是教师的工作时间，更是教师的教学热情与专业水准。苏霍姆林斯基对此早有洞见与警示：“教师的空闲时间越少，他被各种计划、总结之类的东西弄得越忙，那么他对学生将要无物可教的那一天就来得越快。”[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