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欣宇

(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00)

苏轼一生坎坷,多次被贬谪到地方为官。元丰八年(1085年)他所写的《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被侍御史贾易、监察御史安鼎、御史中丞赵君锡之流举为“罪证”,硬说这三首写景小诗的主题是庆贺宋神宗去世,这自然是忤逆的弥天大罪。这种恶毒的指控使苏轼深感人心险恶,他坚决要求离开京师,出为外任。《宋史》载：“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1]当苏轼踏入颍州地界,这里熟悉的友人和美丽的自然风光使他忘却了流离之感。因远离朝堂之争,苏轼除了处理日常政务之外,就是泛舟颍水和颍州西湖,生活恬适,心境平和,甚是悠闲自在。苏轼在闲暇之余与友人进行了许多文学活动,在诗词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周必大在《平园续稿·东坡颍州诗》中写道：“东坡以元祐六年秋到颍州,明年春赴维扬……按公在颍仅半年,集中自《放鱼》长韵而下凡六十余诗。历考坡所至岁月,惟颍为少,而留诗反多……自注云：郡中日与叔弼、景贶(1)赵令畤，初字景贶，后苏轼为其改字德麟。、履常(2)陈师道，字履常。相从,而景文复来,不数日,柳戒之亦见过。宾客之盛,顷所未有。”[2]颍州的风土人情、与友人的唱和往来,构成了苏轼知颍期间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

一、苏轼“颍州诗”的内容

苏轼知颍期间,政事清闲,在颍半年,创作了六十余首诗歌,按照诗歌内容,可分为三大类。

(一)心系颍州百姓,表达爱民情怀

知颍期间,苏轼心系颍州百姓,关怀民生。在颍州,他有了更多的时间为民生计,治理颍州水患,赈济灾民,缉拿贼寇,改善民生,使百姓安居乐业。在相关唱和诗中苏轼多次描写颍州民生之事,有关诗作有4首。

1.为颍州百姓祈愿祷雨。《书颍州祷雨诗》云：“元祐六年十月,颍州久旱,闻颍上有张龙公神,极灵异,乃斋戒,遣男迨与州学教授陈履常往祷之……二十六日,会景贶、履常、二欧阳……至三更归时,星斗灿然,就枕未几,而雨已鸣檐矣。至朔旦日,作五人者复会于郡斋。”[3]《聚星堂雪》一诗即作于此时,在这首诗中,苏轼洗去铅华,用白描手法写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心情。“窗前暗响鸣枯叶,龙公试手初行雪。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态斜飞正愁绝”[4]378，诗人巧妙化用了前人写雪的名句、典故,极富创意而又贴切地写出了祷雨得雪的情景,表达了苏轼为颍州百姓丰年有望而欢欣鼓舞的喜悦之情,使读者也深受感染。此外,还有《次韵陈履常张公龙潭》《祷雨张龙公,既应,刘景文有诗,次韵》两首诗,皆是表达为颍州百姓祷雨成功的喜悦之情。

2.与颍州百姓共抗饥寒。元祐六年(1091年),汝阴久雪,百姓饥寒交迫,众官员夜不能寐,教授陈师道雪中作诗《连日大雪,以疾作不出,闻苏公与德麟同登女郎台》,苏轼次韵和之——《次韵陈履常雪中》：“可怜扰扰雪中人,饥饱终同寓一尘。老桧作花真强项,冻鸢储肉巧谋身。忍寒吟咏君堪笑,得暖欢呼我未贫。坐听屐声知有路,拥裘来看玉梅春。”[4]418苏轼对受暴雪滋扰的百姓十分怜悯,希望能够与之共渡难关。赵令畤《侯鲭录·东坡汝阴赈饥寒》云：“一日,天未明,东坡来召议事曰：‘某一夕不寐,念颍人之饥,欲出百余石,造饼救之。老妻谓某曰：“子昨过陈,见傅钦之言签判在陈赈济有功,何不问其赈济之法？”某遂相召。’余笑谢曰：‘已备之矣。今细民之困,不过食与火耳。义仓之积谷数千石,可以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数万称,依原价卖之,二事可济下民。’坡曰：‘吾事济矣。’遂草放积谷赈济奏,缴上台寺。”[5]苏轼爱民如子,在艰难的境遇下与百姓同进退,为百姓寻找切实可行的救济之法,是颍州百姓的父母官。

(二)描绘颍州风光,抒发闲适之意

颍州地处平原,沃野千里,物产丰饶,颍水穿城而过,颍州西湖风光无限,风景秀丽。苏轼来到颍州之初,终日泛舟,日日流连于颍水、西湖之上。颍州的美好风光给诗人心灵极大的慰藉,他寄情于颍水和西湖,所作描绘颍州自然风光的诗歌多达17首。

1.描写颍水、西湖之美景。苏轼流连于颍水之滨,将颍水之美动态地呈现出来。“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4]309这条颍河环绕城池十余里,波澜起伏、张弛有致,因颍州地处平原,故颍水的流速不急不缓,恰到好处,或清澈直流,或微波荡漾。诗人不仅描绘出了颍水的轮廓与形状,还将颍水清澈秀美的状态表现了出来：“酒肴酸薄红粉暗,只有颍水清而姝。”[4]402除了颍水外,颍州西湖也是诗人泛舟赏景的绝佳去处。城西的颍州西湖素与杭州西湖并称,使不少文人雅士流连忘返。“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4]471，苏轼给了颍州西湖极高的赞誉。“白露下众草,碧空卷微云”[4]319,写出西湖在秋天时给人的那种辽阔、旷远的感觉,“白露”与“草”，“碧空”与“微云”，色彩的碰撞使景色的特点更加鲜明。颍州的冬与雪也给诗人带来了无限的灵感,冬天的西湖别有一番景致,苏轼在诗中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绝美的西湖冬景图：“颍鱼跃处新亭近,湖雪消时画舫升。”[4]449

(三)叙写朋友聚散,表达真挚友情

周必大《平园续稿·东坡颍州诗》载：“东坡以元祐六年秋到颍州,明年春赴维扬……自注云：郡中日与叔弼、景贶、履常相从,而景文复来,不数日,柳戒之亦见过。宾客之盛,顷所未有。”[2]当时陈师道为颍州州学教授,赵令畤为签书颍州公事,欧阳叔弼、欧阳季默为母守丧闲居于颍,这期间又有好友从远方来此相聚,一时之间,宾主尽欢。在这段时期,苏轼与朋友的往来唱和诗共计24首,主要集中在与赵令畤、陈师道、刘景文的次韵诗唱和中,其中与赵令畤唱和诗有11首,与陈师道唱和诗有7首,与刘景文唱和诗有6首。

1.叙写相聚之情。苏轼能一直保持豁达的心胸与好友们的陪伴有着很大的关联,与好友的交游唱和为苏轼的知颍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颍州风景秀美,西湖更是景色宜人,苏轼约上好友一同游赏西湖美景,饮酒作乐,不失一番风趣。“老守惜春意,主人留客情。官余闲日月,湖上好清明。”[4]460诗人与赵令畤舟中对月,西湖小饮,很是洒脱。闲暇之余,苏轼还会作诗招各位友人前来饮酒作诗：“风流越王孙,诗酒屡出奇。喜我有此客,玉杯不徒施。请君诘欧、陈,问疾来何迟。呼儿扫月榭,扶病及良时。”[4]364此时苏轼正因病告假,借着生病诘问各位好友怎么还没来探望他,实则是为了与各位友人饮酒赋诗,特作诗招之,展现出诗人颇为风趣的一面。苏轼还在唱和诗中表达了对朋友相伴的感激之情。苏轼作《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座客》一首,赵令畤、陈师道次韵和之,苏轼再和之,有诗《复次韵谢赵景贶、陈履常见和,兼简欧阳叔弼兄弟》写道：“能诗李长吉,识字杨子云。端能望此府,坐啸获两君。”[4]322诗人引述“坐啸”典故入诗,表达自己在颍州做官,既有左膀右臂,又有与自己交游唱和的诗友,喜不自胜。

2.抒发别离之情。苏轼知颍半载,不断地往来新渡寺渡口,为欧阳宪、欧阳恕、欧阳季默、欧阳叔弼、刘景文、赵令畤、王竦、任仲微、朱世昌、陈传道等人送行。他们或是离颍赴任,或是在与苏轼短暂相聚后离开,每次分别都令苏轼分外感伤,他有17首诗作于与友人离别之际,表达与友人离别的不舍之情,并为好友送上虔诚的祝愿。

刘景文曾多次来颍与苏轼赏景唱和,《喜刘景文至》表达了苏轼对友人到来的喜悦：“我闻其来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4]387但与友相伴终有一别,“刘郎去后谁复来,花下有人心断绝”[4]400，对刘景文即将离开深感痛苦,执意要挽留。此时天公也作美,欲帮苏轼多留友人一些时日：“晴光融作一尺泥,归有何事真无说。泥干路稳放君去,莫倚马蹄如踣铁。”[4]400雪久泥深,苏轼期盼刘景文能多待些时日,等到泥干路稳之时再走,但事实却是不管什么时候苏轼都会觉得好友离开得太早了,相伴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是时陈传道来颍看望时为颍州州学教授的弟弟陈师道,并与苏轼相聚,赏雪作诗。陈传道离颍之际,苏轼、赵令畤等人作诗以送,苏轼有诗《和赵德麟送陈传道》云：“二陈既妙士,两欧惟德人。王孙乃龙种,世有蹑云鳞。五君从我游,倾写出怪珍。”[4]462二陈、两欧和赵令畤等人曾与苏轼相聚于颍,其间泛舟西湖,赏景作诗,十分恣意洒脱。“哪知有聚散,佳梦失欠伸”[4]462，然而聚散终有时,与好友相聚的悠闲时光也太过于短暂了,未能尽兴。“君行踏晓月,疏木挂寸银。尚寄别后诗,剪刻淮南春。”[4]462诗人希望好友在离别之后依旧能寄诗往来唱和,以便得知友人近况。欧阳季默离开颍州之时,苏轼为其作诗送行,“汝南相从三晦朔,君去苦早我来暮。霜风凄紧正脱木,颍水清浅可立鹭”[4]394，诗人感慨二人相聚时间甚短,去早来迟,二人相从时惟三月,正赶上深秋时节,木叶脱落,为这离别更是增添了许多伤感。

3.表达祝福之意。苏轼既渴望能与友人终日泛舟饮酒,安闲自在,也会衷心地为好友的前程送上虔诚的祝福。苏轼对欧阳宪的离开即便感到不舍,却也对其在这颍州小郡无法施展抱负感到可惜。在《送欧阳主簿赴官韦城四首》《美哉一首,送韦城主簿欧阳君》等诗中,苏轼对欧阳宪出任韦城主簿表达了衷心的祝福,“读遍牙签三万轴,却来小邑试牛刀”[4]327，对欧阳宪的才华表示认可,并称赞欧阳宪有当年欧阳修的风范,“故国依然乔木在,典刑复见老成人”[4]328，在期盼与祝愿的同时将眷恋不舍的情感在诗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江湖咫尺吾将老,汝颍东流子却西”[4]327。欧阳季墨、欧阳叔弼两兄弟终母丧后也相继离颍外任,“多言虽数穷,微中或排难。子诗如清风,翏翏发将旦。胡为久闭匿,绮语真自患”[4]407，苏轼希望欧阳叔弼能展露自己的才华,不要太过于谦虚,盛世之下人才济济,只有展现出自己的本领,才能实现抱负，规劝好友之意情真意切。

二、苏轼“颍州诗”的风格特点

随着政治地位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苏轼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变化,诗歌风格不可避免地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苏轼早期诗作具有“青年特有的充沛气势和自信昂扬的创作心态”[6]。例如《凤翔八观》组诗,驰骤纵横，舒卷自如；再如描绘江南的暴雨《有美堂暴雨》,“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7]，为突出暴雨的猛烈之势,诗人采用夸张渲染的手法,使这首诗有求奇的倾向和粗犷的特点,有大气磅礴之势，“顽云”“黑风”“敲铿”“羯鼓”等词语的集中运用形象地展现出暴雨瞬间给人的强烈印象,展示了诗人卓越的诗才。苏轼知颍以后,着眼于身边的事与景,诗歌风格逐渐趋于平缓淡然。

(一)别具诙谐幽默的情趣

苏轼曾在他的政治讽喻诗中放笔恣意,嬉笑怒骂。例如,标志苏轼豪放诗风成熟的传世名篇《寄刘孝叔》,以嬉笑怒骂的姿态抨击时政,诗中不仅表达了对劳苦人民的同情,还表现了诗人积极斗争的态度：“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方将雀鼠偷太仓,未肯衣冠挂神武”[8]。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的爆发及随后被贬黄州,使苏轼的诗歌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时身在颍州的苏轼不再如青年时那样意气风发,而是回归生活,其诗歌也着眼于日常琐事。

苏轼经常在一些戏作小诗中记载与同僚、好友的调侃、玩笑,用词生动,叙述有趣,令人忍俊不禁。是时欧阳两兄弟在颍州为母守丧,与苏轼颇多往来,欧阳季默以油烟墨二丸赠与苏轼,苏轼作诗为谢,第二天他又送给苏轼一条重二十斤的大鱼。一大一小,一重一轻,一长一短,成了苏轼幽默小诗的题材。苏轼作《欧阳季默以油烟墨二丸见饷,各长寸许,戏作小诗》和《明日复以大鱼为馈,重二十斤,且求诗,故复戏之》二首,《苏诗汇评》引查慎行评语：“先生上篇语意若存乎见少者,故欧复馈大鱼,欲自洗饷墨之俭啬,故此章复戏之云云,可称善谑。”[9]

刘景文自杭经高邮赴任,迂道来访苏轼,苏轼有诗《喜刘景文至》：“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过江西来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吴姝。”[4]387好友从杭州来,使苏轼想起之前在杭州任职的日子,不免怀念,他向友人诉说自己的心早已被苏杭的山水带走了,并以为离开了那么久使吴会的山水都受到了冷落,吴国的美女都因思念诗人而忧愁起来。诗人这种幽默的诗句使人读来觉得甚是可爱。苏轼以超然物外的心胸观照外物,反映在诗歌中则以平淡之笔娓娓道出万物之情理,在幽默风趣中尽显理趣。

苏轼偶尔也以戏谑之笔抨击时政,如《到颍未几,公币已竭,斋厨索然,戏作》一诗就是以戏谑的笔法抨击时政。“我昔在东武,吏方谨新书。斋空不知春,客至先愁予。”[4]346宋太祖时置公使库用以接待因公外出的官员,而今人却违背祖宗之制缩减公使库钱,令外出的官员连饭菜也吃不好,直指王安石新法的阙失。“采杞聊自诳,食菊不敢余”“梦饮本来空,真饱竟亦虚”[4]346,言及生活贫困,基本的餐食都无法保证,衣食之俸不如往昔。

苏轼诗中的诙谐幽默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无意流露,因而显得自然真切,诗人和读者都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与满足,诗作也因此显得更有趣味。

(二)追求自然淡泊的意境

元祐时期,苏轼积极从政,锐于报国,但党争不断,苏轼又无法忍受宵小攻击陷害,遂对官宦生涯产生了深深的厌倦之情,有了退隐的想法。此前谪居黄州的苏轼便已经历了一场复杂矛盾的内心斗争,他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摇摆着,产生了一种人生如梦的迷茫感, 绝望情绪非常浓重。在这段时期,苏轼常与佛道之人往来,吸收了佛老思想并开始调整自我,敛起锋芒,心态更加成熟。苏轼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诗歌创作的风格,“嬉笑怒骂的政治诗不再作了,汪洋恣肆、纵横驰骋的作风收敛了,开始探索平淡的艺术风格”[10]。

苏轼在黄州期间便创作了叙述田园生活的诗《东坡八首》,效仿陶渊明躬耕于东坡,从劳作中获得对生活的希望。颍州时期亦有学陶倾向的诗《欧阳叔弼见访,诵陶渊明事,叹其绝识。既去,感慨不已,而赋此诗》：“翻然赋归去,岂不念穷独。重以五斗米,折腰营口腹。”[4]384赞赏陶渊明毅然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志,言语之间心向往之。他对陶渊明弃禄归隐的高风、满足于饮酒自适的闲趣十分仰慕和向往,表达了自己也同样倦于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但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毅然挂冠而去的感慨。此诗也显示了诗人率真的性情,正因为诗人直率纯粹,其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才能如此真挚。再如《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独酌》：“翠柏不知秋,空庭失摇落。幽人得嘉荫,露坐方独酌。”[4]362诗人感叹苍翠的柏树感受不到秋天的到来,即使天凉了枝叶也不会脱落,诗人以病在告于月下独酌,就像幽人隐士一样逍遥自在，“此生独何幸,风缆欣初泊”“莫嫌风有待,漫欲戏寥廓。泠然心境空,仿佛来笙鹤”[4]362。人生、宦海虽漂泊不定,但诗人心态甚好,随遇而安,不管在什么境遇下,有美景和美酒的作陪都能使其分外满足,对月独酌,饶有情趣，最后两句咏仙家典故,谓自己心境的旷然若空,清洒之至,感情真挚自然。

苏轼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叹老归隐的想法与他所受的佛教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佛教给予他的力量使其能够在苦难中获得精神解脱,“泠然心境空,仿佛来笙鹤”[4]362,显露出一种意境空灵、超然物外的境界。他深刻地领悟到了“物生有象象乃滋,梦幻无根成斯须”“清露未晞电已徂,此灭灭尽乃真吾”[4]332的人生哲理,这使他心态得到了良好的调整,思想蜕变得更加成熟。

苏轼自请守颍,是其历经沧桑之后的恬淡自守。在颍州,苏轼紧绷的精神完全放松下来,生活安然自在。随着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加,苏轼的诗逐渐褪去绚丽的色彩,不再锋芒毕露,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诗枯燥乏味,此时他对语言和技巧的驾驭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其诗更趋于自然淡雅。苏轼知颍时期是其探索新的诗风的过渡期,此时他的诗歌风格继承了黄州时期的平淡古朴,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他经历了政敌的多次打击与陷害,深感疲惫,对仕宦生涯已经厌倦,产生了退隐的想法,与此前相比,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歌中的汪洋恣肆之气已然收敛许多,讽刺怨怼也消失了,此时他摆脱了黄州时期对前途迷茫的消极情绪,佛老思想给予他很大的安慰,他置身于颍州秀美的自然风光中,享受着好友作陪的美好时光,心态平和,生活安逸,诗歌题材也趋于日常生活。

三、苏轼“颍州诗”的地方书写

颍州处于江淮地区,物产丰富，景色宜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苏轼知颍时期的诗歌多涉及颍州的地方风物,体现出鲜明的颍州地域特征,流露出诗人对颍州自然景物和风土人情的热爱之情。知颍时期是苏轼诗歌创作生涯中颇具特色的创作阶段。

(一)描绘颍州,地域特征鲜明

无论是描写风光,还是抒发情意,苏轼在诗歌中都展现出了大量的颍州风物,颍州西湖在苏轼的笔下更是成为颍州地标,极受其青睐,诸多文人慕名而来。苏轼曾对颍州赞不绝口,说自己能够知颍是“皆缘天幸,岂复人谋”。颍州西湖的美景使诗人生发了写诗的灵感,而诗人笔下的诗篇也为西湖张扬了美名。“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4]476,将颍州西湖的秀美清丽展现了出来。苏轼常在西湖之畔宴饮宾客,“欢饮西湖晚,步转北渚长。地坐略少长,意行无涧岗”[4]419,在众星汇聚之时不禁流露出“孤光为谁来, 似为我与君”[4]319的自豪与自信,展现着“水天浮四座,河汉落酒樽”[4]319的豪放与旷远。此外,颍州还有颍水穿城而过,前文提到的《泛颍》一诗足见苏轼对于颍水的喜爱。他称赞颍水清浅明净,“霜风凄紧正脱木,颍水清浅可立鹭”[4]394。苏轼还在诗中屡屡以“清颍”称之,如“伤心清颍尾,已伴白鸥没”[4]359“莫言清颍水,从此隔河汉”[4]407“朅来清颍上,泪湿中郎诗”[4]423“我游清颍尾,想见翠被君”[4]453。这些诗句营造了离别时的凄清氛围,抒发了诗人不舍的伤感之情。“清颍”在苏轼这里变成了抒发离情别绪的特有意象。

诗人在颍州做官期间,曾多次在诗中提到桧树,如“汝阴多老桧,处处屯苍云”[4]370,写出了颍州地方风物的特点。苏轼《记汝南桧柏》云：“予来汝南,地平无山,清颍之外,无以娱余者。而地近亳社,特宜桧柏,自拱把而上,辄有櫂枝细纹。治事堂前二柏,与荐福寺两桧,尤为殊绝。孰谓使余安此寂寞而忘归者,非此君欤也？”[4]371可见苏轼对桧树的喜爱。桧树花白,花谢之后,冬雪落在树上犹如从未凋谢一般,“老桧作花真强项,冻鸢储肉巧谋身。忍寒吟咏君堪笑,得暖欢呼我未贫”[4]418,诗人以桧树自喻,表明自己不服老的精神像桧树一般倔强,赋予了桧树人的性格。诗人咏桧,在景在情,它寄托了诗人的人格理想,展现了诗人坚强、傲岸不屈的精神魅力。

苏轼对颍州自然风物的津津乐道,既反映出颍州美好的自然风光带给他快乐和安逸,也体现出诗人善于捕捉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慧眼及生活情趣。

(二)交游唱和,不忘恩师

苏轼“颍州诗”除展现了颍州的地方风物外,还显示了颍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刘筠曾以礼部侍郎知颍州,官至龙图阁直学士；陆佃以龙图阁待制知颍州；吕公著以侍读学士知颍州；曾肇以宝文阁待制知颍州,后官任翰林院学士兼侍读；曾两度出任颍州知州的章衡则是状元出身；欧阳修、苏轼自请守颍。多位文人知颍使颍州诗文相续,成为一段佳话。欧阳修作为苏轼的恩师,成为苏轼在其颍州诗中经常怀念的对象。苏轼在与欧阳叔弼、欧阳季默、欧阳宪、欧阳恕的唱和赠别诗中常表现出对欧阳修的怀念：“我观文忠公,四子皆超越”[4]359“从此醉翁天下乐,还应一举百觞倾”[4]348。苏轼自注：“文忠公赠苏、梅诗云：‘我亦愿助勇,鼓旗噪其旁。快哉天下乐,一釂宜百觞。’”苏轼借欧阳修“助勇”“鼓旗”等词鼓励欧阳兄弟作诗,既达到了规劝鼓励的目的,又显示了对恩师欧阳修的诗歌烂熟于心、信手拈来的熟稔度,更表现了对欧阳修的深切怀念之意。

对苏轼而言,颍州的风土人情带给他无限的慰藉,而与欧阳兄弟的频繁唱和则寄托了他对恩师深深的怀念。吟咏颍州地方风物和对恩师的怀念成为苏轼“颍州诗”最显著的地域特点。

(三)文人汇聚,促进颍州文化发展

苏轼到颍州以后,颍州的文学活动也活跃起来,颍州为期半年多的诗友聚会活动因苏轼而起。苏轼知颍半载,与志趣相投的友人、各路文人往来频繁,他们因苏轼而来,形成了一个以苏轼为首,以陈师道、赵令畤为骨干的文学社团,交相唱酬之作自然较多。颍州文人汇聚,带来的自然是诗文的兴盛。是时,陈师道为颍州州学教授,赵令畤为签书颍州公事,欧阳叔弼、欧阳季默闲居于颍,他们与苏轼多有交游唱和。“端能望此府,坐啸获两君”“共寻两欧阳,伐薪照黄昏”[4]322,有好友作伴,不亦乐乎。赵令畤还将苏轼与陈师道等人在颍州的唱和编成了《汝阴唱和集》,而今已亡佚,为一大损失。苏轼与赵令畤的次韵唱和诗有十二首之多,与陈师道的酬唱诗数量仅次于赵令畤。刘景文曾在赴任途中借路拜访苏轼,苏轼有诗《喜刘景文至》更是从诗名直见欢愉；陈传道因看望弟弟陈师道也来到了颍州,并与苏轼唱和。在颍州祭雨活动中,苏迨亲往颍上迎送张龙公,他与同在颍州读书的苏过也都有诗歌问世。随着这些诗词的流传,颍州及颍州西湖广为人知,成为众多文人骚客向往之地。继苏轼之后,陆经、张耒、周邦彦等人相继在颍州为官,颍州文学传承不绝。

宋代成为了颍州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宋时的颍州文化更是在颍州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绚烂的一笔。苏轼在颍州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颍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他在担任颍州知州期间,勤于政务,治水赈饥,使颍州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苏轼还在颍州留下了三闸、芦花湄、西湖亭等遗迹,《颍州府志》记载：“清河穿大小润河之水,自分水龙王庙南,过焦陂入淮。北流则抵城隍,合西湖之水,出白龙沟入颍,昔人于大润河、小润河、白龙桥三处各置闸,以时蓄洪”[11]40-41,“芦花湄,郡城西,去西湖里许。相传宋苏叔党读书处”[12],“唐许浑从事于颍,已有‘西湖清宴’之句。宋晏殊、欧阳修、苏轼相继为守,皆尝宴赏于此。亭台之胜,诗酒之乐,与杭之西湖并称”[11]36。苏轼所留下的这些遗迹,均已成为颍州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结语

苏轼知颍半载,笔耕不辍,在处理政事之余,作诗填词,吸引各地文人雅士聚集于此,交游唱和。诗人通过描绘颍州的自然风光来尽情抒发闲适欢愉之情,其颍州的生活因此也得到了极大的慰藉。苏轼曾遭多次贬谪,“颍州诗”作为苏轼外放时期诗歌的一部分,是其整个诗歌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通过对其“颍州诗”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苏轼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思想状态。通过与苏轼其他时期诗歌的比较可知,“颍州诗”与其他贬谪时期的诗歌在艺术风格上有很大的区别,“颍州诗”是苏轼元祐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苏轼这段时期的诗歌创作风格意义重大。苏轼还常在“颍州诗”中吟咏颍州地方风土人情,这些诗歌对于我们了解北宋颍州亦是珍贵的资料。颍州因苏轼的到来而大放光彩,颍州良好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也为苏轼提供了丰富的诗歌创作灵感。一向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颍州因苏轼等文人及其诗歌而在北宋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