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创新扩散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数字经济环境下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搜集数据，利用结构方程对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和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知识共享对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和创新绩效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和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对知识系统化能力和互动协调能力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化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开放式创新不仅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还对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了中介效应;知识整合能力除了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之外，还对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都起到了中介效应。

关键词：数字经济;知识共享;创新绩效;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

中图分类号：F260;F2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10-0049-13

一、引 言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5G等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数字经济新时代。截至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达到38.6%，在未来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体。数字经济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对应于通信技术等数字化企业的数字经济效益，以及传统的一二三产业基于数字技术提升的创新效率。所以，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的数字企业和传统企业，发展数字经济都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在此过程中，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动能的同时，也对传统经济和传统产业发展带来了裂变的“痛苦”和迫切希望转型的需求，推动基于数字经济驱动的开放式创新就成为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相较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环境，数字经济环境具有开放性、无边界性、强互动性和不确定性等数字化情景和新特征，数字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开放式创新更需要开放型的知识共享和包容性的知识创造机制，通过知识共享来获取开放式创新所需要的知识资源，并通过对知识的有效利用、整合，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提升。

相较于企业内部的封闭式创新，开放式创新突破了传统经济时代封闭的组织边界，通过有策略地利用由内向外和由外向内的路径取得组织外部的知识、资源，与企业原有的核心能力和组织战略相结合，由此实现增强企业内部的创新能力，并将创新成果扩散到组织外部市场，以达到进一步提升企业动态适应能力和创新绩效的目的。对此，学者们利用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对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其结果都证实了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1-2-3]。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揭示出从开放式创新作为潜因变量，或者作为输入变量到创新绩效作为输出变量的中间路径，也就无法回答从开放式创新到创新绩效的演化机理。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开放式创新是一种用来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以达成期望目标，满足工具性行动所形成的一种组织设计活动，它包含了资料收集、概念形成、创新计划和创新活动等多个动态阶段。而基于知识基础理论，知识作为开放式创新的核心要素，是开放式创新的基础，在推动开放式创新扩散发展的过程中，知识不仅需要共享，还需要被高效率地整合，以提升知识的交互程度，增加知识的宽度和厚度，从而进一步提升开放式创新绩效[4]。由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知识管理的视角，以开放式创新—创新绩效为主线来探究开放式创新的前因条件及对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从而打开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相互作用的“黑箱”[5]。在实践中，实现开放式创新的前提是企业内外各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共享，各創新主体利用知识共享获取互补性知识，形成知识整合机制，最终经过系统演化输出成为创新绩效。比如，海尔通过“人单合一、员工变创客”的组织再造，打碎了层级化的组织管理机制和价值链体系，形成了员工与消费者、组织与组织单元之间的知识共享机制，再通过平台化的价值创造体系，构建出基于知识整合的开放式创新机制体系，最终演化输出成为海尔的创新发展绩效，推动了海尔从一家传统的家电制造企业向一家开放式的数字化平台企业的转型升级。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和现实背景，为了有效厘清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路径，我们将尝试从知识管理视角出发，以创新扩散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将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整合到同一研究框架下，建立它们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型，以开放式创新—创新绩效为主线，研究数字经济环境下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以及知识整合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以此来明晰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缕清开放式创新扩散与价值传递的路径机制。

本文的这一研究设计可能形成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首先，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出发，以开放式创新—创新绩效为主线，将构建出开放式创新潜因变量探索，以及潜因变量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可以丰富关于开放式创新主题的理论研究成果。其次，笔者发现，开放式创新在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可以明确知识作为核心竞争要素对开放式创新的推动作用。最后，本文验证了知识整合能力在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从而能够明晰开放式创新到创新绩效的路径机制。通过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所形成的数字经济背景下开放式创新的知识演化模型，将对拓展开放式创新与知识演化的融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实践上，当前中国已经进入疫情常态化防控与全面复工复产的“后疫情时期”，大力发展基于“新基建”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如何推动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开放式创新并提升其创新绩效，对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的研究顺应了这一国家战略发展趋势，对促进中国新时代通过开放式创新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健康蓬勃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指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知识共享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数字经济呈现出的开放式、无边界、注重数字化资源流动、强调价值共创的特征本身就包含了知识流动、交流和共享的基本要素。数字经济环境下，在企业所推进的开放式创新过程中，知识共享会发生在组织内部团队成员之间、部门之间和组织与组织外部之间的研发合作、共创联盟等创新活动之中，使组织经营系统形成一个跨越组织内部与外部，囊括从消费者到供应链成员/合作单位，再到企业内部的跨时空、跨层次的知识共享网络。实践中，知识共享发生的场景可能远超出狭义工作的范畴，例如，它不仅可能会出现在所有工作过程的正式场景中，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在员工旅游、联谊会等非正式场景中[6]。这些知识共享场景以知识共享主体为一个知识节点，而知识共享的实现则是由节点与节点之间的网络传递来完成的，这种知识的网络传递会基于共同的目标来创新知识，开发新的产品和商业模式，从而提升组织的创新绩效[7]。

Tanriverdi[8]认为，基于知识共享的吸收能力越强，企业越能拓宽知识的宽度和深度，越能有效地应对环境的变化;同时也越有能力甄别出对企业创新有价值的知识，从而提升组织的创新绩效。知识共享将使得企业知识的来源更为多元化，而知识来源多元化的程度越高、知识共享交流的频率越高，就会使得企业的技术研发以及其他创新活动的运转速度越快，从而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同时，当企业拥有更好的知识交流和共享机制时，也就具有更强的能力管理来自其他组织的新知识，成功地商业化新产品，促进创新活动，提高组织创新绩效。Zahra和George [9]对知识共享、知识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共享除了直接對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之外，还能通过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对创新绩效产生内在影响，从而形成了知识共享→知识吸收能力→创新绩效的演化路径;基于该演化路径，企业通过知识共享，持续增加知识存量，提升知识吸收能力，进而内化对方知识和创新知识体系，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和竞争优势的构建。Tripsas[10]对组织外部知识共享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过程中完成了外部共享，而这种知识的外部共享则通过双方的创意激荡实现了技术研发、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进而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知识共享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知识共享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

与传统的创新研发活动不同，开放式创新是用一种全新的视野来审视组织创新的流程。面对知识员工的高度流动性、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迭代，且速度越来越快、研发成本急剧上升等数字经济环境特征[5]，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供应链成员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企业必须构建起基于合作共享的开放式创新机制。开放式创新不仅仅是关注于企业内部的研发技术与能力，更重要的是要从外部获取知识、技术和资源，以提升创新的速度和质量，降低创新研发的成本。在此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技术授权、产学研合作研发、协同创新和技术共享联盟等方式来形成知识共享机制，从而为开放式创新提供更为多元、开放的路径方式，为企业获取更多样化的创新资源奠定基础。

开放式创新包含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和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两种类型[11]。在上述两种类型的开放式创新过程中，知识共享将通过员工与团队层面正式的书面公文、布告栏通知、E-mail 发送、非正式谈话以及组织层面正式与非正式的互动等渠道，实现信息、技术、知识的共享与交流，并在形成互补性知识相互嵌入的基础上实现新知识的创造和新技术的创新。Ericsson和Dickson[12]认为，团队成员与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既是现有存量知识的交互，也是新知识的创造过程，并形成了一个知识共享创造模式。在该模式中，支持信息流通与整合的IT 系统越完善，团队成员间知识共享合作程度越高，知识共享的价值观、规范及程序越规范，团队外对知识共享有帮助的中介组织越多，新知识创造的程度将会越高。余维新等[13]从知识流的视角，对开放式创新中知识分工、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阶段的知识流动进行的研究发现，知识共享对开放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此过程中，知识共享意愿的降低和知识整合难度的提高都制约了知识分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因此，实践中需要强化知识共享意愿。储节旺和张静[14]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开放式创新中，建立在知识共享基础上的知识协同通过分析内外部知识资源，根据创新目标构建知识协同群并使知识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实现最佳的交互、关联、碰撞、共享与整合，以便激发协同效力，从而提升协同个体与组织的知识创新能力，提升开放式创新绩效。陈杨和罗晓光[15]指出，商业企业开放式创新社区是其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内部创新组织与客户进行知识共享和创新意见反馈的虚拟社区。如何与客户之间持续地进行知识共享推动创新是其成功的关键。方莹莹等[16]构建了开放式创新中基于知识共享的进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知识共享合作次数对促进企业开放式协同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和理论推演，笔者认为，在信息技术革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数字化发展转型时代，企业开放式创新将成为必然趋势。而要实现开放式创新，知识共享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通过快速的知识共享，企业将能够更为迅速地作出正确决策，且更为快速地回应动态化的市场需求，快速的知识共享促进了知识在由外向内型和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中的流动和创新，从而起到提升开放式创新绩效的作用。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知识共享对开放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a：知识共享对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知识共享对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知识共享对知识整合能力的影响

知识整合能力是指企业搜寻知识、取得知识、消化知识、精炼知识、存储知识、应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8]。通过知识整合能力，企业可以实现与合作伙伴共同的语言沟通，共享个别隐性、独特的知识等[17]，并能将新知识加以应用，最终形成组织自身创新的源泉。知识整合能力的基础在于组织过去所累积的知识存量和通过知识共享增加的知识增量。因此，知识共享的范围和程度，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知识整合的范围和边界，而知识整合的范围和边界是否能够被有效突破，也就成为知识整合能力能否被提升的前提和基础。

Zack[18]基于企业竞争优势的视角，将组织知识划分为基础知识、进阶知识与创新知识，并且他还发现上述类型知识对企业发展的价值呈现出了由低到高的排列顺序。Cavusgil等[19]在基于Zack[18]对知识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开始探讨知识共享的类型，他将知识共享分为隐浅性知识共享、显浅性知识共享、显深性知识共享和隐深性知识共享四种类型。这种划分逻辑是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的，因为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管理者为了适应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的要求，需要搜集各种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基础知识和创造性知识，以建立起有利于知识共享的组织学习文化，将组织内部现有的先验知识与组织消化后的外部知识进行彼此互动，最终将互动后的知识整合在一起，形成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组织知识体系。而对于企业知识整合能力提升的内在逻辑，Bresman[20]则认为，具有开放式创新特质的企业会通过有效的知识共享来增加经验、累积基础知识、消化新获取的知识等，以此帮助企业整合组织内外的知识，增强组织的知识整合能力。基于组织知识基础理论，组织的知识存量越多，知识结构越广，就越能够形成知识共享的共同语言，也就越容易使组织成员或内外部团体达到高效沟通互动的目的，进而实现提升企业知识整合能力的目标。因此，知识整合能力提升与知识共享密切相关，知识共享越多，则对组织整合知识系统化能力、互动协调能力和社会化能力就越有帮助。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知识共享对知识整合能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响。

H3a：知识共享对知识系统化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b：知识共享对互动协调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c：知识共享对社会化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开放式创新对知识整合能力的影响

开放式创新是企业突破过往封闭的组织运营疆界，有系统地从组织内部和外部撷取知识或资源，并进行创新、保留和研发的活动过程[5]。其中，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通过技术知识或资源的授权、转移、共享以及合作研发等方式，创造出新的技术、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而“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则是指企业通过外部研究项目、投资行动、技术授权和产品或技术取得等途径直接从外部撷取各种相关知识、资源和技术，来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竞争能力。无论是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还是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它们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水平，而且还增加了组织知识的宽度和厚度，提升了组织的知识整合能力，这是因为开放式创新的过程本身就是对知识的整合、应用和创造活动进行全业务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说，开放式创新的结果，必然会带来知识整合能力的提升。对此，Gassmann等[21]认为，开放式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通过跨组织的网络关系进行外部整合、促进组织整合共享知识资源并形成新知识、新技术的创新机制。开放式创新价值会随着网络成员的多样性程度提升而增加，而网络成员多样性程度的提升在实践中不仅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不同价值的知识和经验，还有利于组织全方位地整合知识资源，最终实现提升组织知识整合能力的目标[22]。

因此，笔者认为，在数字经济驱动的企业开放式创新过程中，企业通过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和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的有机匹配，使得开放式创新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实力，拓宽了现有知识的存量，加大了创新知识的增量，形成了有利于组织团队之间、组织部门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沟通和有价值的信息交换模式，它还提高了组织对其他相关领域成员共享知识的吸收能力。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4：开放式创新对知识整合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a：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对知识系统化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b：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对互动协调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c：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对社会化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d：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对知识系统化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e：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对互动协调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f：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对社会化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五）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基于创新发展的战略目标，打破传统组织的封闭疆界，利用组织内外知识的流入与流出，推进企业的新产品研发和商业模式重构等创新工作[23]。因此，开放式创新着重于企业突破自身疆界，增加企业内外部环境资源、信息与知识的相互交流，为企业带来创新成果，提升企业绩效。De Backer[24]认为，企业开放式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更是战略经营模式，企业通过由内向外型和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引进新的创新知识技术获益，也通过输出企业用不到的专利技术获利，在此过程中降低企业研发投资风险，使组织外部新创的研发技术企业获得支持，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Shu等[3]通过与消费者、供应商、学术研究单位、竞争者、社群团队和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进行相互流动或共享，组织与这些机构就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的价值共创机制，这个价值共创机制可以将创新进行“分工化”，例如，“创意发现”分工、“创意系统化”分工、“创意成型”分工和“创意应用”分工等，最终对提升企业新产品研发的效能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经济环境下，基于内外合作、企业内部创新创业和借助于大众知识的开放式创新成为企业适应数字化转型发展，并构建动态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开放式创新围绕其所形成的众包模式和C2B创新模式，构成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支撑，研发新产品，进而提升创新绩效。张慧颖和王贝芬[25]将企业开放式创新策略划分为“宽度外部寻找策略”“深度外部寻找策略”两个维度，将开放式创新外部寻找对象又划分为“竞争对手”“非竞争对手”两个维度，基于环境竞争性的调节效应，对开放式创新策略与新产品创新绩效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当外部寻找对象是竞争者之外的外部组织时，市场环境竞争性将会正向调节“深度和宽度的外部寻找策略”与“新产品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当外部寻找对象是竞争者时，市场环境竞争性会负向调节“深度外部寻找策略”与“新产品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5：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a：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b：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六）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知识整合是个人与企业组织之间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知识的连接，促使新的知识共享与沟通，并可提供一个使个人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的基础;当个人或组织的知识与其他团队的知识相连接，且经由个人或组织讨论、沟通和交流后，就有可能会进一步向上发展融合成为组织的知识[26]。基于知识基础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当组织内部知识蓄积不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从外部寻求知识就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在知识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跨组织合作能让企业获取更多的知识，但如何才能让所得到的新知识有效地转换成为对组织有用的价值，让组织更具创新驱动能力，唯有更为快速地、更富弹性地整合相关知识和资源，协调配置组织内外部知识，这种新知识的有效转换才能在开放的数字化竞争环境下取得成功。因此，组织的知识整合能力是企业推进开放式创新并提升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McDonough等[27]认为，企业通过知识整合来创造新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通过形成创造新知识的优势，构建出企业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绩效。因此，组织凭借知识整合能力，通过知识交换和结合所创造出的知识优势就会反映在组织价值创造的相关活动上，从而为组织取得创新绩效作出贡献。而Ritala等[28]则认为，知识整合是为了满足组织适应特定经营环境而发生在各成员之间的专业知识融合，因为整合的知识能够让组织更有效率地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好产品和市场的规划，促进新产品创新和演化，为商业运行实现预期的执行效果打下基础。因此，知识整合能力越强的组织，拥有可运用的知识就会越多，这些组织就越能扎实地建立起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其取得的创新绩效也就越高。Zobel等[29]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对知识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企业有能力获得新知识并以不同方法整合组织内既有的知识，则企业会在产品和制程等创新事项上有很好的绩效表现，即组织知识整合能力越强，企业创新水平越高。而姜红等[30]则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视角，以参与标准联盟的261家企业的经验数据为基础，对知识整合能力、伙伴关系质量与联盟创新绩效的相互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的知识整合能力对提升技术标准联盟绩效有积极作用，技术标准联盟中伙伴关系质量的提升，也将有助于知识整合能力和联盟管理能力共同对技术标准联盟的绩效产生积极作用。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6：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a：知识系统化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b：互动协调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c：社会化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五）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基于创新发展的战略目标，打破传统组织的封闭疆界，利用组织内外知识的流入与流出，推进企业的新产品研发、商业模式重构等创新工作[23]。因此，开放式创新着重于企业突破公司疆界，增加组织内外部环境资源、信息与知识的相互交流，为企业带来创新成果，提升公司绩效。De Backer[24]认为，企业开放式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更是企业的战略经营模式，企业通过“由内而外型”“由外而内型”开放式创新，引进新的创新知识技术获益，也通过输出企业用不到的专利技术获利，在此过程中降低企业研发投资的风险，使组织外部新创的研发技术公司获得支持，从而提升公司的创新水平和创新绩效。Shu等[3]通过与消费者、供应商、学术研究单位、竞争者、社群团队和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进行相互流动或共享，组织与这些机构就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的价值共创机制，这个价值共创机制可以将创新进行“分工化”，例如，“创意发现”分工、“创意系统化”分工、“创意成型”分工和“创意应用”分工等，最终这种分工对提升企业新产品研发的能效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经济环境下，基于内外合作、企业内部创新创业和借助于大众知识的开放式创新成为企业适应数字化转型发展，并构建动态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开放式创新围绕开放式创新所形成的众包模式和C2B模式等新的创新模式，构成了企业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支撑，从而有效地帮助了企业创新商业模式，研发新产品，进而提升创新绩效。张慧颖和王贝芬[25]将企业开放式创新策略划分为“宽度外部寻找策略”“深度外部寻找策略”两个维度，将开放式创新外部寻找对象又划分为“竞争对手”和“非竞争对手”两个维度，基于环境竞争性的调节作用，对开放式创新策略与新产品创新绩效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当外部寻找对象是竞争者之外的外部组织时，市场环境竞争性将会正向调节“深度和宽度的外部寻找策略”与“新产品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当外部寻找对象是竞争者时，市场环境竞争性会负向调节“深度的外部寻找策略”与“新产品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5：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a：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b：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六）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知识整合（Knowledge Integration）是个人与企业组织之间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知识的连接（Knowledge Connection），促使新的知识共享与溝通，并可提供一个使个人知识转变为组织知识的基础;当个人或组织的知识与其他团队知识相连接，且经由个人或组织讨论、沟通和交流后，就有可能会进一步向上发展（零散的知识被系统化后）融合成为组织的知识[26]。基于知识基础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当组织内部知识蓄积不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从外部寻求知识就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在知识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跨组织合作能让企业获取更多的知识，但如何才能让所得到的新知识有效地转换成为对组织有用的价值，让组织更具创新驱动能力，唯有更为快速地、更富弹性地整合相关知识与资源，协调配置组织内外部的知识，这种新知识的有效转换才能在开放的数字化竞争环境下取得成功。因此，组织的知识整合能力是企业推进开放式创新并提升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McDonough等[27]认为，企业通过知识整合来创造新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通过形成创造新知识的优势，构建出企业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绩效。因此，组织凭借知识整合能力，通过知识交换与结合所创造出的知识优势就会反映在组织价值创造的相关活动上，从而为组织取得创新绩效作出贡献。而Ritala等[28]则认为，知识整合是为了满足组织适应特定经营环境而发生在各成员之间的专业知识融合，因为整合的知识能够让组织更有效率地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好产品与市场的规划，促进新产品创新和演化，为商业运行实现预期的执行效果打下基础。因此，知识整合能力越强的组织，拥有可运用的知识就会越多，这些组织就越能扎实地建立起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其取得的创新绩效也就越好。Zobel等[29]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对知识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进行的实证结果表明，如果企业有能力获得新知识并以不同方法整合组织内既有的知识，则企业会在产品、制程等创新事项上有很好的绩效表现，即组织知识整合能力越强，企业创新水平越高。而姜红等[30]则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视角，以参与标准联盟的261家企业的经验数据为基础，对知识整合能力、伙伴关系质量、联盟创新绩效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的知识整合能力对提升技术标准联盟绩效有积极作用，技术标准联盟中伙伴关系质量的提升，也将有助于知识整合能力和联盟管理能力共同对技术标准联盟的绩效产生积极作用。基于此，笔者 提出如下假设：

H6：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a：知识系统化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b：互动协调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c：社会化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七）开放式创新对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在数字经济环境下，开放式创新是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并构建动态竞争能力的关键所在。但开放式创新能力的提升，是需要知识共享作为其支撑条件的。基于知识基础理论，企业推进开放式创新需要足够多的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而这些都需要通过企业构建组织与个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与交流机制;如果企业无法通过知识共享获得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又或者，无法从知识共享中获得开放式创新所必须的技术、信息和资源等，那么，开放式创新就将缺乏根基而无法发挥作用，因而企业必须通过知识共享来获取开放式创新的知识基础条件。对此，金辉等[31]基于行为导向视角，将知识共享划分为个人导向知识共享（KS-I）和组织导向知识共享（KS-O）两种类型，对不同行为导向下的知识共享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显示，个人导向知识共享和组织导向知识共享均对创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但组织导向知识共享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却相对更强。这一结论实际上也正好印证了实践中的一个现象，即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开放式创新活动中，组织导向知识共享所驱动的创新活动占据主导地位，凭借组织导向知识共享的驱动，企业可以通过调动更多的力量、以更强的协调性对知识存量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不断推进技术创新，不断针对消费者开发出新的产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动态化的需求，甚至更容易地拓展出新的商业模式，从而为企业创造出新的蓝海市场，最终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因此，基于上述文献分析和理论推演，笔者认为，在数字经济驱动的企业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呈现出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创新绩效的价值传递和路径演化机制。知识共享构建起来的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为企业开放式创新提供了知识源泉，保障了开放式创新的顺利展开;开放式创新将会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7：开放式创新对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具有中介效应。

（八）知识整合能力对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组织的知识整合，而不是单一的个人知识，而知识整合又是组织为了强化内部文化、提升工作效率所进行的综合协调运作活动。在竞争激烈的动态市场环境中，企业的知识整合、技术整合进行得越好，就越能研发创造出好的产品，而所创造的产品越优质，则企业的创新绩效就越高。Eisenhardt和Martin[32]认为，知识整合能力是连接许多不同类型的个人知识、团队技能和组织资源等来创造新知识、开发新技术，并通过集思广益来进行策略性行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这也意味着，知识整合能力的形成是以巨大知识存量和较高程度的知识增量为基础的，知识整合通过使零散的存量和增量知识不断碰撞融合，最终才能创造出属于组织系统的新知识。Grnlund等[33]指出，知识整合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获得知识利益及创造竞争优势的基础程序。当企业在执行创新程序时，必须处理、运用多类型的知识，这需依赖于高质量的知识共享活动;而拥有较强知识整合能力的企业会通过“干中学”不断累积经验，消化通过知识共享所获取的新知识，从而有效地完成了整合组织内外部知识的目标，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数字经济环境下组织创新依赖于企业有足够的知识整合能力来吸收、整合和内化基于知识共享所获取的外部知识，当组织凭借知识整合能力通过开放式创新对所掌握的专属或超越组织的知识按照流程进行整合后，再通过引入其他外部知识来弥补组织自身的不足，并与所引进的外部知识进行充分沟通来激荡出新的知识火花，然后再通过企业的知识整合能力对新知识进行确认并消化，将内化后的新知识应用在产品创新、制程和客户服务等领域，以此来实现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通过知识共享来获取新知识，再不断对新知识进行内化来形成知识整合能力，然后再凭借知识整合能力实现新知识在产品、制程和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来帮助企业提升创新绩效，這一过程即可梳理为：形成知识共享→知识整合能力→创新绩效的路径演化机制。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8：知识整合能力对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具有中介效应。

开放式创新要求企业基于创新发展的战略目标，与竞争者、供应商、消费者和大学科研机构等外部伙伴合作，通过开放式合作形成企业的创新模式，以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发展的要求。Huang等[34]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开放式创新网络层次与范围的紧密程度越高，就越有助于企业的创新行为。当企业的外部技术网络范围越广，密度越高、外部伙伴的多样性程度越高，则企业获取互补或异质性知识的机会也就相对越多，那么，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就越有可能变得更强。上述因素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之间之所以并非是确定的充分必要关系，是因为企业要达成创新的目的，就必须通过对知识的吸收或整合，也就是说，开放式创新并非直接有助于新产品的开发，而是需要通过对知识的整合，来创造新的知识，并应用于产品和技术的研发。Westman 和Thorgren[35]认为，开放式创新要想形成更高的创新绩效，就必须依赖于组织更加强大的知识整合能力。虽然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依赖于开放式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但用于创新的存量和增量知识却必须经过有效整合后，才能被充分吸收和利用，也才能在各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或资源的互换活动中产生最大效用，让处于快速变动环境中的企业有效开发出各种新产品，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认为，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要想通过开放式创新来实现提升创新绩效的目标，就必须要通过形成“知识整合能力”这一中介机制，从而形成了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创新绩效的路径演化机制。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9：知识整合能力对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具有中介效应。

综合上述分析和理论推演，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该理论模型以知识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开放式创新—创新绩效为主线，揭示了开放式创新的前因变量、开放式创新及创新绩效影响的中介变量，明晰了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有助于打开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关系的“黑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的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变量测量的题项，请被调查者填写对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感知情况，采用打分的形式填写;第二部分为调查对象（企业与个人）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所属行业、企业规模、企业成立年限以及被调查者职位等信息。为了确保被调查企业全部都是具备了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开放式创新经历和经验的企业，本文设置了专门测度企业是否具有应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来推进企业开放式创新的问题项，若没有则表明该企业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并予以删除，从而确保了本研究的针对性，避免了研究对象的宽泛性，保证了本文的外部效度问题。

数据收集时间为2020年3—4月，历时两个月。其问卷发放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委托全国各地的同学、朋友和MBA学员，借助他们的资源，向被调查者通过微信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放;二是利用“问卷星”网络平台，将调研问卷进行网络发放。对上述两类渠道收集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渠道收集的数据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因此，可以合并为一套完整的数据进行研究。共收到986份问卷，剔除了125份填写不完整、明显雷同和不符合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开放式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升级要求的无效问卷，最终得到861份有效问卷。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二）变量测量

本文对变量测量主要采用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并且使用过的成熟量表，根据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内在特征，对已有量表进行了情景化修正。知识共享的测量条款主要参考Sherman等[36]的研究，从知识共享渠道和知识共享程度等方面加以测量，共计6个测量条款。开放式创新量表包括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和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两个维度，其测量条款主要参考Chesbrough和Bogers[23]的研究，共计11个测量条款，其中，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5个测量条款，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6个测量条款。知识整合能力量表包括知识系统化能力、互动协调能力及社会化能力三个维度，其测量条款主要参考De Boer等[37]的研究，共计13个测量条款，其中，知识系统化能力4个测量条款，互动协调能力5个测量条款，社会化能力4个测量条款。创新绩效的测量条款主要参考Zobel等[29]与杨震宁和赵红[38]的研究，从新产品创新和新工艺创新等方面加以测量，共计7个测量条款。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Cronhach's α系数值对变量的信度加以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所有变量的Cronhach's α系数值大于0.700的标准;并且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R）在0.717—0.836之间，也都高于0.700的临界值。因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对效度的检验包括内容效度和区分效度。在内容效度上，本文的测量量表主要是采用国内外经典文献的成熟量表，并且在正式大样本调研之前还进行了小规模的预测试，基于预测试的结果进行了修正完善，确保了量表的内容效度。在区分效度上，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变量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各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λ）均在0.600以上，满足标准化因子载荷大于0.500的门槛值;同时各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率（AVE）在0.732—0.782之间，其平方根均大于0.700，其值均大于该因子與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因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结构方程对理论模型进行整体性检验，并对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加以分析，从而完成对假设的检验。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两部分，本文借鉴徐戈等[39]的研究，对模型构建过程分析如下：

在测量方程的构建上，基于本研究的调研数据，可将第i个个体的p维观测指示变量记为yi=yi1，…，yipT，则结构方程模型的测量方程为：

yi=μ+Λωi+εi（1）

其中，ωi=ωi1，…，ωiqT为关于第i个个体的q维潜变量，并且p>q，i=1，2，…，n;参数向量μ为p维观测指示的截距项;参数矩阵Λ为p×q维非重叠结构观测指标的因子载荷矩阵;向量εi为p维的正态随机误差项。基于表2的结果，本文调研问卷中共有37个测量条款，也就是观测指标量。因此，本文的潜变量q=7，有效问卷份数n=861。

在结构方程的构建上，可将潜变量ωi=ωi1，…，ωiqT进一步细分为q1个潜变量ηi=ηi1，…，ηiq1T和q2个自变量ξi=ξi1，…，ξiq2T。由此可知，ωi=ηTi，ξTiT，并且q=q1+q2。在此基础上，我们假设自变量ξi服从多元正态分布N0，Φ，其中，Φ是潜因变量方差大小量化和潜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量化的协方差矩阵。由此，刻画潜因变量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为：

ηi=Bxi+Πηi+Γξi+δi（2）

其中，向量xi为控制变量;B为控制变量影响潜因变量q1×r维的控制变量系数矩阵;Π为量化多个潜因变量q1×q2维的系数矩阵;Γ为量化潜因变量与自变量关系的q1×q2的系数矩阵;向量δi为q1维的正态随机误差项。

基于上述模型构建，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AMOS22.0对数字经济环境下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整体理论模型的适用性和拟合程度进行拟合分析，以验证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数字经济环境下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它们整体理论模型的标准卡方值（χ2/df）为2.563，小于建议值3.000;IFI为0.948、NNFI为0.956，拟合优度指标GFI 为0.937，比较拟合指数CFI 值为0.965，都大于0.900的标准值。因此，数字经济环境下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整体理论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可以接受该理论模型。

（三）假设检验与路径分析

1.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假设检验

由于开放式创新和知识整合能力是多维度变量，所以对其假设检验主要集中在对其细分子变量的研究上。其中，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和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知识系统化能力、互动协调能力和社会化能力）构成了创新绩效的自变量;同时，开放式创新又是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的中介变量;知识整合能力则是知识共享与创效绩效、开放式创新与创效绩效的中介变量。因此，基于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数字经济环境下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模型中的路径及相应假设，本文利用AMOS22.0软件首先得到了理论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直接关系的路径系数以及假设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除了H4中的H4c和H4f的路径系数不显著之外，其余的路径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的H1、H2、H3、H5和H6都得到了验证，而H4则是部分成立。

2.开放式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对开放式创新对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关系的检验遵循中介效应的检验规则，将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进行比较，如果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大，表示中介变量开放式创新没有影响力;如果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小，表明中介变量开放式创新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其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知识共享对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763，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645，根据间接效应的计算规则，知识共享通过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等于知识共享对开放式创新的直接效应与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之积，因此，知识共享通过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为0.888（1.376×0.645=0.888）。将上述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知识共享对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763，小于知识共享对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为0.888，由此表明开放式创新对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H7得到了验证。

3.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上述中介效应的检验规则，知识整合能力对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知识共享对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684，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583;根据间接效应的计算规则，知识共享通过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等于知识共享对知识整合能力的直接效应与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之积，因此，知识共享通过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應为0.733（1.258×0.583=0.733）。将上述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知识共享对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684，小于知识共享对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0.733，由此表明，知识整合能力对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H8得到了验证。

同理，由表5可知，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596，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607;根据间接效应的计算规则，开放式创新通过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等于开放式创新对知识整合能力的直接效应与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之积，因此，开放式创新通过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为0.827（1.363×0.607=0.827）。将上述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为0.596，小于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效应0.827，由此表明，知识整合能力对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H9得到了验证。

五、結论与启示

本文以创新扩散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数字经济环境下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并基于调查证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字经济环境下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以及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四点结论：

第一，知识共享对开放式创新、知识整合能力与创新绩效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知识共享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推动企业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开放式创新，知识共享所形成的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越大，越有助于知识整合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提升。

第二，在开放式创新对知识整合能力的影响机制中，由内向外型开放式创新和由外向内型开放式创新对知识系统化能力、互动协调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化能力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开放式创新所形成的打破组织边界的知识创新网络，有助于提升组织对多元知识、多结构性知识的系统化，以及有助于组织形成基于创新目标的整合协调能力，但由于社会化能力是建立在价值信念、非明文规范的准则或默契基础上的[38]，需要成员间形成共同的价值规范、战略目标和使命责任，但开放式创新具备的弱链接性却无法形成社会化能力的有效基石。

第三，开放式创新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还对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效应。一方面，开放式创新形成的成果将显著提升企业在数字化环境下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等能力;另一方面，开放式创新是建立在知识共享基础上的，企业通过知识共享形成开放式创新的知识基础，再经由开放式创新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形成知识共享→开放式创新→创新绩效的路径机制。

第四，知识整合能力除了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之外，还对知识共享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起到中介效应。一方面，基于知识系统化、互动协调和社会化形成的知识整合能力的提升，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的形成;另一方面，知识共享带来的知识创造机制为知识整合与开放式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技术资源和创新平台，知识整合能力的发挥与开放式创新行为的推进，又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帮助企业在数字化经济环境下的数字化转型与升级。

当前，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迫切的要求。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种类型企业的表现来看，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企业都有效地抵抗住了疫情的冲击，从而实现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在未来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应该围绕如下三方面来推进企业的开放式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发展：

第一，基于数字经济的开放性、无边界性、价值共享属性，围绕企业知识资本，构建有助于推进开放式创新的知识共享机制和组织文化，通过知识的内外交流分享，形成组织知识存量和增量的动态化知识资源库。

第二，大力提升开放式环境下的组织知识整合能力。基于知识系统化、互动协调和社会化，形成知识整合的框架机制，为开放式创新和创新绩效能力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打破组织边界，推进由内向外型和由外向内型的开放式创新机制建设，提升组织开放式创新的力度，推进组织内部团队、组织内部与外部供应链成员、消费者等一起参与技术、商业模式等领域的创新活动，从而在助推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使企业能够更快地适应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新要求，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绩效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Ahn， J.M.， Mortara， L.， Minshall， T.The Effects of Open Innov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A Capacity Approach[J].STI Policy Review，2013，4（1）：79-93.

[2] Sisodiya， S.R.， Johnson， J.L.， Grégoire， Y.Inbound Open Innovation for Enhanced Performance：Enablers and Opportunitie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13，42（5）：836-849.

[3] Shu，C.，Zhou，K.Z.，Xiao，Y.，et al.How Green Management Influences Product Innovation in China：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Benefit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6，133（3）：471-485.

[4] Hilbert，M.，Lopez，P.The Worlds Technological Capacity to Store，Communicate，and Compute Information[J].Science，2011，332（6025）：60-65.

[5] Chesbrough，H.W.Why Companies Should Have Open Business Models[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2007，48（2）：22-28.

[6] Swap，W.，Leonard，D.，Shields，M.，et al.Using Mentoring and Storytelling to Transfer Knowledge in the Workpla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2001，18（1）：95-114.

[7] Tsai，W.Knowledge Transfer in Intraorganizational Networks：Effects of Network Posi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Business Unit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J].Acad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1，44（5）：996-1004.

[8] Tanriverdi，H.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latedness，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y，and Performance of Multibusiness Firms[J].MIS Quarterly，2005，29（2）：311-334.

[9] Zahra，S.A.，George，G.Absorptive Capacity：A Review，Reconceptualization，and Extens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2，27（2）：185-203.

[10] Tripsas，M.Surviving Radical Technological Change Through Dynamic Capability：Evidence From the Typesetter Industry[J].Industrial & Corporate Change，2017，6（2）：341-377.

[11] Chesbrough，H.，Schwartz，K.Innovating Business Models With Co-Development Partnerships[J].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7，50（1）：55-59.

[12] Ericsson，I.V.， Dickson，G.W.Knowledge Sharing in High Technology Company[C].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2000.1330-1335.

[13] 余維新，顾新，万君.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知识分工协同机制研究：知识流动视角[J].中国科技论坛，2016，（6）：34-37.

[14] 储节旺，张静.企业开放式创新知识协同的作用、影响因素及保障措施研究[J].现代情报，2017，（1）：25-30.

[15] 陈杨，罗晓光.商业企业开放式创新社区客户知识共享的三方博弈研究——基于互联网背景[J].情报科学，2019，（12）：144-150.

[16] 方莹莹，刘戒骄，曹若楠.开放式协同创新系统中企业融通创新的演化机理——基于知识共享的多个进化博弈模型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0，（9）：171-180.

[17] Sivadas，E.，Dwyer，F.R.An Examination of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fluencing New Product Success in Internal and Alliance-Based Processes[J].Journal of Marketing，2000，64（1）：31-49.

[18] Zack，M.H.Developing a Knowledge Strategy[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9，41（3）：125-143.

[19] Cavusgil，S.T.，Calantone，R.J.，Yushan，Z.Tacit Knowledge Transfer and Firm Innovation Capability[J].Journal of Business & Industrial Marketing，2003，18（1）：6-21.

[20] Bresman，H.External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Team Performance：A Multimethod Field Study[J].Organization Science，2010，21（1）：81-96.

[21] Gassmann，O.，Enkel，E.，Chesbrough，H.The Future of Open Innovation[J].R&D Management，2016，40（3）：213-221.

[22] Chesbrough，H.W.Open Services Innovation[M].Boston 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11.

[23] Chesbrough，H.，Bogers，M. Explicating Open Innovation：Clarifying an Emerging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Innovation[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24] De Backer，K. Open Innovation in Global Networks[J].Source OECO Science &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08，8（6）：1-131.

[25] 张慧颖，王贝芬.开放式创新策略与新产品绩效的关系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19，（1）：94-101.

[26] Inkpen，A.C.Creating Knowledge Through Collaboration[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06，39（1）： 123-140.

[27] McDonough，E. F.，Kahn，K. B.，Barczak，G.An Investigation of the Use of Global，Virtual，and Collocate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Teams[J]. The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1，18（2）：110-115.

[28] Ritala，P.，Huizingh，E.，Almpanopoulou，A.，et al. Tensions in R&D Networks：Implications for Knowledge Search and Integration[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7，120（7）：311-322.

[29] Zobel，A.K.，Lokshin，B.，Hagedoorn，J.Formal and Informal Appropriation Mechanisms：The Role of Openness and Innovativeness[J]. Technovation，2017，59（1）：44-54.

[30] 姜红，刘文韬，孙舒榆.知识整合能力、联盟管理能力与标准联盟绩效[J].科学学研究，2019，（9）：1617-1625.

[31] 金辉，盛永祥，罗小芳.从知识共享到创新行为的跃迁——集体主义的调节作用[J].软科学，2020，（2）：92-97.

[32] Eisenhardt，K.M.，Martin，J.A.Dynamic Capabilities：What Are The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6）：1105-1121.

[33] Grnlund，J.，Sjdin，D.R.，Frishammar，J.Open Innovation and the Stage-Gate Process：A Revised Model for New Product Developmen[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10，52（3）：106-131.

[34] Huang，Y.，Luo.Y.，Liu，Y.An Investigation of Interpersonal Ties in Interorganizational Exchanges in Emerging Markets：A Boundary-Spanning Perspective[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6，42（6）：1557-1587.

[35] Westman，C.，Thorgren，S.Partner Conflicts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A Minority Owner Perspectiv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16，22（2）：168-185.

[36] Sherman，J.D.，Berkowitz，D.，Souder，W.E.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nd the Interaction of Cross-Functional Integr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5，22（6）：399-411.

[37] De Boer，M.，Van Den Bosch，F.A.J.，Volberda，H.W.Managing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 the Emerging Multimedia Complex[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99，36（3）：379-398.

[38] 杨震宁，赵红.中国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制度环境、“竞合”关系与创新绩效[J].管理世界，2020，（2）：139-160.

[39] 徐戈，冯项楠，李宜威，等.雾霾感知风险与公众应对行为的实证分析[J].管理科学学报，2017，（9）：1-14.

（责任编辑：刘 艳）

收稿日期：2021-06-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国家复杂产品生产能力比较研究”（15AZD057）;四川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四川省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选择研究”（2018ZR0362）

作者简介：童红霞（1983-），女，浙江金華人，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E-mail：xbb00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