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武

摘要：《论语》中使用了许多中国传统字词，这极大丰富了文章的内涵。本文将以“仁”“礼”“君子”“小人”等字词为例，对比分析理雅各译本与辜鸿铭译本的不同之处，发现理雅各在翻译中国传统词汇时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完整保留了原文的语言与形式;辜鸿铭的翻译则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根据西方的文化传统，将这些字词翻译为了易于被译语读者理解的形式。

关键词：论语;传统字词;翻译策略;理雅各;辜鸿铭

一、概述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作，是一部集大成的传世作品，为后人所尊崇。在《论语》一书中出现了许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字词。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那么文化二字究竟起源于哪里，文化又是什么呢？《易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就是通过观察天地运行的规律，以认知时节的变化;通过注重伦理道德，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事实上，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脊梁和灵魂。对内，它承载着教化民众的作用，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华民族的祖先就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文化内容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后世之人也就能够通过这些文化内容溯源到远古时代的生活、生产方式。到了文字产生之后，记录、传播文化的方式就更为快捷、多样了，它不再只是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还可以让学童在学堂里学习领悟。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本民族的独特文化，也正是有了他们才形成了灿烂多姿的中华文化。对外，文化负担着宣扬本民族的使命，中国人民在与他国人民交流的同时也向他们传播着中华文化，从而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与了解。在当今社会，我们一直在提倡文化复兴，复兴传统文化可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与自豪感，让中华民族更加坚定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论语》及其英译

《论语》是中国传统典籍，由孔子再传弟子收集整理编辑而成，内容处处彰显着孔子的仁爱及教育观点，蕴含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涵盖了许多方面的知识，而这些文化对于西方读者来说难以理解，因此翻译时，译者就要尤其注意这些现象。[1]早在几百年前来华传教士就开始将《论语》译成英语，介绍给英语的读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理雅各、韦利等;后期又有许多翻译家加入《论语》翻译的大军中，如辜鸿铭、林语堂、许渊冲等。本文将对比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和中国翻译家辜鸿铭的译本中对于中国传统字词英译的异同之处。理雅各是一位英国来华传教士，在向中国宣传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同时，他还翻译了大量中华传统著作，并将其传播到海外。在理雅各看来，只有深刻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更好地翻译这些经典著作。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理雅各始终贯彻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了将中国的宗教和其他文化现象传播到西方，理雅各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过度依照原文，从而忽略了西方读者缺少中华文化认知的因素，在读者中造成了一些误解。 辜鸿铭则是一位地道的中国本土翻译家，掌握着九国语言，精通西方科学、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被誉为满清时期的中国翻译第一人。他一生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翻译到西方，从而改变西方人对中华民族的错误认识。辜鸿铭翻译的特点是引用西方著名人物的话来注释文章，并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使其符合西方大众的认知，这样就让中国典籍更易于被西方读者理解。

三、理雅各和辜鸿铭传统字词翻译策略对比

《论语》中，传统字词尤为常见，如“仁”“礼”“君子”“小人”等都曾多次使用，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名与地名也是频频出现。对于这些字词的翻译，理雅各与辜鸿铭两位译者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分别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他们两个的译本各自采取了归化与异化的策略。归化指译文要在保留源语意思的基础上更为贴近译语读者，让译语读者更为理解原文含义;异化是指译文不仅要与原文内容与形式保持一致，还要遵循原文的表达方式，紧贴原文而行。[2]对于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笔者在下文论述中会通过几个例子来具体分析。

（一）“仁”的英译

例（1）：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第三》

理雅各译：The Master said， “If a man be without the virtues proper to humanity what has he to do with the rites of propriety？ If a man be without the virtues proper to humanity， what has he to do with music？[3]

辜鸿铭译：Confucius remarked， “If a man is without moral character what good can the use of the fine arts do him？ If a man is without moral character， what good can the use of music do him？”[4]

本句中，孔子通过礼、乐强调了仁的重要性。他认为，礼与乐从外在出发，而仁则是从深层着手，反映人内心的道德情感 [5] 。理雅各与辜鸿铭在翻译“仁”字时，分别选用了不同的译语对照词。理雅各从西方宗教文化的角度将“仁”仅仅看成了一种美德，因而只是将其译为了virtue一词，这并没有准确传达出孔子想要表达的深层含义。辜鸿铭则认为“仁”是一个伦理道德观念，这是因为“仁”字贯穿了《论语》全文，与儒家所要表达的其他德行存在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以礼为例，只有真正有德行之人，才能够更好地懂得如何去執行礼、去维护礼的威严，从而将其更好地展示出来。因此，辜鸿铭将“仁”译为了moral，这是他从整体上把握儒家经典文化的结果，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辜鸿铭本人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深入研究。

（二）“礼”的翻译

例（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篇》

理雅各译：The philosopher Yew said， “In practicing the rules of propriety， a natural ease is to be prized. In the ways prescribed by the ancient kings， this is the excellent quality， and in things small and great we follow them… ”[3]

辜鸿铭译：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In the practice of art， what is valuable is natural spontaneity.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art held by the ancient kings it was this quality in a work of art which constituted its excellence…”[4]

“礼”也是儒家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思想，它的内涵特别丰富，反映了多方面的要求。而且它在原文不同语境中表示不同含义。分析例（2）发现，理雅各主要将“礼”译为propriety和the rules of propriety，而辜鸿铭则将其译为art。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差异和两人的个人经历是密不可分的。理雅各是一位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历史以及传统文化不能用一种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而是简单的将儒家文化当成一种教派思想，这一做法大大曲解了《论语》最初想要表达的含义，因而也不能让西方读者清楚明白地了解中国。辜鸿铭则是学贯中西的满清第一人，他一生沉醉于向西方学者与百姓宣传东方的文化与精神。为了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固有偏见，展现中国文化的形象，辜鸿铭将自己精通的中西文化融汇在一起，在此基础上进行儒家典籍的翻译，他希望西方人在阅读过他的译作之后，能够改变对中国人长久以来持有的观点。因此他在翻译过程中，极大削减了中国传统字词出现的频率，而换用更加具有西方特色的词语加以展现，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西方读者产生一种文化认同感，既而更愿意仔细阅读典籍本身所要传达的文化思想。

（三）“君子” “小人”的英译

例3：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第二》

理雅各译：The Master said， “The superior man is catholic

and not partisan. The mean man is partisan and not catholic.”[3]

辜鴻铭译：Confucius remarked， “A wise man is impartial，

not neutral. A fool is neutral but not impartial.”[4]

《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了多次，而每次对于它的解释都不完全相同，本文选择的例句中的“君子”主要是指与“小人”相对的“君子”形象。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小人”总爱玩弄权术，不能与人民群众融洽、友好相处;而“君子”则与其相反，他胸怀天下，待人谦逊有礼，与普通大众和谐相处，从不与恶人互相勾结。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可以与儒家文化提倡的思想、行为与品格相统一，那么他就可以被称之为“君子”。翻译时，理雅各与辜鸿铭的处理方法各不相同。理雅各将二者主要译为了the superior man 和the mean man。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君子”都是品格非常优秀的学者，一生克己奉公、公正廉明，而“小人”只是一些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人，一生专注于玩弄权术、鱼肉百姓。辜鸿铭则将其译为了a wise and good man和 a fool， 从其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君子”那高尚的道德与高雅的品行，他们身上时刻都表现着睿智的光彩，而“小人”则是行为低劣、举止粗俗，他们的言行举止都与封建社会的礼仪格格不入。从这两种翻译策略中我们可以深刻了解到，理雅各在翻译时大多是从再现源语表达形式的方式上来进行阐述;而辜鸿铭则不然，他形象地再现了原文的文化现象，并且用一种简单直白的方法来传递给西方读者。

（四）人名、书名的英译

《论语》中出现了大量的人名和地名，而且这些名字极具中国特色，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想要正确地理解它们非常困难。针对这一情况，理雅各采取的办法是直译，他将每一处名字都直截了当地呈现给读者，如，将有子译为了Yew，将曾子译为了Tsang，《诗经》译为了the Book of Poetry等。这种情况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西方读者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前提下，完全不明白译文在表达什么意思，或者说他们不清楚译者将这些名字放在译文中的目的是什么，这就不利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辜鸿铭在翻译时则尽可能地规避这些名字，用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将他们展现出来，他将有子，曾子等统统译为了a disciple of Confucius，即孔子的弟子。辜鸿铭还将一些中国的思想家比作西方的名人，比如，他将“颜回”比作基督教中的“圣·约翰”，将儒家与基督教作了联系。他认为，儒家与基督教的本质并无不同。这种处理方法为西方读者减轻了理解难度，也成功架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

（五）“敬”“忠”“慈”“孝”字的英译

这几个词可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正是儒家宣扬的文化。中国自古就有“百善孝为先”“忠孝难两全，舍忠而取孝也”等优良传统。在翻译时，理雅各只是简单地将它们处理为了reverence， faithful， filial和kind，这种译法完全反映不出中国人民深刻的思想内涵，表达不出深层次的情感。辜鸿铭则将“敬”“忠”译为“a feeling of respect and loyalty”，即“人民的尊敬与忠诚的情感”，辜鸿铭用了feeling一词，这不仅仅是指尊敬与忠诚的态度，更是一种在人们心中激发出的这类情感。这是辜鸿铭思想中“感性特征”的体现。将“孝”译为“honour your parents and your prince”，即敬重你的父母与国君，这种译法不仅表现出了对父母的孝道，还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忠君爱国思想。将“慈”译为“considerate for the welfare of those under you”，即“关怀那些地位比你低的人的福利”。这种翻译从现实角度体现了对人民福利的关注。

四、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产生了许多蕴含深刻文化哲理的典籍，从先秦文学到清代学术，这些典籍都包含着许多文人大家深刻的哲学思想。但是由于汉字的特殊性以及一些历史因素，中国文化很少被介绍到西方，这也使世界各国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正确理解。以儒家经典著作为例，作为统治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思想，儒家文化覆盖了中国古代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理雅各、辜鸿铭等一些翻译家通过《论语》的英译让儒家文化、孔子思想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而且在全世界流传开来，这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五、结语

理雅各和辜鸿铭两位译者对《论语》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与他们各自的翻译目的分不开。理雅各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他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教义，让中国人民接受西方思想。理雅各在翻译《论语》时，并没有透彻研究这本典籍想要传达的深刻含义，只是按照原文形式将经文采用直译的方法翻译出来，所以在他的译本中，他尽可能地保留了《论语》原本的面貌，而没有考虑到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文化差异，从而导致了西方读者对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民的误解。辜鸿铭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则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将每一个中国特色文化词都用相对应的西方词汇来替代，这就最大程度上让中国传统字词为西方读者所理解，让儒家思想得以在西方流传开来，让《论语》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从而改变他们对中国固有的看法。二者的译本不仅从各自的方向展现了《论语》的独特性，同时也奠定了《论语》研究的方向，开启了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Lawrence Venuti.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2〕论语.理雅各，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

〔3〕论语.辜鸿铭，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7.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