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县城有一处热闹非凡之地，叫“北招”，全称应为“海安县人民政府招待所”。因为招待所位于通扬河北侧，人们就称之为“河北招待所”，简称“北招”。后来，县政府又在通扬河南岸盖起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海安宾馆，海安人却坚决不买账，偏偏不称它“宾馆”，只叫它“南招”。

北招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面看呈“凸”字形，从高空俯视，则是“凹”字形，里面布满了低矮的平房，一栋主楼则是典型的筒子楼。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府机关办公楼，乃至政府招待所，其建筑大多是苏联建筑风格的筒子楼：一条长长的走廊，串起两旁众多的单间，每个房间只有十来平方米，每个楼层都建有公用的盥洗间、热水供应炉和卫生间。

北招这栋筒子楼的第三层和第四层，住着几十户县政府机关的干部家庭，以及陆陆续续分配过来的大学毕业生。楼里每天都演奏着锅碗瓢盆交响曲，每天都回荡着孩子们的笑语欢歌，每天都发生着令人捧腹的成长故事。而推开窗户，向楼外望去，又是另一番阳光灿烂的景象，楼下人流的喧嚣清晰可闻，热气腾腾的市井气息拂面而来。1990年4月，我从县文化局剧目工作室调进县政府办公室后，我们一家三口就从县歌舞团宿舍区搬进来，在这栋老楼里住了整整五年。

老楼像一座巨大的蜂巢。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进出最频繁的一定是女人们。大清早，我还在睡梦中，楼梯上一阵一阵咔嗒咔嗒的脚步声，家庭主妇们去招待所大门西侧的新华菜市场买菜、买早茶（早点），买回来就到盥洗室择菜洗菜，簇拥在一起叽叽喳喳，议论着中午的菜谱：慈姑烧肉、扁豆饭、炖鸡蛋、丝瓜炒毛豆米、青菜手擀面……你怎么买到手擀面的呀……在菜场对过西北角落儿的刘大麻子面店……哦，原来不在菜场里面……我家才从墩头镇搬过来，对县城里头还不熟，你下次买面条要带上我一起去呦……你是才到街上的？你家男将从墩头镇调到哪个单位啊？……哦，县计委，管计划的，吃香！……啊，不是计委，是专门查人的纪委哎……哦，我对上号了，张书记是你家男将，嘿嘿嘿……

洗完菜，再打发孩子吃过早饭去上学，女人们才有空闲解下围裙坐到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打扮一下。男人在政府机关上班，女人不能穿着打扮太随意，又不能过于花枝招展引人注目，必须大方得体，否则招人耻笑，自个儿的男将也跟着被人看不起。

盥洗间每天的第二次高潮则是在晚饭后，主妇们洗碗刷锅的时候，像一群倒了窝的喜鹊，叽叽喳喳传递着一天内自己工作单位的各种信息：我俫单位的陈二小，活像个武大郎，还是个斜眼儿，这个怂形还找了个海北乡下的一个漂亮姑娘。多漂亮啊？活像电影演员李秀明！那么漂亮的姑娘，圖他什么呢？还不是图他城市定量户口吃的计划粮？另一个女人接过话茬：哎，肯定是。我俫单位的王五儿，人倒长得不丑，可天生哑巴，城里的姑娘哪个嫁给他？也只好找了个乡下姑娘，哑巴宝贝得不得了，恨不得把细马马儿当个菩萨供起来呢……

住在大楼西侧的是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隔了不久就当上副县长的王夫人。她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了，儿子正在念大学，等大家碗洗好了，她开始召集女邻居，组织当晚的娱乐活动——打牌。活动场所就是她家的小厨房。我老婆把锅子碗筷朝门口过道的电磁炉上一丢，说一声“我去耍子了”，就丢下我和还没上幼儿园的儿子看动画片《猫和老鼠》。老楼的夜晚属于无忧无虑的女人们。

老楼很像一座儿童乐园。以我家为界，东半部七八户人家的孩子都在上小学，西半部的七八户人家，除了王县长家的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其他家的孩子都还没上幼儿园。最小的细伢儿还鼻涕拉多长，小手抓着脆饼坐在瓷马儿（海安的城里人喜欢用痰盂做尿盆）上咧着嘴哇哇大哭。那时的工作日，大人们把门钥匙往孩子脖子上一挂，各自上班去了，孩子就托付给家里有老人的照应。老楼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邻里之间相互帮衬着，过着悠悠的日子。

让大人发笑的事情接二连三：东边那个叫小立的男孩，找不到年龄相近的男孩做玩伴，就低三下四地放低身段，想和隔壁两家的女孩子打成一片。那两个小丫头的性别意识实在太强烈，要么让他吃闭门羹，“应怜阿立小男孩，小扣柴扉久不开”;要么一个前拉一个后踹，将他扫地出门。就在小立发扬钉子精神坚决赖着，企图在脂粉堆扎根之际，姓唐的小丫头顿生一计，模仿起头天晚上在招待所大会堂看到的香港电影片段：只见她用小手捂着胸口平平坦坦的娃娃衫，细嫩的童声发出波涛汹涌的尖厉咆哮，“非礼啦！非礼啦！”愤怒的女高音响彻楼道。小立吓得魂飞魄散抱头鼠窜，惶惶然逃回家。回过神后，他气得满脸通红，又羞恼又不甘，委屈的模样痛苦不堪。其实，小立原先是有玩伴的，那孩子叫丁一。丁一的父亲在县公安局工作，成天忙着抓坏人保安定，顾不上孩子。丁一的妈妈是饲料厂的供销员。海安是养鸡大县，饲料市场生意火爆，平时丁一妈妈也忙得四脚朝天。孩子没人管可怎么办呢？这个女将经常跑大城市，见多识广，不知道受到什么刺激或启发，想到让儿子丁一去学二胡。丁一从此失去了快乐的童年，小立也由此失去了最好的玩伴。每到星期天，全楼的孩子像野鸭似的，到处乱奔乱跑乱叫着撒欢时，丁一背着乐器盒子，一步三回头地望着小伙伴们，依依不舍，眼眶里噙着泪水。晚上回到家，丁一还要回课，拉二胡给父母听。于是，整个三楼的长廊里就回响着悲悲戚戚断断续续的二胡声，让我总感觉有个乞丐站在门前乞讨似的。

老楼也像是男人们的港湾。忙忙碌碌工作一天之后，男人们一回到家就变得慵懒倦怠，仿佛刚在机关干成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又好像才从挑河工地回来似的，成了油瓶倒了也不扶的甩手掌柜。女人们则满怀着灼热的母爱，毫无怨言工蜂似的忙碌着。她们从不幻想修到一个理想来世，她们满怀着对生活的耐心，脚踏着此生的坚实大地，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操心着丈夫，操心着孩子，操心着稀松平常的柴米油盐酱醋。

女人们把家人照顾妥当，扎堆耍子去了之后，在县里身居高位的男人三扒两咽吃过晚饭还要赶去开会，研究秋收秋种和给特困企业解困。我则和住在我家对门的两个大学生开始谈闲沰寡。他俩刚从北京、南京的名牌大学分配回家乡，对眼下的小日子十分知足，没有牢骚，没有怨言，看淡了人世间浮华，在老楼的小房间里，摸着肚皮，享受着安安稳稳的幸福。偶尔开夜车加班，为县领导起草讲话稿，也算不上辛苦。他俩刚刚分配到政府机关时，正好有一个财校的女大学生也分配在县商业局当会计。这个楚楚动人的姑娘经常约两个小伙子打扑克。我有孩子缠着，就站在一边围观，发现那个女生把牌局弄得风情满满，她的意图，在我这已结婚生子的过来人眼里昭然若揭。然而，此景不长，随后会计名花有主，我家对门的两个小伙子下班后就开始踢足球，从楼上带球到楼下，一路踢到招待所后面的海安中学操场。我儿子跟着他们一路当铁杆球迷，陪着血气方刚的他们挥洒无处发泄的青春。

自从我在县政府办公室见习期结束，跟着县长当秘书之后，工作就开始忙，有时竟然忙到十分迷茫。带着对人生的各种思考，带着各种疑虑和不安，我心神不宁。我经常深夜里一个人蹑手蹑脚走上四楼的顶层，望着浩渺静谧而又美好的夜空，内心涌动着大海般的孤独和惶惑。此时，唯有老楼在默默陪伴着我。

老楼里驻扎着我们的过往岁月。回望这些岁月时，才会猛然发觉老楼里的人们老了。当年慈眉善目的王县长早已退休，儿子已是省级机关某部门的厅级干部。那个当年手拿着脆饼坐在瓷马儿上放声大哭的小女孩，如今早已为人妻为人母了。那个带着哀怨眼神去学二胡的丁一，后来考上了音乐学院，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民乐团工作。那个根本不懂何为“非礼”却叫着“非礼”吓走小立的小姑娘，她的孩子都进中学了。那个被小姑娘吓得狼狈逃窜的小立，而今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那两个住我家对门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早就离开了家乡，在外面发展得风生水起。

老楼依旧矗立，还是三十多年前的样子。只是，老楼里再也没有了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笑声。他们已经长大。他们正和他们曾经年轻过的父母亲一起，优雅地慢慢变老。

徐循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论》《作品与争鸣》《文学评论家》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小说、散文作品若干，出版专著《另一种情感与形式》《通扬河畔》。

编辑 肖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