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凤英 何立波

恽代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他创办的利群书社从成立的那天起，大量经销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报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湖北地区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社团。他还积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7月中旬，恽代英等以利群书社为核心在黄冈成立了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共存社”，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建立在乡村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恽代英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的照片（1920）

利群书社：

恽代英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之家。年少时，恽代英上了新式小学堂，因文才出众被老师誉为“奇男儿”，并接触到西洋新学和民主思想，崇拜维新思想家梁启超、谭嗣同。1913年，恽代英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班学习，1915年进入中国哲学系学习。这一年，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问世，恽代英读后欢呼这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并向其踊跃投稿。

1918年，恽代英从中华大学毕业后，担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恽代英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做了一件在全国开风气之先的事情——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

当时武昌横街头是武汉书店集中地，却没有一家出售新文化、新思潮书刊，这给新文化、新思潮的传播带来了极大障碍。为了在筹建利群书社时节省费用，恽代英和大家都是自己干活。1920年2月1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利群书社在这天正式开始营业。恽代英开办利群书社的目的，并不为赚钱，而在于传播新文化，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他拿出个人的60元积蓄，添购传播新思想的书籍和杂志。

利群书社租的是武昌横街头18号一个旧官僚公寓的前半部，临街一间营业，后面是天井，正屋是一间大厅堂。侧边有两小间，一间做厨房，一间做会客室。利群书社的组织原则是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书社成员由书社供给食宿，都没有工资。店内卖书的、购书的都是年轻人，谈笑风生，兴高采烈。夜晚则是学习时间，每晚有一次生活会，自由发言，或谈心得，或谈志愿，也相互评论优缺点、互相帮助。打打闹闹，开玩笑的事也有，生动活泼、兴趣盎然。入夜人多挤着睡，铺板不够时便睡长条凳。

利群书社以白话文出版了自己的刊物——《我们的》和《互助》。《我们的》杂志主要用来报道社员们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互助》杂志记载社员们试验新生活和开展“社会大辩论”的通信。刊物的发行时间虽然不长，《我们的》发行了3期，《互助》仅发行了1期，但毕竟是书社自己的刊物，在促进利群书社成员成长的同时，也扩大了利群书社的影响力。

1920年秋，为了解决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也为了贯彻“走出书社，走向社会”的办社宗旨，恽代英带领社员开办了利群毛巾厂 。利群毛巾厂采用半工半读制，利群社友常在这里聚会或食宿，是较为理想的活动场所，并由此筹集了必要的活动经费。

利群书社从成立那天起，就致力于介绍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书社销售别的书店不易买到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蔡孑民言行录》《克鲁泡特金思想》《托尔斯泰传》等以及北京、上海等出版的进步刊物《新青年》《共产党》《少年中国》《新潮》《东方杂志》《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新型书店利群书社成立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武汉三镇，吸引了各界青年慕名前来。

针对穷人买不起书报的情况，恽代英采用了借书的方式，向广大读者借阅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报。恽代英认为，“假如一本书可以借给五个人读，就可以发挥五本书的作用，这当然是件大好事”。由于利群书社销售的都是新书刊，而且可售可租，因而吸引了大量读者，很快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少知名人士前来参观访问。仅1920年上半年，就有上海的李汉俊，河南的雷纪堂，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萧楚女、施洋，湖南的易礼容、舒新城等人来访。著名律师施洋盛赞恽代英他们为武汉三镇人民造福，愿意义务担任利群书社的法律顾问。《大汉报》记者萧楚女表示决心投到利群书社的麾下，当一名马前卒，同利群书社社员们“并肩战斗，披荆斩棘”，去开创宣传新文化的事业。

在主持利群书社的同时，恽代英一直把学校作为阵地，以教书为职业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秋，恽代英接到了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章伯钧的聘书。11月，他来到宣城四师工作，担任教务主任兼教修身、英文的教员。他破除旧的束缚，革新教育，采用在中华大学附中时行之有效的一套办学方法，主张学生自治。在恽代英的努力下，宣城四师面貌大变，充满了师生互尊互敬的新气象。1921年5月，宣城地方反动势力对恽代英的革命活动恐惧万分。安徽省军阀张文生接电后，立即下令通缉恽代英。恽代英闻讯后，被迫离开了宣城。6月，湖北军阀王占元发动兵变，利群书社损失殆尽，被迫停业。

恽代英与“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7月1日，北京最大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1919年9月9日，恽代英给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王光祈写信，提出入会申请，得到批准。1919年10月27日，王光祈到武汉与恽代英进行了晤谈。恽代英建议少年中国学会吸收会员，要极为慎重，不能盲目扩张而忽略会员的品性。这一建议被少年中国学会接受。

恽代英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合影：后排右起第二人为恽代英，前排右起第一人为邓中夏

1920年3月到6月，惲代英赴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在1920年4月10日举行的少年中国学会常务会上，恽代英被公推为该会图书编辑部专员，领导图书出版工作。他埋头写了大量文章，给学会的朋友们写了热情洋溢的信。信中，他批判了当时的重文轻实的风气，希望人们理解文学、哲学的真价值，要求学会的朋友们“不要做新政客，不要看风色、争权力”。恽代英怀着满腔热情，寄希望于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团体。在和李大钊、邓中夏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许多朋友们交流思想后，恽代英增长了知识，得到了很多启发。同时，他又感到学会存在不少问题。恽代英认为，会员中确实有不少“有力的个人”，然而学会本身并不是“有力的团体”。因此，他积极建议，在下一年的年会上就这些问题进行一次研究和讨论。

恽代英访问北京的另一目的，也是为办好利群书社“取经”。他参观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和其成员施存统、俞秀松、何孟雄等座谈交流。1919年底在北京成立的工读互助团，规定了“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几个月后，北京工读互助团已面临解散的窘境，经济上入不敷出，食堂亏损严重，连团体成员的饭都开不出了。团员意见分歧，精神涣散，各奔前程、自谋出路去了。恽代英和来京求学的林育南、沈光耀、郑兴焕，以及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刘仁静，对工读互助团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做了总结。为了求知己、长见识，他们风雨无阻、不辞辛劳，一起去访问交流，研究世界各种思想潮流，探讨未来。在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6月19日的会议之后，恽代英离开北京，返回武汉。

1920年，恽代英撰写了《怎样创造少年中国》《革命的价值》《未来之梦》《论社会主义》等20多篇文章。4月，恽代英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认为所编丛书“应为社会不可少的书”“应为社会急切需要的书”“创造适应于少年世界的少年中国”。在他提出的研究书目中，特意把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当年秋，他翻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部分章节，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期。

1921年1月，恽代英受陈独秀之托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争斗》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8种出版。该书不仅使利群书社的成员普遍懂得了要推翻黑暗统治，必须搞阶级斗争，而且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1920年，我在北京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争斗》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其中《阶级争斗》就是恽代英翻译的。

恽代英创建了具有共产党早期组织性质的“共存社”

为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农民，开通乡村风气，1919年秋，林育南在其堂兄林育英、林洛甫的支持和赞助下，在家乡黄冈回龙山八斗湾兴隆寺创办浚新小学。1921年7月初，武汉各校都已放暑假，为了尽快将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建立起来，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商定，将组织活动的重心由武汉转移至革命基础较好的黄冈，并决定让林育南先行回家乡黄冈进行革命团体的筹建准备工作。浚新小学是一所进步学校，学校的学生都是劳苦大众的孩子。学校进行的是新型教育，学生接受的是进步思想。这样，在林育南、唐际盛等人的组织发动下，浚新小学聚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为新的革命团体的建立准备了组织条件。

1921年7月14日，恽代英从武汉来到黄冈，同林育南等人商定，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新团体。1921年7月16日，成立大会正式在浚新小学召开。出席者有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林育英（张浩）、李求实、乐景钟、李书渠、林洛甫、廖焕星、卢斌（陆沉）、卢春山、郑遵芳等23名进步青年。大会由恽代英、林育南、李书渠担任执行主席，代表们畅谈了各地进行改革活动情况，会议着重讨论了建立革命团体的问题，一致同意即将组织的团体叫“波社”，即效法俄国“波（布）尔什维克”的意思。大会最后通过决议，成立了类似苏俄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共存社”。共存社的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准备，通过阶级争斗、劳农政治实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为宗旨。共存社的宗旨，公开宣布拥护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改造社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表明，共存社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与利群书社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标志着恽代英等利群书社的大多数成员实现了从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

包惠僧曾回忆恽代英创立的共存社：“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该校任中学部的主任，他是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而富于想象力的人。他不满意他的家庭，不满意他的学校，更不满意那种社会和国家。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学问方面就有相当的造诣，颇有文名，他常在《東方杂志》和《大中华》杂志上写文章。他更善于辞令，在教课和任何集会上，讲话很有热力，能吸引听众，所以在中华大学各部有相当的威信。他因为不满意现状，想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创造一种接近现实的新的人生，他有四大戒律：不吃酒，不抽烟，不穿绸缎，不做官。有四大愿望：改造自己，改造家庭，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有四大工作步骤：个人自修，朋友互助，由乡村教育发展新村运动，由文化运动来发动改革政治运动。后来，以这种思想为中心，成立共存社。共存社的纲领，差不多是由他的四大戒律、四大愿望、四大工作步骤演绎出来的。”

从利群书社到共存社，标志着互助社的成员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清除了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残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他们中大多数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为党的事业浴血奋战乃至英勇献身，奠定了思想基础。在黄冈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存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建立在乡村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共存社的建立，不仅说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黄冈就有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之前，中国农村也已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也充分说明，恽代英等先进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也在独立开展建党活动。1921年八九月间，林育南在中共武汉临时工委成立后，最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不久，恽代英通过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2月，恽代英和林育南又介绍林育英入党，使其成为中国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1922年春，共存社宣布解散，绝大多数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