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 施建平

摘 要：1938年，身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顾稀为了抗日救国、追求进步，抛弃稳定的技术工作，历经艰难曲折，远赴陕北投奔共产党、参加抗战，颇有时代典型意义。

关键词：苏工； 陕北公学；顾稀；中国共产党；抗日

顾稀（1919—2012），原名顾乾熙，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1938年9月参加革命，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任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代院长，1951年任院长，1952年任唐山铁道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院长。顾稀作为生在江南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为了抗日救国、追求进步，于抗战前期远赴陕北投奔共产党、参加抗战的人生经历，在当时颇为典型。

一、就读于沧浪亭旁的苏工

1934年6月，生活在崇明县桥镇的顾乾熙刚年满15周岁，得知江苏省立苏州工业学校（简称“苏工”）招生消息，便加入了备考大军。他从上千的考生中脱颖而出，被录取为苏工土木科的学生。当时三元坊的苏工校舍容纳不了众多的学生，一年级的新生只能先在苏州平门外的分校上课。苏工管理学生非常严格，平时不准学生出校门，仅周日可以出门办点事。严谨治学的环境使顾乾熙可以在校安静地博览群书，思考人生和社会。

当时正值东北沦陷、长城抗战之后，全国抗战呼声高涨，大多数学生受时局影响，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感。《苏工土木科民二六级大事记》对苏工当时的学习、军训、实习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因为时局的缘故，加上学制变动——五年制的课基本要在三年内学完，同学们学习都非常紧张，周日上午都排有四节课，有时寒假也不放。此外，还有注重个人卫生的“清洁运动”、强健体魄的“课外运动”。而军训则新生入校即开始，每年三个月，军训中学生稍不注意，就要吃教官的“枪柄”。1936年4月中旬，同学们的学习更加紧张了——“每日增加军训二小时，于下午三时至五时教授。功课仍不变……上午七时半上课，每课三刻钟，上午五课，下午二课，及军训二小时。”参加军训的同学经常要步行十几里路，到苏州古城外的狮子山（今狮山公园）下打靶，最后进行实弹射击；还要到虎丘山下的公路边进行爆破，炸弹威力巨大，使同学们终生难忘。在高强度的学习和军训中，有的同学累到生病退学——1934年入学时有40人，而1937年毕业时仅有30多人。1936年冬，同学们为了支援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抗击日军，积极响应“援绥运动”，食菜饭一周，佐菜全靠酱油汤，每人节约捐出四角二分，此外炉子也不生了，把冬季的取暖费也捐赠了出来。[1]

自1935年起，顾乾熙便来到位于北宋古典园林沧浪亭旁的苏工本部学习，学校丰富的图书、报刊扩大了他的视野。当时的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也在学校隔壁。自1934年起设立的“民众学校”，让他接触到了社会，使他更加深刻地思考民族、抗战等问题。他喜欢阅读邹韬奋编辑的《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艾思奇的《大众哲學》等进步图书，渐渐在心中埋下了思想进步的种子。[2]

二、在福建就业筑路

苏工的土木科主任兼教务主任沈慕曾，字宾颜，浙江绍兴人，为1908年浙江省首批官派考选赴欧美的留学生，与钱宝琮、翁文灏是同学。沈宾颜深受严复实业救国理念之熏陶，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科，是地道的“海归”。沈宾颜既能教书，也偶尔从事翻译工作，译有英国罗蕊著的流行小说《里城案》问世。沈宾颜人格高尚、生活简朴、治学严谨、很有学问，深受学生喜欢，对同学们影响很大。老师长辈的教诲也与顾乾熙阅读的《大众生活》周刊等进步刊物倡导的人生之意义基本一致：生活之目的，一是为自己谋生，二是为社会尽职，三是为民族争光，等等。

20世纪30年代，老师、长辈、校友推荐是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沈宾颜曾在交通部工作过，在土木工程界有较为广泛的人脉，他对各个学生的情况也十分了解。顾乾熙当时在学校并不活跃，沉默寡言，平时不喜欢运动，体育场上找不到他的身影，但他学习成绩不错，在《苏工民二六级毕业纪念刊》中，他和钱家荣等同学撰写的具有论文性质的《南通军山气象台实习记》，排在所有同学文章汇编之首。因此，1937年7月底，顾乾熙从苏工毕业后，由沈宾颜介绍去陇海铁路工作。顾乾熙家在崇明，就业之前他返乡与亲人告别。但因为有同学不愿意去较为偏远的福建工作，而当时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沈宾颜只得将顾乾熙换到福建省公路工程处去工作。

1937年秋，顾乾熙开始在福州的福田路工程处工作。他作为筑路工程技术人员，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还要关心气候和地理。由于工作驻地在福州西北的白沙镇，交通方便、消息灵通，顾乾熙他们每天都能接收到抗战的相关讯息，随即用广播等形式传播给当地民众。他一直阅读邹韬奋编辑的《抗战》三日刊、后来的《全民抗战》三日刊。怎样才能切实为民族作一点事情呢？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这个18岁的年轻人的脑海。

1938年春，顾乾熙被调到福建宁化的宁石路工程处工作。这里原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由于从事公路勘测工作，顾乾熙有机会深入到深山老林、穷乡僻壤，看到中央苏区时代留下的标语传单。从《全民抗战》三日刊上又看到对中共办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介绍。他提高了对中共的认识，对陕甘宁边区有所向往。耳濡目染加上1938年七八月间福建抗战形势动荡，顾乾熙决心远赴陕北投奔共产党，参加抗日，他在等待机会。[3]

三、从闽西辗转至陕西关中

1938年夏天，日军逼近武汉。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顾乾熙当然明白，一旦武汉失守，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就此切断。当时工程处刚好有一批人员想在武汉失守前离开福建到湘黔铁路工作，顾乾熙趁此机会，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938年8月，他们辞职离开了闽西山区。当时北上之路十分曲折，要从宁化步行到长汀，而后乘车去江西瑞金，再从瑞金搭船到赣州，再乘长途汽车去广东韶关，转乘火车沿粤汉路北上。

1938年9月中旬顾乾熙到达武汉，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要他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9月17日他到达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陕甘宁边区学习。填表时顾乾熙“有点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自认为是“稀有之人”，把名字改为顾稀。次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顾稀前往陕北公学栒邑分校学习。

陕北公学是中共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栒邑分校位于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栒邑县（今陕西省旬邑县）看花宫村。看花宫村的名字由来有趣。相传以前村里出过探花，所以曾改名为“探花谷”，后来有人在此种过花，又改为“看花谷”，后来以讹传讹就称作“看花宫”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唐明皇和杨贵妃曾来此赏牡丹、修行宫，故得此名。[4]

顾稀在福建辞职前，每月能有三十几元的积余，到西安时他在一路上花费之后，身上还有些钱。他打算先乘长途汽车到邠县（今陕西省彬州市），再步行去栒邑分校，而不是从西安开始步行。9月20日，顾稀在西安汽车站排队买车票时，有个军人要他代买一张同程的汽车票。他们一起上了车，坐在一起，穿过一大片平原和丘陵之后到达了邠县。此人自我介绍姓柴，也要去陕北公学。他说在邠县要住一夜，第二天走一天就可到达。顾稀凭自己的直觉，感觉晚上肯定有事情要发生，不免心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他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有一批和他一起从西安出发去看花宫的有志青年，因为是步行就被国民党的人拦截住，押送到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顾稀在回忆此事时写道：

我们二人走进了一家旅馆，住在一个房间里。他说：“半夜里会有人来查夜，你就说你叫×××。”这天夜里，我们睡到半夜时，有人急促敲门，柴同志把门打开，走进来两个便衣警察，他拿出护照给他们看。这两人在房间里查看了一下就出去了。第二天一早，我们起身，他说：“我们合雇一个毛驴，把行李驮上，我们空身走。”我说：“好。”我们二人从邠县县城岀发，向栒邑县（即现在的旬邑县）看花宫村走去。路上我们吃了点大饼，我又拿出一些饼干来一起吃。柴同志说：“这饼干你留着，带到陕北公学，就成为珍贵的礼品了。”下午三点来钟，我们二人走到了一个村边，迎面走来两个儿童，手执红缨枪，向我们要“路条”，柴同志拿出护照，我们就通过了。[5]

柴同志告诉顾稀：我们已进入到陕甘宁边区了。这时顾稀兴奋极了，终于从福建来到原来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愿望。顾稀三个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尤其是交通行业高等院校的领导工作。

四、久别重逢，志同道合

毕业后分别已久的苏工老同学们并不知道顾稀到西安后已改名，1947年印刷的《苏工校友录》上，土木工程科1937届学生中仍写“顾乾熙”的名字，其通信地址栏一片空白。从这册《苏工校友录》可知，同届同科的学生里接替顾乾熙在陇海铁路工作的是老家在无锡顾山的张嗣香，通信地址为“陕西宝鸡陇海铁路工程第三总段转七分段”。抗战胜利后，张嗣香供职于国民政府交通部铁路测量总处，办公地点在南京市珠江路728号。

老同学们在寻找顾乾熙，顾稀则一直在寻找那位让自己顺利到达看花宫的“引路人”柴同志。1985年离休后，顾稀终于有时间來搞清这个问题了。陕北公学老校长成仿吾的夫人张琳告诉他：可以问一下柴树藩。顾稀回忆：“1986年春，我冒失地给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柴树藩同志发了一信，询问他我1938年去陕北的上述情景。1986年6月中旬他来信说‘您1938年9月从西安经邠县到旬邑路遇的那个人就是我。我真是喜出望外，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终于找到了。”在上海锦江饭店，两人畅谈了近五十年前的共同革命经历，感慨万千。[6]

其实柴树藩也是在抗战前期远赴陕北投奔共产党、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当顾乾熙还在闽西寻找救国之路时，在他的家乡崇明附近的上海读了两年税务、只比他大一岁的柴树藩，已经先其半年奔赴延安。

1933年，柴树藩怀揣母亲烙的山东煎饼，赴清华、燕京大学赶考，结果在两所大学都金榜题名，却交不起学费而忍痛弃学。失望之余，他马上南下报考了“不收学费，食宿全包”的上海税务专门学校——其学生毕业后直接成为海关职员，捧上“金饭碗”。1935年柴树藩从税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海关入职。当时的天津海关由英国人把持，中国人只能干低级职务，受尽了气。日本侵占东北，威逼华北，日本人也明目张胆地在海上走私日货，中国海关人员在缉私时只能忍气吞声。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海关为日本人控制。1938年 3 月，柴树藩与同事袁成隆结伴而行，投奔共产党。他们南下广州，绕道武汉，最终到达延安，考入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陕北公学。同年5月，柴树藩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这给当地的后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加上爱国青年在奔赴延安的路途中，往往还被国民党拦截、逮捕，因此急需在离西安和陇海铁路较近的地方找到一个合适的办学点。同年7 月，陕北公学栒邑分校成立，柴树藩先后担任分校政治部秘书、校务部副部长、部长，从西安把爱国青年带到栒邑分校便成了他的重要工作。[7] 柴树藩这就与顾稀有了交集。后来柴树藩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第六机械工业部（主业是船舶制造）部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首任董事长、党组书记，为中国造船工业做出卓越贡献。

*本文系苏州市职业大学“校史·校友研究”重点课题“苏工专红色基因与革命历程研究”阶段性成果，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2018ZDJDB01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毕业纪念刊筹备委员会编：《苏工民二六级毕业纪念刊》，1937年，第1-5页。

[2][6]顾稀：《我和共和国同成长》，《沧浪》1999年9月20日，第1-3版。

[3][5]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校史编写组编：《血与火的洗礼——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回忆录》第一卷，1997年，第92-95页。

[4]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校史读物编委会编：《中国不会亡 因为有陕公——陕北公学（1937-193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页。

[7]王宗光主编：《怀念柴树藩同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