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震

所有隆起的大山，都是英雄的姿态。所有的大山，都在呼唤英雄，等待英雄，哺育英雄。

拔地而起的山，坚挺、稳重、博大、谦逊，历经风霜雨雪，丝毫不会损伤铮铮傲骨，反复被绿草春华妆扮也不会自作娇嗔。山的个性是临谤不戚，遭辱不怒，获誉不狂，任凭身边风云变幻、草木枯荣、虫鸣鸟叫，甚至虎啸狼号，依然从容不动，昂首天外。

山，是厚德载物的榜样。山所呼唤的英雄，也必须具备山的性情与品格。

有一个商品的广告词是：“山高人为峰。”如果仅从广告的角度去看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一个人站到山顶，真的认为就是山的顶峰，未免太狂妄自大了。

一个人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若自称是“山峰”，大概不会再有新成就了。抑或曾经取得的成就也未必经得起推敲。至于有些人因工作岗位的设置，坐在了比较高的工作台阶上，也把自己称作“山峰”，这样的人基本是无德无能的矮子。

人在大自然面前永远是矮子，何况面对大山。

人无法承担大山的重量，如何能比作大山。

有些人觉得，登上了高山就是征服了高山，这太幼稚了。如果人类不是用暴力、机械力量去破坏山，山永远不会向人类低头。

当然，人都要有登山的欲望，登山的过程，是人对自己的征服和挑战过程，敢于攀登高山的人，是知难而进的人，是有人生理想的人。

山，在远古的神巫文化里，是连接天地的柱子（梯子）。人们登山，是为了站在另一个更高的世界俯瞰自己生活的世界。

这里，我想讲一下在历史上三个重要的人物对山的看法。

首先，是孔子。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夫子够高大了吧，他老人家登上鲁国的东山就觉得鲁国太小了，登上泰山就认为天下太小了。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只要登基之后就首先忙着去祭拜泰山。不祭拜泰山，安知天下！

其次，是诸葛亮。他说：“夫且为将者……当不动如山岳，难知如阴阳。”一个统领三军的将领，要像大山一样厚重、稳健、挺拔，且要有深邃的内涵。三国时，蜀汉最弱，政权也最短，但是没有诸葛亮，恐怕这个政权就不会存在。

再次，是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当年，李白春风得意时，天天高朋满座，酒肉笙歌。在李白的晚年，落魄不堪，所有曾拍他马屁的人都离他而去，“众鸟高飞尽”了。但是，李白却像敬亭山一样淡定，“相看两不厌”。这不是寂寥，不是孤单，是孤独。寂寥是懦夫，孤单是无能，而孤独是舍我其谁的傲骨、傲气，是“一览众山小”的品格。孤独不是什么人都配拥有的。李白的孤独，一千多年来仍无出其右者。

好了，其他人对山的看法，我就不再啰嗦了。我现在要说的山，是贺兰山。我要说的人，是贺兰山下的人。

在中国所有的大山中，贺兰山并不算高大，平均海拔不到3000米，最高峰敖包疙瘩海拔也只有3556米，是宁夏和内蒙古的最高峰。但是，中国的大山，没有哪一座像贺兰山那样，从有人类在这座山的区域活动开始，就战争不断，几千年几乎没有停止过战火硝烟。所以，人们也把贺兰山称作兵山、军山、鬼山。

所谓战争，表面上看是敌对双方的刀兵相见，其实质是以占有经济资源为目的的政治手段。战争是政治家实现野心的最后一个手段。

中国的山脉走向，大致可分为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东西走向的山脉有天山、阴山、昆仑山、秦岭、南岭等。南北走向的山脉有贺兰山、横断山、武夷山、台湾山脉等。其中东西走向的秦岭是中国地理的重要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划分了我国的南北区域，或确定了南方和北方。而贺兰山同样是中国地理的重要分界线。贺兰山之东是宁夏的“塞上江南”，贺兰山之西是內蒙古阿拉善的三大沙漠。地域的差异带来了各方面的差异，除天气、自然条件差异外，其经济、文化、习俗的差异也很大，尤其是人的性格也有较大的差异。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贺兰山的名字来源于匈奴“贺赖”。我们的权威辞书《辞源》对贺兰山的名称解释是：“遥望如骏马，蒙古语称骏马为贺兰，故名。”据说贺兰山的整体形状很像一匹骏马，但是，“蒙古语称骏马为贺兰，故名”，这是非常大的谬误。蒙古语称马为“毛勒”，漂亮或英俊为“高依”，骏马称作“高依毛勒”。从语音上找不到“贺兰”的发音，重要的是蒙古人13世纪才开始进入贺兰山，而公元前272年甚至更早，匈奴“贺赖”等十九个部落就居住在贺兰山一带了。

有史料记载：公元前272年，秦军彻底击溃了雄霸宁夏大地甚至西北大片土地的义渠戎后，一些战败的部落纷纷北逃，其中一大部分就居住在贺兰山地区。从那时起，贺兰山就进入了一个由匈奴人占据的时期，贺兰山一度成为匈奴与秦朝抗衡的基地。不过，贺兰山地区一直是在秦帝国版图之内的。但是后来，匈奴又趁秦王朝忙于统一六国的战争，乘机占据了河套地区，贺兰山就进入了一个由匈奴人短暂占据的时期，直到秦始皇派遣蒙恬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和贺兰山一带。秦末，由于中原的内乱，贺兰山地区再一次被匈奴占据。“贺兰”既是部落的名称，也是一个姓氏。历史上有许多著名人物姓“贺兰”，比如南北朝时期北周的贺兰祥、唐朝的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宋朝著名的道士贺兰栖真等。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孝文帝拓跋宏对鲜卑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当时少数民族汉化程度比较高，贺兰氏逐渐改为汉人的姓氏“贺”。今天许多姓贺的人，就是由贺兰氏改成贺氏的。

也有历史学者说，突厥人曾经在贺兰山一带生活过很长时间，突厥人将骏马称为“曷拉”，用“曷拉”命名了这座山，也就是贺兰山。更有学者说，贺兰山的名称来源于曾经在贺兰山生活过的鲜卑人“贺兰氏”，这是个鲜卑语。哈哈，一座贺兰山，这么多语种可以命名，足见这座山之重要和这座山一直处在少数民族的管辖区域。

“贺兰”一词，最早见于《晋书》的《北狄匈奴传》，西晋五年、七年、八年（公元284—287）由塞北迁入内地的匈奴人有十三余万，“十九（匈奴部落）中，皆有部落，不相杂错”。这十九个匈奴部落中，有一个部落叫“贺赖部”。《资治通鉴》这样解释：“兰，赖语转耳。”也就是说贺兰是“贺赖”的音译。后来，匈奴的贺兰部与鲜卑族的慕容部及拓跋部结成了军事部落同盟。再后来，这个军事联盟做了什么事儿，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读者朋友们大概已经知道了。

贺兰山在汉朝时称作“卑移山”，在今天的银川地区设“廉县”。《汉书·地理志》有如下记载：“廉县，卑移山在西北。”公元前127年，汉朝著名军事将领卫青、李息奉命率军北上抗击匈奴，再一次将中原汉族政权的军事力量延伸到贺兰山地区。公元前106年之后，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刺史部，下辖郡县，其中在贺兰山东麓设立了北地郡，管辖的廉县（今宁夏平罗县暖泉农场一带），这是汉族政权在贺兰山地区设立的第一个县级行政建制，也标志着贺兰山开始走进汉朝政权的统治范围。唐朝时，统治贺兰山一带的少数民族先后是突厥、吐蕃和回纥。公元646年，唐太宗下令军队出击突厥颉利可汗下属的铁勒人薛延陀，占据河西走廊一带的回纥人乘机和唐朝军队联合进攻薛延陀，联军进驻到贺兰山一带，这是继汉朝后，中原政权的武装力量七百多年后再次进入贺兰山。

11世纪初到13世纪前半叶的两百多年时间里，发生在贺兰山的战役基本是在西夏人和辽国之间进行的。

说说西夏王朝吧。

西夏，是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王朝，自称邦泥定国或大白高国。因其在西北，宋代的人称之为西夏。党项族原居四川松潘高原，是羌族的一支。《隋书》上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唐朝时，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党项羌人和吐谷浑经常联合起来对抗吐蕃。唐高宗时，吐谷浑被吐蕃所灭，失去联盟依靠的党项羌人向唐朝请求内迁依附，被唐朝安置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后党项羌人逐步繁衍成数个大部落，其中盟主部落是拓跋氏。

唐开元年间，居于青海东南和甘肃南部的党项遭到吐蕃军队进攻，向唐玄宗求救，唐朝又把党项族人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市一带）。安史之乱后，唐朝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郭子仪怕这些少数民族闹事，建议唐代宗将当时在庆州的拓跋朝光部迁至银州以北和夏州以东地区，这一地区即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旧地，当时称为平夏，所以这部分党项羌人就成为平夏部，即日后西夏皇族的先人。

唐僖宗时，党项部落首领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因平叛黄巢起义有功，一度收复长安，被赐姓李，封“夏国公”。从此拓跋思恭更名为李思恭，此后，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这部分党项羌人的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至此正式领有银州（陕西米脂县）、夏州（陕西横山县）、绥州（陕西绥德县）、宥州（陕西靖边县）与静州（陕西米脂县西）等五州之地。

五代十国时期，不管中原是何朝何人当政，李氏（拓跋氏）皆“俯首称臣”，换来该地的统治地位和大量的赏赐。在这段时期，西夏李氏十分谨慎地处理着与后唐、后晋、后汉等的关系，后与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以及与宋朝之间的有着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

经过两百多年建设，平夏地区已经非常富饶，以鄂尔多斯南部地斤泽地区为核心的肥美牧场，以夏宋交界的七里平为代表的农业区为西夏提供了大量的牛羊粮草，同时鄂尔多斯此时还盛产当时可当货币使用的上好青盐，因此西夏部党项势力逐步膨胀起来。宋太祖虽削夺藩镇兵权，但对西北少数民族依然宽宥，“许之世袭”。

宋天圣十年（1032）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朝。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年，并开始使用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饰，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颁布秃发令，并派大军攻取吐蕃的瓜州、沙州、肃州三个战略要地。这样，李元昊已拥有夏、银、绥、宥、静、灵、会、胜、甘、凉、瓜、沙、肃数州之地，即宁夏北部、甘肃小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贺兰山当然是在西夏的管辖地范围。

党项人拓跋氏经过了长时间的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终于在宋宝元元年（1038）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而李元昊自称是邦泥定国或大白高国。因其在西北，宋人称之为西夏。李元昊称帝之后，宋朝宫廷上下极为愤怒，双方关系正式破裂。此后数年，李元昊相继发动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定川寨之战四大战役，歼灭宋军西北精锐数万人。并于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在河曲之战中击败携十万精锐御驾亲征的辽兴宗。此时，西夏总兵力约五十万人。

有一个问题，北魏鲜卑人的拓跋氏与西夏党项人的拓跋氏是同族吗？史学界一直说法不一，但我认为应该是同族同宗的。史书上最早记载的党项拓跋氏是：“隋开皇四年（584）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朝。次年，党项首领拓跋宁丛等，各率部落到旭州，请求内附。”从北魏灭亡到出现党项拓跋姓氏仅仅五十年。在北魏没灭亡之前，存在两个民族共用一个姓氏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灭亡后的短短五十年里，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使用拓跋为姓氏的民族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应该是，鲜卑拓跋氏在失去政权后，与党项人合作以图再夺取政权是很有可能的。史书记載，党项拓跋部是最强的部落，也许这个部落根本就是鲜卑拓跋人加入党项后，以党项身份再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岳飞的词《满江红》，词中有一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先不说这首词是不是岳飞写的，只这首词中的“贺兰山”是不是我们要说的这座贺兰山呢？不是！岳飞是南宋时期的将领，他的任务是抗击完颜阿骨打的金国侵犯，和党项族的西夏毫无关系。金国的大本营也不在贺兰山，甚至贺兰山根本没有金兵。那么《满江红》词中为什么会出现“贺兰山”呢？可以肯定的是，岳飞没到过宁夏与内蒙古交界的贺兰山，如何“驾长车踏破”？但是，岳飞确实“驾长车踏破”过贺兰山，是现今河北磁县的贺兰山。磁县贺兰山，距磁县县城西北三十华里，现今是林峰村南。据史料载，宋代有一位名叫贺兰的道人在此修炼，故为贺兰山。岳飞的大军在那座贺兰山打败过金兵，并在那座贺兰山上驻扎。这就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出处。

贺兰山地区最惨烈的战争是崛起的蒙古族人与西夏人之间进行的，最后是西夏王朝覆灭在蒙古人的铁骑之下。

铁木真统一漠北蒙古草原后，于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他为大蒙古国的可汗，后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一位有政治雄心的人，也是一位有着非凡才能的军事家。成吉思汗建国后，最想消灭的是金国，但是金国与西夏是盟友，所以，他就先选择军事力量较弱的西夏下手，进攻西夏。五次进攻西夏，四次出兵直奔贺兰山，西夏也把全国五分之一的十万精锐兵力驻守在贺兰山。1227年，成吉思汗在第五次剿灭西夏的战争中途，染病身亡。

关于成吉思汗的死，民间有许多传说，一说是中了西夏毒箭而死，因为蒙古军队大肆屠杀西夏人;另一说是被西夏王妃刺死，因为成吉思汗和曹操一样，特喜欢别人的老婆;等等。但都不可靠，染病不治而死还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成吉思汗死后，西夏末帝投降，蒙古兵进城大肆屠杀西夏人，大有斩尽杀绝的意味。蒙古大军对西夏人大肆屠杀，坊间传说是成吉思汗临死前的遗嘱：杀光所有西夏人。蒙古大军除了屠城外，还把西夏的所有历史文献烧毁。至于党项人当时有多少幸免于难，现在又哪里，是什么民族等，都成为了谜团。我国现有的大型记录历史的文献《二十四史》中，唯独没有西夏史，就是因为蒙古大军把西夏的历史文献烧毁了，无从记起。清代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说几句闲话吧。据说满清时期，人们在原西夏属地黑水城（今阿拉善的额济纳）发现了西夏的部分历史文献和文物，但是，又被一些欧洲人给掠走了一大批。英国人彼得霍善利著有一部《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书中详细记述了俄国人科兹洛夫等在黑水城抢掠文物和历史文献的事情。科兹洛夫也在自己撰写的《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一书中供认在黑水城盗掘了一个多月，挖开了世界著名的佛塔，盗走了许多西夏时期的文物、资料等。两本书中所述的事情真实与否，只能请专家们去判别了。

贺兰山见证了西夏的灭亡，也见证了蒙古铁骑的强大与凶残。

明朝建立后，国土边防线大大收缩，宁夏是明朝廷的九边重镇，贺兰山成了明朝政府在西北地区和蒙古残余势力中的瓦剌、鞑靼之间的界山，明朝政府还在贺兰山巅修建了用于防守的长城（现在宁夏和内蒙古基本是以明长城为分界）。整个明朝，也是瓦剌、鞑靼常常突破贺兰山和明朝军队征战的时期，尤其是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带兵征讨瓦剌，却被瓦剌人俘虏。1455年，瓦剌首领在贺兰山北边的属地被部下杀死，利用贺兰山作为屏障来骚扰明朝长达八十七年的瓦剌部落，军事实力开始衰退;而另一支来自贺兰山西侧、北侧的鞑靼人开始了在贺兰山地区和明朝的军队进行了长达一百八十多年的较量，冲突一直持续到清朝建立。

贺兰山在民间还有一个称号，叫“鬼山”。意思是这座山区发生的战争太多了，死在这片山区的无辜生命太多了。金代的诗人邓千江在其诗中有这样一句：“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大概就是指贺兰山上飘荡的鬼魂太多。

也有人说，把贺兰山称作“鬼山”，是因為山上有许多鬼画符似的岩画。其实，这些岩画是从春秋到西夏时期各个民族在贺兰山居住的印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卡”。

鬼是人造的，是社会复杂斗争的必然产物。人类或动物界，甚至植物界，互相争斗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发生战争是常态，只有战争规模的大小之分，没有长久的“马刀枪入库，放南山”所以，和平都是暂时的。

贺兰山是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天然屏障，如果没有贺兰山阻挡，匈奴人会长驱直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会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做各项制度的建设，秦朝的政权也会变得更加短命。如果没有贺兰山把汉朝和西北少数民族的武装力量隔开，西汉政权的生命周期也同样会遭到重创，甚至更早衰亡。后来的唐王朝、明王朝同样借助贺兰山来保障政权的寿命。

清朝统一全国后，贺兰山东西两侧同归清政府管辖，蒙古额鲁特、和硕特等部开始在贺兰山西边阿拉善地区屯牧。清政府还在阿拉善修建了“定远营”，以保障屯牧和西域道路畅通，从此也结束了贺兰山地区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随着清朝疆域面积的扩大，贺兰山地区也不再有大的战事，一个两千多年战火不断的贺兰山终于显现了宁静。

和平是伟大的，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百姓才能有信心发展工业、农业、牧业。

贺兰山虽然是充满历史、政治、人文气息的一座山，但它首先是一座自然界的山。现在我模仿科学家的口吻，来描述一下自然界的贺兰山。我所参考的书籍是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由刘振生先生主编。

在25亿至20亿年的古元古代，贺兰山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沉积了厚逾万米的碎屑岩夹少量的火山岩。在20亿至18亿年时，经受强烈的区域变质作用，形成了一套混合岩组成的变质岩，从而固结成为贺兰山的结晶基底。中元古代早期，也就是18亿至14亿年间，贺兰山地区开始裂陷，成为一个近南北走向的裂陷槽，又称“贺兰坳拉槽”，贺兰山区也随之沦为陆表性浅海。新元古代早期，贺兰山区抬升为陆地，遭受剥蚀。至新元古代末期的震旦纪，经构造变动后，形成地形崎岖，高差悬殊，气候寒冷的海滨冰川。晚寒武世末期的大规模海退，至晚奥陶世，随华北古老地块的总体上升，贺兰山地区结束了坳拉谷的形态，后随贺兰山中段地区沉降，形成内陆河湖环境。晚侏罗纪晚期的燕山运动，由于推挤作用，产生一系列近南北的褶皱冲断推覆带，使贺兰山总体上升，褶皱冲断成山，造就了贺兰山的雏形。

燕山运动造山后期的白垩纪，仅在贺兰山东西两侧山前地区的庙山湖、塔塔水、南寺一带形成了小型的内陆湖。

新生代的喜马拉雅山脉的上升运动，使贺兰山进一步急剧上升，东、西两侧的银川地堑、巴音—吉兰泰盆地分别明显下陷，终于铸成了今日的一山两盆的地势。

在历史上、人文上，我们大多都在关注贺兰山东坡，东坡是银川平原，连接着中原，连接着中原的政权。而在地质上，科学家们更关注西坡，西坡贺兰山西侧有内蒙古重镇阿拉善盟巴彦浩特市，蒙古语为“富饶的城”。而紧贴着贺兰山的是内蒙古的阿拉善左旗。仅以阿拉善左旗古拉本一地为例，其地下岩石有粗粒石英砂岩、中层钙质细沙岩、粉砂岩与灰黑色页岩、粉砂质页岩、炭质页岩不等厚互层，夹数层无烟煤层，是享誉中外的优质“太西煤”。古拉本还出产植物化石。

至于贺兰山丰富多样的矿产、动物、植物等，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也是本人的知识盲点，我就不再赘述了。

登高吟诗，临流作赋。不过是提醒我们，人站在高处或面对流水，更容易触发情愫，更容易释放情感。我登过三次贺兰山，两次是从银川去的，一次是去阿拉善左旗古拉本沟参观“内蒙古太西煤集团”的矿区登上山的。也就是两次登上东坡，一次登上西坡。

我第一次登上贺兰山，是十几年前的早春。我们一行人先是参观了西夏王陵，在王陵走了一圈，慨叹一番西夏王朝和党项族人之后，就取道登上了贺兰山其中的一段山顶。我们站在山顶时，正是黄昏。举目四望，我看到了大漠，也看到了长河，于是就努力地找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觉，遗憾的是我没找到。那时，我正风华正茂，体会不到王维的“孤烟”与“落日”，更体会不到风华正茂的王维被逐出朝廷时的心境。当然了，我也没找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意境。但是，我是个历史迷，对历史上的战争很感兴趣，所以，对贺兰山地区的战争还是有所了解的。那天我站在山上体会到的是，贾岛写的一首关于贺兰山战争的诗：“归骑双旌远，欢生此别中。萧关分碛路，嘶马背寒鸿。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东。贺兰山顶草，时动卷帆风。”是啊，从秦、汉到唐，贺兰山地区的战争太多了，太惨烈了，致使“贺兰山顶草，时动卷帆风。”贺兰山上黄昏的风，有些凉，不是倒春寒的凉，是带有秋风的凉。天色将晚，我们都放弃了在山上继续抒情的打算，就匆匆地下山了。

一些人登到高处眺望远方，扯着嗓子喊几声“啊！”是想忘记当下，期待未来，然后去畅想、梦想、幻想，岂不知，畅想、梦想、幻想基本上是高级骗子。我不会对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抱有期待。我很喜欢唐朝的一位将军、诗人岑参的一首登高诗：“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一位在战场上厮杀到眼红的将军，趁战事稍停的间隙，独自登到小山顶，忘记了战火，想到的是自己内心的孤寂与对家人无尽的惦念。

人啊，无论站在多么高的地方，首先要看到自己的小，要懂得慰藉自己的心灵，然后要去惦念那些日夜想念你的家人。人的所有的温暖一定是来源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来自远方缥缈的召唤。缥缈的远方，很可能是个高级骗子。

2020年的初春，我又来到贺兰山。这次是去参观“内蒙古太西煤集团”在贺兰山下的露天矿。我们站在半山腰一个稍平整的地方，此时的风不是很大，却把我稍长的头发吹向空中，像一團乱草。这团乱草，与彼时贺兰山西坡的枯枝衰草的景象倒也算和谐。

我们把目光向下，矿区的工作面是黑色的，矿区四周的山体也是黑色的。我看到露天矿工的生产场面，车来人往，一片繁忙。

这是贺兰山的西坡古拉本敖包镇，位于阿拉善左旗东部，贺兰山西坡段的腹地。东南与宁夏平罗县接壤，西与木仁高勒苏木相邻，北与宗别立苏木相连。这里过去就是煤田矿区，1986年2月，经内蒙古自治区批准设镇。现有常住居民两千多人。

我把目光收回，看周边的山景。这里山体的植被、岩石与东坡有着较大的区别。植被以灌木为主，夹杂一些落叶树木;岩石多裸露于外，层积岩的纹理清晰，表现出粗砺、坚毅的样貌。站在山坡上向西北一望，就看到了浩瀚的腾格里沙漠。

陪同我们一起参观的是内蒙古太西煤集团董事长王以廷先生。王先生向我介绍了太西煤集团的一些情况，也介绍了周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遗存，如南寺和腾格里沙漠等。

我站在山坡上，山下是煤矿工人采煤的场面，身边是灌木和岩石，一些野花正在盛开，远处是腾格里沙漠和还有没看到的南寺，此时，真有了抒情的冲动。随即口占一首打油诗：“春风静静染花冠，岭上闲云绕青天。四周虫鸣惹杂绪，不觉身处贺兰山。”我把自己的顺口溜哼了一遍，突然觉得我这首诗怎么有点像明代的玄默写过的一首《泥沟驿》呢。嗨，写格律诗的最大问题，就是难以避开古人的作品。或者，写格律诗大多是仿写与临摹，创造的成分显得有些少。所以，我写押韵体的五言、七言诗，无论符合不符合格律要求，都称为“打油诗”。

从贺兰山西坡下来，汽车在盘山道上颠簸。我的思绪还困在登山这个事情上东想西想。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登山者，或者说，生活的过程就是登山的过程，登山已经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是登顶者。没有严酷的自我约束，没有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死的决心，没有强烈的要获得涅槃快乐的欲望，很难登上高山之巅。

我又想到了孔子。《孔子家语·六本》中有一段故事，颇为有趣。录在这里吧。

孔夫子游泰山，和荣声期相会于郕地（当今何地，未详）之野。荣声期披着鹿皮制的衣服，拿着没有装饰的琴，摇头晃脑，边弹边唱。孔子问道：“先生为何这般快乐呢？”荣声期回答：“我的快乐很多，最突出的有三条：天生万物，以人为最宝贵，我是人，自然高兴，此一乐也;人分男女，世俗又以为男尊女卑，我是男人，也很高兴，此二乐也;人生寿命有长短，有的人很小便夭折了，而我活了九十五岁，当然高兴，此三乐也。贫穷是读书人的本分，死亡是人生的归宿，守其本分而得其归宿，有什么忧愁的呢！”孔子称赞他道：“讲得好！你是一位能自我宽慰的人啊！”

哦，所谓圣人，除了要接受天地之灵气之外，还要汲取民间的生活经验。荣声期用“为快乐而活”的生活目标，给孔夫子上了一课。

贺兰山也是要为快乐而活的（哪座山也不希望自己身上有战火），圣人要为快乐而活，我们老百姓更应该为快乐而活。

责任编辑：马小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