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鹏飞

（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海南 海口 570100）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船坚炮利,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呼吁国人思考如何变革。甲午战后，单纯强调实用型人才已不敷用。伴随外患日亟，教育救国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这一时期大量西方著作的译介与留学归国士子对新式教育理念的传播，成为教育变革的理论基础。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入到认识到非国民强无以国强，政府逐步将注意力转向基础教育。这一时期教育救国成为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爱国爱群作为兴办教育的直接诉求,在当时的社会中被不断强调。

一、新式教育的变革与国民教育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但对危机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面对这一“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19 世纪60年代，洋务派官员为应对西方事物，通过创办军事学堂、语言学堂、技术学堂以及派遣留学生，大量培养实用型人才。但由于并没有把教育推向全国民众，因此不可能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面貌。加之顽固派站在“卫道”的立场上，抛出不能“用夷变夏”的观点，对开明官员多加阻挠，其教育成果可想而知。

甲午战败，极大地刺激着中国人寻找失败根源。梁启超指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而“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梁启超并非提出开学校变科举的第一人，但其言论无疑在当时极具影响力与代表性。梁启超从救亡的角度出发，批评教育不能没有宗旨，明确提出教育的职能在于“养成一种特色的国民”；梁启超将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爱国心的薄弱，而爱国心薄弱主要源于“不知国家与天下、朝廷、国民之间的差别与联系”。因此对教育宗旨的拟定与普及教育变得尤为重要。

维新变法之际清政府提出：“省将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建高等、中等与小学堂”，对小学教育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但其所兴之学，并未推向全国民众，仍是封建教育与精英教育；张元济也指出小学只是举贡生监等所谓士人子弟的专有物，由于其跟普通国民根本没什么关系，因此不能算作国民教育。更何况随着戊戌变法失败，教育变革戛然而止。

甲午失败直至辛亥革命爆发，这一时期维新人士的革新思想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改良与立宪思想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梁启超承担着这一时期教育改革引领者的角色，在兴办教育、改造国民性、构建民族国家等方面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路。因此其对国民的阐述，对新民的追求，既反映着时代的呼声，也影响着清政府教育政策变迁。此外，留学日本的学生，看到国将不国的场景，在深刻反思日本强大的根源中逐步形成了兴教育、育人才、尚武等思想。其通过译介与发表文章的方式，将新的风尚注入国内，如蔡锷的《军国民篇》、蒋百里等人提出的军国主义。以爱国与救国为核心的教育思想逐渐在社会上形成强大舆论引导。

当“教育救国”思潮在维新变法前后持续发酵时，维新派对教育的认识与对舆论的引导作用重大。在论及如何唤醒民众，挽救国贫民弱的颓势时，维新派对“新民”的呼唤，以及尚武的渴望，不仅在民间形成共识，更是直接影响着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这一章程的实行，为全国教育的发展制定了标准，对国民教育普及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章程规定七岁以上的国民能够入学，并界定其宗旨为启发国民学到相应的知识，使其可以“明伦理、爱国家”。清政府为推动新式教育普及，不断要求各地方官员应当尽最大努力来劝诫当地民众入学，以增加入学人数，达到改化民俗之意。所谓“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之强弱盛衰”，可见这一时期从国家层面指明基础教育对于唤醒国民的重要性，并从中央落实到地方兴学的环节当中。但这一时期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拟定，仍不是为了民众的个性发展，而是蕴含着挽救统治的根本因素，即“务期推行无弊，造就通才，俾朝廷收得人之效，是为至要。”此外，清政府通过对必读课本的统一，加强思想引导。一方面控制人心，使其民不受蛊惑，另一方面使“乡曲愚氓，皆明于忠君报国之义。”尽管如此培养民众国家观念亦于此得以体现，“今朝廷锐意武备，以练兵为第一要务，然普海之民……性命之虑重，而国家之念轻。欲救其弊，必以教育为挽回风气之具。”

尽管此后对于学制偶有变通，但都未能彻底改变忠君的藩篱。因此这一时期在教育政策的变革中虽有着对于国民的重视，但其本质仍将人民视作臣子，忠君爱国仍是这一时期教育的根本目的。但尚公、尚武、尚实的规定俨然对于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以后，对忠君等糟粕思想的废除与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并非是空中楼阁，正是在教育理念不断地改进中对于教育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中华民国成立后，伴随民主共和观念传播，培养拥有共和精神的国民成为政府当务之急。就整个教育体系而言，国民教育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如时人所言：“教育为国家之根本，而国民教育又根本之根本，不待言也”“初等小学为义务教育，所以养成普通国民也。”1915年在教育部推动下颁布《国民学校令》将初等小学校改为国民学校，施行国民教育，至此国民教育成为义务教育的等意词。国民教育在民国成立后重要性日益凸显，尽管地方大员虽有因办学困难申请停办者，但“小学为国民教育，尤为国家对于人民必不可免除之义务，早为世界不刊定论”，因此国民教育在民国初年得到延续。

二、国民教育产生的社会根源

清末，政府为应对庞杂的财政开支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被迫启动清末新政以图自救，其中对义务教育的重视实为国民教育的肇端。那么为何此时国民教育会受到政府重视，并在社会上形成持续的讨论？在社会持续关注下，国民学校最终替代初等小学校成为施行国民教育的场所绝非偶然，究其原因分述如下：

（一）陶铸新国民，以应世界天演之法则

晚清以来社会动荡，社会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教育，大量介绍国外教育的论著与留学归国士子共同推动着清末教育改革。1903年，万声扬指出国民应有独立精神、合群性质、自主品格、进取能力、协图功利思想、不受外界抑制的气魄。而培养此种国民，必先自教育始。其在《中国当重国民教育》一文中分析世界上作为国民教育之先导的德意志、日本、以及英吉利、美利坚等国，论证出国之转败为胜、移弱为强的关键正是国民教育。而中国学制先仿行日本，后又依据德国做出调试。在这一过程中对国民教育的重视亦日渐提高。1906年发表于《新闻报》的《论国民教育》一文，指出国民教育普及使人人有爱国心，然后国方能强。“夫所谓国民教育者何也，盖一国之人民，必有一国之特质，肈端于图腾，膨胀于国族，出乎天天而入乎人人，即所谓爱国心是也。善教育者，利用此爱国心，发展此爱国心，于是而成为一种精神之教育，即所谓国民教育是也。”并以普之胜法，日之胜俄为例，指出教育“必国民教育能普及于全般社会，而其普及乃为有效。”在专制王朝下成长起来的民众，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国，囿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思想使其不知爱群众与爱国，因此将教育普及作为救国之道，整合个体力量，进而应对世界竞争大势，可见倡导国民教育、培育新国民在加强国家实力方面的作用。

（二）增进国民知识，以具共和国民之资格

清末立宪时期，有感于人民程度不足，而缓行立宪。民国成立后，亦面对因体制变革而民众程度实有不足的困境，因此自清末新政以来，政府便开始呼吁提高国民知识水平，以应对国体变更。1908年《并州官报》中辄有“现值预备立宪时代，各省人民程度不齐，殊为立宪阻碍，拟即通饬各省提学使于国民教育切实研究，务期使全国人民具有国民资格，庶可早日实行立宪。”尽管这一时期，清政府推行新政以自救为旨归，但国民程度不足实为当时社会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民国成立后，这一问题并没有因为清末新政的推行而得到解决。1911年高风谦在《敬告教育部》中指出“我中华民国，自专制一跃而进于共和，诚可沾沾自喜，然内顾我国民，果能应用此共和政体否。”可见随后对国民教育的重视以及频繁调整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以期速收教育普及之效。

（三）认识的转变，国民教育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

晚清以来，受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重视教育，自不待言。然义务教育虽有其名无有其实，使社会上对国民教育的强调愈发频繁。国民教育承担着输送基础人才的任务，没有这一步，遑论教育发展，所谓“必先有小学而后有中学，有中学而后有大学。” 然长期以来培养中倾向时效型人才教育，国民教育力度明显不足。无怪乎有人指出“今之研究教育者，往往于小学而忽之，不知小学为国民教育之母”又有言“中国学校林立，教育日渐发达。然推究其导源之所自始，当先注重于小学校”。但纵观教育发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成为政府的主要关注对象，“注重国民教育之声，举国风靡，至近五六年而极矣。” 正是基于从对人才的认识到拥有普通知识国民认识的转变，使得承担义务教育场所的小学不断调整，后国民学校取代初等小学校，以符义务教育之名。

（四）国民教育与军国主义紧密联系

当“教育救国”思潮在维新变法前后持续发酵时，尚武精神的培育也成为改造国民的重点，不仅在民间形成共识，更是直接影响着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对教育宗旨规定即包含尚武理念。此外，社会中对此亦十分重视，试图在培育国民始就将尚武精神加以贯彻，如旡闷说“今之所宜造成者，重道德而明国耻之国民也，体魄强而富武健精神之国民也。”那么应如何培养？“当以确定国民教育制度为基础。”中华民国成立后，对尚武的宗旨进一步发扬，蔡元培指出“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尚武理念的贯彻与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社会中对于此节的探讨也不断发酵，周震勋有言“今日之国家，乃国民全体之国家，……今日之战争，乃国民全体之战争，……全体之国家，当以全体之国民经营之，全体之战争，当以全体之国民捍卫之。”由此指出实行军国民教育的必要性。面对世界大势，非国民强无以国强，因此强调军国主义则当以国民教育为基础，分析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冯国璋指出“国民教育者即教导养育全国人民能同栖息于一土地，能同受国权直接之支配，而又能各尽其应尽之天职，以发达国家者也。军国民教育者，即养育教导全国之人民，具有尚武之精神，直接受国权之支配，而又能补充军人为国家捍患御辱者也。”可见对于尚武精神的呼唤与对于国民教育的强调一以贯之，也正是二者的交互联系，使得国民教育成为应对危机必须加以强调的重中之重。

三、山西国民教育的起步

民国建立后经过一系列教育改革，国民教育终成为教育制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山西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对这一变化有着充分体现。

清政府在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处于颓势的情况下，无力将发展重心移至教育。在预备立宪日益紧迫的环境下，尽管学部在《学部咨行各省强迫教育章程》中对强迫教育的执行加以催促，“现在预备立宪，非教育普及不足以养成国民之资格”，但若地方不能认真办理，则查实议处。但在当时督抚权力日益增强、清政府控制力日颓的状况下，这无疑是一句空话。即便如此，仍对山西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的新式教育虽始于洋务运动时期，但山西近代教育的确立实际上是在20 世纪初清末新政时期，如徐沟士绅刘文炳所说：“中国之教育制度在十九世纪之后半为转型时期。”尽管其对新式教育的起点判断有误，但其感受，也可以说明山西风气晚开。这自然与山西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此外地域性学术强弱、商业的发展、当地政府对教育执行力度、经济水平等诸多因素都影响着一地教育的兴盛。而根据调查“山西省小学之设，远在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当时由书院改为高等小学，由义塾改为初等小学，不惟经费不足，设备简陋，且无粗通普近科学之教师，亦无相当之课本，加以一般腐儒守旧观念太重，每立以一小学辄有用夷变夏之非难，以致年复一年，殊鲜进境，此种情形直至宣统末年，仍未稍改。”封建教育扎根越深，新式教育进入就越困难，但不管怎么说清末新政的推行，“使清末山西旧有的书院、县学和私塾中，出现了近代教育的内容，促进了清末山西旧教育向新教育的演变。”教育政策的推行尽管未能在山西推广开来，但整体上教育方针与政策的制定为山西教育发展注入了活力，对于新式教育怀有抵触之情的守旧知识分子也逐步受到影响。这一时期山西学堂的改建为民国初年山西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很多新式人才正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如下表所示学堂与学生的增多，对山西而言产生了有益影响。

1907-1909年山西省小学堂统计表

民国以后，政府对国民教育的重视推动着山西新式教育进一步发展，1912年山西都督阎锡山提倡兴办学校。虽袁世凯称帝时期倡兴“尊孔”“读经”等复古教育，但作为历史潮流的共和观念已不可逆。山西全省小学教育仍得以发展。“到民国六年（1917），全省各级各类小学发展到12582所，在校学生336464 人，教职员26945 人。”其时坊间流传着，“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剪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兴学之风只是从五台、定襄一带刮起，逐步向其他地方推广，其影响范围有限。民国六年（1917）阎锡山主政山西后，对教育进一步改革，山西国民教育的发展亦走上正轨，国民学校数量激增，就学人数大幅提升，学龄儿童就学率为全国之冠，一时被赞誉为教育“模范省”。

结语

国民教育根源于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不论是爱国思想还是民权意识，都需要以教育为基础。而社会生产的发展、民智的开通、综合国力的上升更以普及国民知识为前提。因此兴办国民教育不仅有渴望民众以国为本，舍身为国的目的，也是国民教育的价值所在。由此，提倡爱国爱群的国民教育被不断呼吁，并最终走向历史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