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

内容提要：《斑斓志》是张炜学术研究著作中最富激情而又解析透彻的一部。细腻温文与豪气万丈的文本、从容淡定的解析与纵横波澜的参照，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与审美的杂糅和透视，在最大程度上接近和还原了苏东坡这一奇人。

关键词：张炜 《斑斓志》 诗心 哲思 文化视野

苏东坡是汉语写作中知名度最高的大家之一，其文学光芒历千年不减。他是中国文学史中具有多面性的天才，其作品呈现的智能、灵异特性以及丰厚阔大的文化视野几近独有。他有着“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他是一个文豪，也是一个天真的孩童。他作为文艺家、政治家、普通人的多重人生值得深究。

苏东坡研究者千年不断，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当代研究者也是数见不鲜，而像创造者张炜这样以诗心哲思感悟苏东坡的却少之又少。张炜是当代文坛的大家，他锐于创造，精于学养，是作家中的学者，学者中的作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其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先后创作了《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等古代文学研究论著，开一代作家学术研究新风。《斑斓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无疑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新著。在这部学术新著中，张炜以一个创造者的视角，融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及审美于一炉，极尽可能地呈现出苏东坡斑斓多彩的人生。

—、丛林法则与误入“最大人家”

《斑斓志》是张炜学术研究著作中最富激情而又解析透彻的一部。它的学术性、艺术性以及对天才文豪苏东坡的畅想与感悟都令人兴叹！《斑斓志》和他已有的学术著作一样，都难划入“规范”的论著，但作品的学术价值显然又不是那些“规范”论著能取代的，细腻温文与豪气万丈的文本、从容淡定的解析与纵横波澜的参照，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与审美的杂糅和透视，在最大程度上接近和还原了苏东坡这一奇人。表面上看，《斑斓志》并非完全摒弃传统学术研究程式，开篇写苏东坡出眉山，但作品并没有沿着这条“记事线”走下去，并未过多涉猎苏东坡的生平，而是直奔一个大主题：苏东坡“误入最大人家”。这是一个醒目而令人震惊的主题，它打破了过去所有对苏东坡流水账式的分析研究，让他的研究一下站在了制高点上，由此直挑苏东坡命运的根本。

中国古代读书人唯一的目的就是入仕，做一个好官、做一个良臣是大多数入仕者最初和最基本的理想。家天下的体制特质决定了仕人的为器或不器，而这器最终的用弃主宰是朝廷，朝廷无疑是普天下众多人家中最大的人家。“朝廷是一个庄严端正之所，是治理的中心，是理想的基础，是安顿个人肉体和精神的最高堂宇。这里似乎可以拥有一切，可以真正地施展抱负……他们不由自主地将其当成最大的公器，于是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封建专制社会的朝廷其实并非一般的政体设置，而是天下‘最大人家’”。无论仕人优秀与否，都是这个最大人家的一个器物，本质上与“最大人家”构成的都是异类关系。这应该是研究苏东坡的大前提，离开或偏离了这个前提，也就很难有准确的结论。

朝廷这个“最大人家”对仕人来说，具有最大的神秘性和诱惑力，逐级攀爬的官阶是进入者的明码暗语，而制造和发布这些暗语的人就是端坐在龙椅上的家长。为国家效力实际就是为家长效力，报效国家，实际也就是报效家长。家长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个人意志与家长意志比起来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几千年封建政体下各级官吏的足迹，都在证明着这一真理。《斑斓志》对“最大人家”和入仕者的关系并没有做出武断的结论，而是剥丝抽茧层层剖析，从苏东坡少年得志离开眉山北上开始，描绘了他斑斓宏阔的人生。在苏东坡短短的六十几年里，一条藏在社会肌理之下的法则跃出水面——丛林法则。这是张炜对苏东坡研究的第一贡献。

用丛林法则解析朝廷的规则并不难，难的是大众普遍的不认可以及仕人的不愿意认可。忠君思想的根深蒂固，已经让体制下的任何人都失去了对最大家长的基本判断，因为所有人命运的主宰者是“最大人家”，这个人家的家长是真龙天子，是芸芸众生中的神仙，他是天下人的异类，是上天下派至民间的代理，他具有至高地位和顶级尊严，他是江山社稷的代表，是人间最大的正义甚至真理的化身，除此之外的任何人都是作为其器物而存在。这样的判断当被苏东坡在内的千千万万仕人学子认可。然而他们认可或被动认可的朝廷的本质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政体呢？“比起朝廷外的那些强悍聚集，在许多时候要‘庄重’一些，比如梁山和太平天国之流，二者比较起来差异是很大的，然而在本质上仍旧相似，都属于丛林法则之下强蛮争夺的结伙。”张炜把这一振聋发聩的论点摆在首位，此后对苏东坡的所有解读都有了理论根据。

中国的封建政体发展到北宋已经相当完备，在同时代的世界格局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国不久“杯酒释兵权”，重文抑武是他此后的治国方略，不仅如此，他还立下规矩，“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版图虽小，科技经济却不逊哪朝，“活字印刷、火药和指南针都在这个时期取得了重大突破，算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也遥遥领先于世界。”北宋的文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所有这一切的经济基础自然也得到了迅猛发展，都城汴梁户籍人口超过唐长安，汴梁的繁华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展露无遗。“举目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绮飘香。”种种迹象表明，这似乎是一个繁盛清明的朝代，而丛林法则下的弊端和腐朽却被苏东坡在内的一代代仕子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重文抑武让北宋的文官有了丰厚的俸禄，官娼家妓、歌舞表演等奢靡生活，时刻腐败着政体及政体下的每一个个体。在这样的政体下，同流合污的风险高到极顶，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实属不易。北宋官场的奢华是经济繁盛所致吗？当然没这么简单，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不奢华的不多，北宋的官场只是表现突出而已，而真正支撑官场奢华的另有其因，那就是丛林法则。这是一个近乎自然的法则，但它与文明进步背道而驰，与审美华章竞相敌对。

“‘家天下’的特质任何时候都不会隐匿到无影无踪，甚至会暴露无遗，如疯狂的压榨和掠夺;如穷奢极欲残忍镇压，上行下效，如成群的性奴;如群蝇竞臭，等等。投身于这样的体制之中，与一个读书人的报国之志相去甚远，与儒家的仁治之心相去甚远。”

张炜紧紧咬住这个大背景大前提，把苏东坡置于其中，让他的报国之志和仁心仁术在铁一样的现实中碰撞，以展示并非太久的跌宕人生。《斑斓志》用“误入最大人家”作题，其中“误入”一说实在高明。误导苏东坡进入最大人家的第一人是他的父亲苏洵，但他也只是一个引路人而已，而真正引他入彀的是深陷其中的中华文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的终极目的是做官，成为一个管理者，这是封建时代所有读书人的终极目标，也是大多数读书人的最高境界。这种可怕的诱导，使得中国封建政治一直原地踏步，迟迟不能迈进文明的家园。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热衷于对传统文化的赞美，而往往缺少对传统文化美丽光环遮蔽下糟粕的分析和批判，使得中华民族在近代文明史中几近缺席，一些极其简单的事关民族命运的理论问题被搁置一边，而对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却深研细究。

“宫廷是人工所能创造的最大神秘，也是最大的虚妄。”这是《斑斓志》贡献给苏东坡研究的第二个成果。

二、少年得志与诗体策用

苏东坡是一个天才，这是古今研究者的共识。他的著数之巨是北宋第一，他的妙句佳章之多应属古今汉语写作者之首。“他少年得志，后来屡次进阶，得到恩宠……得到了皇帝赐给的金带和骏马。”他的命运起始是幸运的，可以说让天下人艳羡。他的不幸开始得也早，如果没有老皇帝“不杀仕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训诫，“乌台诗案”或许是苏东坡生命的终点。

天下大成者多是才人，苏东坡也不例外，状写和梳理一个天才的人生轨迹绝非易事，《斑斓志》对苏东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之轻都有深刻地分析和悟解，而这些分析和悟解是符合史实和可信的。

苏洵和夫人程氏夫妇对苏家兄弟从小进行严格规范的教育，“学而优则仕”已经深植于苏家兄弟脑中，“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苏家，自然会让他们为入仕这个目标苦读。苏东坡在青少年时期曾将二百二十卷、八十余万字的《汉书》抄写两遍，以现在书写工具抄写一遍都非易事，何况纸糙灯暗的条件？今人是难下这样的功夫了，古人能下这样功夫的也不会很多，这不仅需要家境殷实，还需要定力和专心。苏东坡显然具备这样的定力和专心，他的用功和定力与其成才不无关系，但用功和定力不是苏东坡成才的全部动因，甚至都不是主要动因，用功和定力只是成就他的众多因素之一。《斑斓志》并未把我们的视线固定在苏东坡的“童子功”上，他把我们引到一些很不起眼的琐事中，而这些琐事倒是促成苏东坡成长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苏东坡在《洞仙歌》中自序：“仆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这个老尼姑引起了苏东坡的极大好奇，她自称随师父进入蜀主孟昶的宫中，当年的见闻散发着玄人与宫廷神秘的光晕，让苏东坡畅想不尽。

在苏东坡的生命之河中，的确存在许多神秘诡谲之瞬，比如他很小的时候突然就对玄学产生了兴趣，热衷但并未身陷玄学;“乌台”一百三十多天的生死悬疑，知死又复生等等，他对一些神秘莫测的事物充满好奇，而好奇心是一切创造者的原始动因，有了它，而后的人生和创造才可能超出常规，焕化出斑斓奇彩。

后人对苏东坡才华的研究多有量化分析，而对其自身以及環境奥秘部分的研究却鲜有见数，因为这种研究结论多数无解，就像大多数生命可以重复一样，而苏东坡这条浩浩之水是无法复制的。“苏东坡离去千年，他的诗文与传奇更加引人注目，更能惹人喜爱，也更容易成为这么多人的偶像。但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这样一位文学巨擘，关于他有多少空想、浪漫和误解，还须从头盘点。”

苏东坡的少年得志极易吸引人的目光，目光所及最多的还是他的才分，这是解析所有成才者无法绕开的话题，古今大成者之因如有十份，有几份会算到才智上呢？《斑斓志》显然没有简单地将苏东坡的才智和成就划等线。作为一个著作丰饶的当代作家，张炜自然也有极高的才智，然而他对文学的赤诚却更让人感叹，因此他对苏东坡少年得志以及之后的大成有着刻骨的认知。他对才华在文学创作以及其他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既不放大也不回避。

人们对苏东坡诗词文章的喜爱，在某种意义上导引了研究趋向的偏移，这对整个苏东坡研究是不周到甚至是有害的。“在苏东坡一生的所有文字中，诗及诗性斐然的文章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可以说是一种更自然地成长，而策论始终作为一种从政工具为诗人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是其生命追求的本体或主体部分，策论不过是这种能力的拓展。”苏东坡在其父辈的引导下，最初读书的目的非常明确，策论自然是他修学的重中之重。进士的应试科目策论就是为了选拔治国理政人才，这看上去与诗词文章的要求不尽一致，但优秀的管理者无不思维缜密，创造性甚至审美性的执政，又是管理者难得的能力。当年苏东坡极力反对王安石罢去诗赋、单一经义策论取士，认为“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斑斓志》对苏东坡有这样的评价：“苏东坡本质上是一位放纵的诗人、想象的天才，他的策论完全派生于诗章的能力，没有浪漫的激情，就没有那些周密的思考和飞扬的神采。”

这里不难看出，苏东坡以及古代仕人的主业并非诗词文章，他们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业余作家，即使到了封建时代末期，中国的作家也很难从众多行当里独立出来，只有如曹雪芹、蒲松龄、吴敬梓等不能入仕者才可埋头著书，而这种书写行为在当时并不被看好，甚至被认为不务正业。业余与专业写作哪种方式更佳，至今都很难定论，因为文学作品这种极其复杂的精神结晶，他的生产方式也应该是极其复杂的。张炜对写作更倚重工细和用心、与文字密不可分的灵魂以及常人畏惧的辛劳，而专业或业余倒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苏东坡有着极好的文学修养，他的才华在少年就得到了呈现，而他的这种文学才华就像魔鬼附体一样根植于他的全部精神世界，因此他的策论等公文，不可能脱离附体的文学才华另起炉灶。他的策论虽不及诗词华章，但亦有诗的灵悟，完全不是“八股”的官样文章，这样的公文皇帝自然也会另眼相看，这也就助长了苏东坡的诗化策论发而难收。“比起他的韵文和闲文，这些文字已经显得肃穆沉郁了许多，但还是有无法遏制的洋洋洒洒，这在那封著名的万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对于政务繁忙、日理万机的宋神宗来讲，这篇奏章实在是太长了一点，而且有咄咄逼人的口气、势在必得的坚持，读来太过刺激。”苏东坡这可是犯了官场的大忌。中国任何一个官场的局外人都明白的一个道理，难道苏东坡不明白？答案是肯定的，苏东坡不明白，他和所有才气冲天的人一样都不明白，如果他明白了，也就没有后来的乌台诗案，也就没有完整的苏东坡了。

苏东坡的才华曾得到朝野的一致赞同，没有他的才华就不可能得到“家长”以及皇太后的喜爱，他的才华漫延到了不该去的地方，才招致“乌台诗案”，但又是他的才华让包括皇太后在内的惜才者在至危之时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才华对苏东坡来说是福祸两面，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

三、植造无休与多趣人生

苏东坡有着多趣多意的人生，认识这样的异人，就要从他生活的细节入手。《斑斓志》引导我们迎着苏东坡耀眼的文学光芒走进他真实的生命细节，让我们看到一个有别于千口一辞的苏东坡。

首先，苏东坡少时就对玄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对他成年后以及“乌台诗案”后的人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使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对苏东坡自己来说或许是某種精神依托，让他从至难至苦中得到喘息。苏东坡的人生可谓波澜壮阔，由人间最高殿堂跌入人间地狱，这种生命的过山车，无法用正常的思维解读，在超乎寻常的人生跌宕里，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会让人跌倒，以至于再无站立之能。

其次，《斑斓志》并没把苏东坡好玄之事过多渲染，转而把我们的视线引到他的植造上来。植造是一项再普通不过的行为，农人商贾皆会春时在自家庭院择木栽植。这让我们想起了当今的许多城市，林立的高楼从不同的方向遮蔽着撒向人间的阳光，也遮蔽着我们的视线，目力所及皆水泥灰墙，即使装点成各种色彩也显得异常拙劣和俗套，人们被坚硬和毒、废气包围，生命的蓬勃迹象和绿意正在一点点消逝。《斑斓志》却把植造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拿来细究，实有深意。苏东坡生于眉山，眉山相较于京师或其他州府毕竟算个外乡，想必眉山老家山青田绿，这给了进入仕途的苏东坡以唯美的记忆，而州府和京城估计远没有眉山的植被茂密，即使有些许植被，想必也会大露人工痕迹，热爱自然的苏东坡对此怎么会不在乎呢？山青田绿的记忆奠定了苏东坡的精神底色，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漫长人生都刻着这一醒目的烙印。

仅仅从少时记忆和习惯来谈苏东坡的植造那就太肤浅了。这种以增绿为特征的植造在张炜这里显然另有象征。苏东坡最初像许多入仕之人一样，对朝廷宫阙充满了向往，一旦得进便知与初念大相径庭：“自己竟然跌入了一个阴暗污浊的、狭窄的小世界。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要告别明媚的阳光和充沛的氧气，在一个特异而曲折的空间里享用和忍受，直至死亡。由于缺少照晒和新鲜空气，霉菌丛生的腐败是必然的……敏锐如苏东坡者，对此肯定有所觉悟，也必然有所超越。”为了能够再次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苏东坡多次要求外放，得到应准后的苏东坡，每到一地，自然开始植造。世人往往把他的植造看成生活的小情趣，是人之常情，但人之常情和小情趣何能支撑苏东坡植造不休？这显然是一种生命的大节操，是苏东坡区别于其他为官者的思想基础和文明尺度。张炜从苏东坡植造中提炼出的亮点，是认识苏东坡的另一把钥匙。“如果说文字书写是一场虚拟，那么宫闱的文字就变成了虚拟中的虚拟。”也许苏东坡在经历了短暂的虚拟之后便有了破解的良策，他喜欢绿色，喜欢绿色所激发的生命活力，由此钟情山川自然，在已经固化了的城镇植造绿意就再自然不过了。

仅用植造对付以科举开始的虚拟人生是远远不够的。那种刻板枯燥单一的人生不是苏东坡的理想人生。苏东坡的本质是浪漫的，骨子里的放浪无时无刻不激荡着他，然而他的激情和文章常常与“最大人家”的规则相悖，为此他险些丧命，他知道“宫廷如同一间大考棚，在这里作不出人生的大文章。”他的人生文章力避虚拟，直逼真实。

再次，《斑斓志》对苏东坡的“真实文章”可谓用心，历述他离开京师在杭州、密州、徐州的点滴，修路造桥、赈灾济民，著名的杭州苏堤也只是一笔带过，这似乎是官样文章，而对三州之外的黄州、惠州和儋州一些事件考证可谓用心。苏东坡的生命里有个“乌嘴”，它是一条狗，《斑斓志》对“乌嘴”的记述颇具神力，它对苏东坡的忠诚信赖几乎就是动物和人类友情谱的标本。我们常常看到被贬的苏东坡是一个手持长锄身系大瓢，一步一响的农夫形象，在这样的困境中，苏东坡冒死吃河豚以及“东坡肉”的创造都是千古传扬的佳话，一个热爱生活蓬勃向上的苏东坡立于田垄，翘首北望。也许他在构思着未来的人生文章。

最后，对中医的认知和修炼是《斑斓志》对苏东坡的又一钩沉。中医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科学，中医广泛的临床实验需要耐心细心，这是一项非专业不能为的有益于大众的事业，每一个中国人对中医都有着程度不同的热情，但苏东坡的热情超出了常理，以至于同沈括（《梦溪笔谈》作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的《苏沈良方》却成了后世医家的必读书。苏东坡对丹丸的喜好始于少年，“他一再拓展认识和实验的边界，以至于包容无限、泥沙俱下……这真是一个生命的奇观，一个天地之间的大悟者，一个生命的高蹈派，一个事无巨细的新历者。他对待无形的心神使用了修炼，他对待有形的躯体使用了医药”。

苏东坡作为一个官场人物，难免树敌，但在“乌台诗案”决定其生死的关键时刻，政敌王安石、章惇却能出手相救，如果没有王、章的公正，没有苏东坡多趣的性格和胸怀，“乌台”也许就是他的生命终点。身陷官场的苏东坡一直都在“走神”，而他的那些诗词华章则是他“走神”后的心语，这是《斑斓志》对苏东坡研究的又一贡献。

四、追慕陶诗与审美无界

《斑斓志》在研究苏东坡时重笔评析了一个文学名家陶渊明，这个人对苏东坡的引领甚至超过了他的精神支柱儒学。客观地讲，陶渊明官不及苏东坡，文与苏东坡也有很大差异，然而陶渊明有意无意达到的思想高度进而成为一种审美境界却让苏东坡望尘莫及，而后人则可以拿陶渊明作为某种尺度，来衡量一个历史人物境界的高下。“苏东坡几乎唱和了陶渊明的所有诗章，他和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差异太大，无法复制对方，只能隔开时间的长河向对方致以深深的敬礼，想象着那种生活。这样的一种向往和想象给了他极大的滋养，尤其在仕途坎坷之时……有时苏东坡一厢情愿地把陶渊明想象成一个自主自为的人：愿意为仕则为仕，不高兴了则可以弃官而去。实际上真实的陶渊明并非如此，他大致还是因为无法行进于仕途才回到田垄;稍微不同的是，他在后半生终于能够经营自己的田园，苏东坡却一次次被催逼上路，折返于仕途。”

《斑斓志》对苏东坡追慕陶诗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一个为官者被贬思慕田园，这体现的多是本能，就像受了惊吓要哆嗦一样，往好处说也难脱机会主义的选择，而一个人始终乐于田园，并从自然和阳光中汲取营养，这才是大思之得。陶渊明的田园之路并非圆满，他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倒下，一个厮守田园，一个踉跄于官场，最终的结局却惊人地相似。在《斑斓志》评析苏东坡和陶渊明的文字里，我们强烈地感到无奈和叹息，这或许就是中国仕人的无奈，中国文人的无奈。

社会学可以解读一切历史人物，但仅有社会学的解读还远远无法还原一个真实的苏东坡。《斑斓志》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分清苏东坡文字的两种功用，公文和审美。苏东坡公文的数量和质量在同朝甚至在纵横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堪称之最，这极可能被众多苏学研究者忽略，苏东坡在公文和審美两种不同的文字中跳舞，难免在某个时间里把两种文字的性质混淆，为此他付出了“乌台”一百三十多夜的沉重代价。

汉语言文学之所以给苏东坡至高地位，归根结底还是因他的无法复制的审美文字，他的文辞几乎把汉语的美推到极致。

法国作家海涅曾在《法国的现状》中写道：“言语之力，大到可以从坟墓唤醒死人，可以把生者活埋，把侏儒变成巨无霸，把巨无霸彻底打垮。”言语之力远不止于此，就苏东坡的语言而言，是创造了美，他用虚拟的文字创造了一种可视可摸可闻可赏可鉴的美，这种美之力远大于规范语言的“工具”之力。“我们通常的见解，是解诗须知作者，这也是索隐派之意义所在，不过就单纯直接的目的而言，一旦沿着这条路径走得太远，就会走向反面，对文本造成遮蔽和误解。这种学问貌似用心尽力，也似严谨，其实过犹不及，是一条误己误人之路，因为在那些特异的灵魂面前，在那些艺术异才面前，远超个人局限和个人经验、如有神助的情形时有发生，甚至是一种常态。由此所创造的艺术，其解读余地之大、空间之大，应该是所有研究者、审美者首先要知道的。”

《斑斓志》对苏东坡进行了富有哲理的社会学分析之后，浓彩重笔苏东坡语词的审美，全书以诗心诗境解读了苏东坡不计其数的诗词，以期发现其文辞中的审美意韵，尤其对苏词以及中国词的出身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可以说是一个今人对一个古人的省察与审视，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膜拜与赞美。

1.千年共婵娟，明月几时有

中国古代诗人中关于月的审美文字，大概苏东坡可为第一，或者与李白并列第一。《斑斓志》随手列举《记承天寺夜游》《夜泛西湖五绝·一》《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前赤壁赋》《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等等，张炜对苏东坡和李白对月的深悟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们对于月亮并没有愚昧和自欺，而是极尽奢华地享受了自己的心灵之月。比起白天，月夜是阴性的美，它私密、含蓄、柔弱，这样的属性当然更多地适于一个诗人，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多情的人。”“在静夜，在月光下感受一个世界，它是大不同于白天的另一个世界。现代人出于深刻的好奇，发明了探月器，结果却陷入了技术主义的圈套，收获了一轮破败的月球。自古以来天穹中那么美好的一个存在，一个心灵的存在，就这样无意间毁掉了。这可以视为现代进步所犯下的一个极大的、不可饶恕的审美错误。”

2.苏东坡与毕加索

《斑斓志》对苏东坡和毕加索的比较堪称奇绝。一个画家、一个作家，一个西方人，一个东方人，一个生活在古代，一个生活在现代，然而这些区别都不能阻隔两个艺术家的审美特性。中国人对于毕加索的了解和热爱远不及对苏东坡的了解和热爱，但两个艺术家所达到的艺术审美高度却让张炜看重。毕加索的艺术创造迥异于西方艺术的几乎各个门派，他的人生则远没有苏东坡那样的跌宕，在一个似乎寻常的生活氛围中创造着异乎寻常的艺术作品，他生活在商业社会的旋涡中，在拥挤的绘画市场中占得生存之位，而苏东坡的政治周旋让他时常不得不停下创作和审美，但两人都有不可思议的能量。毕加索一生没离开自己的专业，成名后除了绘画他没有走进别的任何一个行当，而苏东坡一生的专业则很难界定，如果必须给出一个名目，那也只能是一个仕人。苏东坡成名很早，但成名是在仕途中，成名后仍在仕途，中途遇折曾幻想走陶渊明归隐田园之路，但最终以仕人收场。仕人这个称谓不是艺术家，但谁又说苏东坡不是一个绝顶的艺术家呢？说到底，他与毕加索生活及创作的道理还是一样的，即真正的大艺术家也许没有什么“专业”与“业余”之别，不同的是外在的生存方式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审美创造。

3.苏书无“帖意”

在整个苏东坡的审美作品中，其书法作品当属重要一支。后人欣赏他的书法，但又无法将他归类，他并非寻“帖意”前行的书家，因为书法在苏东坡手里仍然是创造，仍然是审美，而“帖意”则大大束缚了人的手脚，最大可能地限制了人的创造力，规范了这种创造的审美，最终让这种艺术的创造和审美原地踏步。苏东坡曾经在《论书》中说：“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我书造意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斑斓志》则有进一步的分析：“说到底这不过是生命的痕迹，人的内在品质、先天与后天的综合内容，都在笔画中得到了呈现。这种表达不是将字词作为指代符号来阐明语意，而直接是欣赏文字本身的形态，其艺术性蕴藏在一撇一捺之中。将字迹视作艺术，是最晦涩也是最直观的。”

苏东坡书法有着独有的意、象、形之美，他之所以独秀于书林就在于他的无“帖意”，他沿着朴实自然之路走向内心走向自己。书之无“帖意”是创造的需要，是审美的需要，如果不谈审美，“帖意”自然是成功的有力保障。然而苏东坡整个艺术生涯中最不可替代和不可复制的则是审美，这也是《斑斓志》给苏东坡研究最深邃的注解。

最后，我还要回到汉语这个话题上来。汉语不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沟通工具，更是我们面对世界和审美的最优异的声音和独特的文明的符号，它在古今众多文学家手上已经变成了审美的海洋和无尽的莽林，而苏东坡则是引领我们走进这片海洋和莽林中心的先贤之一。“我们今天踏上的路径不过是从汉语深处走出来，走向不求甚解的边缘，而后失语。我们正在走向全球化的语言平均值，固有的深度和个性都在丢失，或以未有的速度衰减。就文学审美而言，这是令人极其悲观沮丧的。”这是《斑斓志》对苏东坡研究的又一大贡献。

把文学创造的起始点定为词语的张炜，其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显示了他巨大创造力，《斑斓志》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这种可贵的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