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翔宇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首大同几千年，金戈铁马，旌旗猎猎，融合固然是暗合了地名本身的奇妙定调，但是因为地缘，自强与强硬，一直是大同血液里的钢骨。武侠里每一个牛人的江湖地位都是靠交手打出来的，上下五千年来每一个能在史书上留下彪炳记载的地方，也大多是靠强悍凝成丰碑。征战洗刷出来的，不仅有和平，还有品格。大同的强，是由里到外的，城坚心铁，守住的是国门，融合的，是文明。

除了在北魏是都城，大同还曾经是两百余年的辽金陪都。辽金时期的大同，不仅是我国北方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中心。西京大同是漠北和中原联系的交通枢纽和咽喉和周围地区的边贸交易集散地，也是契丹、女真和汉族等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名城。文人汇集、文化荟萃，大量契丹与女真贵族和官员迁居至此，是民族融合的第三次高潮。

所谓强，无外乎一览众山小。就城市地位来说，能体现强的，无外乎文治武功。

先说武功。辽、金时期，作为大同之所以能成为西京，是因为战略地位。大同，不仅是当时西部地区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更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两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辽史·地理志》讲：“辽既建都（指西京大同），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也就是说，整个辽代的大同城都有亲王率重兵在此坐镇，而这些亲王实际上就是大同城的最高长官。辽圣宗耶律隆绪时，统和四年三月宋太宗派潘美、杨继业大举攻辽，力图夺回燕云十六州，夏四月，潘美攻陷云州。至此，双方在大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随后辽重新占领了大同。打仗的这些名字熟吧，《杨家将》里开场最惨烈也是最引人入胜的血战金沙滩、大郎用袖箭射死天庆王、大郎二郎三郎一同战死、四郎八郎被俘失落番邦、五郎看破红尘出家五台、七郎杀出重围搬救兵不成反被奸臣潘仁美亂箭射死、杨继业带六郎死战两狼山，父子杀散，老令公怒触李陵碑的经典一段，就是围绕大同的战略争夺展开的。

抛开评书演义，真正的历史，这一节，叫雍熙北伐。雍熙三年（986），宋太宗乘辽朝新君初立之机，派三路大军北伐。最初，三路大军进军顺利，收复了不少失地。但随着西北路军米信部新城会战失利及东路军曹彬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市西南）被辽名将耶律休哥击败，宋太宗急令宋军三路大军撤退，并命潘美、杨业统率的西路军护送百姓内迁。监军王侁和主帅潘美指挥失误，且怯阵先退，致使断后的杨业陷入重围。杨业一部孤军奋战，最后负伤被俘，绝食三日，壮烈牺牲。

雍熙北伐，是宋辽战争过程中宋对辽的第二次战略进攻。这次战略进攻的成败，不仅在军事上对宋辽双方态势产生重大变化，而且对宋的内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战的失利，使宋对辽的战略关系由进攻转为防御，从而使在对辽关系上“终宋不振”。直到澶渊之盟的签订，宋辽大体上维持了和平的局面。

金代大同的战略地位仍然如此，如赫赫有名的攻打北宋的宗翰就曾长期驻镇于大同，把大同作为一处重要的军事基地。

宗翰是谁？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里，把他的名字译成了粘罕，金兀术的大哥，大狼主粘罕，兵强马壮人傲的主儿。历史上，完颜宗翰（1080-1137年），女真名黏没喝，又名粘罕， 小字鸟家奴，虎水（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人。金朝宗室名将，国相完颜撒改长子 。勇猛有谋略，拥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备受信任重用。天庆五年（1115年），建议举兵灭辽，大败辽军于达鲁古城。金太宗即位后，建策攻宋。天会三年（1125年），大举攻宋，南渡黄河。天会七年（1129年），俘虏辽天祚帝，灭亡辽国。制造靖康之变，俘虏北宋徽钦二帝。天会十五年（1137年），去世。正隆二年（1158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年间，赠秦国王，谥“桓忠”，配享金太祖庙廷。

和平是打出来的。无论城头旌旗如何变幻，对守城而居的老百姓来说，一个揆文奋武的政权，就代表着安定从容的市井生活。

说到揆文，大同无疑在辽金时期达到了又一个巅峰。

契丹族是辽代的统治民族，早在辽前期，就有契丹五院部和六院部的部分部民被迁徙到云州、归化一带，更有许多契丹官员都在这里任职，大同设为西京后，渤海族、奚族、党项族、室韦、吐谷浑、突厥、乌古和敌烈、沙陀等各族人，更是随着辽政权进入大同。

女真族的祖先居住在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北宋末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诸部，建立了金政权，金灭辽时，金辽双方在大同展开激战，其后金在大同设立枢密院，大同成为女真族的两大军政中心之一。在女真人统治中国北部的一百多年间，大同作为金政权西京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女真人为了进一步巩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多次大规模地从东北把女真人迁往汉族居住区。

辽金时期，大同作为陪都，契丹、女真的贵族和官员云集，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各少数民族聚居的重要都会，城市布局、建筑形式、风俗习惯都受极大影响。大同华严寺建于辽清宁八年（1062年），是西京最大的佛寺，也是契丹皇族的家庙，其坐西朝东的朝向，反映了契丹“东向而拜日”的习俗;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中有辽代塑像31尊，堪称辽代雕塑之精品，中央的三世佛庄重慈祥，四大菩萨娴静端庄，特别是有一尊合掌露齿的胁侍菩萨，身段曼妙婀娜，被称作“东方维纳斯”。大同辽墓彩绘中的地毯、驼车、髡发造型等，都具有典型的契丹风格。而几座金代家族墓葬，则采用了女真人特有的火葬习俗，或是土葬与火葬相结合的葬式，如大同西南郊的吕氏家族墓等，证明在丧葬习俗上，汉、契丹、女真或其他多民族的特征均有吸收和融合。而在文学艺术角度，游牧民族的乐曲、舞蹈以及诗词文章，都在当代的大同留下了深刻印记，如非遗剧种“耍孩儿”，就是脱胎于金元时期的北杂剧。

宋辽金元时期，是我国第三次民族融合的高潮，辽、夏、金、大理等民族政权向中原扩张，战争、贸易、宗教等多角度的交流，使大量的契丹、女真包括波斯、阿拉伯人长期与汉民族杂居，直至元代建立大一统王朝，形成了相对稳定而巩固的民族关系。辽金时期 的西京大同，作为以汉族为主体，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探索了边缘地带民族融合的新路径。 同时大同因为是中国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也由此成为了中原与边疆进行贸易交流活动的门户，草原、渔猎、中原农耕以及西方文明共同汇聚于此并交流扩散，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容，向西可借助草原丝绸之路与西亚、欧洲相连，向北通过万里茶道与蒙古、俄罗斯进行贸易交流， 亦是佛教、伊斯兰教入华大规模传播的重要一站。辽金末期至元代，波斯、大食、于阗国、锡斯坦、加兹尼王朝等国家和华夏大地有着频繁的政治、贸易交往，西京大同为诸国使者往来的必经之地，成吉思汗西征东归后，带来了十万余花剌子模等西域各国的工匠和艺人，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被安置到西京。而元代初期又在西京设立官营手工业组织，也是由部分穆斯林匠人组成的。大同已经不仅是北方的交通枢纽，更成为文化的大熔炉，多种文化在这里和谐共存。

生命的起源，最合理的解释是，宇宙间星体的碰撞融合，带来了物质元素的化学变化，诞生了物种的奇迹。碰撞与融合，就此成为由生到存、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抢夺到拥抱的繁花尘世归途和法则。金庸假《九阳真经》说，“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每一种强大都是源于厚积而薄发的淋漓绽放，而绽放之后，那些繁花并没有归于尘土，却化为清风细雨，润物无声，拂掠人间，成为下一粒强大的种子，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