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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尽而意无穷

2021-10-22王若夏

炎黄地理 2021年8期
关键词:三国志君主三国

王若夏

《三国志》历史叙事的结构

陈寿是我国西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学作品蕴含了丰富的求真思想、经世致用思想,为后世留下了尤为宝贵的财富。他笔下人物的思想观点、统治观点、民本思想在我国史学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寿的《三国志》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三国志》成书之后,有人说这本书的作者擅长叙事,具有学识,是“良史之才”。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本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为主线,按照时间的发展,“纵向”记叙各个时代的故事。而《三国志》则是“横向”描写一个时代的三国所发生的故事。陈寿的《三国志》分撰为《魏》《蜀》《吴》三书,它也是开创纪传体国别史的先驱。在这种叙事体下,陈寿以人物为中心分别撰写三国的历史。

陈寿的《三国志》将曹魏君主列为本纪,将蜀汉、孙吴二主列为传。这在表面上是碍于现实背景带来的压力,而委曲求全之作,实际上刘孙二帝传名纪实,都是编年叙事,而三国各书都有系统和纲领。唐代的历史学家刘知幾在研究《三国志》时,发现了他的这一写作深意。对此,他表示陈寿的《三国志》记载的孙、刘二帝实际上也是“纪”,“三国”君主的地位是平等的。陈寿精心安排下,《三国志》的叙事中心为:曹魏、蜀汉、孙吴三国,脉络清晰,写作思路顺畅,读者在阅读时能够一目了然。

作为断代史,陈寿所面临着与班固不同的问题,班固撰写的内容为汉朝大一统皇朝,而陈寿所要撰写的是分裂局面下,魏蜀吴之间的历史。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三足鼎立,互相对峙。对此,《三国志》表面上记叙的是曹魏君主为本纪时,孙刘二帝传名的纪实,实际上却描述的是三个互不干涉政权的国家史事。

在以国为体撰写三书时,《三国志》采用纪传体,以人物的立纪传为主,以人物表现整个历史时代的现象,凸显时代的背景。全书一共六十五卷,涵盖纪、传而无表、志,与其他史书相比较为独特。全书有类于人物传记汇编,在五十六篇中,四篇为帝纪《文帝纪》《武帝纪》《明帝纪》《三少帝纪》,四篇为君主传,包括《先主传》《后主传》《吴主传》《三三嗣主传》,两篇为单传,包括《诸葛亮传》和《陆逊传》,其余的五十五篇都为人物合传,合传的比例占到了全书的百分之八十。

《三国志》中的合传人物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或是具有一定的相似关系,人物合传讲述的是一个整体的事件。比如说,《张乐于张徐传》讲述的是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人合传,这五人也被称之为“五子良将”。另外,在人物合传中,《三国志》带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带叙指的是叙述传主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叙述了大量的人物。

除了合传带叙,三书合而为一史,彼此互见,能够将魏蜀吴之间的历史整合到一起,对国之间的战争进行详细描述。魏蜀吴三国史事需要按照一定的战争事件联系起来,做到三书互见的同时,注意详略得当。陈寿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性格品性,发现了很多历史人物有着同样的结局,也得出“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结论。他十分关注关羽、张飞等人,称他们是性情中人,在他记载的人物传中,也写出了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

自古以来,史料都是以历史学家的撰述为主,或者是根据群众言传的史事,对群众的说法进行统一记录。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就是通过采摭取材,并细致地甄别史料内容的形式,并取舍不可信的记载。能够体现陈寿撰写《三国志》精准取材的,是他在《陆凯传》中的一段描述,他表示对自己所得到的材料进行可信度求证,最后表明《三国志》记叙都是真实可信的。陈寿所取的史料都是经过细致筛选留下来的史料,史料中的内容都是反复进行凝练,通过简明扼要的语言进行表达,进而更好地叙述历史事件。

《三国志》历史叙事的内容

《三国志》所采用纪传体,以人物的经历为叙事题材撰写,各个历史事件也融入到人物传之中。另外,与《史书》《汉书》进行对比,三国的叙述形式是以“国”为主,分撰三书。对此,我们对三国《魏》《蜀》《吴》三书的历史叙事内容和特色,分别进行描述。在编撰上,陈寿将魏国帝主记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的史事,以蜀、吴二主为传进行记事,随后进行权属协调,进一步彰显出三足鼎立的格局。全文的叙述清晰流畅,陈寿还善于运用婉转的表达方式,将史学家的精神由前到后贯穿于整个《三国志》之中。

魏国在汉建安的二十五年建立,曹丕改年号为黄初,代漢称帝。《魏书》首立《武帝纪》,追溯曹魏的历史,通过《文帝纪》《明帝纪》《三少帝纪》来进一步叙述曹魏的建立、发展以及灭亡,《魏书》的内容雄伟辽阔,记录了魏国的发展全盛时期,记叙了国家和人物的事迹和命运结局,侧面反映了曹魏的兴衰。《魏书》包含了“曹操及曹魏君主”“后妃传”“汉末诸侯”“诸夏侯曹”“武帝臣僚”“武帝子和文帝子”“文帝以下诸帝臣僚”“方技”“乌丸鲜卑东夷”这些内容,纪传体围绕着人物叙述,呈现出“以人系事”的特点。《魏书》描绘的内容量较大,记载的人物较多,一共记叙了159个中心人物史事,带叙了72个人史事,这些内容足以看出《魏书》内容的“雄伟辽阔”这一特点。

蜀汉的建立者为刘备,建立于建安的二十六年4月,刘备在那一年改年号为章武。《蜀书》首立《刘二牧传》,主要是记叙汉代的基业,从《先主传》《后主传》开始,记叙了蜀汉的建立、发展到灭亡。《先主传》《后主传》为纪实,是《蜀书》之纲纪。《蜀书》主要包括“刘焉父子及蜀汉君主”“二主妃子”“二主臣僚”这几部分的内容。《蜀书》的内容奇特瑰丽,讲述的历史事件是奇特、瑰丽的,人物事件特征较为鲜明。纪传体主要以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着人物性格特点、行为习惯展开叙述。《蜀书》与《魏书》相比,内容更加简洁,但表现出“奇特”的特点,这也与蜀汉的“国不置史”有密切的联系。

孙吴的建立者为孙权,建立于黄武元年,当年孙权受封吴王。在黄武八年,孙权称帝于武昌,改元黄龙,并正式建国。《吴书》首列《孙破虏讨逆传》,主要是追溯孙氏的崛起,记录孙吴的建立、发展、兴盛到灭亡。《吴书》中主要包含了“孙坚父子及孙吴君主”“刘繇太史慈士燮”“妃嫔”“宗室”“吴主五子”“臣僚”这几部分的内容。《吴书》不比《魏书》的雄伟辽阔,不比《蜀书》的奇特瑰丽,但是它的形式内容比较齐整,记叙的人物史事、载文数量比较统一。

《三国志》历史叙事的意蕴

《三国志》一共有六十六卷,最后一卷为叙录,《三国志》的内容主旨、价值意义、叙述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意义。《三国志》不光包括“纪”“传”,还有“表”“志”,都是在叙述汉末以及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陈寿在叙述中要注重人物评价,将本纪和列传中的正文部分进行评议,进而将治国思想与历史人物、历史事实进行有机结合。

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的历史叙事文风比较简洁,内容详实。然而,有清代的文人评价陈寿的《三国志》文采不足,表达的内容比较简洁。但是,也有很多文人评价陈寿“属文富艳”,这与《三国志》简朴的文风产生了矛盾,这足以表示《三国志》的文风简洁并不是陈寿文采欠缺所导致的。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舍弃了浮华的辞藻,诗词引入较少,内容简朴,有意避免“以文害质”,形成了极简的文风。《三国志》的历史叙述语言以质朴取胜,并不追求辞藻华美,朴实地对历史事件进行阐述,历史撰述真实。

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摒弃了大量的鬼怪、灵异之事,他在描写《三国志》历史叙事时,极力避免选取荒诞怪异的事件进入史料,这也正是《三国志》历史叙事的可取之处。另外,《三国志》下笔严谨,不妄写史事,辞藻修饰也较少,较为真实地概括了历史事件。《三国志》与其他的史书记载有所区别,有记载但史实并不确凿,或是无法求证,而《三国志》中削减了不确定的内容。此外,陈寿对于存疑但又十分重要的史料,进行了特殊处理。比如说蜀汉四十余人行事失考或事迹不详,陈寿却没有对他们进行作传,而是集中于注解,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了解释说明。《三国志》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完整记录魏、蜀、吴三国人物史事的信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国志》的历史叙事以德彰善,有益于治,将中华的传统“德”融入到整个史事记载中,重点描写品德高尚的人物事件,详细叙述人物的行为表现。其中,《三国志》盛赞帝王或官员的政化之美,赞誉“为民”决策,称赞他们“国之良臣”;《三国志》重视对忠贞节义的宣扬,赞誉士兵的忠心,赞誉士兵奋勇杀敌的勇气,肯定了报效国家的情怀;《三国志》赞扬了孔融善待太史慈之母之举,也正是因为孔融的坚持,太史慈在危难之际派兵救援帮助孔融。因此,《三国志》是难得的“劝善益治”之作。对于为君服务的臣民来讲,陈寿能够宣扬历史人物的忠贞节义,进一步强调“臣之义”。不仅记载了一些忠臣义士,对反复无常、不仁不义的人,陈寿也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国以民为本,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百姓的生活,在战乱年代,统治者采取惠民政策、抚民政策。对此,陈寿在对君主进行评价时,结合君主对百姓的态度进行分析。《三国志》的历史叙事不吝啬笔墨,对君主的得失进行叙述,匡矫君主之失,知古鉴今。陈寿在叙述魏明帝大兴宫殿时,讲到民不聊生,百姓忙于劳役的现象,对魏明帝的这一举措进行批评。在讲述吴末帝孙皓时,提到暴虐凶残、穷淫极侈,讲述了吴末帝孙皓的行為举止,陈寿认为“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陈寿在进行叙事时,不止用直接描述,陈寿还借陆凯之口揭露了孙皓的弊政昏淫,引入陆凯的语句进行侧面描述。《三国志》在评价人物得失方面,秉承着公正的原则,以鉴后世。陈寿在《三国志》的撰写中,极力倡导爱民、惠民政策,极力推崇福为百姓的政策,对爱民的人物进行表扬。其中,陈寿高度评价了魏国的刘劭,赞赏他为国为民的优良品格,尊称他们为“魏代之名守”。

很多人评论他的作品“有益风化”,将陈寿与班固、荀悦的不同写作特点进行讨论。与陈寿的政治观念不同,班固和荀悦主要是维护皇朝的利益,而陈寿是站在百姓的角度对帝主的政治策略进行批判,批判专制皇权背景下帝主的昏庸暴政。陈寿能够对君主的治国行为展开公平公正的点评,竭力维护民众的利益。

《三国志》完整描述了汉末到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全过程,为后人留下了完整的东汉末年的历史全貌,书籍完成后,受到一众好评。它的文风简质,志存信史;以德彰善,有益于治;人物评价,垂鉴后世,是难得的“劝善益治”之作。陈寿在简洁的文风叙述下,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原理。这一历史时期,在诸位历史学者史事丢失的情况下,《三国志》完整地保留下来,它的价值意义也就更加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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