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佛荣，景海龙

摘要：达米特与哈贝马斯分别是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各自表现出了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他们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的分歧主要表现为研究形而上学的具体内容及意义理论的策略和目的方面的不同。虽然存在分歧，但两者在哲学思想上更多展现出了坚持语言学转向和反对语义抽象化、坚守语言哲学策略解决形而上及坚持语言意义可理解性、可交流性三个方面的相通之处。正是两者存在的共性与相通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融合与对话的可能。语言的语用学和社会生活实践可作为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融合与对话的两个重要内容。

关键词：达米特;哈贝马斯;语言学转向;形而上学;融合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1）04013107

20世纪50年代后，英美分析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以拒斥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标准和原则，而渐渐以恢复形而上学的地位作为后英美分析哲学的目的，形而上学的地位逐渐得到恢复。同时，欧洲大陆哲学也进行了自我更新，不再拒斥分析哲学，而是以开放的态度与分析哲学等思潮进行互动，这种互动使得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从对立逐渐走向融合与對话。达米特（Dummett，M）和哈贝马斯（Habermas，J）作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重要代表，在这一语境下，试图提出新的思想理论来解决当代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各自面临的困境。

一、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面临的困境

自20世纪初，罗素（Russell，B）和摩尔（Moore，G E）开辟分析哲学风格开始，英美分析哲学家借用现代逻辑技术，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来处理传统的哲学问题，使哲学问题转变为语言的意义、指称等语义分析的语言问题，在西方哲学界掀起了热潮。而借用现代逻辑处理的语义分析方法一定程度上虽避免了因自然语言模糊性、歧义性而引发的一系列哲学争论，但它也带来了语言学转向所具有的缺陷，即“分析悖论”（paradox of analysis）的出现。分析悖论最初源于弗雷格和摩尔，但由兰福德（Langford，C H）明确提出。他说：“‘兄弟是男性同胞，这个命题是对‘兄弟的分析。兄弟与‘男性同胞这二者的涵义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则‘兄弟是男性同胞与‘兄弟是兄弟没有差别，因而是不足道的（Trivia1）;如果不相同，则兄弟即男性同胞是错误的。于是，一个分析或者是不足道的，或者是错误的。”[1]这表明，如果通过语义分析方法不能把“兄弟是男性同胞”与“兄弟是兄弟”这两个语句进行有效的区分，那么这种分析就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它是正确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分析悖论的出现凸显了英美分析哲学家一直推崇的语义分析方法的尴尬境地。语义分析方法的宗旨是通过语义分析使语言意义得以清晰性表达，避免陷入语义混乱的局面，但是它无法准确描述“分析”这一概念，至于“分析”本身是什么，语义分析方法本身也无法对它进行准确的回答。因此，这种尴尬境地表明，语义分析方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它未能有效地解决哲学的所有问题。

同时，早期分析哲学试图采取这种策略反形而上学，并把“反形而上学”作为分析哲学的宣传口号。分析哲学的重要分支——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在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界掀起了一场“反形而上学”的思想革命。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可证实性原则”（principle of verification）来拒斥形而上学，把形而上学命题视为一种无意义的伪命题。“可证实性原则”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理论，主要是对经验世界的理论命题进行检验和证实，而对非经验世界的理论命题遮蔽不谈。但这种方法论原则实际预设了一个形而上学前提，即经验世界的命题必须是可知的。范振杰说：“逻辑实证主义所坚持的绝对、严格、理性的经验证实原则是不符合科学事业本身发展的。他们理论的前提预设就是：客观世界是可以被认识被统一的。但是这个预设恰恰正是一个彻底的形而上学问题。”[2]这表明，如果不预设形而上学前提，那么在经验世界里，总会存在无法通过经验证实的命题。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要使“可证实性原则”在经验世界里具有普遍有效性，也就意味着必须预设这个前提。但这种形而上学预设恰恰与逻辑实证主义宣传的“反形而上学”口号是相矛盾的。因此，分析哲学宣扬的“反形而上学”本身是不彻底的，其构建的理论未能彻底地清除形而上学。

在20世纪早期的欧洲大陆哲学发展中，欧洲大陆哲学家也力图把语言作为他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后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欧洲大陆的重要哲学家都对语言问题非常感兴趣，并把语言问题作为他们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然而，欧洲大陆哲学家们虽也关注语言，但并没有走入分析哲学家的阵地，他们仍把“存在”等作为形而上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把形而上学仍作为研究的重要对象。沃尔夫冈·诺义萨（Neuser，W）说：“大陆哲学家们更注重‘存在（being）的问题，即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3]由此表明，20世纪早期的欧洲大陆哲学探究的主题仍是形而上学这一哲学重要问题。因此，20世纪早期的欧洲大陆哲学思想仍难以避免陷入形而上学思辨性的困境，他们无法与英美分析哲学一样，保证思想的清晰性。理查德·科尔内（Kearney，R）说：“总体而言，分析思想家基于明晰性、证据、证实和连贯性而努力避免错误;而大陆思想家是在本体论焦虑的推动下保持思想向‘不可还原的和‘不可决定的——向超越‘纯粹理性的局限——问题开放，如存在和虚无问题、先验和差异问题、他异性和历史性问题，等等。”[4]由此可见，20世纪早期欧洲大陆哲学探讨的主题与内容使得他们难以避免陷入形而上学思辨性和先验性的难题。由此，如何使欧洲大陆哲学探讨的形而上学内容更具清晰性、可靠性也成为了欧洲大陆哲学家的追求和要解决的难题。

综上所述，20世纪早期英美分析哲学出现的“分析悖论”难题及“反形而上学”纲领面临的问题和欧洲大陆哲学各自面临的形而上学思辨性的困境，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美分析和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融合与对话提供了一种可能和条件，也成为了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向。

二、基于两者比较研究视角探究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融合的缘由

达米特和哈贝马斯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

笔者选择达米特作为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融合中英美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基于下述理由。

其一，达米特是当代分析哲学的杰出代表。达米特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西方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语言哲学领域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反实在论代表人物、分析哲学奠基人弗雷格（Frege，G F）思想的研究专家。达米特在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和形而上学等领域都有极大成就，对当代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而又广泛的影响。丹尼尔·艾萨克森在《Michael Anthony Eardley Dummett：A Biographical Sketch》一书中指出：“迈克尔·达米特是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之一。”[5]

其二，达米特的分析哲学思想代表了分析哲学领域的核心思想。达米特的分析哲学思想延续了分析哲学区分于其他学派的一个核心原则：“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第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对一种综合的说明。”[6]4达米特坚持分析哲学一直坚守概念的清晰性和命题之间推理的严密性，把意义理论作为分析哲学的核心内容，探究了建构意义理论的三个基本原则，并把“辩护”概念作为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在研究弗雷格思想的基础上，他深刻阐发了丰富而又广博的分析哲学思想，对分析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三，达米特探究了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沟通的可能。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一书中，探究了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相通之处，指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根源相同，它们都试图从心灵驱逐思想，拒斥思想附属于个人的心灵，反对思想的心理主义。现象学作为欧洲大陆哲学的重要流派，达米特对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相通的研究，对于我们探究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而本文选择哈贝马斯作为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融合中欧洲大陆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基于下述理由。

其一，哈贝马斯是欧洲大陆哲学的杰出代表。哈贝马斯是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因其思想丰富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被公认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在方法论、认识论、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建树，无论是对哲学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二，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深受英美分析哲学学者的影响。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德国哲学家，其哲学思想深受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奥斯汀（Austin，J）、塞尔（Searle，L）等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他对语言有非常大的兴趣，并把语言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哈贝马斯的一个重要理论——交往行动就是在深受上述分析哲学家的影响下提出的一个影响广泛的思想理论。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试图在对两者比较探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融合的可能方向与路径。

三、達米特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分歧

达米特与哈贝马斯分别作为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代表人物，各自代表了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核心思想。因其哲学风格的不同和差异，故两者的哲学思想也表现出分歧与差异。

达米特和哈贝马斯在研究形而上学的具体内容方面具有较大差异。达米特探究的形而上学主题主要是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达米特把传统的实在论对哪些对象存在的关注转变为对事实或事态的关注。对于达米特而言，实在论主张任意一个命题都确定为真或确定为假，把语言背后的事实作为命题为真或为假的依据，而反实在论则反对任意命题必为真或为假，坚持存在既不为真又不为假的命题。因此，达米特从命题真假的视角探究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论争。如达米特所言：“实在之为实在不决定于什么对象存在，而决定于什么命题行得通：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7]哈贝马斯探究形而上学主要是为重建形而上学，试图把形而上学建立在交往理性之上。对于哈贝马斯而言，形而上学的基础不能建立在人类自我意识的理性基础之上，应植根于我们的生活世界，通过人与人的交往构筑人类的实践理性，在生活世界中找寻哲学存在的价值。阿纳特·马塔（Matar，A）说：“哈贝马斯没有把自我作为形而上学。”[8]422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构建形而上学的基础不再是自我意识理性，而是实践理性，他试图在生活世界中寻找形而上学的基础。

除上述分歧外，达米特和哈贝马斯在探究意义理论的策略和目的方面同样有差异。达米特研究意义理论的策略主要是基于直觉主义逻辑的研究来构造反实在论意义理论，把语言意义的研究基础建立在逻辑理论形态之上。但其构建的目的仍主要是追随英美分析哲学家的脚步，通过研究意义理论来解答意义理论的根本问题，如“意义是什么”等问题。与达米特不同，哈贝马斯研究意义理论的策略主要是基于语言哲学的言语行为理论来构建普遍语用学理论。其构建普遍语用学理论的目的并不是要回答“意义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尝试通过构建普遍语用学理论为形而上学重建奠定基础，主张从传统一致倡导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建构为主体间性的形而上学。

四、达米特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理论共性

达米特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较大的分歧与差异，但两者的哲学思想在很多方面仍有相通之处，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语言学转向、反对语义抽象化

达米特认为，正是因为语言学的转向，才产生了分析哲学。弗雷格的《算术基础》是语言学转向的第一个个例。弗雷格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人们认识数的语境原则，即，一个词，只有在一个语句中才有意义。要获得关于数的认识，必须分析关于表示数的词所在语句的涵义。如达米特所言：“一种认识论的研究（在它的背后有一种本体论的研究）是能够通过一种语言的研究来回答的。”[6]5达米特赞同使用哲学研究的方式从认识论的研究向语言学的研究转变，并通过对语言的研究达到对思想的研究。对于达米特而言，人们主要是通过把握语句的语义来达到对思想的把握。

哈贝马斯认为，语言学的转向，使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哲学不再注重于探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探究语言与世界、命题与事态之间的关系，从关注先验的理性主体向关注语言的语法、语义转变。语言学的转向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可靠的方法论基础。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在社会生活世界中越来越占统治和支配地位，并逐渐具有“殖民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语言学的转向为其重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哈贝马斯说：“不仅分析哲学和结构主义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方法论基础，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和形式语义学之间也建立了联系，甚至批判理论最终也未能摆脱语言学转向。”[9]7由此可见，语言学的转向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重新找到了新的出路，也为哈贝马斯建构批判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达米特和哈贝马斯一致认为，语言学的转向最初是在语义学范围内完成的，但他们反对语义学命题形式的抽象化分析。马塔（Matar，A）指出，达米特和哈贝马斯借助语言学转向，既不是通过逻辑分析揭示语言的深层结构，也不是通过深层结构反映世界的结构，他们反对语言这种抽象化、实在化的研究主题[8]425。因为，语义学的抽象分析只仅仅分析语句的命题结构，而不考虑说话者的语境等语用要素。这种方式会使语言的目的和功能变得模糊不清，语言真正的目的是理解说话者的意图。马塔说：“哈贝马斯和达米特接受语言非陈述思考的语言学转向。然而，他们谴责把语言非陈述的思考认为是语言表面的观点。他们通过非陈述来反对任何附属于语言的深层结构。他们经常反对任何关于意义抽象化、概括化的主张。”[8]424425由此可知，达米特和哈贝马斯虽接受语言学的转向，但他们关注语言的主题与早期分析哲学关注语言的主题具有较大差异，他们的旨趣不再是语言的实在性、抽象化分析。这侧面也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美后分析哲学与后欧洲大陆哲学从关注语言的语义功能逐渐转向语言的语用学等其他功能。

总之，达米特和哈贝马斯一致指出，20世紀哲学的主题是关于语言学的研究，哲学已由认识论的研究向语言学的研究转变，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他们各自建构思想理论提供了一种坚实的基础和重要的思想源泉。

（二）坚守语言哲学策略解决形而上学

达米特和哈贝马斯反对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和消解，并对当代哲学界批判和反对形而上学的做法和行为持反对态度。他们一致指出，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对于当代哲学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他们也摒弃了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方式，不主张用直接的方式解决形而上学的争论和分歧。

自柏拉图把世界设定为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以来，各种哲学派别都陷入了此岸与彼岸、经验与超验、主体世界与客观世界等“二元对立”的纷争之中。形而上学的种种纷争越来越凸显了形而上学面临的难题和困境。这种局面使20世纪早期的分析哲学家试图用消解形而上学这种极端的方式处理和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对于形而上学陷入种种论争的缘由，达米特把它归结于研究方法的失败。对于达米特而言，形而上学问题与意义、真理等问题密切相关，要真正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必须把它与意义、真理等问题关联起来;但不能采取直接的方式首先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然后再探究真理、意义和逻辑等“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这是因为，“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主要有两个缺陷：其一，千百年来，哲学家之间形成的争论虽激烈精彩，但双方之间谁也无法战胜谁;其二，即便接受某种形而上学观点，也不知道接受此观点给我们带来什么[10]1112。因此，达米特指出，要切实有效地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必须暂且抛开形而上学问题。应首先构建一个正确的意义模型和真理概念，然后再研究形而上学问题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和策略。因为，“构建一种意义理论的任务原则上可以在没有形而上学假定或秘而不宣地动机的情况下来进行”[10]13。由此表明，在没有任何预设形而上学的情况下，可通过构建一个正确的意义模型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形而上学最初是关于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的科学;它只有在意识理论中还能找到等价物，而这种意识理论从先验的角度阐明普遍综合判断的客观性所必需的主观条件”[9]13。哈贝马斯把思考形而上学的这种方式称之为意识哲学范式。意识哲学范式始终强调主体对客体的终极把握，强调意识的终极性;但意识哲学的缺陷在于它始终局限于先验哲学范围之内，陷入了主体的先验理性而无法自拔。由此，哈贝马斯试图通过语言学的转向来突破意识哲学的范式，试图用交往理性范式来代替意识哲学范式。因为，说话者和听话者在共同的生活世界背景中，能够通过语言的交流达成和建立共识，使说话者和听话者不断进行互动，并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接受检验。交往理性范式的价值在于能够避免先验理性面临的困境，使说话者和听话者能够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从而避免形成无休止的形而上学争论。由此可见，哈贝马斯与达米特在解决形而上学的策略上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试图通过语言学的转向为解决形而上学问题找到一种可靠、有效的方法。如哈贝马斯所言：“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过渡，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革新，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它把我们带出了形而上学思想和反形而上学思想，即唯心论和唯物论之间无休止的争论怪圈，并使我们有可能着手处理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个体性问题。”[9]43

总之，对于达米特和哈贝马斯而言，他们既反对对形而上学的无休止争论，又反对对形而上学的消解。在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他们通过语言哲学策略找到了研究形而上学新的方法策略，尝试探寻语言的意义来解决形而上学的争论和难题。

（三）坚持语言意义可理解性、可交流性

达米特和哈贝马斯为避免意义抽象化和传统形而上学的难题，从语用学角度探究语言的意义，坚持语言的可理解性、可交流性。

达米特指出，语言是思想和交流的工具，一个合理的意义理论须阐明人们如何通过语言彼此理解和相互交流的，它主要描述了语言的可理解性和可交流性。达米特说：“一门语言的意义理论的工作是给出语言是如何工作的思考，说话者是如何通过它进行交流的：这里的‘交流并没有更加准确的含义，而是指的是，通过这门语言的一个或更多的话语做任何事情。而且我在这里将重述在其他地方坚持的观点，一个意义理论是一个理解理论;也就是说，一个意义理论必须解释当某个人知道了这门语言时，他所知道的东西，即他知道这门语言的语句和表达式的意义时，他所知道的东西。”[11]一个合理的意义理论在于描述说话者是如何使用语言的，描述说话者具体的语言交流实践。同时，达米特反对把语言的掌握视为一种内在心理机制的语言代码理论。由此指出，对语言的掌握在于说话者在语言的交流中对语句进行合理的断定和辩护。以“三角形”这个概念为例，说话者对“三角形”概念的辩护能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说话者在语言交流实践中能够区别“三角形”与“非三角形”的事物;二是说话者能够把“三角形”这个概念用于“三角形”的事物上，而不是把它用在“非三角形”事物上。由此，达米特构建的意义理论主要在于描述说话者如何在语言交流实践中识别语言意义的能力和认知状态。同时，达米特坚持的语言交流实践能力并不仅仅是人们所认为的一种简单的实践能力，而是嵌入了说话者的意向和目的。说话者的意向和目的对于形成识别语言意义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上所述，哈贝马斯为了解决传统形而上学陷入先天概念的困境，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他认为，“只有转向一种新的范式，即交往范式，才能避免作出错误的抉择。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用共同的生活世界作背景，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9]4142。交往行为在于反映了行为者与世界的联系，而语言在行为者与世界之间起到一种全面沟通的媒介作用。哈贝马斯强调的主要是“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9]95。这表明，说话者在不直接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及主体世界三个世界发生关联的背景下，主要是通过语言与世界产生有效沟通，借助语言说话者、听话者与世界之间架构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展示的是说话者与听话者在语言交流的互动过程中，两者的言语行为是否能够达成有效沟通的问题。由此，言语行为的有效性成为了普遍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言语行为有效性必须满足四个有效性要求：（1）说话者和听话者能相互理解的言语表达;（2）命题内容必须为真;（3）说话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目的;（4）说话者表达的话语必须是正确、正当的，符合说话者和听话者公认的语言交流背景。由此可知，哈贝马斯通过语言的语用学建构了一个说话者与听话者两个主体间的语言有效交流模式。在语言交流实践中，说话者、听话者与世界形成了一个互动关系，在互动过程中，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理解，并且根据语境解释的不同而不断进行修正，进而在形成共识的过程中达到对生活世界的把握。

总之，达米特与哈贝马斯都坚持通过语言的交流实践来把握语言的意义，坚持对语言意义的可理解性、可交流性，通过对语言意义的使用达成彼此的有效沟通和理解。

五、基于两者的比较剖析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融合的可能

综上所述，达米特与哈贝马斯虽属完全不同的哲学流派，但两者在哲学思想理论上仍具有较多的共性与相通之处。正是两者的这些相通之处为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融合与对话提供了一种可能。因为，达米特与哈贝马斯分别作为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哲学思想的共性和相通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折射出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哲学在思想领域方面相通或对话的地方。因此，基于上述两者的比较，可尝试从下述两个方面为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融合与对话作出努力。一是语言的语用学可作为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融合与对话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家，都同意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哲学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和价值，并都聚焦于意义理论领域，特别是彼此双方都非常关注意义的理解与交流等语用学话题。他们一致认为，意义理论关注的应该是语言的意义是如何被理解、被交流的语用研究，而不是对语言的意义如何表达世界的语义研究。这侧面反映出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把语言意义的语用作为他们各自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相通或共性的研究内容实质上为两者的对话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二是，社会生活实践可作为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融合与对话的另一重要内容之一。由上可知，20世紀50年代以后，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家还是欧洲大陆哲学家在恢复和回归形而上学的途中，都旨在努力探寻形而上学，并把探寻形而上学的基础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他们一致拒斥把理性或自我意识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而是把形而上学的基础逐渐植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无论是达米特还是哈贝马斯，他们都坚持在人们的生活交流实践中去探寻语言的意义，坚持语言意义的社会性，关注人与人之间语言的可理解性与可交流性，把人们之间的语言交流实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并把它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为形而上学重新回归哲学的怀抱找到了根基。由此，社会生活实践为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融合与对话提供了另外一条可能的重要路径。两者共同话题的增多也为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进一步融合和对话提供了可能和路径，使得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进行不断的渗透、互动与交流。李玉凤说：“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英美分析哲学与欧陆人文哲学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辩证地交织在一起，很难想象一方对另一方的永久性的征服或胜利。通过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二者之间的融合趋势，可以发现二者的行进轨迹，并找到二者发展的交叉点。”[12]总而言之，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融合与对话推动了哲学在当今世界大潮流中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为当今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参考文献：

[1]LANGFORD C H. The Notion of Analysis in Moores Philosophy[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323.

[2]范振杰.对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批判[J].学术交流，2006（11）：17.

[3]郭贵春.欧洲大陆和英美哲学传统之间的区别、关联与融合——记与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诺义萨教授的谈话[J].哲学动态，2005（1）：44.

[4]理查德·柯尔内.20世纪大陆哲学[M].鲍建竹，李婉莉，成宫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4.

[5]FRAUCHIGER M. Truth， Meaning， Justification， and Reality： Themes from Dummett[M].Berlin：De Gruyter，2018：11.

[6]迈克尔·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M].王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7]MICHAEL D. The Sea of Languag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3：465.

[8]MATAR A. Habermas and Dummett： Beyond Dogmatism and Scepticisn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2001（3）.

[9]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0]迈克尔·达米特.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M].任晓明，李国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1]DUMMETT M. What is a Theory of Meaning？[M].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31.

[12]李玉凤.追寻英美分析哲学与欧陆人文哲学的对话轨迹[J].河北学刊，2014（3）：235.

The Comparative Study in Philosophical Thoughtof Dummett and Habermas：

Also on the Integr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AngloAmerican

Analytical Philosophy and Continental  European Philosophy

XIE Forong1，2， JING Hailong2

（1.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Dummett and Habermas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ngloAmerican analytical philosophy and continental European philosophy respectively. Their thoughts show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ngloAmerican analytical philosophy and continental European philosophy. Their differences in philosophy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metaphysics and the strategy and purpose of meaning theory.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they have more similarities in three aspects： adhering to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opposing semantic abstraction， adhering to the strategy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to solve metaphysics， and adhering to the comprehensibility and communicability of language meaning. It is the commonness and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that reflects the possibility of integr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AngloAmerican analytical philosophy and Europea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to some extent. The pragmatics of language and the practice of social life can be regarded as two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philosophies.

Keywords：

Dummett; Habermas; linguistic turn; metaphysics; integration

（編辑：段明琰）

收稿日期：20200505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达米特直觉主义思想及应用价值研究（17YBQ096）

作者简介：

谢佛荣（1983），男，江西赣州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研究;景海龙（1994），男，四川绵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哲学与分析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