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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后期生态民族学中国化历程考

2021-10-20杨曾辉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1年5期
关键词:中国化

杨曾辉

摘 要:近代工业革命后,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与扩张,致使欧美发达国家及其殖民地的生态灾变频繁露头。长于人类文明史研究的民族学,转而关注生态环境恶化这一“当代”问题,探究人类文明史过程中的文化与环境互动学理,最终促成20世纪中叶定名的生态民族学学科的诞生。然而,正当欧美生态民族学如火如荼的研究时,中国刚巧处于劫难的收尾时代,学术思想的除旧布新任重道远。受时局所迫,民族学被冠以“资产阶级学科”而沉寂数十年之久。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化才得以开展。这是当代中国特殊历史过程所使然。只有揭开这个历史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将其置于“大历史”中去分析,那么我们才有可能透视生态民族学中国化历程及其背后的时代叙事。

关键词:时代叙事;学理逻辑;学术传统;中国化;生态民族学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5 - 0019 - 19

引 言

如果以1926年蔡元培在《一般》上公开发表《说民族学》一文[1],作为西方民族学学科中国化的开端,那么民族学在中国即将成为世纪“老人”。然而,这门学科的中国化历程却举步维艰。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后才定型的生态民族学的中国化历程,更是饱受争议,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为数不多的年轻学人,在向老一辈民族学家请教“新进化论”这个生态民族学基础理论之一的问题时,还被“告诫”说,这是欧美“资产阶级的学科”,不要轻易去接触,而要多学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差不多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西方生态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才“正式”进入中国社会。然而,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头几年,却是欧美生态民族学研究的“黄金期”,而中国的生态民族学却在沉寂或艰难前行。何以如此?此前不少回顾民族学中国化者给出了一些答案,尤其是以“生态民族学”为名的专题研究,更是给出了不少“专业”见解,但也存在着颇值深化讨论的内容。如整体时代问题,学术研究与社会整体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生态民族学中国化过程的结构叙述问题,以及保存客观“史料”的学科史研究原则与路径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皆需回到具体的“大历史”背景中去分析,才能不断描绘出她的曲折历程、导致曲折历程的原因和具体的发生机制。

一、艰难的抉择:理论与方法的译介过程

20世纪中叶的中国,民族学是“资产阶级学科”,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2],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大殖民地、统治殖民地、奴役殖民地人民的终极产物[3]。“极不光彩”的学科建立动机,成为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引进这门学科的根本性政治障碍,致使19世纪中叶以来的所有西方民族学理论,无不呈现出压迫和反动的形象[4]。母学科尚且如此,作为子学科的生态民族学自然也难逃厄运。

20世纪50年代后,有关“生态-经济-文化”逻辑关系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学者的視野。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态势,在译介这些理论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焦点不在西方出现的生态民族学理论原貌,而是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民族学家列文和切博克萨罗夫等人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5],尤其是林耀华其后出版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6],更是直接引导了很长时间以来的“中国各民族文化经济类型”的研究[7]。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末,苏联民族学家M·O·奥斯曼诺夫,对其前辈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失去了兴趣,作出了前贤们提出的“这一概念在民族学学科中没有占据其应有的地位”论断[8],但是却丝毫没有削弱中国民族学家继续从事中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研究的激情,直到21世纪,它依旧是部分中国民族学家热衷研究的基本领域。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倡导下,当时的一批中青年民族学者,开始将西方生态民族学的经典著作,译介到国内并陆续出版。随着这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中国学人开始接触到国外的前沿理论,并努力地将它们与中国历史传统相对接。这一“新事物”激发起当时不少年轻学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热情,生态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学术界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也正是西方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译介工作,助推了生态民族学中国化最关键的一步。

在翻译的早期阶段,主要是以中国学者认为“适合”中国社会的理论著作中的篇幅较小的篇或章为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作出了重大贡献。该院创办的《民族译丛》1《国外社会科学》和中国民族学学会主办的《民族学研究》等期刊,承担了刊发译介作品的主要重任。与此同时,译介著作的价值取向也十分明显,大多仅是译介一些极为有限的篇章。“缩减版”的内容自然是不利于国人了解该书的整体思想与完整结构,这是引发西方学者的生态民族学理论,在中国出现多元理解,甚至是“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当时能够被翻译的著作,也主要是局限于美国学者的著作,而且不少著作是转译自俄文或日文翻译本。至于其他语种的生态民族学理论著作,几乎没有机会被翻译成中文。

这些译介工作既不成规模,又缺乏系统,乃是当时各种社会原因综合制约的结果。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逐步得到改善。当时学人开始译介完整的大部头著述,但其整体译介规模,仍然无法满足当时“如饥似渴”的中国社会学术研究的紧迫需要。更何况,当时从事翻译生态民族学著作的学人,大多数并非出身于“专业”的民族学,对生态学、生物学、地质学的认识也尚待入门。通常是由顶着“文化研究”旗号的非生态民族学专业学人去承担主要的翻译任务,即使是出身民族学的翻译者,其学科背景同样来自多途,跨学科的认识与整合,明显不足,翻译的质量欠缺明显。与此同时,这些译介作品被编入“文化译丛”“人与文化丛书”一类的非生态民族学丛书之中,呈现出译介工作的“非专业化”“非系统化”和“非规模化”三大缺陷,而且就实质而论,这三大“缺陷”,至今仍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较早被译介的生态民族学著作,是由日本著名民族学家绫部恒雄编著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一书[9]。在这本薄薄的“通论”著作中,他专列“生态人类学”一章,简单介绍了生态民族学的概念与内涵。其后收录在“人与文化丛书”中的《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一书中,C·恩伯和M·恩伯也花了寥寥数语介绍了作为民族学一个思想流派的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10]。从今天的视角看,这些文字实在是“太简单了”,但对于当时的中国学界来说,却是“雪中送炭”“久旱逢甘霖”。后来田中二郎的《生态人类学》一书[11],也被译介过来。相较而言,田中二郎对生态民族学的论述,则涉及了学科属性、研究理论与方法等较为复杂的问题。紧接着,王庆仁1、殷剑平2、张雪慧3等学人,则译介了美国和苏联的生态民族学理论的单篇著作。被整本译介的生态民族学著作,较早的有日本生態民族学家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12]、美国生态民族学家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13]和《母牛·猪·战争·妖巫》[14]等。马文·哈里斯的两本著作,得到整本译介,是因为他支持并借用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倡导“文化唯物主义”。这与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潮比较接近,因而他有幸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有两部著作得到完整译介的国外生态民族学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译介西方生态民族学著作,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创办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第4期4,发表了影响整个生态民族学界的英国著名生态民族学家凯·米尔顿的前沿理论文章《多种生态学:人类学,文化与环境》一文,较为全面地阐释了西方学者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脉络,提出了文化与环境关系的互动本质[15]。对当时刚刚有点起色的中国生态民族学实践而言,该文的译介及其作者所作的理论思考,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学理影响。这种影响的集中表达,使得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将其编入了《人类学的趋势》一书[16]。而时至今日,《人类学的趋势》一书所收录的理论文章,依旧是民族学、历史学研究者的必读参考书。

该文系统阐明了多年来西方人类学家对人与环境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而探讨此项研究与当时全球公众对环境问题热议之间的关系。这篇著名的理论文章,对中国学者厘清民族学家研究人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独特视角与独特观点,对世人认知当代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具有冷静的科学的引导作用。

21世纪头十年无疑为西方生态民族学理论的译介翻开了新篇章。2002年初,华夏出版社与民族学家合作并经多年酝酿后的“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问世,其中就收载了英国民族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chard)的《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The Nuer: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一书[17]。普里查德对非洲尼罗河畔人群的生计方式与当地生态环境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对我国起到了很好的借鉴和启迪之功解个案与理论相结合的生态民族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借鉴和启迪之功。但遗憾的是,以“生态民族学”为主旨的规模性丛书译介计划,却迟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像当时由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哈定等人构成的生态民族学家所合著的《文化与进化》一书[18]——生态民族学理论史上最为关键的著作之一,被收录在“比较文化丛书”中,以至于在该书中文版问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引起中国生态民族学研究者的关注和讨论。而作为生态民族学前身的“文化生态学”的奠基性理论著作——斯图尔德(J·H·Steward)的《文化变迁论》(Theory of Cultural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1),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已经对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有限的篇章译介,但是该书的整体性翻译却迟迟未能在中国大陆问世。虽然在1989年时,我国台湾学者张恭启,就已经将该书完整翻译为中文版[19],但囿于在大陆地区很难购买到台湾出版的书籍,致使大陆学者中除去极少量留美学者有机会寻阅英文版外,绝大部分研究者几乎没有能够系统研读该书。2我们得承认,这是中国生态民族学理论译介史上,最为遗憾的事情,也是中国生态民族学研究滞后于西方学界的一个重要环节。与该书的命运一样,英国民族学家埃德蒙·R·利奇(Leach.E·R·)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一书,早在2003年,就由张恭启等人翻译为中文并在台湾出版3,但直到2010年,该书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中得以问世[20]。而美国民族学家罗伊·A·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的著名的生态民族学著作《献给祖先的猪》(Pigs for the Ancestors,1967),也直到2016年,才在“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中问世[21]。

在上述译介的生态民族学著作中,基本上是以理论和案例研究见长,而缺乏普适性的“教材性质”的生态民族学著作。直到2002年,美国内华达大学的生态民族学家唐纳德·L·哈迪斯蒂(Donald L.Hardesty)的“教材”性质的《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才被译介为中文,而且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出现的第一本以“生态人类学”命名的“译著”。该书在“前言”中,哈迪斯蒂写到,他写作本书的动因有两个:一是他相信生态学观点对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将有很大的帮助,二是他一直没有发现一本能满足生态人类学教课的教材或生态学课程补充读物的参考书[22]。从他的这番话中,可以确认,该书是为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编写的“教材”。而在这本教材问世之前,欧美生态民族学界亦未出现专业的“生态人类学”教材。基于此,不少中国生态民族学家认为,既然该书是“教材”性质,那么它对建设中国生态民族学学科,无疑可以发挥直接借鉴作用,但它又仅是一本“普及性”读物,而非“经典理论”著述,因而译介该书似乎“不合时宜”,何况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办的《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刊发着大批讨论“生态与文化”关系问题的理论与案例经典论文,无一不正亟待译介。

2006年,在“21世纪人类学文库”中,出现了另一本“堪称”生态民族学“教材”性质的译介著作——《生态人类学》。这本书是由当代日本生态民族学界最具代表性的秋道智弥、市川光雄和大塚柳太郎等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该书的体例,正是从“教材”视角出发,将其体例结构划分为“生态人类学的领域和展望”“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生态人类学的现代展开”三大部分,既囊括了时间序列上的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历史,又将“专题研究”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论述[23]。相较于哈迪斯蒂的《生态人类学》,这部《生态人类学》更符合中国人的“教材思维”,因而中文译本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中国生态民族学界的热议。

热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态民族学学科建设速度与21世纪中国现实社会紧迫需求间极不对称,致使生态民族学学科建设无法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而成为一门“隐学”。二是中国生态民族学研究所急需的“他者”理论与经验著述的译介,依旧没有获得质的突破,影响中国生态民族学消化和创新“他者”的理论与方法。事实上,学界同人热议焦点所指,正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培育与社会实践,都急需要突破的根本性发展障碍。因此,当这本日本生态民族学理论著述,被推介到中国社会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一直以来中国学人过于崇尚欧美理论与方法的惯例,展拓了中国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来源外延。很显然,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但非英语世界的前沿的系统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著作,1仍旧没有得到系统译介,使我国学人很难通过中文译本,系统把握国外生态民族学的整体发展史和前沿研究动态。

总而言之,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学人译介国外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波折。如果以“改革开放”后民族学的教学与科研的正式恢复算起,到今天已经整整过去了两代人的岁月。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国外生态民族学论著陆续被译介到中国,展拓了国人的视野,助推了生态民族学中国化。但我们不应满足于过去的成就,而是要承认过去国外经典的前沿的理论与方法著作的译介,不仅杯水车薪,还缺乏专业性、系统性、规模性和连续性,视野更是过于狭窄,多是专注于英语国家或苏联的文献,而缺乏对亚非拉地区的经典文献的关注和译注——事实上,包括生态民族学在内的民族学各分支学科,远远滞后于其他基础学科——多元结构的国外经典论著皆该“为我所用”。我很期待,更是希望,“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应该流于一句口头禅。而要想在新时代做得更好,做得更有中国特色,使中国生态民族学步入国际生态民族学前沿,那么就得对过去译介国外理论与方法之后,中国学人是如何消化和创新“他者”理论的过程与问题,进行深度剖析,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探寻新时代生态民族学发展与突破的空间,为生态民族学中国化铺平道路。

二、从消化理论到创建学科

译介国外生态民族学的经典理论与方法或成功个案研究,只是给当时迫切需要“他者”经验的中国社会,提供了生态民族学是什么、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等尚未定型的基本问题。而如何消化和创新“他者”的理论与方法,则更其至艰至难,根本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因为我们缺乏的正是近代以来西方学科指导下的具体实践研究——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民族学”已经来到中国,也有留洋海外归来的著名学者,更有不少中西方民族学家在中国做了实践研究,但是此时民族学家关注的重心,不是“生态环境问题”,而是“中国人种志问题”。因此,生态民族学研究者几乎没有丰富的实践研究经验,进而给消化和创新国外生態民族学理论提出了重重困难,曲解其意的现象屡见不鲜。

其后,更由于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曾一度中断,而中断的时间正好与西方生态民族学的孕育,阴差阳错的处在同一个时间段,以至于我国民族学家消化西方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硬生生地被推迟了30多年。而在这一时期内,在消化和吸收国外生态民族学理论,创建生态民族学学科的学人中,林耀华走在了时代的前列。1956-1958年,苏联民族学家切博克萨罗夫在中央民族学院讲学,林耀华在同切博克萨罗夫讨论期间,深受其思想之影响,与其联名在《苏联民族学》1961年第3期上发表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俄文)一文。但这一研究范式,不过是苏联民族学家消化和吸收欧美生态民族学理论的“次生产品”而已。其后,(日本)《东亚民族学论文集》将该文译为日文在日本学界推介[24]。但却迟至1985年,才正式在中国大陆的《民族学研究》上发表。从俄文到日文再到中文,整整拖延了25年,而这一时期正是整个民族学中断教学与研究的时段。尽管如此,他的这项工作,毕竟将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苏联那里消化了过来,带给了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众多相关学科的“连锁反应”,为中国学术界注入了新鲜血液,为1980年代中后期正式引进生态民族学,奠定了起码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

其后的宋蜀华等民族学家,受到他的感召和影响,逐步展开对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吸收并逐步成长起来。经过10多年的酝酿后,在消化和吸收国外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建构中国的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撰写中国生态民族学专论,讨论生态民族学的理论渊源、学科定位和方法论等有关生态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25]。

1980年代初,怀特(Leslie Alvin White)的学生萨林斯(Marshall David Sahlins)来中国访问。他从北方的中央民族学院到南方的厦门大学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呈现出“明显”反差。当时就读于厦门大学的王铭铭,正好聆听了萨林斯的这场讲座。

他曾回忆说:据当时讲座的主持人陈国强老师说,萨林斯是从北京来到厦门的,他们那个访问团先到了北京,对于那里的学科建设情况感到很失望,说到了南方(特别是到厦门大学),才找到自己的同行……据说,那时,美国访问团到北京问其人类学,学界拿出来对应的是民族研究……萨林斯等人到京时,学者们不敢说到“人类学”三字,那还是“资产阶级学科”呢,到了厦门,他居然发现有人类学系、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博物馆,至为兴奋。1

很显然,并不是“北方”民族学家们不了解萨林斯,而是怕沾染上“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邪说”。2大体而言,在1980年代,受杨堃、林耀华、宋蜀华等影响较深的中国年轻民族学者,虽然对欧美生态民族学并不十分陌生,但是受社会背景影响所使然,在消化相关理论时,往往较多关注苏联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路径,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正面触及、关注和吸收欧美生态民族学理论。而在1980年代初,受杨成志、江应樑、费孝通、梁钊韬、陈国强等影响较深的年轻一代学人,则就已经较多关注和吸收欧美生态民族学思想,而对苏联的生态民族学思想的了解则较为薄弱。其后,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社会有关“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名称”之争,也折射了上述学术背景的差异,透露出上述争议的后续影响。

我们得承认,上述情况是中国引进生态民族学过程中的一种并不协调过程的表达。经过十余年的磨合与对话,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初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民族学理建构与个案研究才陆续公开发行。而随着国外生态民族学著述译介成果的日趋丰富,不仅中国民族学家对生态民族学学科理论的探讨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还有不少中国生态民族学家研究中国文化与生态问题的著述,得以次第公开发行。

1995年,宋蜀华发表了《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学与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一文,呼吁学界重视生态环境与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1996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专论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与应用问题。不可否认,宋蜀华无疑是较早创造性吸收和消化国外生态民族学理论,成功从事中国生态民族学研究的前辈学者之一。他以自己研究中国的实践经验,补充和修正了国外生态民族学的某些观点,尤其是倡导历时态的研究——而这正是国外生态民族学理论至今尚难突破的短板。同时,针对国外学者过分强调民族文化被动适应所处环境的理论,宋蜀华则主张关注文化的再适应功能。此外,他还修订了中国经济文化区系的划分。概括说来,从新石器时代起,在我国多民族文化中,就形成了下述几个主要生态文化区:即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3他消化和吸收了苏联学者的理论,具体化了中国生态民族学对经济文化区系的划分架构。这是生态民族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里程碑式”的讨论。

而在“南方”学者中,尹绍亭早年在译介日本民族学家渡部忠世的《稻米之路》[26]一书时,得以接触并吸收日本生态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其后又受到江应樑、杜玉亭等历史学家的影响,成为致力于从事云南地区生态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最大的贡献,莫过于选取了“刀耕火种”这一在当时政治上极为敏感的“落后生产方式”问题,展开田野调查和研究。他试图努力证明,云南地区各民族从事的“刀耕火种”经济,是一种高度适应云南生态环境结构和地理空间特征的传统生计类型,它是历史时期生态系统与民族文化互动运行的终极产物,因而其间具有内在的科学性,而不应该将其作为一种“落后”的经济类型去对待,更是呼吁不应该彻底消灭“刀耕火种”经济。正是由于他的研究对象是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与主流社会话语和主流学术思想都难以兼容,因而只能“默默的”展开研究,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却迟迟难以问世。

199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将他多年研究成果《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27]出版,1992年后,这本书迅速在中国民族学界流通,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热议。该书启发了不少学者,纠正过去人们对历史时期的古老的“刀耕火种”经济方式的“偏见”,甚至是“故意中伤刀耕火种”经济的“愚见”,开创学界研究历史时期中国“刀耕火种”经济的文化与生态价值的一股潮流。虽然在此之前,国外民族学界有关“游耕经济类型”的文化与生态个案研究已有不少,而且相关研究结论也屡见不鲜,但是在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他敢于去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实属不易。他的“刀耕火种”研究,为中国生态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奠定了专题研究基础。他本人更是其后云南大学,能够成为我国高校中,较早设置生态民族学学科的关键人物。

另一位“南方”学者杨庭硕,则是国内较早消化美国“新进化论”思想,将其融入中国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先驱者。相较于其他中国学者而言,他更加侧重于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问题。

1978年,杨庭硕在云南大学江应樑门下攻读史学研究生学位。在云南大学的校园里,他不仅深受江应樑的史学与民族学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中山大学的杨成志、梁钊韬等“南方”史学家、民族学家的影响。1980年代后,他多次得到杨堃、吴泽霖、林耀华等老一辈学者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这对他消化和吸收来自美国和欧洲大陆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多元”的理论基础,为他在其后建构颇具特色的中国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尝试,提供了可能。

199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与其他学者合著的《民族、文化与生境》一书[28]。这本“教材”性质的著作,正是十多年来,他系统消化来自美国和欧洲大陆民族学思想后,结合他在“中国西南”这个区域的实践研究创作的一部前沿理论著述。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将生态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文化”与“生境”三大核心要素,整合进一个可以进行历时态与共时态的二维分析“体系”中,并在这个体系内,阐释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将这种内在逻辑关系,納入历史时期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的过程与成效的“普适性”理论架构中,从而阐释文化的本质与人类的文明史。书中呈现出来的理论极为“复杂”。它不仅有“新进化论”的体系,还拥有“相对论”的视野,亦有“结构功能”的脉络——将当时国外的民族学理论,进行了中国历史脉络下的整合,从而将生态与文化的研究,置于最终结果的讨论上去——生态民族学的理论旨趣应该指向文化与环境互动的最终成效。这样一来,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国外不同民族学学派之间的思想纷争。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书写传统的国度里,实现了多元理论与方法的融通与整合,建构出了具有中国学术传统的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此外,他还回应了苏联学者的经济文化类型问题,将我国历史时期的传统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为五大板块,并对其空间分布、结构特征和演化脉络,做了类型和样式的分野探讨。在这个基础上,他成功地将斯图尔德的“文化整合”理论,纳入到了以生态和经济为前提的“族际关系”分析框架中,为综合分析并存的多元民族文化与多样生态类型之间的复杂关系,探索出了新的研究路径。

如果说《民族、文化与生境》是他早期探索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构想的话,那么1995年出版的《相际经营原理》一书[29],则是早期理论指导下的第一部实证研究著作。该书从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过程之间的互动成效出发,阐释了人类历史时期动态族际关系——“相”——一个传统中国哲学观下的“生态—人—经济”的整合过程、整合路径与整合模式。该书付梓问世,便成为生态民族学、经济民族学领域学者讨论的代表性著作,引起了海内外不少学者的对话,1是数十年来为数不多走出汉语圈的生态民族学、经济民族学著作。2

不得不说,他的生态民族学理论建树,既得益于前文所讨论到的他的“复杂”的国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接收过程,又得益于他长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秉持跨学科视野。

崔延虎是另一位专注于消化和吸收西欧生态民族学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起,他就开始在田野中以“较长时间”参与观察,调查对象是阿尔泰山的牧区及其社会问题。但到了1990年代初时,他开始同久负盛名研究“蒙古学”的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合作,深受当时在那里从事生态民族学研究学者的影响,转而消化他们的思想,开始关注牧区的生态与经济问题。他曾说过:

我们在1994年成立了新疆第一个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在此之前,我参与了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Humphrey教授主持的一项国际合作课题“内亚环境与文化研究”,先后在新疆阿勒泰市的汗德尕特蒙古民族乡、巴里坤县的萨尔乔克乡的草原上进行了近1年的田野调查。截止1998年,我们这个研究所的成员已经在新疆北疆地区的牧区社会进行了为期近10年的调查……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是国际上研究内亚草原地区最著名的学术机构之一,在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所参与课题期间,Humphrey教授安排了以社会人类学为核心的多学科培训和研究,涉及生态学、草原学、环境科学、动物行为学、经济学等……这次参与剑桥大学的课题研究对我自己以后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特别是对新疆牧区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

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1991年他发表了《环境保护与文化生态环境观念的更新》一文。在该文中,他提出人们要关注和治理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30]。要知道,在那个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时代,提出这样的见解是需要勇气的,何况他是以“文化”这种“非科学”的视角去理解,而不是从“自然科学”的“科学”视角去切入。当1996年他发表《生态人类学与新疆文化特征再认识》这篇极具生态民族学理论与应用的文章时,便引起了学界同人的关注。他认为,生态民族学正是可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人类文化的一个有力、有效的“工具”,从而发现并揭示过去单一学科的民族学所忽略的某些关键内容[31]。

不可否认,上述研究者是人们较熟悉的几位代表性学者而已。其他如黄泽2、司马云杰3等民族学家,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就开始从事与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本土化”相关的研究。由于他们的研究并不系统,因而很少为人们所了解罢了。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包括上述几位专门从事民族学研究工作者在内的一大批民族学家,在消化和吸收国外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过程中,克服了当代年轻学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障碍。他们的“力量”十分薄弱,生态民族学学科迟迟未能定型。而国外的生态学、农业学早已打破顽固的学科边界,从事跨界的“民族文化”问题研究,而研究对象不断地与生态民族学研究对象相互接近。因此,國内不少生态学家和农学家,也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涉足生态民族学的部分领域。既然本学科学人“无能为力”,那么其他学科学人“越界”研究,反而为民族学家消化和吸收国外生态民族学理论,助了一臂之力。

20世纪80年代初,生态学家马世俊,提出了一直影响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生态学与人文学科交叉理论。他说:

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一方面产生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生存机能,同时人类活动亦不断地作用于环境,受人类影响的环境又反转来作用人类。所以,人类与其生活环境是个不可分割的网络体。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日趋广泛,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事态,亦相应突出。4

他将人类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协同演化关系,事实上做了较为清晰的论述。而两大系统之间的对话桥梁,则是日益复杂化的包含经济活动在内的人类社会活动,因而人类活动是理解人类与环境互动关系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论,认为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是“工农业社会生态系统的联合体制”。当我们把视野放回到此前译介过来的美国民族学家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理论时,不难发现马世俊提出的这一命题,可能受到他的影响。反过来,马世俊的这一主张,正好为当时中国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建构,提供了来自生态学、环境学的理论支撑。事实上,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生态经济学、生态民族学,乃至环境史等侧重于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学科,无不深受马世俊这一理论的影响。

植物学家裴盛基打出了“民族植物学”的旗号,致力于研究各民族文化中的经济结构与心理认知同植物互动产生的本土知识[32]。他的这一研究思路,以生态学和植物学的理论架构,激活了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引起了北方哈斯巴根1、达林太2等植物学家的呼应。在蒙古草原上,他们致力于研究蒙古族文化与蒙古草原植物之间的对话关系。而农业史家李根蟠和卢勋,则从“农史”视角,对历史时期南方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展开了时间序列的研究,集大成者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一书。该书对“刀耕火种”的本土生态知识,做了历时维度的讨论,切中了生态民族学研究的史学逻辑[33],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生态民族学缺乏历史积淀的视野短板。对当时民族学家吸收和创新生态民族学理论,很有启发。生态学家李文华和赖世登,将传统经济生产要素,融入生态系统生态学理论中,建构了“农林复合经营的理论体系”,从而成为讨论人与环境关系问题的重要切入点[34]。不少民族学家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将国外生态民族学理论进行了创新,不断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纽带的生产经济问题。

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民族学家与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地理学家及历史学家相互切磋和消化创新理论的阶段。最终在21世纪初,促成了中国生态民族学学科的定型,并获得了长足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涌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生态文化理论的单位和个人。袁同凯认为,从宏观上看,直到21世纪初,中国有较为稳定的生态民族学学科培养体系者,主要集中在云南大学、吉首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近年来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学人奋起直追,颇有起色。3云南大学学者侧重于对云南地区的多种生计类型的研究。吉首大学学者则致力于多种生态类型与多元文化并存背景下的生态文化比较研究,并对中国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作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整理。新疆师范大学学者致力于沙漠绿洲的固定农耕与游牧文化研究,并提出了“绿洲生态人类学”构想。

在几十年的学术对话与学统传承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共同的研究旨趣。4一方面,始终致力于中国境内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并重研究,而扬弃了民族学过分关注共时态研究的倾向。另一方面,他们都非常注重研究环境变迁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而将自然因素仅仅作为文化需要适应的对象去对待,是生态民族学研究的“第二性”内容。再者,其基本观点认为,在文化的多元与生态的多样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正是生态民族学致力于探讨的根本学理问题,同时也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来源。

三、“形格势禁”:不可规避的社会性曲折

整体性社会背景是导致生态民族学中国化曲折历程的根本原因。其中,政治环境、行政结构和“现实”问题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为深刻。

(一)政治环境的左右

20世纪50年代初的新中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反华势力的政治挑衅,试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这个严峻的国际背景,直接促使科学研究和政治指导思想,必须要为化解这个政治危机服务。这样一来,经典进化论获得了在中国政治领域无限强化的历史机遇。

19世纪中叶,在前辈学者基础上,英国的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对生物学谱系上的“进化”(evolution),作了“系统性”总结,1从而将“进化论”推向了科学研究的顶峰。而美国的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英国的泰勒(E·B·Tylor)和斯宾塞(H.Spencer)等人文研究者,几乎是在达尔文总结出进化论的同时,就实现了生物学谱系和人文学谱系的进化论的无缝对接——从生物学的进化视角去阐释人类社会演进的谱系。

此处我想进一步说明的一点,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2月8日,天津《国闻汇编》刊载严复所译英国赫胥黎(T·H·Huxley)在牛津大学的讲稿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35]“天演论悬殊”(即“导论”)[36]后,“进化论”在这个晚清社会的渗透过程及其如何影响到现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如此的“深入人心”,甚至已经进入到中国社会的“骨髓”中去了,而且直到21世纪仍然“无法自拔”。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看,不清算“经典进化论”残留,中国生态民族学就无法创新国外生态民族学的思想,更是无法揭露和推翻发达国家骨子里面的“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魔障——这才是我们要批判的根本思想问题。然而,在这一理论出现的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深受摩尔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并在阅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书时还做了深入研究,写出了《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等经典著作。因此,马克思主义受到经典进化论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可是,这种单一理论的取舍和提倡,却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会对民族学其他理论与流派在无形中生发排斥。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后,欧美民族学已经发展出“结构主义理论”“新进化论”“文化相对论”“新心理学论”“社会生物学论”等重要理论。可是,由于这一现实政治背景的需要,這些理论却长期被拒于国门之外,国内绝大部分研究者和一般民众很难接触到它们。很显然,这样的暂时性理论取舍,阻碍了生态民族学中国化的成效。

将文化与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是“新进化论学派”的重大发明。该理论的核心是“多线进化论”——无疑,这一理论与经典进化学派的“单线进化论”相左。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新建的学术话语体系及其他历史因素的影响,使得在1980年代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多线进化论思想,仍被不少民族学前辈视为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异端学说”而加以排拒。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左右下,20世纪80年代,国外学者研究文化生态的前沿或经典理论,很难及时而系统地译介到中国社会,而且直到今天,这样的影响依旧很难彻底清除。具体表现为,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有关文化生态思想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著作,依旧凤毛麟角。

大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国内区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政治环境所染,学术界也很自然地把生态民族学的理论研究框定在消化和解读苏联的生态民族学理论身上。而当时苏联正是遵循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前辈所构建的“经济文化区”。其中,林耀华成功地将苏联经济文化区理论译介到了中国,而且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区做了初步划分。当然,直到1980年代末,在课堂教学和作学术报告时,他还不断地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学术思想对中国更有直接意义,而美国的“新进化论”则不具有这个长处。然而,当时很多民族学家却不关照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 “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所讨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辨析过的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所引发的巨大生态灾难,等等客观事实。更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涉及并展开过深入探讨的人与自然关系,不仅在当时缺乏深入研究,就是到了今天还依然是我们学习马列经典论著的短板。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这些客观文化生态事实,很难精准地将它们划入苏联学者所创建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中,致使人们对文化生态问题,也只能是“被动的”视而不见。在当时的民族学理论著述中,仅是在教材和普及性读物中,对“新进化论”和“文化生态学说”,做概要性介绍。在翻译苏联谢·亚·托卡列夫(С.А.Токарев)的《外国民族学史》时,汤正方才是有限地转述了西方的文化生态理论[37]。在这种研究取向引导下,不少中国民族学家也就很自然地将“生计方式”,理解为是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沉积”去看待。但江应樑、梁钊韬、陈国强等“南方”学者,则从南方民族的历史过程与现实生活出发,看到了当时这些地区的文化与生态运行的潜在问题。他们指出,在苏联的文化经济类型划分体系中,这些民族的文化,明显的客观的存在着“例外”。1不过,在费孝通、林耀华所组织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毕竟还是客观地调查分析了各民族的传统生计和他们生存环境的特殊性问题。

(二)职能部门相互掣肘

主管“民族问题”的最高行政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NEAC)(简称“国家民委”)。它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基本部委之一,但其职能被划定在仅重点管理中国少数民族事务的圈子内。中国的历史表明,“民族问题”绝非儿戏,事关国家兴亡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因此,早在1949年12月22日,党和国家就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中央民委”),直到1954年的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才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但在1970年6月22日被撤销,直到1978年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才得以恢复,并隶属国务院下辖,直到当下。1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问题”置于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国家民委的基本执掌,始终是围绕着“民族问题”而展开。它们不仅要制定民族政策、起草民族法律法规,协调、统筹和指导全国各部门的民族工作,还要兼顾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指导挖掘和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古籍文献,并要完成制定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制度规划,等等。2由此可见,国家民委的核心执掌,是要处理“纯粹的”“民族地区的族际关系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无须涉足民族地区的现实的环境与生态问题,至于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史及其生态灾变教训,更是“无暇顾及”。这是因为,调查并实施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或执行“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直接与生态环境相关联的执掌,主要由“林业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执行。

归林业部门管辖的执掌,最先归在1949年10月成立的“林垦部”3,其后演变为1979年2月恢复的“林业部”,并最终定型为1998年的“国家林业局”。而部分执掌则归属生态环境部门所辖。在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生态环境部门”屡屡变迁。最初是1974年才创建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管辖,然后则是改隶1982年5月新组合而成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设环境保护局)”。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数次调整后,最终归在了2018年4月16日挂牌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中国领土范围内的生态系统千姿百态、千差万别,需要细化研究。仅森林生态系统就有上百种不同的内在复杂结构,需要投入持久而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细化研究,它们还需要去管理包括草地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竹藤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沙漠生态系统、寒漠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等等与森林生态系统内在结构,几乎完全不一致的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问题与生态建设问题,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而这些客观存在的多元化的生态系统,直接影响生态民族学的中国化,尤其是如下两方面的影响极为深远。

一是消化和吸收国外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上的障碍。正是中国大地上不同生态系统如此错综复杂的格局,使得苏联的“文化经济类型”理论,始终无法指导做出科学符合历史与现实的划分,进而使得苏联的这一理论,在应用过程中,一直蒙受着严峻的挑战。这正是江应樑、梁钊韬等人,提出我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存在着这一划分理论无法囊括的“例外”的事实依据。更何况,不但应用苏联的理论有如此困境,而且消化和应用其他国外的生态民族学理论,也会遇到类似挑战。这正是要创新国外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根本原因,而不应该再犯过去那种“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

二是当学者们将借鉴而来的这些理论,呈现给具体的行政管理部门参考应用时,自然也就产生了行政管理与具体实践上的错位障碍。上述可知,国家民委是解决“纯粹的”“民族问题”,而林业部、生态环境保护部,则致力于化解生态环境问题,探寻生态建设路径。基于此,生态民族学的理论研究及其定位,就必然处于“行政分割”的尴尬处境。民族学家只能规避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不同空间下的文化生态形成的历史过程。而生态学家则反过来,尽可能规避民族文化问题而研究环境问题。双方成了两股道上的车,难以碰到一起。这是因为,在行政部门体制中,他们去研究这样的问题并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找不到准确的“挂靠对象”“接纳对象”,甚至还找不到“对话的对象”,更是没有一个行政部门会在其法定的执掌范畴内,有兴趣和有必要去听取如此“四不像”的研究结论。不管是行政部门官员,还是民族学家,都很难意识到并心甘情愿的接纳人类面对的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事实上是同一个整体的两个侧面这个事实。就实质而论,这也是其后生态民族学中国化过程中,国内不少有创建的生态民族学研究成果,往往被归属在“软科学”领域的由来。

所以说,上述两个障碍与50年代后的行政管理部门各自执掌之间的互相掣肘不无关联。与此同时,这一障碍的普遍性远不止于此。国家民委与农业农村部、林业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之间,事实上也客观存在着相互掣肘。在无意中,这种职能格局同样加重了生态民族学中国化的障碍。

(三)学科自身的影响

生态民族学是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母体学科的学科问题同样是生态民族学中国化曲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西方进入工业社会后,发达“工业”成为其标志性特征,也是列强叩开中国大门的利器。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百废待兴现状,发展工业自然是当务之急。而此时的中国正全盘接受苏联的学科模式,大力发展理工科。尤其是195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钱伟长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后,理工科更是引起了全國上下的关注。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其后社会盛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正是同年《光明日报》转发该文时,对“基础”即“数理化”的过分“简单化”阐释所致。

附记:《光明日报》发表我(钱伟长)的关于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的谈话,引起了各方面的讨论。但是这个谈话稿付印前,并未经过本人过目,有些地方如基础即数理化等词句,过分简单化了些,因此也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现在愿就这个问题再作一些说明。1

不可否认,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理工科始终是整个高等教育的绝对主体。不仅如此,在教学科研体制中,也逐步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无限放大,甚至区分得过于死板。但我们要明白,将“文理”截然两分的历史,最早并不是出现在当代中国,而是近代欧洲,而且也一直影响着欧洲的“交叉”学科的出现和发展。现任欧洲环境史学会主席的慕尼黑大学历史学家克利斯托夫·毛赫,就批判过这一问题。

在很长时间里,自然环境都是历史撰述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在200多年前,当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离的时候,这种情况完全被改变。自然科学家研究历史上自然的变迁,但历史学家却日渐排斥自然……其实,在人文科学中,我们的知识基础完全被禁锢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学科界限之内,这就导致产出的研究成果完全局限在本学科范围内。我们只要稍微关注一下自然科学就能发现,真正的创新思想是在不同的传统学科的交界面上产生的。1

所以,在讨论环境史的中国化问题时,王利华也把中国学科的“分野”,追述到了晚清以来的学科体制,乃至“1952年院系调整”带来的直接影响[38]。这是根深蒂固的历史影响。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倡导文科和理科应该对话,也仅是局限于“倡议”,因为直到今天,“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仍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就业法宝”。而在具体的科研活动中,“重理轻文”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不可否认,这种高等教育模式所培养的高层次人才的知识面,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隔行如隔山”。文科研究者往往怯于了解自然科学知识,因为“从文跨理难”;而理工科研究者,则往往不屑于文科知识,即使“从理入文易”。但不无遗憾者,恰好在于文化生态领域的立足点,是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人文学科和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土木工程学等理工科之间的深层次对话。这就使得,哪怕是资深的民族学家要系统认识和把握国外有关文化生态研究的前沿理论与方法,也决非易事,甚至是职业的翻译家,要读懂国外专业的生态民族学论著,连他们自己也缺乏足够的信心。换句话说,要创设培养专业的专门研究文化生态问题的生态民族学研究队伍,人才储备从何而来,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魔咒,因为民族学专业的学生并没有开设自然科学课程。

正是这个学科体制的影响,使得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生态民族学中国化过程,经历了很多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但却是西方生态民族学家很少碰到的学科难题。好在2021年国家顺势改革,提出建构“新文科”,有望打破过去文理科“截然两分”的学科格局和世人内心那已经被僵化了的学科边界、学科高下痼疾。

(四)生态灾变是生态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直接动力

如果说,上述三个原因主要集中在较为“纯粹的”社会性层面,尤其是国家制度层面的话,那么人与环境互动所派生的生态环境负效应的积累和爆发程度,则是一个人们看来“较为”自然科学化的命题。而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及引发的社会反响,则是生态民族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客观”推进力——“因祸得福”。

从全球环境史视角看,后工业文明时代,无疑是生态环境变迁步入以恶性变迁为主导的时代[39]。这是因为,工业文明的化石能源废物总量,不断地突破相关生态系统自身所秉持的自净能力底线,进而以“生态灾变”的形式爆发出来。“热岛效应”“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生态灾变内容,甚至还“突破”区域,成为大尺度空间的生态环境问题。由此可见,生态系统自净能力门阀值,成为生态灾变从“隐性”转变为“显性”的关键所在。而另一个同样是全球性生态灾变者,则是近代以来所发生的各种类型及其规模的现代战争。现代战争造成的生态环境创伤,不亚于战争给人们的肉体和心灵所造成的创伤,也绝不亚于工业废物排放造成的生态灾难。近代以降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从未有过的高频率、高强度的现代战争,中国大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就实质而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战后重建”,并不仅局限于修复毁损建筑、建造新城,隐藏于背后的沉重投入实则是消除战争造成的生态灾变。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生产力,主要是仰仗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遗产。如在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富兰克林·H·金(F·H·King)看来,这个农业文化遗产,本身就兼具了经济产出与生态维护两个方面的优势[40]。相较于国外发达国家而言,正是中国历代祖先创建的经济生产中的智慧,使得中国境内的规模性生态灾变的出露和总爆发,反而明显滞后了近半个世纪。生态灾变的威压,倒逼生态民族学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应验了老子的名言——“祸福相依”。1

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毛澤东就开始编织“工业兴国”战略。1956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听取城市建设总局和第二机械工业部汇报。毛泽东提出城市要全面规划。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起来。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2

然而,在其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中国工农业的发展屡遭重创。但工业产生的废气污染则尚未突破生态系统自净能力底线。这样一来,即使20世纪70年代,国家就出台了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政策,但鉴于那个时代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建设方针下,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问题,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瞒而不报,污而不治”,乃至“明知污染项目也得争着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人自然也不会太在意,当然也是爱莫能助。更何况,在当时人们的内心中,无不盛行着远离“传统气息”的工业化产品,才是“现代文明”标志的心里。这样的社会氛围,自然会诱导着人们把这个时代一些民族学家“难得”的研究传统文化生态而得出的某些“预测性”结论,视为“杞人忧天”“小题大做”。这样一来,似乎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的岁月里,中国的生态灾变并非如此刺眼,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人可以说谎,但生态环境却不给你圆谎。21世纪初期集中爆发的生态灾变,实则是历史时期积淀之恶果,而绝不是一夜爆发。

从生态民族学学科属性看,这样的历史背景,正好是引进和创新国外生态民族学前沿理论与方法,用于指导中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机遇。然而,在当时普通追求以GDP为根本目标的中国社会里,它们只得“靠边站”。但作为一门“学科”,它对环境与文化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关乎历时性、长远性和全球性的公益研究。因此,数十年间,从事生态民族学研究的学人很难获得国家级项目的支持,以及相关行政部门的理解和接纳。于是,不少学者不得不靠国外基金的支持去开展规模较大的研究,但又试图努力摆脱国外势力的掣肘,从而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学科中国化步履蹒跚,研究者亦排解无方。

总之,学术研究与社会建设同步程度的高低,是导致生态民族学中国化曲折历程的总因。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内外的具体社会背景、中国特定时代的具体社会需求,乃至当时的暂时性政治诉求,始终发挥着潜在作用。总体看,虽然不少前辈一直努力地致力于突破当时的社会约束并付出艰辛劳动,但是消化和创新国外生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并将其纳入中国学术传统去阐释则始终困难重重。

四、预期与展望

尽管20世纪后半期生态民族学中国化历程举步维艰,但终究还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只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明辨生态民族学中国化历程中的利弊得失,总结其间的经验与教训,那么才能建构有中国传统学术特色的生态民族学学科。有鉴于此,本研究也算得上是恰逢其时了。当前中国社会开始倡导“新文科”,正好契合生态民族学学科属性。因此,我很期待这门学科,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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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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