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倩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刚刚抵挡住吐蕃军队的异牟寻得到了一次难得的休息时间，于是他带着儿子寻阁劝去往长安面圣。他们此行的任务，一为表忠，二为贺捷，三即为向唐皇进献一部乐舞——《南诏奉圣乐》。

“紫殿初筵列，彤庭广乐张”“共此欢娱事，千秋乐未央。”大明宫中象征着祥瑞的麟德殿上，通明的烛火在光滑如洗的铜镜反射下，让大殿沐浴在庄严的金色中。在众人山呼万寿无疆声中，唐德宗以无上威严的仪态拾级而上，端坐于御座。此时，带有南诏特色的乐舞声响起，64名舞伎手持羽扇，于金鼓声中，用独特的舞姿，在舞池的地面上踏出“南”“诏”“奉”“圣”“乐”五个大字。舞池外，唐德宗、异牟寻、寻阁劝以及唐朝和南诏的官僚臣属们围坐，品尝着各地送上的美酒珍馐，目不转睛地观看着舞者与奇珍异兽们的华丽表演，金殿、美食、华服营造出一片盛世的景象。

然而，殿外的大唐以及它西南方向的上空，稀疏的星光已被浓密的黑云包围，月光仿佛在做最后的挣扎，眼看着也终将被慢慢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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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筵席之后，唐南联军即将在四川的维州取得对抗吐蕃的大胜，南诏也将在这场“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的胜利中让唐皇对之刮目相看。吐蕃曾经是唐朝最大的外患，它甚至攻入过长安，逼迫唐皇外逃。经此维州一战，吐蕃已无法再构成威胁。此后的唐朝，似乎终于可以“边人缓带安枕，无烟火之警”了。

可谁曾想，当历史发展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时，南诏军队在他们的弄栋节度使、清平官王嵯巅的率领下，“悉眾掩邛、戎、巂三州，陷之”，并于成都“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至此，唐朝与南诏之间的盟约已荡然无存，“震天的战鼓再一次响起”。

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间，唐朝和南诏的关系一直不温不火。天宝战争中结下的仇恨，貌似在联合对抗吐蕃的胜利中渐渐消弭，貌似两国的“战友情”也将会延续万年——直到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的九月，原宰相杜元颖“空降”成都。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王嵯巅在大掠成都后的一句话：“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尔。”那么，究竟杜元颖对南诏做了什么，竟然引得南诏大军报复，不惜毁掉唐朝和南诏历经坎坷、经历刀兵洗礼才恢复的良好关系？为此，要先说说杜元颖是什么样的人。据各大史书及史家评价，杜元颖虽做过唐朝宰相，但“文雅自高”“不晓军事”“庸才，无远略”却是对他普遍的描述。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些评价，我们先来看几件“故事”。

“故事”要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六月开始。位于今天河南安阳的魏博节度，其都防御使田承嗣被任命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平州卢龙（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人，为安禄山麾下大将，曾经跟随安禄山破奚、契丹，因军功提拔为武卫将军。安史之乱爆发后，继续跟随安禄山，可他本质上是一个投机者，对唐朝和安、史多次叛降，以此来攫取其政治、军事资本。安史之乱结束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与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已然起了反心。更加过分的是，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田承嗣甚至为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立祠堂，称他们为“四圣”，并向唐代宗要求担任宰相。

当时的唐朝，军镇将领已经坐大，朝廷不断失去对军镇的控制力。所以，面对田承嗣、李宝臣的这些做法时，唐朝廷只能“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而田、李之流“虽名藩臣，羁糜而已。”就因如此，在大历八年，田承嗣为安、史等人立祠后，唐代宗不仅不讨伐，反而还“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其后的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年），唐代宗又把永乐公主下嫁给田承嗣的儿子田华，致使田承嗣“益骄慢”。也就在这年的十月，“田承嗣诱昭义将吏使作乱”。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正月，田承嗣“引兵袭相州，取之。”二月，田承嗣又使盗杀卫州刺史薛雄，“屠其家，尽据相、卫四州之地，自置长吏”。等到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时，“田承嗣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李宝臣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各拥兵五万。”史官面对此种情形，也只能用“宽仁”来掩盖唐代宗的懦弱与无力，田、李等人如同史书所说：“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

在唐穆宗君臣的口中，这件事被称为“河北故事”。因为中央王朝的纵容，魏博节度割据河北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唐后的五代时期。

时间推进到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七月，唐朝的宣武节度发生了军乱。宣武节度治所在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其统辖的郑州（今河南省郑州市）以西就是唐朝的东都洛阳，又因宣武节度所辖的黄河及其支流水系可直通洛阳，因此它相当于洛阳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之前的宣武节度使为张弘靖担任，他为了攫取财富和权力，采取损公肥私的手段，用唐朝国家的钱来做人情，以致于宣武节度的府库空虚，《资治通鉴》记载：“屡赏以悦军士，府库虚竭。”后来，李愿代替张弘靖担任宣武节度使，同样也是个贪财之人，但他却比张弘靖多了一样——吝啬，历史记载：“李愿继之，性奢侈，赏劳既薄于弘靖时，又峻威刑。”李愿贪腐不同于张弘靖，张弘靖吃肉时，属下还可以喝口汤，换了李愿吃肉，属下只有闻味儿的份了。不仅如此，李愿还让自己的小舅子窦瑗担任军职，帮着他一起贪财，但因“瑗骄贪，军中恶之”，最终引起了军士的暴动。李愿的牙将李臣则趁夜闯入窦瑗帐中将其斩首，并乱兵杀死李愿妻子，李愿则只带着一个儿子逃往了郑州。暴乱的军士最后推举一个姓李的都押牙为留后，并上奏唐穆宗。“两唐书”对这件事中的人名记载虽然存在不同，但事情确实是“河北故事”类型的事情，唐穆宗君臣称之为“汴州事”。

唐穆宗收到奏报后，召集三省官员与宰相商议“汴州事”的对策，这里面就有杜元颖。他们都认为，应该按照“河北故事”来处理汴州的这次军乱，意思就是承认李都押牙自封的留后身份，“诏三省官与宰相议汴州事，皆以为宜如河北故事，授李□节”。但宰相李逢吉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反以“河北故事”争辩，“河北之事，盖非获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则是江、淮以南皆非国家有也。”他警告诸人，如果任由军镇将领自任宣武节度使，那么江淮以南的地区就会如同魏博节度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李逢吉为什么这么说呢？宣武节度位于华北平原，北邻黄河，域内丰富的水系与淮河相连。汴州以西的郑州、洛阳两地，夹于太行山脉南端和秦岭东端之间。此地继续向西则是黄土高原与秦岭之间一片难得富饶的谷地平原，即大名鼎鼎的关中平原。因此，洛阳、郑州的地位可想而知。从宣武节度向东向南可以很容易就控制淮河地区，一旦独立，淮河秦岭一线以南很有可能就与长安断绝了联系。李逢吉的这一说法既有历史的依据，又有现实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

但是，杜元颖却反对道：“奈何惜数尺之节，不爱一方之死乎！”在他看来，宣武节度以及它所辖的数个州，根本就不是什么战略之地，而只是一方封疆大吏的印信而已。而且，他还想通过这句话表现他爱惜将士生命的“崇高人格”——“为了那几尺长的一根棍子，我们就要让士兵们战死沙场吗？”杜元颖的做法，不仅是因为权力斗争，而且还体现了他战略目光的短浅。史书上对他的评价也没什么好的，《旧唐书》说他：“素不知兵，心无远虑”;《新唐书》说他：“不知兵，谓蕃镇且平，不复料天下安危事”;《资治通鉴》说他：“庸才，无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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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史家对杜元颖的评价如此不堪，可他仍然得到了皇帝的喜爱和信任。唐穆宗对杜元颖喜爱的程度之深，可以从杜元颖赴任成都的事情上看出来。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九月，杜元颖即将出发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唐穆宗为此亲自送行，“杜元颖赴镇蜀，上御安福门饯，因赐皇城留守及金吾卫率等帛有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唐穆宗不仅仅是饯行，还在饯行宴席上赏赐了皇城守卫。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在杜元颖的饯行宴席上赏赐你们，是你们托了杜元颖的福，你们也别认为杜元颖是被贬四川，要时刻记着他是我的心腹。”另外，唐敬宗时期记载了一件事情。李逢吉想打压李绅，在唐敬宗面前说李绅、杜元颖等人曾经向穆宗力荐他人为太子。当时，唐敬宗才16岁，对李逢吉的话半信半疑，但终究是惩罚了李绅、杜元颖等人。后来，唐敬宗在查阅穆宗的一个书匣时，发现李绅、杜元颖请立敬宗为太子的上疏，因此一改之前对他们的态度，“会阅禁中文书，有穆宗所封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李绅疏请立上为太子，上乃嗟叹，悉焚人所上谮绅书。虽未即召还（李绅、杜元颖等人），后有言者，不复听矣。”立太子是关系国本的事情，显然唐穆宗对杜元颖充满了信任。

但是，杜元颖还是一个善于迎合皇帝喜好的人。从史料记载看，唐敬宗是一个喜欢打马球的人，《资治通鉴》记载：“上（指唐敬宗）游戏无度，狎暱群小，善击球。”另外，《旧唐书》记载，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唐穆宗崩，敬宗即位。二月，唐敬宗就在中和殿和飛龙院连着两天打马球，而且是在唐穆宗刚死的第二个月。不顾先帝刚死，就在宫中举行这种娱乐活动，是对先帝的不敬，但也反映了敬宗对马球的喜爱。杜元颖为了迎合唐敬宗的这个爱好，7天前，刚刚从四川运了一批做工精美、十分艳丽的球衣给敬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进罨画打球衣五百事”。史书评说杜元颖这一行为只用了“非礼也”三个字，原因也就是先帝刚去世，但对他这种行为却没有任何惩罚。

如果不是南诏的进攻，可能再过几年，杜元颖又能爬回唐朝的中枢了吧。

那么，杜元颖到了四川后，又是怎么治理这个与南诏、吐蕃接壤的军事重地的呢？史书记载他在四川“治无状，障候驰沓相蒙。”短短几个字，我们就能看到杜元颖到了四川后，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让这里军备松弛。同时，因为他“素不知兵”，对军事知识一无所知，很容易就受到边将的蒙骗。当时，四川的军备松弛到士兵跑到南诏去盗抢的程度。《资治通鉴》记载：“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也就是王嵯巅口中所谓的“侵盗”。坐拥天府之国的剑南西川节度，其军士的吃穿竟然成了问题，以至于要靠盗抢百姓自给。何解？史书载：“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

杜元颖在行笔书文方面确实是一个尖子生，作为名相杜如晦的裔孙，他在贞元时期以进士登第，“入翰林，充学士。手笔敏速，宪宗称之”，但如果按照身居国家行政中心的宰相或是掌控一方的诸侯这些职位的要求，他就变成一个严重的偏科生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迂腐书生的通病，杜元颖也是这样，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他肯定瞧不起行伍之事，觉得这是莽夫的粗鲁行为，与他宽袍大袖、恍若圣贤的人设严重不符。然而他语言上追逐圣贤，身体上表现却很诚实。圣贤书只是他晋升的阶梯，“专务蓄积”却是他读书的目的。

杜元颖之所以能到得了四川任节度使，与唐穆宗的失察不无关系。但不得不说，杜元颖到四川，唐穆宗会放心许多。剑南西川节度接壤吐蕃和南诏，吐蕃虽已被唐南联合打没了气焰，但说唐朝能就此安心，则是不可能的。南诏虽与唐朝同在一个战壕战斗过，但唐朝记忆里更清晰的还是天宝战争，还是南诏二十万人寇蜀，还是南诏在统一六诏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土地和人口的渴求。四川被唐朝视为富饶之所在、安全之所在、西南屏障之所在，否则，唐玄宗也不会在南诏北臣吐蕃后、在安史之乱时以四川为他逃亡的目的地了。韦皋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时候，除了一手促成南诏归唐之外，“治蜀二十一年，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在他的治理下，四川可以说是安枕无忧。

但是，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韦皋阖然辞世。韦皋活着的时候，四川面对吐蕃和南诏可以说是滴水不破，四川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可是这一切是以韦皋个人能力为基础的，不论是四川，还是吐蕃、南诏，都慑于他的能力而不得不顺从。韦皋死后，留下的是一方富庶的民众、一支历经百战的强军，当然还有一个空着的宝座，这些是野心家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就在韦皋死的当日，他的手下大将、行军司马刘辟，不等朝廷任命，即自任为留后。于是，唐宪宗又不得不调集将领征讨刘辟，“长武城使高崇文为左神策行营节度使，率左右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以讨刘辟”。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刘辟伏诛，但这类如同刘辟的事情在唐朝中后期其实已经十分普遍。阅读永贞、元和年的史料，我们能看到很多自称“留后”、自称“知军事”以及节度大将反叛和军镇将领相互攻杀的记载，唐朝中央已经无法有效控制地方了。

另外，唐朝的衰弱不仅体现在对内的掌控，边疆也让它感到鞭长莫及，单说西南方向上，比较突出的是居住于现今广西的邕管经略、黄洞蛮和位于今天越南北部的安南。黄洞蛮又记载为“黄峒蛮”“西原蛮”，居住地为安南都护和邕州交界的西原州附近，大体为今天广西的靖西、天等、崇左、宁明等地。这一时期的史书上可见的是“西原蛮陷宾、峦二州”“西原蛮陷岩州”“黄洞蛮陷钦州”的记载。而安南方面，则是“云南蛮”“黄洞蛮”“环王”都对其进行过侵寇，且安南、邕州多次发生将领相互攻杀、刺史叛乱和军乱的事情。

唐朝面对内外纷乱的局面，如果在四川再发生变乱，它必然是承受不起。这时，虽无治理之能但很听话的杜元颖，自然就成了上好的人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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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一封加急文书送到了长安：“云南蛮陷巂、邛二州！”唐朝廷在心理上对此毫无防备，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记载显示唐朝与南诏交恶或唐皇诏令抵御南诏进攻，反而是友好地交往。

异牟寻死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丧讯报到长安后，唐宪宗还为此派人赴南诏吊唁，“甲子，南诏异牟寻卒。辛未，以谏议大夫段平仲使南诏吊祭”。甲子与辛未之间仅隔了6天，在古代那种信息交换只能通过地面运输的时期，唐朝如此快地做出反应，可见两国关系之亲密以及唐朝对南诏的重视。除此之外，唐宪宗继续以异牟寻之子寻阁劝袭南诏王，并且还因异牟寻的死而废朝三日。

异牟寻死后，南诏国内政局几经波澜。史料记载，元和三年，寻阁劝立，但是他在立后第二年就离世了。寻阁劝的儿子劝龙晟继而立为诏主，在当了7年后，被王嵯巅弑杀。王嵯巅又立劝龙晟的弟弟劝利晟为诏主，后者也只在位了7年就死了，继而又由劝利晟的弟弟劝丰祐继任。

虽然南诏政局变幻，但从元和三年一直到大和三年这21年间，除了元和十一年（816年）一次记录“云南蛮寇安南”并再无下文之外，两国持续地进行着朝贡、入朝等友好交流。元和十年，南诏与渤海、新罗、奚、契丹、黑水、牂柯共同遣使朝贡;元和十一年二月，南诏酋长龙蒙盛去世，唐朝派剑南西川节度使告哀;长庆三年九月，南诏派王丘佺向唐皇进献“金碧文丝十有六品”。

但这种友好的局面，却因为杜元颖的到来而终致破坏。杜元颖在治理四川时的无序和贪婪，不仅造成其内部的混乱，扩大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同时也激发了南诏扩张的野心。之前说过，杜元颖为了讨好唐皇，广泛地搜刮财物，致使四川的军士们衣粮短缺，不得已去南诏进行搶夺。南诏面对唐兵入境抄盗，对这些士兵不仅不予以打击，还主动资助衣服粮草，目的就是打探四川的兵力部署和虚实，“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因此看来，南诏可能早有打算入侵四川，否则，为什么他们还要通过“衣食资之”来套取四川的情报？为什么不在川兵“入蛮境钞盗”的开始就予以反击？

南诏之所以有这种打算，原因就是他们希望通过掠夺人口来发展自己的社会，这与其政权性质息息相关。

在古代，人口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重要部分，统治者靠人口来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靠人口来征收赋税、供养国家机器。强盛的人口往往象征着强大的兵源，统治者有了充足的士兵也就有了强有力的国家暴力机关、军队，就能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安全和防御外敌入侵。而要养活大量人口，又离不开大量的可耕土地。所以，在古代社会，由于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军事物资都由土地以及在土地上工作的人产出，国家运转也紧紧围绕着对土地的分配、使用来进行。例如亚洲中部地区，由于温带大陆性气候的影响，其实适合粮食耕作的土地很少，但中原王朝一直视其为西向的屏障和门户，自古以来，围绕此地的争夺发生了无数场战争。但如果他们要维持在此地长期的有效统治，则必须通过军屯、民屯、移民充实的方式来实现。

从南诏的几次主动发动的战争来看，他们的目的也是对人口和土地的掠取。天宝年间，南诏在占有爨部后，迁20万户至永昌（今保山）。天宝战争胜利后，南诏向西进占寻传，向东在昆川（今昆明市）置拓东城，按照《南诏德化碑》上他们自己的讲述，寻传是“畴壤沃饶，人物殷凑”之地，昆川则“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异牟寻即位南诏王后，发动20万人进攻四川，其目的是“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也是为了抢夺人口。苍山会盟后，南诏进攻施、顺、磨些等亲吐蕃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俘虏其大量人口用以充实永昌和南诏东北地区。

因此，趋于同样的目的，我们看到在大和三年（829年），南诏攻陷了成都，最后在撤退时“掠子女、工技数万”。从此，南诏“工文织，与中国埒”。

另外，权臣掌权也是南诏入侵四川的原因之一。大和三年时，南诏诏主为劝丰祐，从之前南诏频繁更换诏主的阶段可以看出，王嵯巅是实际把持南诏国政的人。他因为劝龙晟“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就可以弑杀君主，而后僭权掌废立，立劝利晟为诏主。劝利晟因此紧紧倚靠王嵯巅，赐其“蒙”姓，称其为长兄，史载“劝利德嵯巅，赐蒙氏，封‘大容，蛮谓兄为‘容。”王嵯巅是南诏的弄栋节度使，按照南诏官制，上层有清平官和大军将，大军将有12人，他们“与清平官同列。每日见南诏议事。出则领要害城镇，称节度。”也就是说，王嵯巅的职务不仅是节度使，还是大军将，负责在南诏弄栋节度“治军壁”，属于“武将”。王嵯巅把持南诏，由于不是名正言顺，必然要靠武力上来威慑国内，而对外用兵显然可以大大提高他在国内的威慑力，并且可以将那些针对他的注意力转向国外，从而巩固其权臣的地位。那么，作为南诏诏主的劝丰祐，有没有主动进攻四川的想法呢？劝丰祐上位时才7岁，到大和三年时才13岁，一个处于读书识字、练习骑马射箭阶段的孩子，能有什么想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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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交界之地，分布崇山峻岭和险滩急流，适合人走的路本来就不多，能适合大军行进的就更少了。根据《蛮书》对成都至云南路途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猜测出南诏军队进攻成都的路线。

《蛮书·云南界内途程第一》记载，从成都出发去往云南，以双流县为起点，西南至新津县，向西至邛州的临邛（今四川邛崃），再从西南经雅州（今四川雅安）、荣经（今四川荥经），过邛崃关进入黎州。黎州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北，过此地后再经望星驿、清溪关、达仕城、新安城，翻越胡浪山、木瓜岭后到达巂州（今西昌）治北的台登城（今四川冕宁县）。從巂州沿安宁河经沙野城、俭浪驿经会川（今四川会理）至金沙江边的和子镇。从和子镇渡金沙江后就进入了南诏弄栋节度的治地。按照向达先生的描述，在清代以前，成都到云南都是按照这条路来走，“自唐迄清，千余年来，具遵此路”。

南诏进军成都的路线应该就是从弄栋节度过金沙江后，按照这条路线反向行军。由于是唯一通道，此路上的城镇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唐朝也设置重兵守卫。如巂州，它“西南有昆明军，其西有宁远军”，它西面的普安城，“剑南西川节度使重兵大将镇焉”。如清溪关，“地连山带谷，夹涧临溪，倚险结关，恃为控御”“其南隘广不盈尺，两岸壁立千仞”，地形十分险峻，易守难攻。险关还有邛崃关，《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山岩阻峻，萦纡百有余里，关当西麓垂尽处，凭高瞰远，实为中外之防……山有九折坂，路艰险，登者回曲九折乃得上。”

唐朝军队若是倚靠这些军事重镇和关隘，完全可以阻断南诏的进攻，但问题就出在这些关隘貌似太过易守难攻了。关于南诏要举兵入侵的消息，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杜元颖并不是没有听到过，守边将领曾多次报告，但可能杜元颖以为他有雄关重镇，南诏是不敢侵犯的，这些报告在他看来也是假的。《新唐书》记载：“南诏自嵯巅谋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王嵯巅率兵进入剑南西川节度境内后，以四川守卒为向导，以奇袭的方式攻陷巂州和戎州（今四川宜宾）两地，由于杜元颖和守城将领疏于防守，南诏军队如同神兵天降一般，“嵯巅兵至，边城一无备御。蛮以蜀卒为乡导，袭陷巂、戎二州”。此时，杜元颖才行动起来，组织军队防御南诏的进攻。但由于他低下的军事能力和之前混乱的治理，他手下的军队无法与南诏抗衡，“元颖遣兵与战于邛州南，蜀兵大败”，唐朝又丢失了邛州。

王嵯巅于大和三年（829年）的十一月丙申至甲辰这短短的9天时间，连下唐朝的巂州、戎州、邛州三地，而且在南诏军队到达邛州前，还要经过拥有清溪关、大渡河、邛崃关的黎州和雅州。可见，南诏军队的进攻就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势如破竹，也能看出杜元颖在这些地方军事部署上的失职。邛州一下，南诏军队与成都之间仅隔着一个小小的蜀州了。

此时，唐文宗也接到了四川关于南诏进犯的奏报，接连发兵救成都，“诏发东川、兴元、荆南兵以救西川。”“东川”即唐朝的剑南东川节度，“领梓、遂、绵、剑、普、荣、合、渝、泸九州”，位置大体在今四川东部南北一线。“兴元”即唐朝山南西道节度，位于今陕西汉中。“荆南”在今湖北省荆州，“领荆、归、夔、峡、忠、万、澧、朗八州”。没过几天，唐文宗又从湖北、河南“发鄂岳、襄邓、陈许等兵继之”。隔天，免杜元颖剑南西川节度使之职，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郭钊担任并“兼权东川节度事”。在援兵和任免状都还在路上的时候，王嵯巅已经带兵抵达成都，于第二天攻陷外城。此时，杜元颖率军奋力拒战，但守城将士军心已散，“欲遁去者数四”。

唐文宗继续向成都发兵救援，“以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又发太原、凤翔兵赴西川”。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唐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兵围许州，引来唐朝廷围剿，吴少诚大败朝廷军队，后割据称雄，不从皇命。董重质是吴少诚的女婿，同样也是一员悍将，“有董重质者，少诚婿也，勇悍，久将，善为兵”。为救成都，唐文宗已是在不断加码。王嵯巅则在成都修整几日后，又继续进军剑南东川节度，“入梓州西郭”。此时，已被朝廷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郭钊仍在东川节度，面对南诏军队，他“兵寡弱不能战”，只能写信责备王嵯巅。于是，在王嵯巅的回信中就说到了前面的“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

按照惯常的剧本，王嵯巅应乘披靡之势，携雷霆万钧之力，一气拿下梓州，进而以成都为根据地，或者向南占领四川东部，或者向东深入长安。然而，在书信交通之后，王嵯巅竟然同郭钊“修好而退”了。对此，可能真的是互通书信起了作用。估计郭钊的信里大体会说：“我唐皇天恩浩荡，累世恩赏南诏。今尔等不念旧恩，背祖遗训，竟兵侵我唐土。今我皇已发百万天兵，尔等之命，旦夕可取。然我皇感念南诏世代为忠，不忍屠戮，望尔悬崖勒马，方可得回。”这些内容是笔者臆想出来的，但郭钊面对南诏围兵，以至穷途末路，书信是他最后的挣扎，信里必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恩威并施，甚至可能做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交易，比方说“你退兵，我不打你”之类的话。那么王嵯巅呢，他是因为书信还是当时的形势而退兵的呢？首先，他已攻入成都，战略目标已经达成。史载：“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立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南诏此行的目的，就是掠夺人口与财物，入成都后，王嵯巅严禁士兵扰民，目的很可能是在观察和记录哪些人是他需要的，哪些东西是他值得抢夺的，撤退时就能一股脑收入囊中。目标明确了，行动才会迅捷嘛。其次，王嵯巅明白，南诏从境内发兵，经过巂州、黎州、雅州、邛州、蜀州而到达成都所在的益州，已经发兵多日，深入四川腹地。接连胜利下，士兵们虽士气高涨，但接下来就要面对唐朝的救援大军，如果继续逗留恋战，结果很可能要全军覆没。因此，就当时形势，及时撤退才是理智的做法。

“但见城池还汉将，岂知佳丽属蛮兵。锦江南渡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欲出乡关行步迟，此生无复却回时。千冤万恨何人见，唯有空山鸟兽知。越巂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便为蛮。冤声一恸悲风起，云暗青天日下山。云南路出陷河西，毒草长青瘴色低。渐近蛮城谁敢哭，一时收泪羡猨啼。”这是四川人雍陶的《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描写被南诏掠夺的数万成都子女一路南下的悲恸心情。战争中，牵连受苦最深的就是这些平民百姓，史书记载他们被掳时，情形十分悲惨，“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巅自为军殿，及大度水，嵯巅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而当时的唐朝，由于实力的衰弱和吏治的不严，对南诏和直接责任人杜元颖并未采取任何严厉的惩处措施。

王嵯巅率军退回南诏后，“董重质及诸道兵皆引还”，郭钊赴成都走马上任，与南诏立约“不相侵扰”。之后，唐朝又遣使“以国信赐嵯巅”。王嵯巅在事后向唐朝的上表中，依然狡辩此次侵蜀只因杜元颖。他说道：“蛮比修职贡，岂敢犯边，正以杜元颖不恤军士，怨苦元颖，竞为乡导，祈我此行以诛虐帅。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誅之。”但是，如果真的如王嵯巅所说，那么在他攻陷成都外城、“杜元颖帅众保牙城以拒之”之时，为什么不一举将杜元颖击溃而杀之，反而却用了10天的时间在成都逗留？唐朝呢，谁能想象强盛时期的唐朝会在被他国入侵并大肆掠夺后还让他们全身而退，而且事后还立约、颁赐印信？这一切都是实力衰弱使然，吏治败坏使然。杜元颖在成都被掠这件事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由于他只知搜刮民力，不知修军备边的做法，才让南诏一路挺进成都。然而，唐皇也只是对杜元颖进行了贬谪而已。大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南诏军队攻入成都时，唐文宗贬杜元颖为邵州刺史。王嵯巅上表后，杜元颖继而被贬为循州司马，3年后死于贬所。临终前，他“上表乞赠官”，唐文宗竟然还赠他湖州刺史之职。

大和三年之后，唐文宗也认识到，四川需要一个能臣干吏。于战火中走马上任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郭钊，在大和四年（830年）向唐文宗上书“以疾求代”。

这年的十月，原义成节度使李德裕接替郭钊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而李德裕也确实是一个能臣。他上任后，就着手整顿剑南西川的办事机构，“作筹边楼”，并且探查、绘制四川的地形图，同常年戍边的老将、老兵实地勘探地形、城镇和道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已充分了解了剑南西川节度的情况。《资治通鉴》的字里行间难掩对他的赞许：“德裕至镇，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日召老于军旅、习边事者，虽走卒蛮夷无所间，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逾月，皆若身尝涉历。”

李德裕还针对清溪关偏路众多而无法有效防御进攻的情况，在大渡河北建城进行防御。他说：“议者闻一夫当关之说，谓清溪可塞，臣访蜀老将，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余小径无数，皆东蛮临时为之开通。若言可塞，则是欺罔朝廷，须于大渡水北，更筑一城，迤逦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经李德裕勘察，他发现：“通蛮细路最多，不可塞”，然而大渡河却不同，这里除了和子镇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跨越。也就是说，虽然放弃清溪关就等于放弃整个巂州，但放弃因偏路众多而失去防守作用的清溪关，后撤至大渡河北岸，并以重兵把守，依托大渡河天险，就能阻断南诏进攻成都的通路。这种做法，于北宋太祖皇帝手中得到了实践，于明清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笔下得到了肯定。“宋挥玉斧”这个故事说的是北宋太祖皇帝在确定北宋与大理国边界时，“大方”地用“玉斧”在大渡河上一划说：“此外非吾所有也。”此事虽未见于正史，但北宋西南边界确实以大渡河为界。也并非是北宋不想要大渡河以南原唐朝的巂州之地，而是要了也守不住。顾祖禹也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宋弃（巂）州不守，而蜀遂无边患。”

李德裕还重视军士日常训练，建议将支援成都的一部分士兵留下继续镇守以增强防御力量，同时“修甲胄，备器械”“请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每二百户选一人，组建雄边子弟等十一军。李德裕还发现了粮饷运输上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适当地改革。往年给巂州军镇戍卒运粮，是将从内地征发的粮食先运到眉州和嘉州，再沿大渡河逆流而上运至黎州，再向各地分发。时间往往是在炎夏，造成很多运粮士卒因瘴疠而死伤，且大渡河一段为逆流，更会增加运粮负担和成本。李德裕则设中转地为雅州、邛州，避开大渡河逆行一段，同时以十月份为运粮起始时间，等到粮食运到四川时就可以避开炎夏，从而摆脱瘴疠之苦。他以这条路线作为大渡河运粮路线的补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馈者不涉炎月，远民乃安”。

经过李德裕一番全面的整顿，四川边防整肃一新，李德裕因此遣使劝丰祐，要求归还大和三年（829年）俘虏。南诏慑于四川整齐的军事，于大和五年（831年）归还了4000人，且在李德裕镇蜀期间没再举兵侵略。

这之后，南诏将战争的目标转为其他方向。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南诏攻打骠国，俘虏其三千民众安置于拓东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南诏攻陷唐安南，安南经略使裴元裕因此战死。

劝丰祐时期，南诏对外发动了战争，但也注重国内建设。如发展农业、修缮城池、兴修水利设施，“建常平仓，筑邓川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修缮苍山玉局峰顶上天然形成的水池作为灌溉储水设施，名之为“高河”，即现在的洗马潭。建设水渠引金沙江水入洱海，“灌东皋及城阳田”，又引导苍山溪水灌溉农田，“灌田数万顷，民得耕种之利”。南诏还注重发展佛教，例如为“西僧赞陀崛多”在鹤庆建玄化寺，现为鹤庆县第一中学。另外，南诏重修崇圣寺，“寺基方七里”，重修位于今云南昆明的东寺塔和西寺塔，还从成都搬运回大量的经书。

5

在唐朝中后期，南诏渐渐成为边疆大患，两国发生的比较大的战争主要围绕两地，一个是四川，另一个就是安南，南诏对后者“五载兴兵，三来掳掠。顾生灵之何负，受涂炭之辛苦。”

安南在周朝时就已被知晓，“《虞书》宅南交是也。周曰交趾”，秦为象郡地，汉武帝元鼎五年（110年），“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兼置交州刺史”。唐朝于高祖武德三年（620年）置交州总管府，至贞元六年（790年）时设置桑远军。按照《蛮书》的记载，从云南至安南交州，如果从拓东（今云南昆明）开始，经今晋宁、玉溪、通海、建水、蒙自，再过位于今屏边西边的曲乌馆、矣符馆至贾勇步（今河口西北），之后换为水路从红河可以一路顺流抵达安南都护府的交州。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也许是因为常年劳心国事，或者是身体本来就差，年仅41岁的劝丰祐就已如风中残烛，几近油尽灯枯。细奴逻建立的南诏，在劝丰祐和他之前几代诏主不折不挠的奋斗下，已经成为西南各邦国之魁首。它如同其他帝国一般，有附属小国，也如其他帝国一般，对它们履行着保护的职责。在这一年，长期因为邻国侵扰而向南诏求救的骠国，终于等来了南诏段宗牓的救援。

同样是在这一年，因安南经略使李涿“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又杀当地酋长杜存诚，致使当地人向邻近的南诏求兵。等到南诏兵至，李涿又撤出唐朝戍卒，命七绾洞蛮酋长李由独独自抵挡南诏。李由独对唐朝可谓忠心耿耿，要人给人、要粮纳粮，“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李涿让李由独抵挡南诏，很明显又是唐朝的“以夷制夷”策略。但南诏并非安南周围的小部落，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让李由独“势孤，不能自立”。正当李由独陷于绝境之时，南诏的拓东节度使去信给李由独，承诺任命他为拓东押牙，并将外甥女嫁给李由独的儿子，而作为交换，李由独需要归顺南诏。于是，“由独遂帅其众臣于南诏”，而这件事造成的后果就是“安南始有蛮患”，在六月时，“佑遣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之后，为了更有效地占据安南，劝丰祐又派3000朱弩佉苴助守。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唐宣宗崩，唐朝派使臣向南诏告哀。劝丰祐也在这一年去世，继位的酋龙因唐朝不吊恤南诏而心生怨恨，加之唐朝以“诏书乃赐故王”，所以在对待唐朝使臣上十分轻慢，“以草具进使者而遣”。其后，酋龙改名“世隆”，自号南诏为“大礼国”，并且自称皇帝。自称皇帝这件事，象征着南诏脱离唐朝附属的身份，并且自此以后直至大理国，包括郑氏的大长和国、赵氏的大天兴国、杨氏的大义宁国和高氏的大中国，统治者都以皇帝自称。

苍山会盟后，南诏常年向成都派遣子弟学习儒学，这些南诏子弟的衣食住用都由当地负责，这种情况达50年之久，致使“军府颇厌于禀给”。另外，南诏虽连年向唐朝进贡，但唐朝的还礼向来多于南诏，因此“蛮使入贡，利于赐与”，而南诏为了多得还礼，不断增加进贡时的随从。等到杜悰任西川节度使时，向唐宣宗上奏请求削减这两件事的人数，因此惹得南诏不悦。加上唐懿宗因世隆“名近玄宗嫌讳”，而断绝了南诏的进贡并不对世隆进行册封。世隆便向今天云南省昭通、宣威、曲靖等地“遣兵取乌蛮、僰、爨之地”，于今曲靖会泽置东川郡，其后又攻陷播州（今贵州省遵义）。

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年），安南都护李鄠跨越广西进入贵州收复了播州。然而，李鄠的这一动作造成安南兵防空虚，给南诏可乘之机，在十二月，南诏在安南当地部落的引导下，率3万人又攻下交阯，“安南土蛮引南诏兵合三万馀人乘虚攻交趾，陷之”，李鄠只好率兵屯驻于武州（今越南谅山）。咸通二年（861年）六月，李鄠在武州集合军队和当地部落民众，重新收复安南。但李鄠因一系列失职的表现，被唐懿宗贬为儋州司户。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李鄠收复播州而造成交阯失守外，还在于李鄠的一些做法不符合唐朝对安南的管理政策。唐朝在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时，往往是羁糜制之，因此需要联合、拉拢当地势力较强的首领帮助管理。当时安南的杜守澄即是如此，唐朝廷“以杜氏强盛，务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但李鄠刚到安南时就杀了杜守澄，致使“其宗党遂诱道群蛮陷交趾”。唐朝为了安抚杜守澄部落，赠杜守澄的父亲即被李涿杀死的杜存诚金吾将军之职，同时为了惩罚李鄠，继而又将他流放崖州（今海南省海口）。

从史书上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侵犯唐朝，很多是因为唐朝任用边将不善造成的。因张虔陀“诳惑中禁，职起乱阶”而有天宝战争，因杜元颖“治无状”“专务蓄积”而使成都数万子民被掳南诏，因李涿“苛墨自私”逼迫“夷人”结南诏陷安南。而“南蛮”攻陷邕州，原因也是如此。唐懿宗咸通二年七月，安南刚刚收复，治所为现今广西南宁的邕州却又被“南蛮”攻陷。原先唐朝对此地的防务，是征发广、桂、容三道兵共3000人戍守，3年一换，段文楚任邕管经略使，向上请求在当地自行招募土人戍守，得到了朝廷同意，但段文楚只招募到500人。后来，李蒙代替段文楚任经略使，非但没有补足剩下的缺口，反而“利其阙额衣粮以自入”，并且只让这500人守左、右江，兵力分散空虚，致使“蛮人乘虚入寇”。

此事的记载上，虽只用“南蛮”而非“南诏”，但一是到这时，南诏的边境已经到达今越南北部边境和红河西岸，紧邻交州，距离邕州也不远。二是这时南诏已侵入广西、贵州、安南等多处地点，要攻打邕州也只是顺道拐个弯的事而已。所以说，在“南蛮”攻陷邕州上，南诏没出一点力也不太可能。

唐朝廷也认识到南诏在稳定西南边疆上的作用，开始反思之前唐宣宗断绝交往的决定。杜悰便对唐懿宗说道：“南诏向化七十年，蜀中寝兵无事，群蛮率服。”他认为南诏兵太强了，不能轻易与它断绝交往，如果世隆能改名，不犯唐玄宗名讳，唐朝还是应该遣使册封诏主并吊祭劝丰祐的，“应遣使吊祭，晓谕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庙讳，故未行册命，待其更名谢恩，然后遣使删命，庶全大体”。但是这种认识已经来得太晚了，唐朝的吊祭使孟穆还没来得及出发，南诏又率兵侵寇巂州，攻打邛崃关，“咸通三年，隆亲寇蜀，取万寿寺石佛归”，唐朝与南诏再次和好的可能化为泡影。

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再次攻打安南，此时的安南经略使为王宽，因之前七绾洞蛮投靠南诏，李涿又“奏罢防冬兵六千人”，安南失去防御力量，王宽数次向朝廷告急求救。唐懿宗以蔡襲代替王宽，并“发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万人授袭以御之”，南诏看到唐大军至安南，选择了撤退回国。当时安南归唐岭南道管辖，以蔡京经制岭南。蔡京担心蔡袭在对抗南诏时立功入朝，请求唐懿宗“还戍兵惜财用”，削减了安南的防御力量。而蔡袭深知南诏对安南窥探已久，极力反对蔡京的主张，并上状言“十必死”，但并没有得到唐懿宗的重视。继而，唐朝分岭南为东西两道，安南所属的邕州为西道，任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严刑峻法，实行炮烙之刑，“褊忮贪克，峻条令，为炮熏刳斮法”，致使军乱，远逃至藤州（今广西藤县），后又矫诏率军攻邕州不得，贬死于崖州。

然而蔡京的这一动作，又使安南处于防御薄弱的状态，因此无法抵挡南诏的进攻。咸通三年十一月，南诏以5万兵第三次攻打安南，蔡袭则又一次向朝廷求援。唐懿宗则发荆南、湖南两道兵共2000人，在当地征兵3000，共5000人屯驻邕州。之后，蔡袭又分兵屯驻海门（今越南海防），岭南西道节度使郑愚“分兵御之”，唐朝又从山南东道发兵千人增援。十二月，南诏军队将领杨思缙、麻光高率兵包围交阯城。交阯城内已处于绝望境地的蔡袭把苍山会盟时的誓言绑在箭矢上射入南诏军营，希望南诏退兵，却未得到南诏理会。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二月，南诏攻破交阯，蔡袭率左右护卫抵抗，战至死伤殆尽，蔡袭虽身中十数箭，但仍“徒步力战”。边战边退的蔡袭想搭乘监军的船逃跑，但船已经先离岸了，最后，他在彻底绝望中溺海而死。这一战中，蔡袭全家连同随从七十多人战死。事后在《蛮书》中记录下此事的樊绰，当时也处于战阵之中，他的长子樊韬以及家属奴婢共14人也“一并陷没”。樊绰则在交阯城破之时泅渡富良江逃至海门，并由此归国。守将虞侯、元惟德率领荆南兵四百余人也想乘船逃跑，到城东时已发现无船可乘，决定背水一战：“吾辈无船，入水则死，不如还与蛮斗。人以一身易二蛮，亦为有利！”于是，这抱有必死之心的四百多人上演了唐朝在安南抵抗南诏入侵以来少有的悲壮，在斩杀南诏2000人后终至全军覆没。城破当夜，南诏对交阯城进行了残忍的屠戮，一些幸存者因藏匿在山洞中而逃过一劫。

南诏自咸通元年至四年，三次攻打安南，两次攻陷，杀伤、俘虏共计15万，安南百姓因此遭受巨大苦难。南诏在第二次攻陷交阯城后，留下两万人由杨思缙率领驻守，其余人进屯龙州（今广西崇左西），进而威胁邕州，窥伺内地，安南周围的溪、硐等部落也相继投降南诏。

坐镇邕州的郑愚担心无法抵挡南诏，向朝廷奏请派武将，唐懿宗命康承训接替郑愚，然而事实再次证明唐在边将任用上的失策。康承训到邕州后，面对南诏的威胁，竟然不设斥候预警。咸通五年（864年）四月，南诏军队6万人进入邕州，康承训仅率万人迎敌，且分兵六道，在人数处于绝对劣势下还“不设备”。最终，这六道仅1万人的唐军，有五道8000人或死或被俘，仅剩的一道因为行军缓慢迟到而幸免。这时，康承训完全乱了手脚，“不知所为”，其副将李行素只好指挥剩余的将士在南诏军队合围前完成防城栅栏和壕沟的修筑。为了突破南诏的围困，唐军数名将领不想坐以待毙，建议康承训利用夜色掩护袭击敌营。然而愚蠢的康承训不同意，最后因天平军中一小校再三力争才勉强许可。于是“将勇士三百，夜缒而出”，幸亏了这夜袭敌营的300人，康承训不至于落得身首异处。也是南诏军队在接连胜利后麻痹大意，唐军300将士趁着夜色用绳子翻下城墙后突袭南诏军队，在敌营中四处放火，趁着混乱，一时斩杀南诏五百多人。围城的南诏军队以为唐朝救援大军杀来，惊吓之间慌忙逃跑，邕州之围随之解除。事后，康承训向朝廷告捷，也不知怎么，这场并没有给南诏造成多大损失的突围战竟弄得“中外皆贺”。战斗中一无是处的康承训竟然得到唐懿宗褒奖，加检校右仆射，其兄弟亲信也都受到赏赐，而冒死烧营的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由是，军中怨怒，声流道路”。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将事情原委上奏朝廷，最终，康承训被罢官，任高骈为安南都护。

6

南诏从邕州败退后，没有再组织进攻，原因是邕州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去攻打的了，“时南诏知邕州空竭，不复入寇”。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南诏转而侵犯巂州，部队推进到黎州的大渡河边，西川节度使率两林蛮迎战，南诏大败而回，驻扎于保塞城（今四川冕宁）的城使杜守连也投降唐朝。到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南诏再次攻打巂州。因之前刺史喻士珍贩卖两林蛮人口，在南诏这次进攻时，两林蛮主动打开城门，巂州因而被南诏攻陷。刺史喻士珍投降于南诏，而南诏军队入城后将守城将士尽数坑杀。

安南方面上，高骈坐镇后，积极整修军备，以5000士兵进入邕州击败林邑部队。林邑即环王，所在地区在安南都护府之南，与安南都护府的唐林州、罗伏州接壤。唐穆宗长庆四年，林邑与黄洞蛮攻陷陆州，杀刺史葛维，咸通初又参与了南诏攻陷安南的战争。赶走林邑后，高骈继续进攻屯驻龙州的南诏军队，南诏将杨思缙烧掉粮草后败逃。世隆怕段酋迁无法独自抵挡高骈的军队，派杨缉思、范泥些、赵诺眉率军帮助段酋迁守交州。

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六月，高骈率领唐军抵达交州，开始收复交州的战斗。段酋迁派张诠出战，失败被斩，南诏将领李溠龙率手下万人投降。南诏杨缉思继续迎战，仍然不胜，败退回城，唐军乘势杀入城内，斩杀段酋迁、范泥些、赵诺眉以及南诏军士共3万多人，同南诏一起进攻安南的当地部落共1万7千多人随之投降唐军。此战后，安南平定，“南诏畏之，不敢东侵”。

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年），可能是世隆考虑到之前对唐朝用兵确实太多，在安南上的失败也让他意识到唐朝国力仍然强过南诏，希望缓和一下两国关系。同时，唐懿宗下诏，命令安南、邕州、西川等地按军界内，不准进攻南诏，并且“委刘潼晓谕（南诏），如能更修旧好，一切不问。”因此，世隆以感谢唐朝释放清平官董成为由，派杨酋庆入朝并再次归还了3000名大和三年时的成都俘虏。

然而，当杨酋庆走到邛州时，被唐朝巂州刺史、定边军节度使李师望杀害。而李师望之所以杀南诏使臣，是他想通过杀害使臣来激怒南诏，继而在与南诏的战争中立功受赏。与李师望杀害杨酋庆差不多同时，唐朝的任免文书也到了李师望手上，窦滂接替他担任定边军节度使。然而窦滂比李师望更加贪婪、残暴，加之李师望在时就已惹得军士怨恨，恨不得“生食之”，因此还不等南诏复仇大军来犯，巂州内部就散了。

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十月，为报杀使之辱，世隆率数万人“倾国入寇”。先是攻破唐朝属蛮董舂乌部，后于十一月与唐朝定边都头安再荣战于清溪关。清溪关无法阻挡南诏军队，安再荣退至大渡河北与南诏对峙。由于大渡河天险阻挡，南诏一时也无法攻破，两军在此用弓箭相互射击达九日八夜之久。在两军隔大渡河对峙的时间，世隆分军翻越大凉山，进入今四川乐山沐川县，“密分军伐木开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并在此处全歼唐将黄卓率领驰援的500人。此后，这支军队继续向北兵临犍为（今四川乐山犍为县）。他们换上黄卓部队的军服后，伪装成败退的唐兵渡过岷江后攻陷犍为，后又进入陵州（今四川眉州仁寿县）和荣州（今四川自贡），“焚卢舍，掠粮畜”，转而进逼嘉州（今四川乐山）。唐将刺史杨忞与定边监军张允琼与南诏军队隔江守嘉州城，南诏军队则分军一路从城东渡江后，两军夹击唐军，杨忞、张允琼逃走，嘉州城陷。

大渡河这边，世隆派遣清平官等十数人假装与窦滂和谈，“滂与语未毕，蛮乘船筏争渡”。窦滂以为大势已去，准备上吊自杀，被唐将苗全绪救下。后者立即与安再荣率兵抵挡南诏，而窦滂却骑上马只身逃跑了，一路逃至今都江堰地界。唐軍见主将逃跑，也无心再战，转身逃跑，途中还不断抢掠所经之地，以至于南诏军队攻陷黎州、雅州进入邛州后，“城已空，通行无碍矣”。

南诏攻下邛州后，又一次对成都构成威胁。成都则猛然惊醒，大和三年的惨状历历在目，于是百姓纷纷涌入城内避难。此时的成都，虽经过李德裕的整顿，但只有一些瓮城，城外并未修筑壕沟，没有做到完整的防护。由于大量难民进入，城内一时十分拥挤，“人所占地各不过一席许”，并且饮用水缺乏严重，人们只能“取摩诃池泥汁，澄而饮之”。为了抵御南诏，剑南西川节度使卢耽任命彭州刺史吴行鲁使为参谋，命其与杨庆复“共修守备，选将校，分职事，立战棚，具炮檑，造器备，严警逻”，并通过比试选出3000人为“突将”，承诺重金赏有功者。另外，还向唐朝廷告急，请求朝廷遣使与南诏讲和。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正月，南诏军队进至眉州（今四川眉山），卢耽遣同节度副使王偃与南诏杜元忠讲和，然而杜元忠回道：“我辈行止，只系雅怀”，字面意思是：要打还是要和全凭南诏的想法，要表达的就是拒绝此时讲和。之后，南诏军队继续进入蜀州的新津（今成都市新津区），卢耽派遣的使者又来，询问南诏这次攻打成都想得到什么。卢耽其实十分明白，南诏这次就是要攻下成都，他遣使讲和只为拖延时间，以便修缮成都城防。因此，等到南诏军队攻陷双流（今成都双流区）逼于城下时，成都守备“粗完”。正月十五这天，卢耽第三次遣使入南诏军中，杜元忠此时提出了要求，规定了成都将领们面见世隆时的礼仪，并要求世隆进入成都后要居住于剑南西川节度使的寓所，想来这种侮辱性要求必会遭到卢耽的拒绝。

3日后，南诏大军兵临成都城下，唐朝支援成都的1万大军也已到达成都东北的汉州（今四川广汉），前面逃到都江堰的窦滂也带着4000士兵到了汉州，但这总共1万4千人的唐军因窦滂的蛊惑而观望不前。城内，唐将李自孝与南诏沟通烧粮仓里应外合，但事泄被杀，南诏第一次攻打成都城的尝试也因此停止。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二月初一这天，对成都城的进攻正式开始。南诏四面合围成都，从四个方向上架起梯子攀爬城墙，唐守城将士则向梯子上泼油后点火以阻碍对方进攻，战斗就这样持续到将近天黑。趁着光线变暗，卢耽命杨庆复、李骧率突将出城杀敌，在重赏之下的“突将”斩杀南诏两千余人，烧毁攻城器物三千多台。为了克制唐军的火油，南诏编织竹篱，用水充分浸泡后，“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燃”，杨庆复提出用铁水浇，“攻者又死”。

二月初三，唐朝廷派遣的宣谕通和使支详与带兵支援成都的颜庆复到达成都外围，支详与南诏约和，南诏暂时收兵并做好准备迎接支详。但支详又因为唐朝援军将至而主动拒绝和谈，于是战斗又接着进行。

到这时，窦滂已被朝廷贬为康州司户，任命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并节制支援成都的大军。二月十二，颜庆复带领援军进入成都北边的新都，与南诏来此阻挡的军队遭遇，当地百姓也参与到战斗中，斩杀南诏2000人。第二天，南诏又派步兵骑兵数万人阻挡唐朝援军，颜庆复与另一赶来支援的唐将宋威合力斩杀南诏五千余人，南诏军退驻星宿山（今成都市北羊子山）。宋威带军进入沱江驿，距离当时的成都城只有30里。

南诏见唐朝援军已至，而且对成都又久攻不下，心里开始焦急，以至于“骠信以下亲立矢石之间”，又数次遣使与成都城求和，城内一一拒绝，“蛮复请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违答之”。二月十八，唐朝援军进至成都城下，南诏见大势已去，于当夜“烧攻具”向南逃遁。宋威发现后想率兵追杀，但因他“破蛮军功居多”而遭到颜庆复的嫉妒，被颜庆复派往成都北的汉州。南诏军队退到双流时被河阻挡，但因宋威被调往汉州，用3天时间把桥修好，得以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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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年仅34岁的世隆去世，从其859年即位以来，18年间只有4年时间没有明确记录他发动什么战争。长期的对外战争破坏了南诏同各邻国的关系，也使其国内空虚，压在民众身上的负担十分繁重。《新唐书》形容他“年少嗜殺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雠忿，屡覆众，国耗虚”，而咸通十年（869年）南诏攻打成都一役，为了征发兵士，“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世隆攻成都失败回国后，于第二年在拓东城修建鄯阐王宫、铸崇圣寺大钟，咸通十三年（872年），在白崖（今大理凤仪）立高8尺的天尊柱，这是仅有的一些关于他对国内建设的记录。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诏又开始了对四川的攻势，目标依然是成都。这年五月，“南诏寇西川，又寇黔南”。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十一月，由南诏的坦绰领导的军队到达大渡河，为了渡河，南诏军队准备了渡船，并用绳子将船绑在一起做浮桥渡江。南诏军队走到桥中间时，黎州刺史黄景复发兵击打，浮桥断，南诏兵退。之后，南诏军分三路，中军仍与唐军隔大渡河对峙，另外两路分向上下游各走出20里后架浮桥渡河。到次日早晨，三路军一同夹击黄景复。大战三日后，唐军败走，南诏继续追击。黄景复于败退路上设下三道埋伏，等南诏军队过第二道埋伏后，起兵攻击，南诏损失二千余人，被迫又退至大渡河南岸。其后，南诏援兵赶到，两军又分列于大渡河两岸。南诏再次采用之前的战术，假装议和并分军在上下游渡河后夹击黄景复。黄景复这一次因缺乏援军，无奈溃散。

十二月，南诏军队攻下黎州，越过邛崃关后开始进攻雅州。唐朝在大渡河的溃兵一路逃入邛州，引起成都百姓恐惧，百姓们有的逃入成都城，有的逃向其他州。此时，世隆写信给成都城内的剑南西川节度使牛丛，说这次进攻是为了面见唐皇“诉数十年为谗人离间冤抑之事”，成都只是他途中休息的一个地方，希望借宿蜀王厅几日，之后便东上长安。这种托辞一看就是假话，且十分傲慢无礼，但是懦弱的牛丛竟然“欲许之”，被杨庆复阻止下来，并斩杀来使，留下两人给世隆去了一封回书，信中“极数其罪，詈辱之”。其后，唐僖宗发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兵救援，并命高骈入四川领导战争。高骈行进至剑州（今四川广元剑阁县）时，南诏得知他来四川的消息，随即遣使议和，并开始从雅州撤往国内。高骈入成都后即发兵5000追击，在大渡河边大败南诏军队，擒部落酋长数十人至成都斩首。

这之后，南诏一边遣使高骈议和，一边又数次寇边。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三月，南诏军队攻陷交阯，俘虏安南经略判官杜骧的妻子李瑶，之后又归还。高骈击退南诏对四川的进攻后，为修缮成都，想在城外修筑一罗城，却又担忧南诏再次攻来影响修筑进度，托人劝世隆归附唐朝，并承诺许配公主，实为为两国议和。但没等这件事完成，世隆就于第二年去世了。

世隆死后，他17岁的儿子隆舜即位，此时的南诏“自劝龙晟至世隆以来，侵蜀伐安南，用兵五十年，帑藏不给，横敛于民，上下俱困。”因此，隆舜刚即位就遣使唐朝请和，而唐朝为了连年应对南诏，“馈饷之费，疲弊中国”，继续打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并且，从乾符二年到中和四年，唐朝相继发生王仙芝、黄巢领导的起义，起义军转战大半中国，唐僖宗为此跑到四川避难。现实危机的重压之下，唐南两国只能选择暂时偃兵息武。

然而历史留给南诏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最后这几年，南诏国内充斥着权臣擅政、倾轧、弑君的现象，襁褓婴儿都无法逃脱。隆舜即位后，权臣现象严重，国事已经交由大臣裁决，“法（隆舜）年少……国事颛决大臣”。唐僖宗时期，唐南两国打算在议和的基础上和亲，从而安抚对方，代表隆舜迎取唐朝安化长公主的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在迎亲途中被唐朝毒杀，原因就是“三人南诏心腹”，而在3人死后，用史家的话来说“南诏遂不复振矣”。唐昭宗时，在位20年的隆舜被杨登弑杀，其子舜化贞立。之后没几年，诛杨登并夷其全族。这时，郑回后裔郑买嗣把持权柄，他也成为蒙氏政权的掘墓人。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舜化贞卒，关于他的死还有一说为郑买嗣弑杀。舜化贞有一8个月大的儿子，为南诏太子，而“郑买嗣主国事”，以“群臣无主”为由抱太子临朝听政，但出门后“潜手傷其阴”，太子在第二天死去。其后，郑买嗣怕事情败露，“起兵杀蒙氏亲族八百人于五华楼下”，蒙氏建立的南诏就此彻底灭亡。

在南诏末期，劝丰祐、世隆这两代诏主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在他们俩手里，南诏军队无坚不摧，俨然唐朝的噩梦，而世隆可称之为疯狂。在他领导下，南诏在四川、贵州、广西、安南等广大地区与唐朝全面开战。但“年少嗜杀戮”是“受害者”的记载，难免失于客观。在世隆铸8尺天尊柱的凤仪，今天还有一座供奉“白马爱民景庄皇帝”的本主庙。“景庄”是世隆的谥号，“白马”因驮佛经来中土，在我国的佛教中具有特殊意义。这座本主庙供奉的就是世隆，从中能够些许看出他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一个是爱民，一个是与民众有共同的信仰。庙中大殿楹联也说道：“西京改中都曰海内起烽烟只留得标记一庙铁柱一根诉沧桑，南诏立帝业建极钟数不清大寺八百小寺三千今安在”。在今天的贵州、四川等地，也能找到一些有关他的历史遗存。试想，如果是一位暴君，怎么可能会得到百姓延续千余年的爱戴！但由于有意或无意的忽略，这碎片化的历史记录始终让我们无法全面了解这位诏主。

编辑手记：

南诏建国早期，因为现实的需要，与唐朝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南诏统一西南地区后，国内国外环境都相对安定，国力不断发展壮大，导致后来与唐朝产生矛盾。至此，南诏与唐朝之间，上演了数次的对抗与妥协。所有这些，都是国家利益的需要，这其中包括南诏、唐朝，还有吐蕃。古代社会农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土地是一成不变的刚需，就如同商业的生产方式注重商路，科技的生产方式注重知识产权。

本文讲述了后期的南诏与唐朝之间的几场战争，唐朝因为不可持续的制度而弊病丛生，南诏因为接连发动与国力不相称的战争而逐渐走向崩溃。

责任编辑：彭琼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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