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航空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制造一架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而试验它才无比艰难。”由此可见，试飞在飞机研制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吴克明、王昂、鹿鸣东、黄炳新、雷强、李中华、付国祥、毕红军等几代试飞员，还有一批默默无闻的试飞探险者，他们用生命和热血铺就了中国战鹰的通天路。

硬闯出一条路

新中国航空工业刚开始创建时，只能修理飞机，而修理好的飞机却没有试飞员进行出厂试飞。但前线却急需补充作战飞机。怎么办？只能从空军临时借调飞行员进行出厂试飞。

被调来的3名空军飞行员都没试飞过飞机，也没有人带教。他们靠智慧与胆识，以不惜一死的拼命精神，短短9个月就将473架修理修复的飞机送上蓝天，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1956年7月19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由飞行员出身的吴克明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一跃跨入喷气时代。随后，吴克明又进行一系列性能检测试飞，其中包括各种极限飞行。特别是在试飞过载试验时，既没有资料可以参考，也没有他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完全靠自己去摸索。他冒着机毁人亡的风险，硬是闯出一条新中国的试飞之路，助推中国空军跨入喷气时代。

“就是摔，我也会把飞机摔在跑道上！”

雷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三代机歼-10首席试飞员。作为试飞小组成员，雷强从歼-10设计阶段介入一直到首飞，用了整整10年时间。为了歼-10试飞，雷强曾赴国外一家飞行试验研究院学习培训。学成归国后不久，战友卢军在一次尾旋飞行中意外牺牲。此时，该项工程的首席试飞员中，能够完成尾旋飞行的只剩下雷强一人。

1998年3月23日，首架歼-10战机在起飞线上，蓄势待发。按国际惯例，一款新型战机的新技术采用率一般不超过30%，而歼-10战机新技术采用率高达60%以上，这在世界航空史上前所未有。这也意味着风险空前——到底能不能飞起来？最后能否飞回来？

“放心，就是摔，我也会把飞机摔在跑道上！”登机前，雷强郑重承诺。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雷强驾机呼啸直射天空，飞机上升到预定高度，他按首飞试飞方案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和科目试飞。18分钟后，当这架浸透了航空人心血和汗水的战机平安落地那一刻，现场沸腾了——歼-10飞机的研制成功，实现了我国军机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历史性跨越！

最危险的试飞科目之一

一种新型战机的飞天之路，其实就是试飞员必须要杀出的一条试飞“血路”。“每往前飞一步，死神就离你近一步。”就是在这样一次次抵近生命极限的惊险飞行中，李中华创下了目前歼-10飞机的飞行最快纪录——每小时1453公里。

歼教-7装备部队后，使用过程中“失速尾旋”事故频发、严重威胁飞行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李中华和战友李存宝肩负起飞“失速尾旋”的任务。

“1998年5月18日，我俩在上面飞的时候，按照计划要飞左螺旋。当按照程序进到左螺旋之后，飞机刚刚转了半圈，结果飞机突然间嘭的一声响，飞机翻滚过来以后，向右边急剧地转起来了，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它嘭的一声响，就把发动机给憋停了，我们两个倒悬在座舱里面，座舱里面尘土飞扬的。这种时候，倒螺旋转的方向和人的感觉是反的，判断是反的。”由于歼教-7是单发飞机，发动机停车后，“供气、供压这个系统故障了，瞬间座舱里面，就被霜全部结住了，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我在前舱，一边操纵飞机，一边用手套在我左前方的玻璃上擦出一个小孔来。”据李中华描述，自己就是靠这个小孔加入航线，最终把飞机给降落下来的。

国之重器，以命铸之

试飞员的每一次试飞无疑都是把自己的生命融入试验，因此，他们被称为是和平年代离死亡最近的人。

试飞英雄黄炳新，在首飞歼轰7“飞豹”临上飞机前，将一封遗书交给组织，遗书里只写了三句话——即使我这次牺牲了，为国防的发展也是值得的;里面的钱是我牺牲前交的最后一次党费;家里人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试飞员鹿鸣东在试飞歼-8飞机时，面对超音速状态下飞机可能随时解体的高风险，他坚定地说：“对我们试飞员来说，生死问题早已解决了。设计师要求怎样试，我就去怎么飞。”

试飞员刘刚在试飞歼-8大M数时因发动机故障导致飞机空中解体，他和心爱的战机一同融入蓝天……安葬劉刚时没有烈士的遗体，妻子张淑芳含泪在丈夫的骨灰盒里放了一架飞机模型，她对刘刚的战友们说：“刘刚生为飞行，死为飞行，就让飞机与他做伴吧！”

翻开空军试飞部队60多年的荣誉史册：成功试飞160多型2万余架国产新机。据不完全统计，空中各种历险3000余次，果断处置随时可能发生机毁人亡重大险情400多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亿元。有4人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获“一级英模”勋章;有29名试飞员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挚爱的蓝天……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