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晓亭

一

申仲义，1922年生于河北宛平县。

其父申伯纯，1899年生，1934年参加革命。其兄申仲仁（又名申铭鸿），1916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是地下党秘密电台的报务员，1940年牺牲在延安，革命烈士。

申仲義受父亲和其兄的影响，从小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初中时用攒下来的午餐钱去读业余无线电学校，并拿到了毕业证书。1937年10月，父亲送他去延安学习无线电，那年他15岁。

申仲义到延安后，在军委三局通信学校学习。在那里他找到一本工科大学的英文教材，他便一边学英语，一边啃无线电，很快就可以读英文无线电原著了。不久，他被聘为通信学校教员、军委二局的技术员。

1939年1月申仲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申仲义调到军委三局通讯材料厂实验室。那几年，正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候，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部队的物资极端匮乏。当时发信机可以用手摇发电机供电，但收信机需要用电池供电。由于敌人的封锁，电池没有了来源。在此艰难时刻，申仲义刻苦钻研，日夜奋战，终于用手摇发电机代替了电池，解决了收信机能源的难题。申仲义创制的成果从1941年开始在部队各个系统使用，直到有了其他电源才逐渐停止使用。1944年5月，在陕甘宁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申仲义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被誉为：“技术与政治统一，科学原理与技术经验相结合的青年技术家。”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随中央机关进行战略转移，留下部分器材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申仲义此时是晋西北军区司令部三科工程师、西北军区通联处科长。经过重新设计、重新布局、重新组装的设备，运到延安后安装调试一次成功。1949年1月5日西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向全国播音（即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

申仲义成为了通信技术专家。

全国解放后，1950年6月8日，军委通信部接管了南京雷达研究所。年仅28岁的申仲义作为第三任军代表到任。

1950年12月，南京雷达研究所更名为军委通信部第一电信技术研究所。申仲义任所长。以后他的职务有多次变动，但他负责研究雷达的使命没有改变，直到1982年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兼雷达工业管理局局长。1983年退居二线。1988年去世。

申仲义的生命只有66年，参加革命51年，其中从事雷达事业38年。

申仲义是新中国第一个雷达厂厂长和第一个雷达研究所所长，他为中国的雷达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二

1949年10月，南京雷达研究所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系列，由华东军区航空处领导。解放初的上海遭受了国民党的狂轰滥炸，由于我方炮兵没有雷达指引，损失严重。南京雷达研究所经过整顿学习后，开始修理雷达。不到一年的时间，修复了雷达10部。1950年4月，军代表刘子真奉命组建101雷达营。8月，101雷达营5个中队，每个中队配备2部雷达，后奔赴朝鲜战场。

6月，申仲义接手雷达研究所时， 原有的技术人员大部分已经支援了101雷达营，技术人员、器材奇缺。

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响抗美援朝第一仗。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打得非常艰苦，敌人仗着空中的优势大肆对我军进行轰炸，我军急需防空警戒雷达。第一电信技术研究所（南京电信修配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肩负起了为朝鲜战场提供雷达装备的任务。

申仲义一方面跑遍全国收集日美散落在各地的雷达器材；一方面广招英才，邀来一批全国各地的专家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电子工业很不发达，一切从头开始。

后来担任原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局长的周文盛，当时还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他回忆说：

“回想1950年秋，在北京和申仲义同志认识，跟随他到南京，投身雷达事业，在他领导下工作、学习，相交长达38年。开始东西非常少，也没有仪表。那时候我在这些人中是唯一的一个地下党员，申所长带着我走遍了北京的各种电子工厂，收集三用表、电压表等各种能够找到的电讯器材。”

50年代初，中国几乎没有雷达专业的人才。当申仲义了解到时在重庆无线电厂工作的张直中系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英国学习，接触过雷达时，就迫不及待，一纸调令把张直中从重庆调到南京。

十四所原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直中回忆当年的情景说：

“1951年1月到南京报到时，当时的技术负责人葛兴对我说军代表正患重感冒，领我到一间约12平方米的简陋卧室，见一个人睡在木板床上用军大衣蒙着头蜷曲着身子，一副病苦之状。葛兴轻轻拍他，说张直中来啦，他翻身一跃而起，病态全无。这是我第一次和申仲义同志见面。”

这就是延安作风、共产党人的本色。

还有王福如等20名上海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被申仲义招了来。原国家信息产业部南京雷达研究中心主任王福如说：

“申所长专门到上海接我们。晚上，我们随便聊了一下。他说他是搞通讯的。我说，通讯，我们上海有许多电台。他说，这些都是外国的，我们中国没有大的，10个千瓦的短波通讯都没有。我问，雷达呢？他说雷达更没有。你们这些人，都是学物理、学电的，挑出来的，各方面都比较优秀，要你们去，就是要把雷达搞起来。”

从上任的第一天，申仲义想的就是要制造中国自己的雷达，他是心存远大的。

与此同时，抗美援朝时期，从唐山参军的260名在职干部和工人也来所学习，毕业后相当一部分留所工作。

“一切为了前线！”在申仲义的带领下，全所员工投入到抢修雷达的大会战中。

当时库存的雷达，多是一些老旧废残的美式、日式雷达，许多还是泡过水的，机内沉积泥土。而且维修设备也很差，工具不成套，仪器仪表极端缺乏。申仲义和大家一起冒着严寒酷暑，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车间、实验室和整架场。缺乏技术资料，就凭着无线电的基础知识在实践中边干边学；雷达器材不够，就东挪西凑；零件需要配置，工人师傅马上就按照技术人员的意图加工。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琢磨，一部一部地修复，将那些老旧废残雷达修复起来，源源不断送往朝鲜战场。

从1950年到1953年，第一电信技术研究所共向部队提供防空警戒雷达129部。在修复的过程中，还对美式雷达和日式雷达进行改造，产生了一个中国式雷达——101雷达，101雷达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国年轻的雷达兵就是用这些修复起来的老旧废残雷达，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奇迹。整个战争期间，我雷达部队共保障志愿军空军部队击落敌机330架，保障志愿军高炮部队击落敌机413架，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立下赫赫战功。

1952年秋，志愿军从击落敌机跳伞人员中俘获一名美军少校雷达官。这位美军少校说，战争开始时，他们没想到我们会使用雷达，发现我们使用雷达后，他被调来侦察并监视我军雷达的频率与位置。他知道国民党的雷达落在我军手中，但他认为我们不会用。在他看来，没有外国人教，要迅速学会使用雷达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作战对手根本无法理解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是如何在短时期内学习和掌握雷达技术的，如何把二战时期的老旧雷达，包括他们自己制造并早已淘汰的装备，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了对他们构成威胁的高效率的雷达网。

新中国的雷达人，包括雷达的修复制造者和使用雷达的雷达兵，一出世便不同凡响，短短几个月就形成了使作战对手感到忧虑和威胁的战斗力，创造了电子战历史上的奇迹。

三

经过抗美援朝修理雷达这一阶段，积累了知识与经验，1953年，在申仲义的领导下，南京电信修配厂开始了中国制造。

开始是仿制，申仲义想办法弄到一台苏联Π-3雷达的样机，但是残缺不全，既没有图纸资料，也没有天线和馈线。当得知东北地区有一台类似的雷达后，申仲义来到东北，因无法近距离观察，他就用望远镜观测了雷达的天线结构。

根据观测来的结果，以张直中为首的研发小组“管中窥豹”，自行设计了二排八木天线；缺少的关键器件从苏联和民主德国进口。经过多次场外测试，一部重达400多公斤、具有100公里探测距离的314甲中程警戒雷达终于诞生了。这个雷达虽然不算先进，但它是我国制造的第一部雷达，从此结束了中国自己不能制造雷达的历史。

1954年7月，南京电信修配厂派技术员与讲解员，带三部雷达：101雷达、314甲雷达、SP-1M雷达（美制炮塔雷达），参加军委通讯部的雷达新技术展览，地点就在中南海瀛台。展览展了3个月，罗瑞卿、彭德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参观了展览。

毛泽东主席是最后一个来参观的。10月14日下午4点左右，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对101雷达和314甲雷达看得很仔细，他询问雷达的工作原理，称赞道：“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可以干出来！”毛主席在雷达车上足足待了半小时，参观后又同有关领导座谈，持续到晚上7点钟。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是对新中国雷达人的最大鼓舞。申仲义又发动技术人员将二排八木天线改进为四排八木天线，设计了二维平面位置显示器（PPI），改用了大型发射管，使雷达的探测距离有了明显提高，称为314乙雷达。314乙雷达批量生产装备部队，是我国50年代中期生产最多的中程警戒雷达。

中国雷达从浴火中诞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在国防事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61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于是有了“科学十四条”。

“科学十四条”是指导自然科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的《宪法》”。

1964年4月，国防科委决定申仲义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副院长兼第十四所所长，召开贯彻“科学十四条”现场会。

参加现场会的有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一機部、四机部、南京军区及军委各总部、各兵种等方面负责科学技术的630多名同志。

聂荣臻元帅给会议写了长达6页的贺信。信中说：“（这）是我军科学技术队伍的一次大集会。通过对十四所工作经验的参观和座谈，定能改进工作，把我军的国防科学技术水平和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这是一个促进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现场会由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主持，十四所所长申仲义、政委赵则三等向与会代表作了汇报，深受代表们的欢迎。

与会代表分成小组，深入研究室、车间和各业务部门参观、检查、座谈。会议期间，许多领导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充分肯定了十四所的成绩。有会议代表在发言中说：“要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样，科学研究界要学十四所。”

大会号召学习十四所，十四所成为国防科研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4月12日，军委副主席刘伯承元帅到南京视察了十四所，接见了全体会议代表和十四所职工代表，并合影留念。同年，朱德也视察了十四所。

十四所的成就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国防科学事业发展的高速度、高质量。

四

十四所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有个好的带头人。

聂荣臻在给大会的信中，从政治思想、科学技术管理、“三结合”等方面，肯定了十四所的成绩，并几次强调：“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在科研机构中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保证实现出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人才的目的”。

（一）政治思想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这是所长申仲义贯穿于始终、深植于全所干部职工心中的指导思想。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中国的强盛，十四所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顽强拼搏、勇攀高峰，默默奉献，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家园中的小红楼精神。

王福如回忆说：

“申所长的事迹，最主要就是延安作风，从无到有，电台是，雷达也是，这种贡献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很苦的，基本没有生活，全身心放在工作上。

从开始一直到他去世，我一直跟着他，他的这种精神始终没有变，始终是为国家、为国防服务，这个贡献最大。整个十四所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成就，规模这么大，这么雄厚，申所长的这种精神是很关键的，‘一切为了国防。”

（二）出人才

申仲义懂得，搞科学，要有知识、有技术，人才是第一位的。他本身就是努力攀登雷达尖端技术的榜样。50年代初，他就阅读了英文版的《雷达丛书》28册。他以惊人的毅力，如饥似渴，潜心钻研雷达技术，很快在原有通信技术的基础上掌握了新兴的雷达技术。他在原来英语的基础上，又学习了俄语，可以用英、俄两门外语阅读专业技术资料。他深切体会到，要领导好雷达的研制生产，除了要懂得雷达的各专业技术外，还要懂得雷达的结构、制造工艺；要当好所长、厂长，还得懂得管理。为此，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学习，充实多方面的知识。

由于他的表率作用，十四所很快树立了学习向上，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来源于良好的学风。每天晚上，研究室内都是灯火通明，科技人员在利用业余时间 “充电”。有的在钻研理论，有的在做试验，有的在互相交流，可以说，各位科技人员的座椅都没有虚席。

工人同志晚上有的在所内读夜校，读中技班，有的去市里去读“工大”。

周文盛回忆说：

“那时候整个十四所，古平岗地区，晚上真是灯火通明，我晚上给工艺科的老师傅上文化课，上代数课，形成了一个学文化，钻研业务的高潮。”

申仲义有一句名言：“每当我看到所有的窗口都亮着灯，我的心就踏实了。”这句话十四所人至今记忆深刻。

申仲义不但善于从书本上学习，而且善于从实践中学。抗美援朝期间，他亲自参加修复改造雷达的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研究所正式成立后，他组建了“技术委员会”，重大项目的决策都要在这里进行讨论，他是总工程师、主任。申仲义既是决策者，又是学习者。首先他自己把技术原理、国际现状、制造工艺等方面的问题了解透彻，然后在讨论中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他善于发扬学术民主，也有“一言定乾坤”的决策能力。

他非常重视人才，爱惜人才，鼓励他们探索、创新，为他们发挥才能创造条件，甚至为他们兜底“交学费”，使他们脱颖而出。

在这样的环境下，十四所逐渐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技术团队。

十四所不仅人才辈出，还向外输出人才。从1956年开始，十四所先后包建、援建了16家雷达厂、所，培养输送管理人才、技术人才3447人，为中国雷达工业的全面铺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95年刘华清上将曾说：“十四所是中国雷达工业的老母鸡，下了好多蛋，个个都是合格的、标准的。”

（三）出成果

申仲义既是努力攀登雷达技术尖端的带头人，又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科研管理者，他创建了两个重要战略。

第一战略：“吃”“看”“想”。

张直中在《申仲义同志的三、二、一》一文中写道：

“三者，吃、看、想，三部曲也。作为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必须近处着手远处着眼。近处着手使研究所年年对国家做出贡献，远处着眼使研究所永远保持活力走在科技前列，为五年或八年后的着手奠定基础。对此他有个生动的表述：吃、看、想。吃，就是明、后年将投入生产的新产品。看，就是四五年后可投入生产的新一代高性能的产品。想，就是七八年后要付诸实现的难度大、具有（或接近）国际水平而我所当时从理论上和技术上尚没有掌握，必须从预先研究一步步向上攀登的产品。”

1、“吃”——警戒雷达

自第一部中国制造314中程警戒雷达之后，又自行研制了402微波雷达、406、407远程警戒雷达、581低空警戒雷达；仿制了512快艇雷达、513中程警戒雷达；60年代初研制出大型408远程警戒雷达、582低空测高雷达等。50年代、60年代，十四所为海军、空军提供了十余种、数千部雷达产品，成功地建立起祖国的防空预警系统。

其中，581、582雷达曾协助防空部队打下多架美国P-2V低空侦察机；406、408雷达曾协助地空导弹部队先后打下5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

408雷达是当时射程最远的大型雷达，警戒距离可达600公里以上，低空性能好，反干扰能力强，掌握目标连续，在抗美援越的战斗中立了大功。只要西贡的飞机一起飞，就被408雷达牢牢抓住，使我方高炮阵地和空军阵地提前做好迎战准备。我空军军长说：“只要你们一开机，我就放心了。”

2、“看”——三坐标雷达

此时期的警戒雷达还只能获得目标的二维信息，即方位和距离，完备的警戒雷达需要方位、距离、高度三维信息，即三坐标雷达。

王福如回忆说：

“1959年，申所长带了一些骨干到苏联去学习，回來后，在292的小礼堂作报告，召集技术骨干讲要搞三坐标雷达。三坐标雷达那时在国外还非常新，装备很少，但那时他就说应该上了。”

在报告中，他介绍了三坐标雷达的三种实现方式，即频率扫描、相位扫描和多波束扫描。1961年，十四所开始研制三坐标雷达，研制过程中首次采用晶体管代替电子管，首次使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1972年研制出三坐标雷达583，当时通过了试飞，各项要求达标，可是因“文革”的影响被搁置下来，未能列装部队。1985年，在申仲义的推进下，38所研制成功383三坐标雷达。

3、“想”——相控阵雷达、单脉冲雷达

相控阵体制都是三坐标，它是电扫描，相对复杂。60年代初，在研制583雷达的同时，申仲义已经把尽快掌握相控阵电扫描技术作为重点突破方向，并专设了一个相控阵总体研究室，全力主攻这一课题，代号111，即后来的7010。1970年，为了防御境外的威胁，中央军委正式下达7010的研制任务。1976年，7010大型战略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张直中回忆说：

“50年代末，由于我国大力发展导弹，导弹靶场原用的光学经纬仪和苏式圆锥扫描体制松-9雷达在距离和精度上已不能满足要求；加之国外的远程导弹发展迅速，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搞导弹预警雷达。申所长意识到这个‘想，于是从50年代末开始，针对导弹初始段靶场测量，导弹再入段超远程测量，以及导弹预警雷达，开展一系列我所当时尚未掌握的关键课题的预先研究。他提出把相当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想上，先后开展了相控阵技术、单脉冲技术以及相关领域多项技术的预先研究。为此他不惜工本，为了验证单脉冲体制，他拨款向七八六厂购买了一台松-9雷达，并在试制工厂花了大半年时间将它改装成单脉冲试验样机102雷达。”

1965年，国防科委为发射中程导弹和人造卫星，部署靶场雷达的研制任务。

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1969年4月底，这部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第一部靶场单脉冲跟踪测量雷达154-2，被及时送往了戈壁深处的发射场。于1970年1月和4月，成功执行了发射“东风四号”中程导弹和“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跟踪测量任务。

在1958年申仲义带领十四所工程技术人员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后，于1959年研制了一部110模拟试验雷达，首次收到了离地球38万公里月球的较强回波，取得了观测外空目标的初步成果。

1964年根据毛主席 “要搞些防御性武器”的指示，建立了《640工程》。《640工程》由五大系统构成，640-4系统是战略预警系统，其中就包括111相控阵雷达（后称 7010）和110单脉冲雷达。

1977年我国第一部超远程单脉冲跟踪测量雷达110正式装备部队。

7010雷达和110雷达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这种大型雷达的国家。这两部雷达在我国发射洲际火箭、人造卫星等工程中多次成功地执行了跟踪测量任务；在观测美国太空实验室坠落、苏联核动力卫星陨落的任务中，它们的卓越表现也使世界刮目相看。

申仲义“想”到的，还不止这些，还有超视距雷达、机载雷达、预警机雷达……

第二战略：研究和生产“两条腿”并重。

张直中说：

“申所长认识到：十四所不是一个只搞理论性或开发性的科研所，十四所必须将新理论以及开发的新技术用到新产品上，这些新产品必须能装备部队实战之用。因此，必须有研究室和试制工厂两条腿，十四所才能站稳，并大踏步前进。于是，申所长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花了很大精力抓试制工厂基建和加工设备。我认为，申仲义同志筹建试制工厂是一个战略上的胜利。与其他研究所相比较，七十年代十四所能先后完成110和7010两种超大型雷达，有一个强大的、加工精度相适应的试制工厂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三敢三严”的作风

申仲义治学严谨，对科研实践坚持科学的态度，在十四所已成为一种作风，影响极深。他主持研制的所有项目都要求做到：①资料收集和消化要深透，起点要高；②方案论证要几上几下，要论透彻；③试验严格，要有可靠数据，要有真正成果；④研制分机多次反复，整机要一次成功。

他鼓励技术人员将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与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性结合起来。

十四所标准化室原主任王文华至今不忘的是：

“申仲义同志任14所所长期间，大力培养我们这些下属树立‘三敢三严作风，使我们终生受益。”

（五）“三结合”的道路

周文盛说：

“我们工厂这方面呢，那时候就已兴起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技术攻关。老师傅的手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结合，在生产过程中是非常必要的。要开现场会了，我的汇报题目是三结合。设计、工艺、工人怎么三结合来搞工作，发挥集体的智慧，这个确实是十四所一直贯彻得不错的。”

五

1983年，申仲义退居二线。他虽离开岗位，但并没有休息。他全力支持新干部的工作，在部、院領导工作中参与决策。他关心科研生产的发展，常常深入到一些重点工程项目，亲临指导；也曾亲自为三线所的搬迁工作四处奔走。

以下这些是申仲义在这段时间里思考的问题，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与王福如、黄为倬等相关同志进行探讨：

其一：“上次去信提出米波雷达的频带宽度与你们讨论，这次提出了三坐标雷达的几个问题与你讨论……”

其二：“我们的国土防空网，怎样组成是最佳方案？（花钱最少，综合效益最高），现在还有不少的矛盾待解决。”

其三：“在现代‘电子战‘寻的导弹的环境，雷达生命受到威胁，是否要发展无源雷达，如何对付这些威胁？”

其四：“地面雷达如何实现‘四化，这是个大问题，如何搞法，永远这样分散下去是不行的，花钱多，周期长，还拿不到好的装备，这是谁都知道的，怎么办，如何起步，并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其五：“我看到某厂要引进某雷达，如果人家要（我们）引进一批，我们能否说：我们可以搞，引进一个样机可以，引进那样多没必要（每部300万美金）……”

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

十四所标准化室原主任王文华回忆道：

“八十年代，改革之风席卷全国。我们的老所长申仲义同志刚从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离职休养。当时，他还是一位消化系统肿瘤患者，经手术治疗后，正处在康复过程中。但是，他一直惦念着十四所、二十八所和三十八所的改革。他只身来到南京，通过调阅有关文件以及与一些基层干部交流，对三个所的改革途径提出自己的建议。为慎重起见，还采用了书面文字形式。当时我和二十八所的陆副总还做过他的临时文字秘书。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仍和以往一样，真令人感动。

申仲义同志在宁期间，还在二十八所的招待所安排了一次聚餐会，邀请上述三个所的领导，共同畅想各自的改革设想及其实现途径。在会上，他对三十八所积极创造条件搞军品出口的做法，深表赞赏。申仲义同志离而不休，始终坚持勤奋工作，直到体力不支，才回到北京，不久就与世长辞了。真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感人至深。”

十四所原所长严敦善回忆说：

“临终前，十四所的古书记，还有二十八所的书记，我们两家的书记被叫了去。因为他的爱人齐翔延讲：他昏迷的时候，嘴里总是14、28， 14、28的念叨，不知是什么意思……

后来通知我们两家去看申所长。去的时候已经昏迷了，没多久就走了。他对十四所、二十八所费尽了心力，临终还念念不忘，实在是让人感到心痛。”

1988年4月14日申仲义与世长辞，终年66岁。《人民日报》4月25日、《中国电子报》4月29日报道：

“申仲义同志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优秀科学技术专家，长期从事无线电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他是我国第一个雷达厂厂长和第一个雷达技术研究所所长，是我国雷达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几十年来，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战斗在科研生产第一线，还是从事领导工作，他都是勤勤恳恳，克勤克俭，对党的事业无私忘我，顽强执著，为战时的通讯事业，为新兴的雷达事业，为国防科研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申仲义同志潜心于科学事业，在技术上刻苦钻研，不断开拓创新，为雷达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我国每一代新技术雷达多数都是他首先提出研制或亲自倡导推动的……他为保卫祖国安全、加强国防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93年，申仲义去世五周年之际，中国电子学会雷达分会设立“申仲义奖”。“申仲义奖”是目前中国雷达行业的最高荣誉。

申仲义为了革命事业锐意进取，屡建功勋，可他却远离鲜花和掌声……

他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