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芳 龙海军

摘要：在探討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影响机理基础上，依托2015-2019年我国各省市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乡村振兴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在中西部地区，而在东部地区的正向效应不显著。因此，在全面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实施差异化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策略，弥合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数字经济鸿沟”，以数字治理为统筹发展过程提供保障，以助推我国东西部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 乡村振兴 熵值法 影响效应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9XJC63006）、湖南省自科基金项目（2019JJ40235）、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20YBX016）。

一、引言

乡村兴则国家兴。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数字化知识，驱动我国乡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但目前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数字经济对农业发展、社会治理、农民收入及农民创业等乡村振兴某个维度的影响机理上，缺乏从总体上系统探索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总体的影响机理，这使得相关研究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同时，前人研究多为定性研究，缺乏实证测度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总体的驱动效应。基于以上不足，本研究在系统探讨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影响机理基础上，依托2015-2019年我国各省市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出2015-2019年期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乡村振兴发展指数，进而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即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在中西部地区，而在东部地区的正向效应不显著。因此，在全面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弥合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数字经济鸿沟”，以助推我国东西部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二、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

（一）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

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乡村现代农业体系建设，从而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其具体表现为，数字经济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助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促进农产品质量、农业品牌提升，助推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建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助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随着互联网发展，各产业之间朝着相互融合的态势发展。如今，各产业利用互联网重新整合资源，以“互联网+”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畅通。“互联网+”通过技术渗透、功能拓展与资源整合三个层面促进新产业新业态产生，激发农业生产活力，以此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方面，数字农业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云平台等数字技术，能够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进行精准有效地监管和追溯，从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电商平台助农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帮助农民提高农产品品质，发挥了极好的传播和口碑营销效应，为农产品品牌建设给予了不断加速的动力。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常因资金不足和融资受限而影响其发展。而“区块链+大数据”技术能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盘活关键资产解决其融资困境问题。此外，基于大数据来不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建品牌提供了良好的信用环境。数字经济通过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良好的融资、信用环境，来驱动其高质量发展。

（二）数字经济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

数字经济通过助力生态环境整治和优化生态资源配置，助推乡村生态宜居。依托数字技术建立乡村人居环境数据预警系统，对环境发展走势实时跟踪并及时响应异常变化，大数据为乡村生态建设实现了高效精准的把控。另外，利用数据支撑，结合动态数据和历史数据，来监测污染物排放情况、分析污染源，大力推进乡村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整治工作。同时，通过图文声像等媒体技术和网络信息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对美丽乡村建设进行全要素、全系统、全过程设计，因地制宜实施资源开发活动，从而可实现乡村生态资源配置的科学化。如通过乡村景观应用的数字应用，在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同时，还能综合乡村产业结构、地区布局等乡村景观情况，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为乡村生态资源项目配置赋能，不断推动乡村的发展。

（三）数字经济对乡村“乡风文明”的影响

数字经济通过保护和开发乡村优秀文化，助推乡村乡风文明。数字技术为乡村文化数据的储存、分析和预测提供了强大支撑。相关部门建立乡土文化数据库，将所在乡村的传统文化（如历史文物及手工工艺等）和人文文化数据存储于数据库中，借助互联网的广泛传播性，实现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借助大数据技术的分析作用，合理配置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精细分析农村农民文化需要，精准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来充分挖掘农村特色文化。相应的数字技术也为“文化+产业”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在乡村文化旅游中，政府和企业利用消费者的搜索关键词分析其旅游偏好，为他们推送乡村旅游信息，实现大数据采集的精准化，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对乡村文化进行挖掘，发展农村民俗文化产业，为乡风文明建设注入动力。

（四）数字经济对乡村“治理有效”的影响

数字经济通过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和效能，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数字技术打破了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关系结构、地缘结构、文化结构，形成了以交互性和群结构性为特征的交互式群治理模式。其应用使信息获利变得简捷，以共享共治为主要特征的大数据应用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凸显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了传统的乡村治理的格局。另外，微信群和数字平台成为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新途径，实现了线上线下服务的“全天候”“零距离”，而诸如“村情通”等综合性服务平台，提供村务公开、党务公开、财务公开、精准帮扶等服务让农民享受到精准高效的信息服务，整合各方面服务资源扁平化面对农民，开启共享共治的新模式。

（五）数字经济对乡村“生活富裕”的影响

数字经济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实现农民增收，从而助推乡村生活富裕。乡村振兴背景下，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发展，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数字经济时代下，互联网的使用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农民非农收入水平。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可以为农民打通更有效的销售渠道，提升上下行流通效率，带动优质的农产品实现市场下沉。建立农户数据共享机制，让农民增加农产品上行空间，拓展了销售渠道，丰富农民收入来源。数字经济向农村展示了更有效的渠道，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加速推进乡村振兴。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度及数据来源1.自变量：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复杂的经济形态，内涵丰富，难以用单一的指标去衡量，现有的文献大多建立多维度的數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衡量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数字经济时代，信息化的发展促进了数据的流通性和汇聚性，信息化水平高更适宜数字经济的发展。由于信息化发展的核心就是互联网，这一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互联网平台建设的情况，互联网群体越多越有利于该省份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交易发展代表数字交易规模，规模越大，数字经济水平越高。因此，本文借鉴刘军等（2020）的测度方法，构建起包括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等3个一级指标，信息化基础等8个二级指标，光缆密度等14个二级指标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该指标体系，依托我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市*201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e）。其中，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各测度指标的基础数据均来自2016-2020年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2.因变量：乡村振兴

对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当前已有大量学者构建了多维度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基于乡村振兴总体要求，本文借鉴贾晋等、鲁邦克等乡村振兴水平测度指标，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及生活富裕五个维度，选用粮食单产等14个指标构建起乡村振兴测量指标体系。产业兴旺用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粮食单产、亩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三个方面，前两者反映了农业生产效率，后者反映农业现代化水平；生态宜居维度上，选取森林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每万人农村卫生人员数三个指标，分别反映生态保护情况、生活污染处理能力以及医疗卫生条件；乡风文明维度上，选取了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分别反映了文化宣传广度和教育投入量；治理有效维度上，采取农村居民最低保障人数比和村委会领导强度，分别反映了治理效果和农村基层组织与人民密切联系的程度；生活富裕维度上，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来表征。分别反映了居民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消费结构。同理，乡村振兴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15-2019年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3.控制变量

国家通过财政支出直接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资金需要，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财力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人口老龄化会从社会保障、乡村治理和消费结构这三个层面对乡村生活产生影响。另外，城镇化会对乡村振兴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净效应则取决于两者的对比。最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即随着对外贸易水平的提升，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也会随之扩大。综上，本文将财政支出（tr）、人口老龄化（age）、城镇化水平（urb）、贸易开放度（trade）等四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财政支出（tr）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地方GDP的比重来衡量，人口老龄化（age）以老年抚养比衡量，城镇化水平（urb）用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贸易开放度（trade）用进出口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以上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6-2020）、国家统计局公开整理资料和地方统计公报。

（二）模型构建

1.模型设定

2.数字经济指数及乡村振兴指数的确定

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既可以避免主观赋权法所造成的随机臆断性，也可以解决变量间的信息冗余问题，因此本文选用熵值法来测度我国各省市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和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其基本步骤如下：

根据以上步骤，求得2015-2019年我国各省市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如表1所示。

四、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对各变量2015-2019年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2015-2019年期间我国各省市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均值为0.393，最大值为0.731，最小值为0.161，这表明全国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同期，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均值为0.198，最大值是0.762，最小值是0.049，且标准差高达0.181，这意味着全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同理可知，我国各地区在财政支出、贸易开放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在人口老龄化、城镇化水平方面则差异度较小。

（二）相关性分析

为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对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各变量间相关分析结果可知，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核心变量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相关系数为0.536，且显著性水平低于0.01，这意味着我国各省市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表明我国各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相应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也越高，这初步印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同时，各控制变量也与乡村振兴指数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人口老龄化（β= 0.154，P<0.1）、城镇化（β= 0.556，P<0.01）和贸易开放度（β=0.469，P<0.01）与乡村振兴显著正相关，财政支出（β=-0.526，P<0.01）与乡村振兴呈显著负相关。

（三）回归分析

借助Stata16.0统计软件，将自变量数字经济、因变量乡村振兴和控制变量分别导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模型1是各控制变量对乡村振兴的回归模型，模型2是各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回归模型。回归模型中，豪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0，拒绝存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模型1中，城镇化负向影响乡村振兴（β=-0.0207，P<0.01），这可能是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负效应超过了正效应，城市能带来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发生转移，使农业生产系统呈负向效应。财政支出、人口老龄化对乡村振兴的回归系数为负，但都不显著，这意味着财政支出和人口老龄化还未对乡村振兴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贸易开放度这一变量也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原因可能是贸易开放虽在一定程度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忽视了农村人口的空心化的负面影响。模型2的数据显示，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β=1.1967，P<0.01）。因此，本文理论假设得到验证。

（四）异质性分析

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因此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差异。故将30个省市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分别对不同区域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正，但影响并不显著（β=0.1967， P>0.05），这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β=6.2601，P<0.05），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也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β=2.4152，P<0.01）。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对我国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东部地区。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在中西部地区不仅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还对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提升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更快，且可以显著提升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组成部分，在中西部地区的水平虽然低于东部地区，但呈现出一种不断赶超的态势。此外，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驱动作用，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从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而东部地区更多地是依靠自身社会发展的惯性来逐步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水平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因此，相比较而言，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而对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的有更为显著的提升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数字经济对我国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目前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数字经济对农业发展、社会治理、农民收入及农民创业等乡村振兴某个维度的影响机理上，本文从乡村振兴总要求的“二十字方针”来构建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定量研究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总体驱动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我国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作用机理为数字经济通过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以数字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成为当下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数字經济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我国数字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从整体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水平，但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体来说，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东部地区乡村振兴虽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东部高于中西部、南部高于北部，但中西部地区增速领先东部的空间分布特征，中西部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创新应用等方面远滞后东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空间。加之，东部地区可借助其较为发达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条件，助推原本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乡村振兴；而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其借助后发赶超优势利用数字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优势更为明显。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更好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我国乡村振兴更好更快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7]张丙宣，任哲.数字技术驱动的乡村治理[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6（02）：62-72.

[18]陈丹，姚明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上海金融，2019（06）：74-77.

[19]杨柠泽，周静.互联网使用能否促进农民非农收入增加？——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9，36（05）： 41-48.

[20]刘丹，方锐，汤颖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非农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9，34（03）：57-66.

[21]唐红涛，李胜楠.数字经济赋能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J].科技智囊，2020（09）：13-18.

[22]程名望，张家平.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发展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36（7）：22-41.

[23]刘军，杨渊鋆，张三峰.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0（06）：85-86.

[24]张挺，李闽榕，徐艳梅.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8，34（08）：99-105.

[25]贾晋，李雪峰，申云.乡村振兴战略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18（11）：70-82.

[26]鲁邦克，许春龙，孟祥兰.中国省际乡村振兴发展速度测度与时空异质性研究——基于组合加权主成分分析的综合评价方法[J/OL].数理统计与管理：1-17.

[27]闫坤，鲍曙光.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及实施路径[J].财经问题研究，2019（03）：90-97.

[28]廖柳文，高晓路.人口老龄化对乡村发展影响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5）：617-626.

[29]涂丽，乐章.城镇化与中国乡村振兴：基于乡村建设理论视角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8（11）：78-91.

[30]王全意，夏云.对外贸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0，34（09）：59-70.

[31]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经济研究，2019，54（8）：71-86.

[32]贺健，张红梅.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影响研究——基于系統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7）：26-32.

[33]李晓钟，吴甲戌.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区域差异[J].国际经济合作，2020（4）：81-91.

Researc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ontributed 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provinces and cities 2015-2019 panel data

Zhao Lifang Long Haijun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industry， ecological livability， rural civilization，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affluence of life， the driv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alyzed by using entropy metho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at is， the positive promo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mainl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ile the positive effect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 whil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an all-round way， we shoul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bridging the digital economic gap between the east regions and the central & western reg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the east and west of China.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rural revitalizationentropy methodinfluence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李政